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漢 光 武帝 評價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盧斯達：美國大船調頭　中國走向王莽模式 -- 上報 / 評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森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前面，發表美中關係新定調。尼克森任內，在知名 China Hand 季辛吉協助下與中共接觸，那就是選址也充滿了 political symbolism。

尼克森跟毛澤東和周恩來直接談話，開始了聯中制俄的大戰略；即使尼克森後來下台，後來的鄧小平也念著他，晚至1979年，卡特做總統，邀請鄧小平去美國吃飯，鄧還是指名白宮國宴要邀請尼克森。幾十年過去，現在美國班農大鬧季辛吉是中共代言人，罵他是賣國賊；美國當下四處抓捕隱瞞中國背景的疑似特工；英國法國都開始排擠華為；澳洲英國在香港問題表現積極；加拿大在孟晚舟問題毫不讓步；美軍和日軍在南海演習，美國正式表態不承認南海是中國的勢力範圍；最近當然還有休士頓中國大使館的政治攻防加諜戰…

美國攻勢如怒濤強襲，地動山搖。一切都是來自尼克森，來自中美合作；當美國不合作，中國的好運就完了，之後要靠自己。是龍是蛇，將很快分曉。

美國或者民主國家，不像專制國家那樣高效，好像抗疫也就是各個州的權力，但民主政權可以代價很小地推翻自己以前的政策。因為當時是尼克森掌權，現在是我們掌權。沒有甚麼祖宗家法要遵守，因為每一屆都要選民重新授權。美國可以一邊打仗，一邊反戰；一邊保守主義，一邊進步主義。這一點中國做不到。民主國家小節粗疏，但主題靈活；專制國家小節高效，但航道僵化。

我們一直聽很多中國國內或者海外「華人」輿論說，川普要選舉，他只是個富豪、商人，他不會對中國動格。所以第一次選舉，中國人反而想川普勝選。川普掌權之後，不斷任命反華鷹派。可見中國人對美國人有一種一廂情願。最近數落川普的波頓、已經離任的前國防部長馬提斯、蓬佩奧、彭斯……可謂人人鷹派。在各種時刻，中國人以及港台很多人，都認為中美之間再不滿，都不會出大事；當出大事了，他們驚訝一陣，又重回冷靜，說幾句「沒事兒，沒事兒」，並且嘲諷英美國家只有一張嘴，不會來真的。這是因為廣義的中國人無法想像一個中美脫軌的世界，在這一代人的記憶之中，美國是會無條件需要中國的，所以中國無論怎樣做，美國都不會干預。美國就像改革開放一樣，是中國人胸前不會摘下的不變勳章。

他們忘記了，改革開放勉強還能說是自己的，但美國可以改變政策，「美國因素」不由中國人作主，而中國恐怕沒法想像一個不同以往的、對自己有敵意的美國。畢竟，現在的大局和具體政治環境，都是子那一代繼承爺那一代，爺那一代的家山不在了，紈絝子弟能否適應呢？

自我清算親華路線

美國自我清算50年前的親華路線，而中國在新世紀，卻是一直直路走向王莽模式，壓力將來會越來越大。王莽是西漢末年的儒生，名門之後，是西漢皇家的外戚。他在上位之前，學問好，禮賢下士、為人清廉，名聲非常好。後來西漢內憂外患，「五德終始」之說流行，實現了和平的改朝換代。漢帝退位，王莽做了「新朝」皇帝。王莽醉心周朝古學，新政權叫「新」朝，但政策卻是激進復古，靈感很明顯就來自那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古語。

用今日的話來說，王莽相信社會主義，幻想古世是黃金時代，所以官職、錢幣改為周式；復興井田制，又壓抑商業，將鹽鐵酒等行業收歸國有。這些共產式國進民退政策，觸犯了天下人利益。天下人以豪強為代表，豪強又以皇族為代表，開始不滿，最終也是豪族出身的劉秀推翻了王莽。王在位時，大一統上腦，將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西南地區的王侯降格，外交上侮辱匈奴單于，海內外沸騰，人人都不滿，但在王莽看來，也許周朝就是如此，天子就是一個。他用古代的聖王想像，套用於已經十分複雜的西漢末年，那個時候還未有遼朝這樣成熟的敵對政權，但各個民族和地區都有實力，不是漢人隨便予奪、也不是朝廷隨便說甚麼都可以。

王莽復古改制之下，外交格局提早崩潰，外交搞不好，馬上傾覆了國內。

後來評價王莽，有時都予以同情，有認為他是遠古的社會主義者，但書生學者政治，不符現實。他太相信經書中的世界和定理，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太過相信意識形態。在那個年代，東亞充滿迷信，迷信亦即沉迷意識形態。王莽用符瑞和五德終始之說上台，之後光武帝也遷就這一套，認為漢是火德，所以要遷都洛陽，可見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學者自己成了一個世界，這個意識形態的高峰，就是製造了王莽這種理想主義產物。

蓬佩奧在演講中批評「已破產的極權思想的真正信徒」，也就是等於王莽實在太真心，太相信復古。然而王莽雖然速亡，但他的復古基因，在之後也有人繼承。朱元璋也搞很多經濟復古政策，醉心於將整個中國化為《四書五經》中的古樸世界；之後同樣出身底層的毛澤東，也似乎敬仰朱元璋 (和劉邦)，因為出身相像，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亦無異於蕩清一切的混沌和原始，儒生則幻想古代的簡樸刻苦就是道的所在。在上世紀，王莽朱元璋的復古思想，和德國製共產主義，在毛身上奇異地共鳴交織。

毛有固執一面，不斷改造社會、又要爭共產陣營的理論正當性；但又有蛇一般的靈敏，他接受了美國，他見了尼克森，對蘇聯的恐懼情結，轉化為與美國合作的動力，他沒有硬幹，也不相信中國能獨力大殺三方。毛曾感謝日本，相信也吸收了日本下場的教訓。硬幹能一時快慰，但日本的下場是吃了原子彈。一旦騎虎，終於難下，只能蠻幹。中國現時有山本五十六嗎？

【盧斯達：美國大船調頭　中國走向王莽模式 -- 上報 / 評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森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前面，發表美中關係新定調。尼克森任內，在知名 China Hand 季辛吉協助下與中共接觸，那就是選址也充滿了 political symbolism。

尼克森跟毛澤東和周恩來直接談話，開始了聯中制俄的大戰略；即使尼克森後來下台，後來的鄧小平也念著他，晚至1979年，卡特做總統，邀請鄧小平去美國吃飯，鄧還是指名白宮國宴要邀請尼克森。幾十年過去，現在美國班農大鬧季辛吉是中共代言人，罵他是賣國賊；美國當下四處抓捕隱瞞中國背景的疑似特工；英國法國都開始排擠華為；澳洲英國在香港問題表現積極；加拿大在孟晚舟問題毫不讓步；美軍和日軍在南海演習，美國正式表態不承認南海是中國的勢力範圍；最近當然還有休士頓中國大使館的政治攻防加諜戰…

美國攻勢如怒濤強襲，地動山搖。一切都是來自尼克森，來自中美合作；當美國不合作，中國的好運就完了，之後要靠自己。是龍是蛇，將很快分曉。

美國或者民主國家，不像專制國家那樣高效，好像抗疫也就是各個州的權力，但民主政權可以代價很小地推翻自己以前的政策。因為當時是尼克森掌權，現在是我們掌權。沒有甚麼祖宗家法要遵守，因為每一屆都要選民重新授權。美國可以一邊打仗，一邊反戰；一邊保守主義，一邊進步主義。這一點中國做不到。民主國家小節粗疏，但主題靈活；專制國家小節高效，但航道僵化。

我們一直聽很多中國國內或者海外「華人」輿論說，川普要選舉，他只是個富豪、商人，他不會對中國動格。所以第一次選舉，中國人反而想川普勝選。川普掌權之後，不斷任命反華鷹派。可見中國人對美國人有一種一廂情願。最近數落川普的波頓、已經離任的前國防部長馬提斯、蓬佩奧、彭斯……可謂人人鷹派。在各種時刻，中國人以及港台很多人，都認為中美之間再不滿，都不會出大事；當出大事了，他們驚訝一陣，又重回冷靜，說幾句「沒事兒，沒事兒」，並且嘲諷英美國家只有一張嘴，不會來真的。這是因為廣義的中國人無法想像一個中美脫軌的世界，在這一代人的記憶之中，美國是會無條件需要中國的，所以中國無論怎樣做，美國都不會干預。美國就像改革開放一樣，是中國人胸前不會摘下的不變勳章。

他們忘記了，改革開放勉強還能說是自己的，但美國可以改變政策，「美國因素」不由中國人作主，而中國恐怕沒法想像一個不同以往的、對自己有敵意的美國。畢竟，現在的大局和具體政治環境，都是子那一代繼承爺那一代，爺那一代的家山不在了，紈絝子弟能否適應呢？

自我清算親華路線

美國自我清算50年前的親華路線，而中國在新世紀，卻是一直直路走向王莽模式，壓力將來會越來越大。王莽是西漢末年的儒生，名門之後，是西漢皇家的外戚。他在上位之前，學問好，禮賢下士、為人清廉，名聲非常好。後來西漢內憂外患，「五德終始」之說流行，實現了和平的改朝換代。漢帝退位，王莽做了「新朝」皇帝。王莽醉心周朝古學，新政權叫「新」朝，但政策卻是激進復古，靈感很明顯就來自那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古語。

用今日的話來說，王莽相信社會主義，幻想古世是黃金時代，所以官職、錢幣改為周式；復興井田制，又壓抑商業，將鹽鐵酒等行業收歸國有。這些共產式國進民退政策，觸犯了天下人利益。天下人以豪強為代表，豪強又以皇族為代表，開始不滿，最終也是豪族出身的劉秀推翻了王莽。王在位時，大一統上腦，將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西南地區的王侯降格，外交上侮辱匈奴單于，海內外沸騰，人人都不滿，但在王莽看來，也許周朝就是如此，天子就是一個。他用古代的聖王想像，套用於已經十分複雜的西漢末年，那個時候還未有遼朝這樣成熟的敵對政權，但各個民族和地區都有實力，不是漢人隨便予奪、也不是朝廷隨便說甚麼都可以。

王莽復古改制之下，外交格局提早崩潰，外交搞不好，馬上傾覆了國內。

後來評價王莽，有時都予以同情，有認為他是遠古的社會主義者，但書生學者政治，不符現實。他太相信經書中的世界和定理，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太過相信意識形態。在那個年代，東亞充滿迷信，迷信亦即沉迷意識形態。王莽用符瑞和五德終始之說上台，之後光武帝也遷就這一套，認為漢是火德，所以要遷都洛陽，可見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學者自己成了一個世界，這個意識形態的高峰，就是製造了王莽這種理想主義產物。

蓬佩奧在演講中批評「已破產的極權思想的真正信徒」，也就是等於王莽實在太真心，太相信復古。然而王莽雖然速亡，但他的復古基因，在之後也有人繼承。朱元璋也搞很多經濟復古政策，醉心於將整個中國化為《四書五經》中的古樸世界；之後同樣出身底層的毛澤東，也似乎敬仰朱元璋 (和劉邦)，因為出身相像，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亦無異於蕩清一切的混沌和原始，儒生則幻想古代的簡樸刻苦就是道的所在。在上世紀，王莽朱元璋的復古思想，和德國製共產主義，在毛身上奇異地共鳴交織。

毛有固執一面，不斷改造社會、又要爭共產陣營的理論正當性；但又有蛇一般的靈敏，他接受了美國，他見了尼克森，對蘇聯的恐懼情結，轉化為與美國合作的動力，他沒有硬幹，也不相信中國能獨力大殺三方。毛曾感謝日本，相信也吸收了日本下場的教訓。硬幹能一時快慰，但日本的下場是吃了原子彈。一旦騎虎，終於難下，只能蠻幹。中國現時有山本五十六嗎？

漢書地理志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織絲的國家。早在東西交通的曙光時代，中國生產的絲綢織品就已銷往印度、波斯（伊朗）、阿拉伯和希臘的城邦，深受歡迎。對中國這獨有的優良手工業產品「絲」，有人稱之為「賽路斯」（seres）。而在印度人那裡，「支那」（cina）一名的由來，據說也是和絲絹的輸入有關。由於產絲而聞名，人們就以「絲」來稱呼這個國家。在古老的西方人眼中，「中國」，你的名字就叫「絲」。

絲綢貿易的運輸興販，在古代，有著名的「絲綢之路」。惟，除了我們熟知駝鈴狂沙中的陸上絲綢之路，事實上，還有一條更我們在地更為密切的，是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著名學者馮承鈞認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漢時有通道二：一為西域道；一為南海道。南海道之開闢或更在西域道之先。

這條南海道的海上絲路，最早被中國正史記錄下來。那就是班固《漢書》卷28下〈地理志〉的一段文字。它記述了迄今約兩千多年前的漢武帝時代，朝廷派遣宦官，聯同中國海商，從（今廣州以西的）雷州半島的徐聞、合浦出航，到印度東南岸黃支國（建志補羅）的一段旅程。途中，他們沿印支半島，船行五月，有都元國，又經邑盧沒國，至諶離國，又「步行可十餘日」，可到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再經「蠻夷賈船」轉送，二月餘，可到黃支國。返程，則經已程不國，到皮宗，再回中國。學界考證，這條從中國東南沿海至印度黃支國的航道，間中所經歷的「都元」、「邑盧沒國」、「諶離」、「夫甘都盧」、「皮宗」等，一般斷定都在今東南亞區域內。

從《漢書》這段文獻的記載，中國漢代的海商是帶了「絲綢雜繒」去南海和印度市易「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的。很明顯，這是一條以交易絲綢為主，粗具規模的海上絲路。當時，中國的航隻和航海技術或許還是很有限，航行週期相當長，可能只是沿海岸航行，而且航海貿易並不是「直航」，中途需轉搭「蠻夷賈船」，分程轉送，才能到達目的地。這是中國海洋長程貿易發展史的萌芽時期，我們應予客觀評價，不須過度曲解或誇大其原文原意。

由於這是中國海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獻，文中所提及的地名，中外學者曾多次反覆討論考證。海南大學周偉民和唐玲玲在其《中國和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一書中更指出，《漢書》這一段文獻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有關東南亞的最早記錄，是東南亞歷史、馬來西亞歷史開始的文字紀程碑。中外學者對其所記的口岸和國家方位縱有爭議，但有一點是大家認同的，即當時中印之間的海上交通必定經過馬來半島。古代的東西海上交通，馬來半島是過境的必經之地，展現了其重要的地位。

關於文獻所記之「都元國」的方位，學術界歷來爭論分歧頗大。籐田豐八、費琅、馮承鈞和邱新民均認為，都元應在馬來半島東岸，而許雲樵更主說，都元國就是今馬來半島登嘉樓州的龍運（Dungun）。近來，周偉民和唐玲玲在登嘉樓幾次實地訪問，也支持許雲樵的論說（雖然周、唐也以為其論點目前還「顯得軟弱」）。此外，廈門大學韓振華考究，都元應是在越南南圻一帶。姚楠、陳佳榮和丘進等亦以文獻記載，船從徐聞、合浦出發，順風「船行五月」才到都元國為據，認為不可能是在馬來半島。因為船行要五月，其航行方式應是航海技術有限的沿海岸線航行，而不會是由南海順風直駛馬來半島，從而考訂都元國很可能是湄公河三角洲的某個城市。

縱然如此，暫擱置「都元」不談，對《漢書》〈地理志〉所記之「諶離」和「夫甘都盧」兩地的方位，大抵就沒有太大爭議，而且更顯重要。一般認為，諶離國在今克拉地峽東岸；夫甘都盧國則在克拉地峽的西岸。

在我們熟悉的地理知識裡，東南亞不僅有條著名的馬六甲海峽，實際上還有一個「地峽」。這個地方就在馬來半島北端，今天馬泰緬邊境之處。這地段特別狹隘，其窄處東西僅寬56公里，名為克拉地峽。

在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性尚未凸顯之前，中印海上交通主要是穿越地峽往來的。這在《漢書》〈地理志〉得到印證。因文獻記載中國船隊抵諶離國時，捨船上岸「步行十餘日」，才到夫甘都盧國，再從夫甘都盧轉搭「蠻夷賈船」航向印度的黃支國去。很明顯地，這裡所指，就是克拉地峽東西兩岸的地望。邱新民考據說「地峽通道實際上是東西航路第一紀程註腳」。

若說，中國古代文獻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東南亞，或是重建了馬來西亞古代史，這話一點也不假。馬來半島的歷史，在馬六甲王朝伊斯蘭化以前的印度化古國，多是集中在馬來半島的北部。像狼牙修（Lengkasuka）、北大年、吉蘭丹、吉打等，其考古遺跡是可以和中國古代文獻雙重印證的。

又，《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海上絲路航道的回程，印度商船的航行路線顯然與中國商船來航的不一樣。他們是從已程不國（一般考證是今斯里蘭卡）到「皮宗」，再至中國。「皮宗」究在何處？學術界也多有討論，大抵認為是在馬來半島南端。許雲樵認為，大概是指今柔佛和新加坡一帶，而多數學者以為是馬來半島南端柔佛西南外海的香蕉島（Pulau Pisang）。至今，該島仍是東西航線上，船隻由新加坡欲轉進馬六甲海峽的重要導航地標。

中國海洋發展史是有源頭的。華人的南來，不在於200年前的「賣豬仔」，也不始於600年前的鄭和下西洋。早在兩千年前，中國正史的典籍裡，早已記載了這些點點滴滴。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