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的政治智慧:一封書信免兵戈
歷史春秋網
作者:陳忠海
漢朝初年,原本向朝廷稱臣的南越王趙佗稱帝,使國家面臨南北分裂的危險,此時漢朝國力尚不雄厚,恢復和發展經濟是當時的首要問題,但國家統一又是不容動搖的原則,面對這樣的矛盾,漢文帝充分運用政治智慧,制定和實施了正確的決策,最終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國家統一面臨挑戰
秦朝建立後在嶺南地區設立了桂林、南海、象郡等3個郡進行管轄,但秦朝很快陷入戰亂,中央政權對嶺南地區鞭長莫及。當年遠徵嶺南的秦軍中有一個叫趙佗的人,祖籍河北,後來留在了嶺南,任南海郡龍川縣令,他趁亂掌握了南海郡的實權。
趙佗下令斷絕與中原的交通,「絕道聚兵自守」,同時清除郡內仍忠於秦朝的官員,在重要崗位上全部安插心腹,實力增強後又向附近其它地區發起進攻,大約在公元前204年前後吞併了桂林郡和象郡,控制了整個嶺南地區。此時中原地區仍在混戰,趙佗於是公開稱王,自封為「南越武王」,歷史上稱這個地方割據政權為南越國,其控制範圍南至今越南中部,史書稱其疆域「東西萬餘里」。
漢朝建立後南越國繼續存在,雙方形成了對峙,劉邦很想將其征服,但漢初民生凋敝,無力再興兵南徵,於是派名士陸賈赴嶺南,封趙佗為南越王。陸賈向趙佗陳述利害,趙佗接受了漢朝的分封,向漢朝稱臣,劉邦命令趙佗「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雙方還開通關市發展貿易,這之後,南越在經濟上對中原地區的依賴程度很高。
劉邦駕崩後漢惠帝即位,隨後呂后稱制,掌握了朝廷大權。呂后大約覺得南越國不太服管,雙方關係變差,呂后一生氣,下令「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金鐵田器」指的是鐵製、銅製的各種農具,當時嶺南地區還無法製造這些先進生產工具,全部從中原地區貿易中取得,這條禁令無疑掐住了南越的脖子。
呂后也許是想拿這些來施壓以使趙佗低頭就範,但已經當了十多年南越王的趙佗已不再是原先那個小縣令,也不是陸賈幾句話就能讓其乖乖就範的了。趙佗乾脆自稱「南越武帝」,與漢朝徹底決裂,並發兵攻打與南越相接的長沙郡,佔領數縣。呂后大怒,派將軍周灶討伐南越,由於地理環境不熟、北方將士不適應嶺南氣候等原因進展緩慢,而此時呂后駕崩了,劉邦的兒子劉恆即位,周灶率軍回師。趙佗既不取消帝號,也不向漢朝朝貢,擺出一副與漢朝「平起平坐」的姿態。
漢文帝的政治智慧
劉恆繼位時漢朝國力仍然較為有限,還在休息生養的階段,同時內部也面臨許多挑戰,發生過濟北王劉興居叛亂事件,南越成為當時漢文帝手上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如果繼續對南越用兵,一來面臨軍事上的風險,弄不好就會重蹈呂后遠徵無功的覆轍;二來即使軍事上取勝,也會付出巨大代價,對於仍處在百廢待興的漢朝來說也是不划算的事。鑑於此,漢文帝決定改變解決南越問題的策略。
漢文帝瞭解到,趙佗之所以稱帝並攻打長沙郡,是因為他認為呂后聽信了長沙王吳芮的讒言,劉邦當年封吳芮為長沙王,將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等5個郡作為其封地,其中有3個郡在趙佗手中,趙佗認為吳芮想拿回封地才挑撥南越與朝廷的關係,趙佗曾分別派內史、中尉、御史等3次赴長安進行申辯,但都被呂后扣壓。這些表明,趙佗本意沒有蓄意分裂漢朝的打算,讓他取消帝號重回漢朝仍有可能。
呂后當初下令毀了趙佗父母的墳墓,漢文帝命人將其重修,每年奉祀,並派人守護,又召見了趙佗留在中原的親屬,任命其官職並厚賜。做完這些,漢文帝又給趙佗寫了封信,仍命陸賈送去。
漢文帝讓陸賈帶去的這封《賜南越王趙佗書》寫得很用心也很精彩,歷來評價很高。信的一開頭寫道:「皇帝謹問,南越王甚苦心勞意。」這句話既擺明雙方的地位,奠定原則和基礎,同時又親切、低姿態。緊接著是一句「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漢文帝知道趙佗對他的父親劉邦很有好感,所以強調了自己是劉邦的兒子,同時他又是劉邦與薄姬所生,意在強調自己是「側室之子」,一方面繼續低資態;另一方面與呂后劃清界限,不讓趙佗產生誤會。漢文帝在信中還告訴趙佗,他家祖墳已被修護,進一步增進好感。
之後漢文帝筆鋒一轉,說南越掀起戰火以來,雙方損失都很大,「長沙苦之,南郡尤甚」,南郡是趙佗的地盤,這句話表面看來是慨嘆,也有慰問之意,但其實軟中帶硬,意思是「殺我八百,你自損一千」。就趙佗關心的長沙王封地問題信裡也專門進行瞭解釋,認為那是高祖皇帝很久之前做出的決定,並不刻意針對趙佗,漢文帝向趙佗承諾,只要他接受朝廷的封王,取消帝制,「服領以南,王自治之」。漢文帝還讓陸賈帶去一些禮物,包括「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以示慰問。
趙佗看到這封信,感動之餘也陷入沈思,他是個能洞悉大勢的人,與漢朝長期僵持下去不是辦法,於是取消了帝號,重新接受漢朝所封的南越王。還準備了一批貢禮,包括「白璧一雙,翠羽千尾,犀十座,紫貝五百,桂壺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派特使赴長安朝貢。
付出小代價達成大目標
趙佗於漢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去世,按照史書上的說法,他大約活了100多歲,歷經漢朝數位皇帝,稱帝這場風波過去後趙佗果然信守了他的諾言,至死都為漢朝的藩屬,形同諸侯王,使廣大嶺南地區留在了漢朝的版圖之內,維護了國家統一。
這場危機得以化解與陸賈「二使南越」有關,陸賈因此被稱為漢朝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但重要的還是漢文帝的正確決策。南越問題很複雜,一味用強或一味示弱都不行,對分寸的拿捏、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把握都要求很高。漢文帝劉恆雖然沒有他的孫子漢武帝劉徹那樣的雄才大略,但他很務實,也很細心,沒有他的高瞻遠矚和周全的安排,南越問題就無法順利解決。
解決難題離不開對機遇的把握。把握機遇有不同的層次:一是認識機遇,機遇到來時能看到,從而不讓它擦肩而過;二是利用機遇,因勢利導、趨利避害,讓機遇為我所用;三是製造機遇,需要機遇時沒有怎麼辦?那就創造機遇來為我服務。漢文帝從大局著眼定下南越問題的基本策略後,為打破僵持的局面,他耐心細緻地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整修趙佗祖墳、任命其親屬為官、精心撰寫書信、挑選最合適的人出使等,在沒有機遇的情況下創造出了機遇。
漢文帝解決南越問題的啟示還有,解決重大的原則問題、棘手問題,不一定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在挑戰面前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不失原則,又不能縱一時之忿,要從國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出發,充分運用策略技巧、發動政治智慧,只要能審時度勢、順勢而為、精心謀劃,一樣可以用小代價達成大目標。
當然這是有前提的,任何談判或者外交活動都要有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作持盾,否則「不戰而屈人之兵」只能成為一句空談。漢朝初期國力尚未達到漢武帝時的鼎盛,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尤其實行了休養生息的政策,經濟恢復得很快,朝廷實行低稅率,百姓生活大為改善,漢朝的軟、硬實力都在迅速增長,這才是漢文帝真正的底氣,也是讓趙佗甘心稱臣的前提。漢文帝繼位之初就以較小代價順利解決了南越問題,為和平發展贏得了時間,文景之時漢朝的發展速度很快。想想看,如果漢文帝像呂后那樣因一時之怒就大起刀兵,那「文景之治」也許就不可能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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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行走江湖的俠客都依靠什麼維生?︱長知史
你在閱讀武俠小說時,是否覺得奇怪?對於那些豪氣萬丈的大俠們,能夠整天行走江湖、不事生產,卻又動不動就能掏出「幾兩銀子」的行徑,是否會感到不可思議。因為,他們的收入究竟是從哪兒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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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俠客不只出現在武俠小說中,歷史上確實有俠客的存在。《史記•遊俠列傳》有載:「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司馬遷即給予遊俠「言必信,行必果,輕生重義之人」的高評價。
西漢的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就是平民遊俠出身,正因身份如此,他對於俠客亦相當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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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客又被稱為俠士、遊俠、豪俠,亦簡稱為「俠」。一般人多半將俠客歸類為習武之輩,其實這並非俠客的定論,廣義說來,處事行徑具俠義之風者亦被稱為「俠」。對於俠客的印象,莫過於生平極具豪邁、意氣風發、悲愴蒼涼等戲劇色彩,例如讓駱賓王寫出「壯士發衝冠」的荊軻,他那慷慨激昂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就讓歷史上的俠義風範再增添了一道濃厚的悲壯氣息。
正因為俠客的個性鮮明,才令許多俠客傳說流傳於世。在武俠小說中,俠客總是被塑造成「義」的形象,這其中其實反映出民間百姓期待正義之士能夠有助於社會的穩定的渴盼與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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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不細究「俠」的類型,只欲論:能夠四處遊歷,到處行俠仗義,能夠豪氣大笑的俠客,懷裡的銀兩究竟是從何處得來?俠客到底以何維生呢?
除了本身即有家產為後盾來支援的俠士之外,根據史籍記載,我們能夠知道,「俠」一般的收入有幾種來源:
一、有人收容或資助
在局勢動盪的戰國時代,維持秩序、庇護弱小的俠客因應世道而生,當時許多俠客離鄉背井,周遊列國,世稱遊俠。門下收容食客的顯赫權貴,往往收留了一些俠士,例如戰國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無忌,就收容了許多俠客。
隋朝大將沈光與北魏著名的軍事將領薛安都,亦為實際例證。魏徵等人即在《隋書》道:「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自此可知,受到許多京師惡少年攀附的沈光,受到他人贈與的財物、美食等,已經足夠到讓他得以贍養父母。薛安都之事蹟,《魏書•列傳第四十九》有載:「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是,那位「俠」只要擁有名氣,獲得眾人愛戴,就有不須擔憂謀生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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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法的不良勾當(偷盜、綁票、販賣人口、盜鑄)
透過《史記•遊俠列傳》的記載:「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休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我們可獲知,西漢遊俠郭解,喜好結交各路豪傑朋友,他年輕時心狠手辣,遇人不合己意就會殺掉對方。他亡命天涯時,曾經做過私鑄錢幣、偷盜墳墓等違法行為。
東晉的軍事家祖逖曾「聞雞起舞」,而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的他,亦做過搶奪之事。據《晉書•列傳第三十二》載:「賓客義徒皆暴傑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以及《世說新語•任誕》所載:「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於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祖逖不但未曾禁止門下賓客進行劫掠富室,他還會主動問及:「是否要再前往南塘(當時富有人家聚集之地),再一次進行搶奪?」面對王導、庾亮等人來訪,他亦不諱言,他們親眼所見的裘袍、稀奇珍寶,都是昨兒個夜裡前往南塘搜刮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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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吳王濞列傳》道:「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漢高祖劉邦的侄子劉濞,其剽悍、具野心的性格與劉邦有些相像,在漢文帝劉恆在位之際,曾私自鑄錢、煮鹽,雖能令國家富足,卻也誘天下亡命、無賴子弟,謀作亂。
據《文苑英華•卷四百二十九》載:「江淮諸道私鹽賊盜,多結群黨」,能夠瞭解,販賣私鹽其實是讓江湖人士獲利的好途徑。此外,私鹽販子往往為了對抗官員的禁令與緝捕,而集結不少的江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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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俠客在進行搶奪、綁票時,免不了傷人。與搶劫比起來,盜墓似乎就顯得和平許多。
由於,許多墳墓中埋有珠寶玉器等貴重之物,因此不少歷史名人曾前往墳墓進行偷盜,例如西漢廣川王劉去、一代梟雄曹操、唐代黃巢等。據《藝文類聚》的記載,曹操就曾挖掘梁孝王劉武的墳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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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忽略的維生問題】
雖然俠客講究俠義,然而聽聞這些不正當的謀生方式,似乎就滅減了俠客光彩的一面。大家都喜愛聽到俠客們如何獲得秘笈,鍛鍊武功,接著再於江湖中行俠仗義,掀起嶄新的武林風貌。因而,俠客如何維生的問題,在武俠小說中當然就被忽略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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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欣赏余杰先生的文章!
很高兴 余杰先生有蒙古血统 也希望他今后能多关注蒙古问题!还别说 从他的文风里我还真能感觉到有股蒙古精神:没有顾忌 勇往直前,,,
誰把“奶與蜜”之地變成“血與淚”之地?
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
忘記遇難者意味著他們再次被殺害。我們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殺害,但我們要對第二次殺害負責。
威塞爾
我的中國身份證上登記的種族是漢族,但我是有蒙古血統的漢族。與我算是“本家”的四川老詩人流沙河(他本姓余),從諸多家譜中考證說,成都附近這支姓余的,是元末為躲避戰亂逃到四川的蒙古族後裔,為避開明朝的迫害,他們才改“金”為“余”,此後五百年逐漸融入漢族。不過,從相貌上還能看出幾分端倪來:我跟流沙河老師的長相,都有些像中學歷史課本上的忽必烈:寬寬的額頭,細長的眼睛。我這個不純正的蒙古人,只在十多年前去過一次內蒙古大草原,卻為眼前的景象深受刺激:古時中“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敕勒川,如今的草只能沒住鞋面而已。
在中國的幾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中,新疆和西藏的分離主義傾向最嚴重,內蒙古似乎長期風平浪靜。直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和十五日連續發生數千名學生和牧民示威抗議事件,內蒙問題才引起國際關注。當局嚴厲鎮壓民眾的示威抗議,這也成為時任內蒙封疆大吏的胡春華晉升的“投名狀”——如同一九八九年胡錦濤鎮壓西藏人民的反抗,受到鄧小平的青睞成為接班人一樣。中共重用的人,必須心狠手辣,不能有趙紫陽的“婦人之仁”。而內蒙的反抗力量微弱,不是蒙古人沒有藏人和新疆的維族那麽勇敢——蒙古人自古就是彎弓射鵰的民族,而是因為此前中共在內蒙古實施的鎮壓、清洗無比殘酷,蒙古人的菁英早被摧毀殆盡。旅日蒙古族學者楊海英所著的《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一書,就發掘出了這段被埋沒的歷史,拉響了長鳴的警鐘。
雙重屠殺:種族屠殺和階級屠殺
本書的研究重點是文革時期發生在內蒙古的大屠殺,作者稱之為“文化性的種族屠殺”。本書不是一本完整的歷史敘述,而是以第一手的訪談為主體的資料彙編——這不是貶低本書的價值,反倒因此彰顯出本書作者打撈歷史真相的努力之可貴。据不完全統計,十年文革期間,內蒙有三十四万人被捕,兩萬七千九百人遭到殺害,十二萬人致殘。當時的蒙古人口約一百四十万,也就是說,平均每個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五十個人中有一人被殺害。與之同時發生的還有:對於女性的強姦等性暴行各地橫行,強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語……對此,楊海英指出:“這完全是中國政府和漢民族主導的滅絕種族的大屠殺。”
在我看來,中共政權在內蒙古實施的大屠殺,兼有種族屠殺和階級屠殺的特質。種族屠殺以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最為典型,階級屠殺以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對本民族中“資產階級分子”的屠殺最為典型。《沒有墓碑的草原》的第一部即描述蒙古人中“挎洋刀的”是如何遭到中共整肅的。所謂“挎洋刀的”是滿蒙時代受日本教育的菁英分子,他們中的一部分組成了蒙古騎兵師團,一度成為蒙古獨立的主要力量。作者的父親曾在內蒙古騎兵第五師服役,他的上級就是“挎洋刀的”。“挎洋刀的”蒙古軍官舉止端莊,談吐優雅,氣質不凡。與之對比,共產黨軍隊中掌握實權的將領,大都是不學無術的粗鄙之人,匪氣與痞氣十足。文革開始之後,粗鄙的漢族軍人對優雅的“挎洋刀的”發動了大規模的整肅。這種整肅除了種族屠殺的特質之外,當然同時帶有階級屠殺的色彩,與之最為接近的是蘇俄對波蘭軍官和知識分子發動的卡廷屠殺。
本書中還用相當的篇幅記載了最具典型性的圖克人民公社大屠殺的真相。文革期間的大屠殺,已經廣為人知的有湖南道縣屠殺、北京大興屠殺、雲南沙甸屠殺等。圖克位於鄂爾多斯地區,一九六九年有人口不足三千人,被打成“新內人党”的就有近千人,占成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被活活打死和因後遺症而死的四十九人(也有資料說七十九人),受盡折磨重度傷殘者兩百七十人。若干倖存者向作者講述了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如灼燒女性的陰部,用鐵絲製作腦箍套到人的頭皮裡,讓祼體婦女騎在毛繩上、兩人前後拉鋸、受害者的外陰和肛門被拉通……難道這就是君臨於蒙古大地的偉大的中華文明和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文化?
標榜“反殖民”的新殖民主義者
中共一向標榜“反殖民”,並以忠誠的民族主義者自居。然而,中共對待國境之內的“少數民族”,卻大力實施“隱蔽的殖民主義”和“升級版的殖民主義”,也就是楊海英所說的“社會主義殖民體制”,比起昔日之滿清王朝和中華民國政府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土耳其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華帝國的江河日下乃至土崩瓦解,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幾乎同步,所以一個是“東亞病夫”,一個是“西亞病夫”。印度裔學者潘卡吉·米拉什在《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一書中,探討了中國、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亞洲古老帝國的重生之路,總結出居然是同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局:泛亞洲主義與軍事去殖民化。
吊詭的是,這些“亞洲病夫”一旦緩過氣來,立即對更弱小者露出銳利的牙齒。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深陷一戰泥潭,戰敗後帝國崩解,建立了新的、縮小的土耳其共和國。與此同時,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實施了種族滅絕政策,導致一百五十萬亞美尼亞人死亡,是二十世紀第一起種族滅絕大屠殺。時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的亨利·摩根索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確信,在種族遏制的整個歷史上,再沒有如此可怕的情節。以往歷史上發生過的大規模屠殺和殘害,與一九一五年亞美尼亞族人的遭遇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這場大屠殺與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和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並稱為“二十世紀三大種族屠殺”。
但是,在土耳其國內,這一歷史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禁區,不屬於被保護的言論自由的範疇。土耳其作家奧汗·帕幕克因為在二零零五年聲稱百萬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被殺,而一度面臨四年的牢獄之災。好在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名聲引起歐盟干預,土耳其政府這才作罷。另一個記者赫蘭特·丁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因為堅持認為“亞美尼亞大屠殺”真實存在而被極端分子槍殺。
在中國,因為共產極權體制的建立,極權體制衍生的殖民主義更為精密和嚴酷,對週邊少數民族的屠殺也更是高度組織化。雖然中共屠殺單一民族的人數比不上亞美尼亞屠殺,但中共屠殺的境內各民族加起來的數量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据藏族學者估計,中共政權在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屠殺了超過七十萬藏人;而維族、回族、壯族、苗族等人口眾多的少數民眾也曾有過人口劇烈減少的時代。
在冷戰時期,被中國統治的內蒙古,處於中國與蘇聯及其附庸國蒙古國接壤並對峙的地理位置,特別遭致北京的猜忌。“堅壁清野”的計劃一旦出爐,就連那些早在延安時代就“入夥”的蒙古族共產黨幹部都難逃被清洗的命運。以蒙古族的最高級官員烏蘭夫為首的“內人黨”案,在文革前夕就已經形成了一片腥風血雨。在楊海英的採訪對象中,就有多位“根正苗紅”的蒙古族共產黨官員及御用文人,最後仍未逃避滅頂之災。
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中原教旨主義的成分越來越弱,於是民族主義日漸高張。這種漢族中心主義的民族主義,必然要渲染近代以來中國遭到西方列強侵略的悲情史,然後以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甚至實現“偉大復興”的“恩人”自居。但是,另一方面,中共當局對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的欺淩和壓迫卻達到了亙古未有之地步。在政治和文化殖民的基礎上,近二十年來經濟殖民愈演愈烈。由於內蒙古境內儲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氣、稀有金屬等資源,掠奪式和毀滅性的能源開發,讓草原變成荒漠,蒙古族失去了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基於自由民主信念的獨立和自決
對我個人而言,《沒有墓碑的草原》確實是第一本認識蒙古族問題的“啓蒙讀物”。對於中共建政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我與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不由自主地從所謂的“宏觀層面”來思考,卻很少從“族裔史”的角度來思考。所以,讀了這本書之後,雖然不是加害者的我,也願意因為長期以來對此議題的忽略和漠視而作出遲到的致歉。
不過,我在本書中也讀到作者激越的民族情緒,與那些受難者及其家屬促膝長談,將歷史深處最黑暗的部分呈現出來,不能不讓人感到憤怒、痛苦和醞釀出激烈的批判意識。正如長期接觸古拉格群島的資料、本人也是古拉格群島倖存者的索爾仁尼琴,自然而然地表示說:“我一直以來都用最激烈的方式批判蘇聯共產黨政權。”
但是,激情之後,還需要理性、客觀的思考、分析與判斷。本書的中文譯者劉燕子已經敏銳地發現了這個裂痕。在與作者的對話中,劉燕子詢問說:“如何超越族裔民族主義而客觀地看待這些主觀的、零碎的、斷片的、情緒化的語言?或者說,您自己如何做一位感情上的蒙古主義者,理性上的研究者呢?”楊海英的回答是:“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地‘零度敘述’,‘情緒化的零碎的敘述’如利爪,能在被風化的廢墟中挖掘出真實。而梳理這些支離破碎的陶片,正是研究者的責任。”我期待着在作者的下一部著作中,更多地看到第二步的梳理工作,包括對那些與中共合作的“蒙奸”群體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狀態的深刻剖析和反思。我個人認為,作者對作為中共黨內政治鬥爭犧牲品的烏蘭夫的評價,過於正面了。其實,對於烏蘭夫而言,黨性始終高於民族身份,他雖然飽受迫害,仍然未能像趙紫陽、鮑彤那樣邁出與共產黨體制決裂的那一步。對於這樣一位複雜多面的人物,還需要有更為深入的研究。
未來的內蒙古何去何從,是脫離中國,與蒙古國聯合成一體;還是留在一個鬆散的中華聯邦之中?在中國漫長而艱鉅的民主化進程中,蒙古族民眾的選擇以及某個“天時、地利、人和”聚合的情勢是否出現,仍是未定之數。如今,蒙古人在內蒙古已經成為絕對的“少數民族”,內蒙古的四百萬蒙古人如何與已經在內蒙古定居的一千多萬漢人和平共處?將這些漢人全部趕走是不現實的,前南斯拉夫發生的種族對抗、種族清洗已是前車之鑑。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創造性的思路。而且,必須超越激越的民族主義立場。
這也是我在與台灣知識分子交流的過程中獲得的啓發。楊海英在本書中感嘆說,與漢人交流困難重重,因為漢族中心主義根深蔕固,“漢人一開始就蔑視蒙古人‘野蠻’”。反倒是到了台灣,他跟台灣人更能順暢地交流,不僅是台灣民眾經歷了二十多年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耳熏目染,而且台灣受到北京威逼利誘的處境與生活在內蒙古的蒙古人有些許的相似之處。台灣的獨立之路,最可依托的意識形態是古典自由主義,是人權至上和住民自決的原則,而不是近代以來排他性的、唯我獨尊的、有仇必報的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願楊海英的願望早日成為現實:“我希望出現‘對少數民族新思考’的智慧者。這本書漢文版的出版目的,就是試圖探索真相調查與對話的途徑,切斷以暴易暴的鎖鏈,清除暴力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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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能了解他、發揚他的理想與主張!這又是為甚麼呢?基本上,我們可以從秦漢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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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雖然是以法家的律令去管理天下,但也不忘記在他巡行東方的時候
留有「琅琊石刻」,內容多是儒家的「仁義道德」倫理學說...可見得他也重視這種能安定
天下的意識型態。他本人不但不反對,甚至於可以說他是宣揚儒家思想也「利用儒家」來
便於統治,過去人們所誤解的「焚書坑儒」只是幾個當時的零星事件!
「坑儒」的起因,是因為有方士和一些知識份子不識相、亂欺騙皇帝且譏諷他,所以
他才會坑殺那些人!「焚書」則是因為秦國征服六國後,有儒家的博士官淳于越建議實行
周代的「封建制度」,強調法家的丞相與思想家的李斯主張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這
兩種政治思想的衝突,而李斯要秦始皇奏請「焚書」!把民間一些會「以古非今」的言論
、《詩》、《書》等等書籍沒收銷毀!
但是官方仍有藏書、民間也未全面銷毀書籍...目的只是要消弭反抗、箝制思想以
利於統治,但是秦始皇並不會迫害儒家等諸子學說。真正破壞完官方所藏的先秦儒家經典
是因為項羽攻破咸陽城燒阿房宮的第二度「秦火」。
到了楚漢相爭,劉邦獲得天下登基之後,漢高祖則是因為出於民間草莽、沒水準
所以「輕蔑儒家」,不會重用儒家。
他的兒子劉恆,也就是後來的漢孝文皇帝,表面是「黃老治術」,「無為而治」,
但言行作為和施政舉措卻多是「服膺儒家」那種「仁義慈孝」和「以民為本」的
「自由主義」放任的政治和經濟政策思想,「文景之治」的那些政治作為在《孔子家語》
之中有許多可以發現、映證對照的!而他的政治與經濟哲學有許多得正到了漢景帝的時候
仍有沿用,可惜漢景帝在位的時候,因為爆發「七國之亂」所以平定亂事後就限制民間、
諸侯國的經濟與社會的自由程度,「國家主義」與經濟干預逐漸強大,威脅著秦朝以來就
建立的、全國性的到漢文帝「放任鑄幣」與「開山澤之禁」後發展繁榮鼎盛局面。
至今,受到許多學界誤解(過度推崇),但其實是最反對儒家王道學說、一切作為也
最可怕的,就是漢武帝了!他上任後把他父祖輩以來累積的數十年「與民休息」後所儲備
的積蓄都拿去搞大建設、大征戰。他不僅伐匈奴、在張騫「鑿空」西域的政治、外交與
商道之後,為求汗血寶馬不成,就派一大堆軍隊去打西域。張騫告訴他有一條南方路線,
可以自蜀地區通往身毒的經濟道路後,他沒有像漢文帝一樣去跟別人建立友好邦誼,反而
出兵征服西南夷、拿下南越,也攻滅衛氏朝鮮,把匈奴逐出漠南地。但是,一連串的征戰
,搞得國庫空虛、死傷慘重!雖然把這些地方那入了漢朝(中國)的版圖。乍看之下是有
貢獻?其實只是欺壓外族、勞民傷財以滿足他個人的虛榮心與私慾罷了!又一天到晚想去
找方士尋仙、求長生不死之方,更希望上天賜予他更多福報而去各地「搞封禪」和
「獨尊儒術」。
當然,漢武大帝絕非儒家王道天下觀的忠實信徒,只是利用了它那個美好形象與理想
去強化他的君主專制和個人利益罷了。武帝上述的這些偉大事蹟的背後只是作秀、搞政治
去「玩弄儒家」。到了西漢末年的王莽,也是類似武帝那種模式吧?還搞一些讖緯符命
,結合了「陰陽五行」的思想和儒家周公輔政幼主的那種政治秀,在最後則要漢朝皇帝
「禪讓」給他,在兩千年前演了一齣內容是「儒家、法家、陰陽家」都調合的恰到好處的
大戲!導致日後的皇帝與儒者大都「曲解儒家」甚至是「不懂儒家」!
司馬遷晚年因為得罪漢武帝,受到宮刑下獄後儘管要對歷史真相秉筆直書,但是又怕
太明顯先被殺、很多東西不能寫得很白,只有暗諷、隱晦地表達,他想要「藏諸名山」...
不過在這之中,有些事實還是可以被發掘的!但必須是我們要有對於「市場」、貨幣、
經濟分析和一些社會原理的基本認識才可以,而非人云亦云、「斷章取義」。
可惜太史公所生長的那個時代已經嚴重第「被扭曲」了!兩千多年以後到今天的發展
,結果是像漢文帝這種不好大喜功、「真實偉大的樸實無華」、「真實智慧的虛懷若谷」
、「真實力量的溫和蘊藉」...等「集所有理想君王優點於一身」的美好特質又那樣去默默
耕耘、不求回饋的人被人給忽視了。他的事蹟,就好像老子《道德經˙第十七章》說到的
政治最高理想中的「聖人」統治者那樣:「太上,不知有之!」
或是《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裡所謂的:「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所以,我們重新看歷史,就該認識真正的「儒家政治主張」與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背後
「霸道」只是「片面的」、部分的一種「表象」。秦國能「統一天下」不完全是利用法家
、縱橫家的謀士策略學說與攻伐征戰,在這「分久必合」的歷史背後,由盛產黃金的蜀國
(四川)在被秦惠王拿下以後,秦國率先掌控了這一礦脈資源,「先秦的黃金共同貨幣」
這一「交易制度」下,配合全中國內部已有的「共同市場」與「自由經貿體系」,令秦國
的統一事業可謂「順水推舟」。在這過程之中,文字、車軌、度量衡與貨幣等等物件統一
也和降低社會、經濟與政治「管理成本」與「交易費用」有關的諸多要素一起形成的。
所以,如「虎狼」般凶狠之秦國背後也有著「市場機制下的王道天下觀」,才能在秦王政
廿六年(西元前221年)「一統中華」。
《史記》裡面有許多隱晦地批評國家干預的思想,其背後就清楚地表達了儒家學說之
「民本思想」和「自由放任」經濟的可貴,和那長久以來被後世人給忽視的中國古代旺盛
地「民間私人企業家」、富可敵國且能貨殖千里的大商人,還有已在戰國-漢初成熟的
以「黃金」(這裡不同於「銅」這種金屬了)這一金屬礦產為「上幣」的「共同貨幣」
體系與該被重視的「私有產權」的保障。和最重要的是那「自由市場結構」的可貴。
如果知道了這些觀念,就會發現,「私人產業」是如何被漢武帝給硬生生地摧毀了?
畢竟,現在的教科書編著者他們所受的教育觀點,其實都是「過去的」、漢武帝以後
塑造的那種「傳統的」但是「有問題的」「政治與經濟觀點」!他們的是缺乏、也沒有
「經濟學的分析」訓練,很多觀點都已經被扭曲了的,但是學術界卻又是一些自以為是
「權威」的「學閥」要大家不需要、不容許也不必「質疑」這些已然偏頗的價值觀念的!
過去那些「事實」的塑造,都來自於兩千一百年前左右漢武帝以來的政策,這個迷思
是:經濟上,一定要以「國家機器」力量去推動的那些「公營企業」,才會有利於民生與
國家!這是必要的!人民都該支持!而商人就該被限制......等這一類的謬論。卻不知道
漢文帝時候,政府幾乎不介入、甚至是不干預民間的產業,連「鑄幣業」和採礦業等行業
都是「全面地自由放任」的!漢文帝政府「神人無功」之下,締造了後來的「文景之治」
這一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盛世」!這一個思維和學說,在兩千年來,卻不大被中國人給
留意,卻啟發了兩位西洋哲學家:18.c啟蒙時代的法國學者-弗罕索瓦˙魁奈與蘇格蘭的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他更因此提出了「看不見的手」這一理論!由此可知,
今天的經濟學家和政治人物們也該想一想到底「還有甚麼東西是國家必須且定要做的呢」?
今天,當我們重新去認識、了解這些「世界的真相」以後,就可以體會《史記》的
〈貨殖列傳〉裡面形容的戰國-秦漢時代民間經濟的盛況是存在的,還有那〈平準書〉的
字裡行間中說到的「漢興,接秦之弊...」那些經濟的發展,從復甦到繁榮!再由盛況到
衰退!這些內容都暗指那位「破壞自由市場、貨幣經濟和私有產權」且「緣飾以儒術」的
始作俑者:「漢武帝的真面目」之可怕!和它後來真正被當作是一「謗書」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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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山河海天其中溫存,同酒色情愛深處高潮。
在詩詞章句之間纏綿,於音律書畫裡面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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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22.121.23.129
※ 編輯: Mancur 來自: 122.121.23.129 (07/28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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