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八千多名山東省流亡學生在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帶領下到達澎湖，39師師長韓鳳儀強迫學生編入軍隊，學生多不願意，於7月13日發生流血衝突。校長張敏之、鄒鑑和五名學生劉永祥、譚茂基、明同樂、張世能、王光耀以匪諜罪名被押到台北馬場町槍決，另有2名學生王子彝、尹廣居死於獄中，有的學生被裝入麻布袋中投海，此案的失蹤者可能超過兩百人，然確切人數仍不詳。此稱「澎湖713事件」，也被視為台灣白色恐怖第一大案。
事件發生後近一甲子前夕，澎湖終於在海濱建起國家紀念碑。建碑固然是遲來的歷史正義，然台灣社會向來缺乏對於白色遺址的保存概念，遑論將之轉化為民主教育素材的積極作為。於是各類建碑與例行的紀念儀式常流於形式，無助於深化國人對白色恐怖事件的理解，包括以歷史為縱深、地點為橫寬的脈絡。
澎湖713事件中的重要場景如馬公國校、天后宮，本是教育的場域、心靈的依歸，在事件中卻成為流血衝突、羈押、審訊、刑求的所在。此案絕非特例，全台各地都有學校、宮廟曾經是國家暴力的見證者。較為人所知者如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現西門町獅子林大樓及周邊），日治時代為淨土真宗東本願寺，白色恐怖時期則有大量政治犯在此羈押問訊、嚴刑拷打，此從特務稱其為大廟、台灣人稱閻羅殿可見一斑。
1950年初台北內湖國校內的「內湖新生總隊」，不是小學一年級的新生編制，而是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在綠島新生訓導處成立前的過渡單位。或如鹿窟事件中，數百名村民被捕後，多被送往鹿窟菜廟（今光明寺）問訊、刑求。南投名間國小、彰化員林國小曾設有「海軍反共先鋒營」，拘禁1950年代海軍案的政治犯，與同時期的「綠島新生訓導處（1951-1965）」類似，其管訓方式為勞動生產、興建設施，還必須接受思想改造。同時管理人員也會用強迫刺青等手法，要求這些受訓者展現忠誠。
而澎湖713事件中倖存的學生，後多轉往彰化員林實驗中學就學。此也並非政府盡其安置責任，員林實中乃是情治機關控管的單位，及至1970年代，仍負有此任務，例如接收偷渡來台的反共義士，監控其思想行為。另在白色恐怖口述史中，則出現了未記載於各種出版品及教科書中，但深深地烙印在政治受難者心中的拘禁問訊地，例如台北市蓬萊國小、屏東市孔廟。
上述場址至今多安在，也持續擔負著教育和信仰的工作，或成為人群熙攘的公共空間，卻遺落了它們的白色記憶。缺乏國家侵犯人權的各類地點的認識，將使得歷史與現在斷裂，也失去這些空間得以成為面向威權歷史、警惕教訓的教育意義與功能。
轉型正義工程尋求的真相，不僅是受難者所遭遇的事件，還包括他們經歷過的時間與空間。細數各地的白色遺址，不是為了引起社會對白色恐怖的恐懼，而為喚起眾人了解我們的生活空間中可能有所疊合的歷史感，以及呼籲政府負起整合此類白色恐怖歷史的責任，不只為知名政治案件立碑，也要揭露其行經各處的歷史源由和說明，使之成為教育下一代的重要場所。
（作者為白色恐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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