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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獄，是中國專制統治者對文人的一種政治迫害，《漢語大詞典》定義為「舊時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份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較大規模的文字獄甚至可以牽連千、萬人受害。清人龔自珍詩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
國安處再拘捕一名55歲男子 傳是《蘋果日報》中國組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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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警方國安處拘捕多一名55歲男子涉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安全，消息指被捕男子為蘋果日報撰寫評論，筆名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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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那些中國方言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作者：朱思思
馬鈴薯、薯仔、土豆、洋芋，哪個說法是對的呢？
答案是以上皆是，因不同方言中有不同的使用習慣而有不同的名稱。一般來說，「馬鈴薯」(potato)是統稱；而「薯仔」是香港、廣東等粵方言地區慣用的稱呼；「土豆」則是東北一帶等使用官話方言地區的流行稱呼；而「洋芋」的叫法常見於台灣地區，在吳、湘方言中也是常用叫法。關於「馬鈴薯」稱呼不止於此，有興趣的同學可参考項夢冰、周焊培〈漢語方言裏的馬鈴薯〉等文章，今期先帶大家了解一下甚麼是「方言」。
方言，以字面而言就是「地方使用的語言」，據《漢語大詞典》中「方言」詞條解釋：「語言的地方變體。一種語言中跟標準語有區別的、只通行於一個地區的話」。「方言」可以說是相對於「標準語」，同時又是集中在一個地區發展成具特徵的「通行語言」，如王維〈早入榮陽界》詩言：「人見風俗，入境闻方言」。
十大地方通行語
我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同時有着悠久歷史，故而發展出不下數百種方言，有的隨着時間而消失，有的則合而為一，發展成更趨成熟的語系。時至今日，各種方言仍不斷地在發展、變化。早在1900年，學者章炳麟於《書》提出將漢語方言分為十區；後有不少學者提出「七分」的說法，長時間為方言學界普遍接受。就官方而言，200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除確定普通話為國家通用語言外，也依此說，將方言分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閩方言。但如上文所言，語言無時無刻都在變化，故2017年教育部發布《中國語言文字概況》中(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將漢語方言分為十大方言：官話方言、晉方言、吳方言、徽方言、方言、方言、客家方言、贛方言、湘方言、平話土話。
普通話VS方言
說到方言之間的差異，一般體現於詞彙、語法（如語序）、句式等各個方面的不同。前文提及的「馬鈴薯」，就是方言詞彙使用差異的典型例子之一。諸如此類，常在生活中引起不少的趣事，例如「土豆」在東北地區是馬鈴薯，但在台灣或福建等地區，因「土豆」和「花生」在閩方言的發音類似(近似粵音「拖逗」)，所以有時「土豆」在當地指的其實是花生。
不過方言皆源自共同的母語——古代漢語，因地理、歷史、社會等種種因素而漸漸有異，可謂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詞彙、語法方面彼此都存在一定的對應規律。
小總結
每種方言均承載着特別的歷史、文化等內涵，繼而組成博大精深的漢語言系統，這是決決中華悠久歷史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雅俗之別，卻無優劣、高低之分。如今隨着時代發展，人口流動更勝從前，即使不必到訪當地，也能在生活周邊聽到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講着不同的方言，對此我們應予以尊重、珍視每一種不同的方言。
（本文曾於2020年12月11日在星島日報「悅讀語文」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中心簡介：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https：//www.cnhe-hk.org/）是民間慈善團體，冀望本「香港心、中國情、世界觀」理念，凝聚社會各界共識，向年青一代、老師及公眾人士，傳承中華文化精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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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人生：「再愛就愛死了」（李怡）
林鄭自上任以來，「國家」「中央」不離口，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到「國家」有53次，「中央」41次，有人問這「到底是國家報告還是香港《施政報告》」。在講到通識科時，又說要培養學生認識「國家」，認識「憲法」與「《基本法》」，首先要「了解國家憲法要求」。
講了這麼多「國家」，林鄭沒有告訴香港人，「國家」是甚麼？事實上，在中國的所有文宣中，也沒有清楚告訴人民，「國家」是甚麼？
國家，按普世含義或只是根據常識，它就是由人民、土地、主權這三個元素組成的實體。三者的優先次序，按孟子的說法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就是統治權，即主權的體現。孟子的經典說法是：人民最重要，土地其次，主權最輕。美國憲法第一句是：「We The People」，開宗明義由人民立憲。在現代西方文明國家，執政權力，即主權的合法性體現，源自每隔幾年人民投票的授權。這就是主權在民的體制：民有，民治，民享，人民個人權利最大化。
香港《基本法》固然是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而產生，但根本性質與中國憲法完全不同。中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這是國家權力最大化的條文。《基本法》沒有這樣的規定。中國憲法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列有許多公民的義務，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維護國家統一的義務，服兵役的「義務」，還有一連串不得這樣、不得那樣的規定。《基本法》「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中的「義務」，只有一條，就是遵守香港法律的義務。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香港《基本法》與此相反，第37條訂明香港居民有自願生育的權利。前者是人民要服從國家，後者是人民有天賦人權。《基本法》第39條關於兩個人權公約，規定香港如有關於居民權利的任何立法，必須限制都不能與兩個人權公約相牴觸。因此，《基本法》可視為人權憲法，是個人權利最大化的法規。
倘若個人權利最大化的《基本法》，不是作為中國憲法的例外法規去實行，而是服從於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中國憲法，那麼就會產生越來越深厚、尖銳的深層次矛盾。行政首腦越強調「國家」，與執着於個人權利的市民的矛盾就越尖銳化和表面化。
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中國，怎樣詮釋「國家」的定義呢？中國出版的《漢語大詞典》沿用列寧主義的解釋：「統治階級實行階級壓迫和實施統治的組織」。
中國現在的統治階級是甚麼人？被壓迫的是甚麼人？中國憲法凌駕香港《基本法》，會讓香港變成甚麼模樣？沒有比中國無遮掩的憲法51條和《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更清楚了。
個人權利最大化的國家，講到愛國，人民都明白那是基於憲法所保障的個人權利而愛國；國家權力最大化的國家講愛國，會造就怎樣的光景呢？作家柏楊1987年接受我訪問時說：「這個國家不能再愛了，再愛就愛死了」，因為「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用害這個國家的辦法來愛這個國家，用害這個民族的辦法來愛這個民族。」
林鄭無時無刻不表示她的「愛國」，在她的「愛國」施政下，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漸漸消失，發達國家開始禁制高科技產品輸往香港，香港作為中國的白手套與發達國家聯繫、作為中國吸取外資的要寨地位趨於式微，對中國來說，香港漸失去利用價值。林鄭所作所為，都是用害這個國家的辦法來愛這個國家。再愛下去，香港死了，中國也被愛死了。
隨着大陸網站例如淘寶、微博、抖音興起，其網絡用詞成為潮語，甚至影響香港，也成為香港的「潮語」，更有詞語收錄在《現代漢語詞典》之中，成為「正規書面語」，但這是否意味，以廣東話為母語的香港，也應該使用這些大陸「潮語」？
《果籽》栽種品味，一籽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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