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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原文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dVkp3iWwACqd7ID5nJf9y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624843105&enterid=1624843105

【盧斯達：如何評價吳孟達在香港文化系譜的地位？】

香港政治局勢惡劣，市民精神壓力巨大，但沒有短期可見出路，任何問題都可以引起精神火藥庫的火花。例如吳孟達逝世，如何評價？認真深入回答，其實亦是一個重要問題。所謂整理國故。如何看待過去的遺產，是介定和建立群體意識的重要步驟，也是不斷會出現的問題。

清末志士面對烈強壓迫、政府腐敗，也要重新看待滿清遺產，例如多民族帝國的現況，於是有排滿革命和五族共和兩條路線；例如 2000 年帝制，於是有君主立憲和共和革命兩條路線。30 年代起日軍攻打整個東亞，中國面臨亡國，錢穆便寫了充滿愛國主義的《國史大綱》。至於吳孟達，他在近代香港的普及文化，有重要身影，但後期到了中國投資和拍戲，已經鮮有現物香港文化現場，而且晚年也在微博上護旗，表達愛國愛黨之情。此一死，有人懷念，但也有人一往無前，批評吳孟達投共投中，應該春秋筆法善善惡惡，不能含混。

爭論一起，自然也有人討論其中的標準不一。例如遊戲直播界的達哥，其實只是對香港當時的事情多少沉默，就受到黃絲網民巨大壓力，但吳孟達在社交網絡墨落無悔，「罪證確鑿」，為何又得到春風化雨的溫情懷念。那麼備受賤視的楊千樺又是否要「平反」呢？雖然行頭不同，但楊千樺的歌和戲，也算是膾炙人口於一時，只是跟習近平握了一下手，就遭追殺至今，是否用刑過烈？

「吳孟達問題」難答，在於他的能量巨大，而當年的香港電影經過不斷重播，當年的香港又是黃金時期，對於香港乃至東亞各國的影響力，已形成一種超越理性的 nostalgia。然而「人死為大」並沒有思考深度，只是一個教條，並非吳孟達死了就不能批評，否則中文不會有「蓋棺定論」一詞。

對於 90 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我們在 2000 年代剛剛「有性」 (《少林足球》已經是差不多最後一套)，品味的真正構成和凝固則在更後期，對吳孟達的記憶，可能都是在「道地星期日影院」後設地重構的。他的表演固然出色，但他對當下香港來說的確已是故人。事情跟上一代和新一代之前爭論許冠傑的地位一樣。事實上不論是許冠傑還是吳孟達，其人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他們和香港的關係。如果香港有一個系譜和宗廟，他們放在甚麼位置，這才是跟我們切身有關。

大部份人一生都是好壞兼有，但如果他們的成就特別大，後世就會面臨如何詮釋的困境。說到底，我們爭論的是一種對吳孟達的史觀問題。他的歷史已經大致明白了，我們對他的歷史卻是未水落石出的。

基本事實，是吳孟達有份一齊製造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他和很多人一樣，是香港的文化資本；但也跟很多人一樣，他晚年已經離開香港到中國發展。我們不必像老文青和鄉愿一樣信奉人死為大、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或者以自己一己好惡出發，我們不妨擁抱這股席捲香港的本位意識，確信吳的功業和罪惡都是證據確鑿，兩者皆是真實。然而當你將香港視為一個辯證的實體，也就會明白事物的發展階段，同一件事會映照出不同差異。在這個對立又統一的「香港故事」之中，有善人也有惡人，也有善者變惡，也有惡者變善。即使是惡人，也是歷史的一個進程。

我們都在父祖輩的罪孽之中誕生，例如中國文化，例如民主回歸，這些事情都是我們不同意但也要一併承受。對吳本人的政治立場不需要全盤接受，也可以認可他對歷史的貢獻；討厭吳但也可以表揚他的藝術成就，褒揚卻不代表你全盤認同。褒貶其實都有辯證的成份。

就像跟希特拉過從甚密的德國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 (Leni Riefenstahl) ，她有著可堪進入人類遺產的藝術成就。她的《意志的勝利》令我感動不已，感嘆人類可以達到如此的技法和成就，但那感動不代表你認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

吳在微博上認中，我們不可能干涉他人的身份認同。畢竟所謂想像的共同體，其實真係想像，也是自由的。我對他也沒有研究，不知道他內心世界，但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東西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之中。正如瑞士也深受外國文化影響，有德語有法語，並不妨礙瑞士自己有一個傳統。中大先賢、南來文人也是中國人，但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中。只要我們不把他們當作需要全盤認同的偶像，有自己的史觀，有強烈的意志和主體意識，他們也只是歷史的一部份。

甚至我們的傳統中都一定有邪惡的事物。九龍城寨、黑社會、五億探長等等，都是我們的陰影，但經時間無限的洗刷之後，也成了一個景觀。中共視之前的 2000 年為封建社會，固然有歷史學的疑點 (因為封建制度起碼早在劉邦和漢武帝的時代已經被放逐，晉朝有短暫復興但不得善終)，現在講到 5000 年文明史，其實也是挪用的，但這就是意志力的體現。沒有「封建」，就沒有破脫封建的偉大。子的合法性，在於他洗脫贖還了父祖的罪孽。歷史都是神話，甚至宗教。耶穌為甚麼偉大，因為他為人類贖回了父祖輩即阿當的罪孽。沒有舊的，變不出新的。

所以對過去的事，劃出一個範圍，有範圍之內，都是遵從「批判 — 團結 — 批判 — 團結」的節奏，雖然批判，但也都是「我們的」。共同體是想像的，也是無中生有的，少不免要挪用別人的現成材料。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戲劇也是我們的，也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事物。

這就令人想到張保仔（1786－1822）。之前我們都在慶祝香港開埤 180 周年，其實香港的時間系譜可以劃得更大。 張保仔是廣東歷史人物還是香港歷史人物呢？這也是辯證的。弔詭的地方就是，張保仔死的時候，香港還應該是新安寶安的一部份，還未有「香港」此一獨立概念，但有了香港，就可以追認張保安是香港的英雄先驅。他代表的是「海洋中國」，靠自己在遠洋東南亞的民間商業網絡，就自給自足，與清廷對立，完全表達了如何實行「山高皇帝遠」。

香港不是也有遷界令實行後的廢墟和人道災難嗎？這就是香港受大陸波及和殘害的歷史隱喻，而這事也一再輪迴。張的海盜集團卻根本不在陸地，他代表了海盜信奉的自由精神。他的最後一戰據說是在赤鱲角海面。雖然他最後兵敗，接受了清廷招安，這一轉折，我們可以視為失節，但失節也是「我們的」。就像香港的政治運動，有離開的前人，有後來者加入，有人堅持有人轉變，不會永遠是同一班人走下去。

好的必須學起來，中共評價自己的歷史人物，也是無限而狡黠的兼容。網民參考他們的歷史點評學，也照法泡製了一個戲仿，我覺得很有深度，如下：

//「XXX 是偉大的電影工作者，是偉大的喜劇表演家、藝術家和實踐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的回憶和香港電影品牌的創立和發展，為香港推廣粵語文化的成效，為香港觀眾、台灣觀眾和海外華人觀眾共同文化的締造和香港台灣演藝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永遠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虛擬文件《關於 2019 以來某些藝人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佚名，202x //

這不只是中共，連日本都是如此。19 世紀末，隨著培里叩關，日本分裂為改革派和守舊派、倒幕派和親幕派，於是後來便有了新撰組此一幕府招請的武裝力量。後來新撰組戰敗，幕府也解散，日本組成了明治新政府，隨著維新而成為列強之一。如此看來親幕派便是站了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但日本人對自己的想像共同體非常「有愛」，二戰以後逐漸多人歌頌新撰組，視為忠義之士，為當中的很多武士立傳。不論成敗，都是日本歷史的一部份。

俊美而虛弱但劍術高超的沖田總司、為幕府在北海道死戰到最後一刻的土方歲三等等，這些與「正史」未必一樣的形象，現在都成為了現代日本膾炙人口的文化之一，不讓「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坂本龍馬一方專美。有正有反有合，完成了屬於日本自身的文化辯證。

對於作為表演家的吳孟達，也是如此。他是親中的，但「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盧斯達：如何評價吳孟達在香港文化系譜的地位？】

香港政治局勢惡劣，市民精神壓力巨大，但沒有短期可見出路，任何問題都可以引起精神火藥庫的火花。例如吳孟達逝世，如何評價？認真深入回答，其實亦是一個重要問題。所謂整理國故。如何看待過去的遺產，是介定和建立群體意識的重要步驟，也是不斷會出現的問題。

清末志士面對烈強壓迫、政府腐敗，也要重新看待滿清遺產，例如多民族帝國的現況，於是有排滿革命和五族共和兩條路線；例如 2000 年帝制，於是有君主立憲和共和革命兩條路線。30 年代起日軍攻打整個東亞，中國面臨亡國，錢穆便寫了充滿愛國主義的《國史大綱》。至於吳孟達，他在近代香港的普及文化，有重要身影，但後期到了中國投資和拍戲，已經鮮有現物香港文化現場，而且晚年也在微博上護旗，表達愛國愛黨之情。此一死，有人懷念，但也有人一往無前，批評吳孟達投共投中，應該春秋筆法善善惡惡，不能含混。

爭論一起，自然也有人討論其中的標準不一。例如遊戲直播界的達哥，其實只是對香港當時的事情多少沉默，就受到黃絲網民巨大壓力，但吳孟達在社交網絡墨落無悔，「罪證確鑿」，為何又得到春風化雨的溫情懷念。那麼備受賤視的楊千樺又是否要「平反」呢？雖然行頭不同，但楊千樺的歌和戲，也算是膾炙人口於一時，只是跟習近平握了一下手，就遭追殺至今，是否用刑過烈？

「吳孟達問題」難答，在於他的能量巨大，而當年的香港電影經過不斷重播，當年的香港又是黃金時期，對於香港乃至東亞各國的影響力，已形成一種超越理性的 nostalgia。然而「人死為大」並沒有思考深度，只是一個教條，並非吳孟達死了就不能批評，否則中文不會有「蓋棺定論」一詞。

對於 90 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我們在 2000 年代剛剛「有性」 (《少林足球》已經是差不多最後一套)，品味的真正構成和凝固則在更後期，對吳孟達的記憶，可能都是在「道地星期日影院」後設地重構的。他的表演固然出色，但他對當下香港來說的確已是故人。事情跟上一代和新一代之前爭論許冠傑的地位一樣。事實上不論是許冠傑還是吳孟達，其人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他們和香港的關係。如果香港有一個系譜和宗廟，他們放在甚麼位置，這才是跟我們切身有關。

大部份人一生都是好壞兼有，但如果他們的成就特別大，後世就會面臨如何詮釋的困境。說到底，我們爭論的是一種對吳孟達的史觀問題。他的歷史已經大致明白了，我們對他的歷史卻是未水落石出的。

基本事實，是吳孟達有份一齊製造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他和很多人一樣，是香港的文化資本；但也跟很多人一樣，他晚年已經離開香港到中國發展。我們不必像老文青和鄉愿一樣信奉人死為大、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或者以自己一己好惡出發，我們不妨擁抱這股席捲香港的本位意識，確信吳的功業和罪惡都是證據確鑿，兩者皆是真實。然而當你將香港視為一個辯證的實體，也就會明白事物的發展階段，同一件事會映照出不同差異。在這個對立又統一的「香港故事」之中，有善人也有惡人，也有善者變惡，也有惡者變善。即使是惡人，也是歷史的一個進程。

我們都在父祖輩的罪孽之中誕生，例如中國文化，例如民主回歸，這些事情都是我們不同意但也要一併承受。對吳本人的政治立場不需要全盤接受，也可以認可他對歷史的貢獻；討厭吳但也可以表揚他的藝術成就，褒揚卻不代表你全盤認同。褒貶其實都有辯證的成份。

就像跟希特拉過從甚密的德國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 (Leni Riefenstahl) ，她有著可堪進入人類遺產的藝術成就。她的《意志的勝利》令我感動不已，感嘆人類可以達到如此的技法和成就，但那感動不代表你認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

吳在微博上認中，我們不可能干涉他人的身份認同。畢竟所謂想像的共同體，其實真係想像，也是自由的。我對他也沒有研究，不知道他內心世界，但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東西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之中。正如瑞士也深受外國文化影響，有德語有法語，並不妨礙瑞士自己有一個傳統。中大先賢、南來文人也是中國人，但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中。只要我們不把他們當作需要全盤認同的偶像，有自己的史觀，有強烈的意志和主體意識，他們也只是歷史的一部份。

甚至我們的傳統中都一定有邪惡的事物。九龍城寨、黑社會、五億探長等等，都是我們的陰影，但經時間無限的洗刷之後，也成了一個景觀。中共視之前的 2000 年為封建社會，固然有歷史學的疑點 (因為封建制度起碼早在劉邦和漢武帝的時代已經被放逐，晉朝有短暫復興但不得善終)，現在講到 5000 年文明史，其實也是挪用的，但這就是意志力的體現。沒有「封建」，就沒有破脫封建的偉大。子的合法性，在於他洗脫贖還了父祖的罪孽。歷史都是神話，甚至宗教。耶穌為甚麼偉大，因為他為人類贖回了父祖輩即阿當的罪孽。沒有舊的，變不出新的。

所以對過去的事，劃出一個範圍，有範圍之內，都是遵從「批判 — 團結 — 批判 — 團結」的節奏，雖然批判，但也都是「我們的」。共同體是想像的，也是無中生有的，少不免要挪用別人的現成材料。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戲劇也是我們的，也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事物。

這就令人想到張保仔（1786－1822）。之前我們都在慶祝香港開埤 180 周年，其實香港的時間系譜可以劃得更大。 張保仔是廣東歷史人物還是香港歷史人物呢？這也是辯證的。弔詭的地方就是，張保仔死的時候，香港還應該是新安寶安的一部份，還未有「香港」此一獨立概念，但有了香港，就可以追認張保安是香港的英雄先驅。他代表的是「海洋中國」，靠自己在遠洋東南亞的民間商業網絡，就自給自足，與清廷對立，完全表達了如何實行「山高皇帝遠」。

香港不是也有遷界令實行後的廢墟和人道災難嗎？這就是香港受大陸波及和殘害的歷史隱喻，而這事也一再輪迴。張的海盜集團卻根本不在陸地，他代表了海盜信奉的自由精神。他的最後一戰據說是在赤鱲角海面。雖然他最後兵敗，接受了清廷招安，這一轉折，我們可以視為失節，但失節也是「我們的」。就像香港的政治運動，有離開的前人，有後來者加入，有人堅持有人轉變，不會永遠是同一班人走下去。

好的必須學起來，中共評價自己的歷史人物，也是無限而狡黠的兼容。網民參考他們的歷史點評學，也照法泡製了一個戲仿，我覺得很有深度，如下：

//「XXX 是偉大的電影工作者，是偉大的喜劇表演家、藝術家和實踐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的回憶和香港電影品牌的創立和發展，為香港推廣粵語文化的成效，為香港觀眾、台灣觀眾和海外華人觀眾共同文化的締造和香港台灣演藝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永遠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虛擬文件《關於 2019 以來某些藝人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佚名，202x //

這不只是中共，連日本都是如此。19 世紀末，隨著培里叩關，日本分裂為改革派和守舊派、倒幕派和親幕派，於是後來便有了新撰組此一幕府招請的武裝力量。後來新撰組戰敗，幕府也解散，日本組成了明治新政府，隨著維新而成為列強之一。如此看來親幕派便是站了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但日本人對自己的想像共同體非常「有愛」，二戰以後逐漸多人歌頌新撰組，視為忠義之士，為當中的很多武士立傳。不論成敗，都是日本歷史的一部份。

俊美而虛弱但劍術高超的沖田總司、為幕府在北海道死戰到最後一刻的土方歲三等等，這些與「正史」未必一樣的形象，現在都成為了現代日本膾炙人口的文化之一，不讓「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坂本龍馬一方專美。有正有反有合，完成了屬於日本自身的文化辯證。

對於作為表演家的吳孟達，也是如此。他是親中的，但「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來到南部吃好多美食
這中西合併的速食每次都會來走一回！
評價很兩極，不過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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