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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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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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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 篡位自立或抄家滅族｜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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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王朝更迭只有兩種名義：禪讓和徵誅。權臣們奪國畏懼「篡弒」之惡，常借「禪讓」的名義。曹丕導演的「假禪讓」例子一開，晉、宋、齊、梁、北齊、後周、陳、隋、唐等等，無不借此名義。不過，曹魏，司馬晉，包括東晉的桓玄廢安帝，對前代帝君都沒有加以殺戮。漢獻帝，曹魏末帝曹奐，包括被虜的蜀漢劉禪，孫吳的孫皓，都得以善終。自南朝宋劉裕篡位，這位寒人出身的老頭子開始殺舊朝皇帝，再到沈約勸蕭衍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南朝北朝相蹈此習，末代的少年皇帝及鳳子龍孫們下場極慘，無一善終。

東魏權臣高歡逼走了北魏孝武帝，迎立孝靜帝，由於心裡有愧，對新皇帝恭禮有加。高歡死後，其子高澄襲位，對孝靜帝很是放心不下。史載這位青年皇帝好文學，美容儀，能臂下挾石獅子翻宮牆，箭術精妙，很像他的先輩北魏孝文帝。身為大將軍的高澄派中兵參軍崔季舒監視孝靜帝的一舉一動，連吃飯喝酒說什麼話都要一一細稟。有一次孝靜帝在鄴東打獵，馳逐如飛，監衛都督（應該叫「監視都督」）就叫嚷：「天子您不要跑馬，大將軍會怪罪！」還有一次，高澄侍宴，舉一大斛直抵孝靜帝下巴：「臣高澄勸陛下飲酒。」封建等級社會，真正的臣下怎敢能直接「勸」皇帝飲酒！孝靜帝也急了，不悅道：「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也不想這麼活著了！」高澄大怒，指帝大罵：「朕，朕，狗腳朕！」並命令崔季舒猛搗靜帝三大拳，然後奮衣而出。連打皇帝都不親自動手，令屬下代擊，真是聞所未聞。

不久後，高澄被家奴刺死，其弟高洋襲大將軍位，很快就上演「禪讓」戲。靜帝不得已，與嬪妃辭訣。高洋派輛破牛車在東上閣等著接靜帝搬家，值班的小班長趙德跳上車作押解狀從後面抓持，孝靜帝以肘擊之，最後發怒：「朕畏無順人，授位相國，你是什麼奴才，敢逼人如此！」而對跪滿庭院淚如雨下的后妃，風神俊朗的孝靜帝還忘不了自嘲一句：「此日之事能和漢獻帝、常貴鄉公（曹魏末帝曹奐）相提並論啊。」這句話錯了。漢獻帝和曹奐「禪位」後好酒好肉好宮殿活了多年。高洋當皇帝不久，就用毒酒鴆殺孝靜帝，並其三子。

高洋初當皇帝時勵精圖治，北中國大半為其所有。而後沉湎於酒，動輒肢解烹煮虐殺臣下，有一天忽然向他妹夫元韶發問：「漢光武何故中興？」元韶是魏朝皇族，因為是高氏女婿，一直活得還不錯，此時只得老實回答：「因為王莽沒有把劉姓皇族全部殺絕。」於是高洋把魏朝姓元（原姓拓跋）的二十五家直系皇族全部殺光，把元韶也囚入地牢，餓得這位駙馬爺啃自己衣服活活噎死。過了一陣，高洋又在晉陽把諸元疏屬也全部殺淨，或祖父為王，或身為顯貴，皆斬於東市，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槊，共殺７２１人，棄屍漳水，以至於後來剖魚的人常在魚腹腔中看見人的指甲，致使鄴城人好久都不食魚。高洋又留下東魏王子元黃頭一個人，讓他和一些死囚從高台上以席為翅，飄悠而下，事先講好摔不死就饒他一命。死囚們紛紛摔成肉餅，惟獨元黃頭靈巧身健，求生心切，竟能飛到紫陌慢慢降下（估計有點像現在玩滑翔傘的技術），高洋食言，全然不顧「君無戲言」的古訓，把元黃頭交給御史關在獄裡餓死，還不如摔死來得痛快……

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秦朝李斯、趙高，西漢霍光、梁冀，曹魏司馬氏，西晉司馬倫，東晉桓溫，東魏高歡，西魏宇文泰，南朝宋劉裕，齊蕭道成，梁蕭衍，陳朝陳霸先，北周楊堅，唐朱溫，後周趙匡胤，北宋高俅、蔡京，南宋秦檜、賈似道，元朝阿合馬、脫脫……朱元璋建立明朝，削弱宰相職權，最終閹堅弄權，宦官大成氣候，一個魏忠賢就已經「九千歲」了，種下亡國之禍。

有明一代，權臣只有張居正一人而已。清朝權臣差點當皇帝的只有攝政王多爾袞，後來的曾國藩、李鴻章小心翼翼，國柄在手仍一心忠於王室，最後的袁世凱一直被小溥儀念叨：他會不會是曹操？——果真是曹孟德之流，只不過世易時移，國人已不喜歡再有人當皇帝，春秋大夢，八十三天戛然而止。一代雄傑，活活憂死。

由此可見，權臣持國，只有兩種下場——一是先封王，受九錫，加黃鉞，然後搞「禪讓」，成為一朝開國之君；二是忠於王室，又戀於權力，或生時被殺，或死後宗族覆滅，鮮有善終。無論如何，子孫都難逃辱死。特別是南朝時期，王朝短命，幾十年就一個輪迴，可稱是「現世報」。

首先上場演出的是田舍夫劉裕。老頭子歲數大，把晉恭帝立了幾個月就逼其遜位，封為零陵王。怕被毒死，恭帝和褚妃自己在床前煮飯吃。劉裕讓褚妃的哥哥褚淡把妹妹騙出來。兵士乘機跳牆進去，讓恭帝喝毒藥。

恭帝說：「我信佛教。佛教自殺的人轉世不能為人身。」兵士們就用被子把恭帝活活悶死；六十年後，蕭道成把宋順帝立了三年就廢掉。禪讓大典時小皇帝害怕，嚇得躲在佛蓋下不出來，年輕的「太后」嚇得帶領太監們四處搜尋，讓小皇帝最後一次充當新皇帝就職典禮的道具。典禮完畢，小皇帝的身份已成為「汝陰王」，他自己不覺，臨走時問左右：「今天起駕時怎麼沒有像往常那樣奏樂？」無人回答。不多時，汝陰王門外有人跑馬，守門人怕有人劫持這孩子搞復辟，入堂一刀，然後上報說小王爺病死了。蕭道成知道真實情況後，很高興，對殺小王爺的人「賞之以邑」；又過幾十年，蕭衍命齊和帝禪位於己，封其為巴陵王。不久，蕭衍派親信鄭伯禽到姑孰，給和帝一塊生金讓他吃下去。

和帝說：「我死不需要用金子，醇酒足矣。」大醉以後，伯禽上前把這十五歲的少年生生掐死（也恰恰在同一年，幾十年後把蕭衍老頭子餓死在台城、並誅殺他上百子孫的侯景出生在漠北）；陳霸先當皇帝後，封梁敬帝為江陰王，未幾就派劉師知去殺人。兵士追得卸任的小皇帝繞床狂跑，邊跑邊哭：「我本不願當皇帝，陳霸先硬立我為帝，現在為什麼又要殺我！」沒跑幾圈，劉師知就抓住少年的衣帶，兵士白刃交下，頭落於地……

宋武帝劉裕東滅鮮卑慕容超，西滅羌族姚泓，北朝大名鼎鼎的拓跋嗣和赫連勃勃皆望風而潰，以此大功而有天下，於情於理說得過去，但「其為神人所憤怒者」，莫過於弒君。自曹魏以來，一代篡一代，已成俗例，但弒鴆前代君王，則是自劉宋為始。晉恭帝欣然讓出國家，劉裕忍於殺戳，而殺人者自己想子孫後代免於被殺，這種想法則流於天真可笑了。一代一代，以前朝君王鮮血的豔紅作為開國顏色，估計每位開國帝王在鑼鼓歡慶聲中都有心存徬徨顧慮的黑色意念：我家子孫何時何處會怎樣被何等臣下所弒？

權臣們如果不做皇帝，報應更快，下場更慘，其中以霍光、張居正、多爾袞最為典型。

霍光身歷三世帝君。漢武帝死後，孝昭帝襁褓繼位，霍光匡安社稷身當大任，沒有異心。昭帝二十一歲死去。霍光迎立昌邑王劉賀。劉賀荒淫迷惑，無帝王禮儀，亂漢制度，霍光率群臣廢之，轉擁武帝嫡曾孫、被武帝殺掉的戾太子的孫子、時年十九的劉病已，是為宣帝。

這位漢宣帝即位前一直生長於民間，熟知世事，英果剛毅，「小來惟射獵，興罷得乾坤」（李商隱詩語）。但對霍光敬仰有加。霍光臨死前曾歸政，宣帝假裝謙讓不受。同時，霍光的醜老婆霍顯又買通人毒殺宣帝結髮之妻許皇后，霍光知而隱之，並依霍顯之計把自己女兒送進宮內作皇后。霍光死後，霍顯和女兒又千方百計想毒殺許皇后所生的皇子，最終闔族被殺，並連坐誅滅十多家。

霍光之禍，其實早在宣帝初立時已經種下。「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權臣陪同皇帝乘車，讓青年天子敬憚如此，滅族之禍，確實不遠。

霍光在漢朝兒皇帝孤立無援之際，擁昭帝，立宣帝，比周公伊尹差不了多少。「然光不學無術，暗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後，以增顛覆之禍，死才三年，宗族夷滅。」（班固語）司馬光對霍光的悲劇分析得十分清楚：霍光忠心耿耿輔助漢室，然而他最終不能全其宗族，為什麼呢？因為威福之權是人君的專利，人臣掌握，久而不歸，沒有好下場的；漢宣帝十九歲即位，知民疾苦，霍光大權久專，不知避去，多置私黨，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他自己能得善終就不錯了。接著，司馬光話鋒一轉，又客觀、委婉地批評漢宣帝：如果宣帝只以高位虛官任用霍光子孫，讓他們食大縣的俸祿，不掌實權，也足能報答霍光匡扶漢朝的盛德。可是宣帝給他們大權，任之以政，授之以兵，遂至怨懼以生邪謀，這不僅僅是霍家自招，也怪宣帝醞釀以成其禍。霍顯、霍禹、霍雲、霍山雖然罪應夷滅，但霍光的功營不應該抹殺；最後霍家被殺無遺，連一張吃飯的活口兒都沒留下，漢宣帝也真可謂刻薄寡恩呵。

有明一代，張居正功勞最盛。萬曆皇帝孩提登基，張居正已傾心盡力，使大明朝的國力達至鼎盛。同時他還身兼帝師之任，親自給小皇帝授課。太后、小皇帝接見張居正的母親，常常「行家人禮」，也真夠得上榮華富貴到頂了。萬曆十六年六月，張居正病死；第二年三月就被追奪一切官階，轉年又被抄家，兒子上吊，老母挨餓，一家人無尺寸立錐之地。神宗皇帝剛剛還講「待朕沖齡，有十年輔理之功」，轉眼卻恩將仇報，一切功名皆化為罪狀。其慘烈情景，不亞於霍光。

清王朝的多爾袞身為皇帝之子，皇帝之弟，皇帝之叔，本來在皇太極死後自己當皇帝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力排眾議，仍舊扶持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的福臨為帝，是為順治帝。

作為一代輔政明王，多爾袞降吳三桂，進軍北京，建立清朝，滅李自成餘部，射殺張獻忠，絞死南明弘光帝，擊破金聲恆、李成棟、姜瓖三位明舊將的反叛；他又革除前朝弊政，交好漠西蒙古，把藏原回疆一收宇內，實現「以漢治漢」的統治方針，又令滿漢官民可以互通婚姻，實現「滿漢一家」的治國大計，可稱得上是文武全才，智勇雙全的一代人傑。隨著權力巔峰的到來，本來就多癖好色的多爾袞忘乎所以。他以侄子福臨皇帝的名義給自己建碑記功。加封自己為叔父攝政王，自己的冠帶、帽頂、服用、坐墊、房基均專門設立一個級別，明顯與皇帝無異。後來，他又加自己封號為「皇叔父攝政王」，皇族見他都要叩頭，禮儀倍於其他王爺。

順治五年，封號又改為「皇父攝政王」，不僅僅是皇帝他爸，還兼攝朝政，此真比皇帝牛多了一大截。本來私下就傳他和福臨生母孝莊太后「有一腿」，這樣一來風影可觸，更加授人以柄。此後，此公還私役內府公匠，大修府第，廣徵美女，甚至向朝鮮搜求公主，其後又嫌人家不漂亮隨意丟棄。順治七年，三十八歲壯年的多爾袞暴死於喀喇城。死後第十七天，被追尊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哀榮達至頂峰。第二年二月，秋後算賬開始，大侄子福臨開始公佈多爾袞罪狀，共有九條，皆是「逆謀果真，神人共憤」的大罪，屍體被挖出，鞭打，砍去頭顱，原本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一百年後，乾隆皇帝才為多爾袞「追諡曰忠，復還睿親王封號」。死人無知，宗族零落，仍舊大悲劇結局。

由此可見，權臣秉政，如果依據古禮，不篡位，即使嫡親叔侄之恩，扶立之功，也難免死後掘墳挖墓之伐，宗族覆滅之慘；篡位吧，幾代輪迴，子孫骨肉又無孑遺，還不如平常百姓能百代不絕。這種歷史的黑色幽默，荒誕之中寓示著無盡的人生大道理。中國自古崇尚儒家倫理，使得一幕幕悲劇大同小異，走馬燈般旋轉不停。羅貫中基於君臣父子之義，把曹孟德大英雄描畫為千古奸雄。現在文學編劇大興「翻案」風，潘金蓮成為婦女解放先驅，朱元璋乃仁德天子，洪秀全也成為愛民如子的英明帝君……如果以荒誕劇的手法編排曹操，以倫理虛幻的劇情套用曹操，假設他芟夷群雄之後，歸政於帝，謙遜平和，高風亮節，像諸葛亮一樣，最終結果，又會怎樣呢？！


原文載於《歷史總是叫人惦記》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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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秦始皇后宮嬪妃為何在史書上集體失蹤？ （二）｜知史百家

李開元、歷史春秋網

（續）

發掘公子公主墓

自從兵馬俑陪葬坑在1974年被發現以來，始皇帝陵園的發掘和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秦始皇一生的種種疑案，由此獲得了文獻上得不到的種種寶貴線索。在始皇陵園，考古學者曾經發掘過一座甲字形陪葬大墓，規模等同王侯級別，地點靠近始皇帝陵封土。考古學者以為墓主當是皇室宗親，可能就是公子高的墓。前面我們已經談過，他自願殉葬，得賜錢十萬，以公子之禮埋葬於始皇陵旁。

在始皇帝陵封土東邊大概一里遠的地方，有一村落叫作上焦村，在村外的樹叢間，有十七座甲字形陪葬墓，坐東向西，南北縱列，面向始皇帝陵展開。其中有八座墓葬已經發掘，在陪藏品中，考古學者發現了秦少府工官製作的御物。少府是專門管理王室宮廷的機構，相當於皇室內務部。一般來說，少府製作的物品，屬於皇室用品。這些墓藏中出土的皇室用品，自然使人聯想到這些墓主與皇室宮廷之間，可能會有某種關聯。那麼，這種關聯會是什麼呢？

為了追查這種關聯，我根據考古發掘的報告書，將已經發掘的八座墓葬的材料整理出來，提供給大家如下:

上焦村陪葬墓簡況　　

第7號墓，墓主為男性，年齡在30歲左右，頭、身、四肢分離。

第10號墓，墓主為男性，年齡在30歲左右，頭、身、手、足骨分離，倒置於槨室頭廂內。

第11號墓，墓主為女性，年齡在30歲左右，骨骼完整，仰身直肢，上下頜骨左右錯動。

第12號墓，墓主為男性，年齡在30歲左右，頭骨置於槨室頭廂蓋上，肋骨及其他骨骼置於頭廂內。

第15號墓，墓主為男性，年齡在30歲左右，頭、身、四肢分離，置於槨室頭廂蓋上，頭骨在槨室外亂土中，頭的右顳骨上插有銅鏃一支。

第16號墓，墓主為男性，年齡在30歲左右，上半身屍骨在槨室內，頭骨在槨室頭廂的蓋上，下肢骨在填土中。

第17號墓，墓主為女性，年齡在20歲左右，頭、身、下肢分離，左腳與脛骨分離，兩臂伸張作趴伏狀。

第18號墓，有銅劍一把，未見人骨。八座墓中，出土七具屍骨，五男二女中，六人身首四肢分離，顯然是被酷刑肢解而死，一人屍骨完整但上下額骨錯位，顯然是被繩索縊死。這種非正常死亡的遺留現場，究竟向我們傳達了古代歷史的什麼信息呢？

著名考古學家袁仲一先生是八座墓葬的發掘者之一。他由這十七座墓葬，聯想到秦二世誅殺諸位公子公主的事情，推斷這十七座墓葬可能是被秦二世所誅殺的公子公主們的墳墓。

根據史書的記載，二世即位以後，命令趙高網羅罪名，將秦公子十二人戮死於咸陽，公主十人矺死於杜縣，財產一律沒收，親近多被株連。戮死，就是殺死後陳屍受辱。矺死，就是分裂肢體而殺之。諸位公子公主非正常死亡的慘狀，與十七座墓葬主人們的零亂遺體情況相當。

根據史書的記載，諸公子和公主被殺的時令，是在二世元年春天，秦歷當在一至三月的寒冷時候，發掘中發現有修墓人烤火的炭跡，文獻和實物互相得到了印證。

根據史書的記載，長子扶蘇接受偽造的遺詔，被賜劍自殺於上郡。第十八號墓只有銅劍一把，未見人骨，可能是他的衣冠冢。文獻和實物不僅有相互的印證，更令人感到神奇而有無窮的回味。

考古發掘，為秦二世屠殺兄弟姐妹的歷史慘案提供了實物的證據。這些實物的證據，似乎在向我們訴說，秦始皇的諸位公子公主，都死於骨肉相殘，他們都是在非正常死亡後單獨埋葬的。由此看來，他們死亡的時候，他們的母親，也就是秦始皇的有子女的後宮們，或許已經過世，或許還在人世間孤獨而悲哀地生活著。至於更詳細的情況，我們無法得到更多的線索。看來，追查第三線索人的這條路，也到此不通了。餘下的線索，只剩下第四線索人——秦始皇的幼子，二世皇帝胡亥和第五線索人——長子扶蘇了。我們先來考察胡亥。

廢長立幼的打算

秦二世胡亥是排名第四的線索人，我們在著手調查他以前，按照慣例，首先提供一份有關線索人的個人材料，請大家過目。

秦二世胡亥履歷表

名字：胡亥

性別：男

生年：秦王政十八年

父親：秦始皇嬴政

母親？

職業：皇帝

死亡：二世三年

胡亥是秦始皇的幼子，生於秦王政十八年。胡亥第一次出現在史書中，是在秦始皇第五次巡遊天下的時候，當時，胡亥二十歲。

秦始皇即位以後，曾經五次巡遊天下。第五次巡遊，從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開始，一直持續到同年七月病死於旅途當中，整整持續了十個月。(按:秦的曆法，以十月為歲首，就是每年第一個月是十月，九月是最後一個月，從十月到七月，在同一年度內，正是十個月。)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在開始他人生的最後一次旅行時，做了一個對未來的歷史有重大影響的決定，就是帶上幼子胡亥同行。那麼，我們為什麼說這個決定對於未來的歷史有重大的影響呢？一句話，這個決定直接牽涉到秦始皇究竟想選擇誰做自己的繼承人的問題。

關於這件事情，史書上只有這麼一句簡單的記載:「三十七年十月癸醜，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這句話是說，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醜這一天，始皇帝開始出行巡遊天下。政府百官分成兩套班子，左丞相李斯帶領一套隨始皇帝同行，右丞相馮去疾帶領另一套留守咸陽。幼子胡亥愛戴父親，請求同行，始皇帝同意了。僅僅由這句話，我們似乎看不出這件事情與秦始皇選擇繼承人的事情之間有什麼關係。但是，如果我們將有關這個決定的兩個背景情況加進來考慮的話，問題就出來了。

第一個背景情況是，這時候的秦始皇已經五十歲了，從他日漸衰弱的身體狀況來看，也許已經是時日無多了，選立繼承人的決定，可以說是刻不容緩的大事。第二個背景情況是，就在一年多以前，秦始皇的長子，皇位第一繼承人扶蘇，因為與秦始皇政見不合，被貶斥出京，打發到上郡的蒙恬軍中出任監軍。從而，秦始皇最終將選定誰做繼承人的事情，成了一樁懸案。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秦始皇有二十多個兒子，他們都是有皇位繼承權的可能接班人。始皇帝這次巡遊天下，長期離京在外，部分百官同行，帝國的重大政務都在旅途中處理，或者在車上，或者在行宮中。毫無疑問，秦始皇的巡遊，連帶著帝國政治中樞的移動，不僅是個人行為，更是重大的政治行動。在如此重大的政治行動中，秦始皇選取胡亥同行，意義就非同尋常了。

這種非同尋常的重大的意義是什麼呢？一，如果從父子之情來看的話，表明瞭秦始皇格外寵愛胡亥的親情；二，如果從皇位繼承的政情上來看的話，則是顯示了秦始皇有意立胡亥為太子的政治意圖。秦始皇有意立胡亥為繼承人的事情，是歷史上被忽略了的問題，實有其事而被視而不見。今天，我將這件事情作為問題提供給大家考慮，並且出示可能的證據。

秦始皇立胡亥為繼承人的考慮，在史書中是有明確的線索可以追尋的。這個明確的線索，有胡亥和蒙毅兩人可以作證。

胡亥即位以後，在趙高和李斯的慫恿下，決定殺害親近扶蘇的大將蒙恬和他的弟弟蒙毅。蒙毅長期侍從在秦始皇身邊，是秦始皇最為信任的親信大臣。他熟悉宮廷內幕，秦始皇帝晚年的心境，他是第一知情人。蒙毅死前，二世曾經派遣御史傳令指責他說:「先帝曾經打算立朕為太子，而你從中作難。如今丞相參劾你不忠，罪當誅滅宗族。朕不忍，賜你一死，也算恩遇有幸，你自己決斷吧。」

蒙毅痛感冤屈，自殺以前為自己申辯說:「如今指責臣下不能得先帝之意，然而，臣下年少就仕宦於先帝，多年蒙恩，幸得信任，直到先帝去世，未曾有所逆迕，可以說是知曉先帝之意了。又指責臣下不知太子之能，然而，先帝巡遊天下，獨有太子跟從，先帝親愛太子之情，遠較諸位公子深厚絕遠，臣下是盡知而無所懷疑。先帝舉用太子，不是一時之轉念而是多年之積慮，臣下何曾敢有過勸諫，何曾敢有過謀慮！臣下決不敢巧飾言辭、強辯奪理以避死，只是擔心事情不實而羞累先帝之令名罷了。懇願使者能夠有所考慮，使臣下死得明白。」

在二世的指責和蒙毅的辯解當中，都提到了晚年的秦始皇曾經打算立胡亥為太子的事情。在蒙毅的話中，更是明確透露出，秦始皇廢長立幼的打算，不是一時的念頭，而是經過數年醞釀的積慮。

看來，秦始皇格外寵愛胡亥，有意立他為太子的事情，應當是可信的事實，那麼，秦始皇為什麼會格外寵愛胡亥呢？

秦始皇為什麼寵愛胡亥？

人性本複雜，人心多變化。歷來論及身居高位的權勢人物，往往專注於政治政略，對於人情人性，多有所忽略。如同始皇帝這樣的權勢人物，他首先是有七情六慾的人。剝去層層外衣的人體，同你我一樣，都是由生帶來由死帶去的赤體；離開權勢利害的心情，同你我一樣，都是天地間常見的兒女親情。就始皇帝與胡亥的關係而言，首先是父子親情。

在家天下的父子繼承體制之下，政情由親情延展生出。帝王的隱私，就是國事的隱情；國家政情的隱秘，常常須要到帝王親情的隱私處去尋求。順著這種思路考察始皇帝之所以格外寵愛胡亥的理由，我們可以舉出三條來。

一、 幼子可愛的人情。

胡亥是始皇帝最小的兒子，他三十一歲生下胡亥之後，大概就沒有生育了，可能身體出了毛病，生殖系統有慢性的炎症或者是機能性障礙。俗話說，幺兒幼子最可愛，年少天真無嫌猜。愛幼的人情，不但平民百姓如此，權勢在手的人，更是如此。身在高位，逼宮搶班的危險，使人不得不有所提防，首當其衝的提防對象，就是最近的繼承人。父子繼承的體制下，長大成人的親骨肉，越是能力強，越是力量大，越是有逼迫的危險，也越是容易成為猜忌的對象。

與此相反，幼子繼承的可能性最小，利害上沒有逼迫的可能，年幼天真，與父親的關係多是難得的真情，不僅沒有嫌猜，常常滋生格外的愛憐。格外的愛憐，生於平民之家，不過是人間的親情；生於君王之家，往往衍生成王位繼承的政情。歷史上，老父愛幼子，廢長立幼的事比比皆是，舉不勝舉，漢高祖劉邦(廢長子劉盈立幼子如意失敗)、漢武帝劉徹(殺長子劉據立幼子劉弗陵)、曹操(一度想廢長子曹丕立幼子曹植，後來放棄)、袁紹(不立長子袁譚立幼子袁尚)、劉表(不立長子劉琦立幼子劉琮)……簡直可以寫一部廢長立幼的專門史。

二、胡亥頑皮直率的天性。

胡亥之所以格外受到父親的寵愛，也出於他可愛的性格。胡亥其人，本來是沒有政治抱負也沒有政治野心的青年，鹵莽而頑皮。《新序》中，留下了這樣一個戰國故事。胡亥還在做王子的時候，始皇帝設酒宴招待群臣，胡亥與諸位兄長一道得到酒食的賞賜，臨席完畢，諸位公子紛紛退席。古人席地而坐，就像現在日本人坐在榻榻米上一樣，入席脫鞋，出來穿上，脫了的鞋都放在門外。胡亥最後一個出來，大概是喝了點酒，又受了宴會高興勁兒的熏染，很有些興奮，看見滿地擺放著各種各樣的鞋子，一時發了猴性，將看起來招眼的鞋，都一一踩上一腳。諸位兄長無不嘆息雲雲。

《新序》是西漢末年的學者劉向所編輯整理的古代故事集，而這種古代故事是司馬遷編撰《史記》的史料之一。這個故事，《史記》中沒有，可能是現有古籍中有關胡亥少年時代的唯一記載。胡亥的諸位兄長，從扶蘇、公子高到公子將閭兄弟，都是比較規矩的人，或許與始皇帝對子女的嚴厲有關，也許與他們母親的管教有關。胡亥與諸位兄長不同，敢鬧事，不時搞點惡作劇。他的這種性格，用貶斥的話來說，是不懂規矩的惡少；用平和的話來說，是調皮搗蛋的頑童。也許，正是因為他個性比較直率莽撞，年紀又最小，才得到了始皇帝格外的喜愛？

三、胡亥沒有政治野心。

前面我們講過，始皇帝突然死於巡遊途中，趙高策劃沙丘之謀，勸誘胡亥銷毀始皇帝的遺詔，取代扶蘇，搶班奪權。這件事情，一開始被胡亥一口回絕。胡亥說:「父皇的安排是當然的事情。明君知悉臣下，明父知悉兒子。父皇去世，不言封賞諸子，我作為兒子沒有多話的餘地。」可謂乾脆利落，毫無戀念政治權力的思緒。

胡亥沒有政治野心的特點，在他做了皇帝以後仍然沒有改變。他即位以後，多次顯露出生命苦短、及時行樂的心理傾向，他曾經感嘆說過:「人生在世，宛若乘坐六馬快車馳過缺隙，轉瞬即逝。」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方才二十歲。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為什麼產生如此超前的人生遲暮感，實在是一個發人深思的事情。我曾經在《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中解釋這件事情說，多年來，胡亥目睹父親一生汲汲於政務，宛若堯王禹帝般勞苦，而當天下偉業大成時，卻面臨病痛的折磨，苦於生命的短暫，到處尋藥求仙，苦苦期求得不到解脫，終於違願逆情，突然撒手葬身於黑暗冷徹的地下。正是這種貼近父親一生真相而早早地生出生命苦短的強烈感受，影響了胡亥的人生觀。

胡亥的人生觀，是追求人生的享受，滿足自然生命的快樂，與政治權力和政治功業完全無緣。也許正是出於這種人生觀，相對於父親輝煌偉大的政績而言，胡亥更多地關注的是父親的生命和健康。他的這種關注，出於他的真情本性，直率而不加掩飾。想來，胡亥的這些特點，對於陷身政治漩渦中心的始皇帝來說，是一種難得的撫慰，或許最能使始皇帝感受到父子間的真情，從而對胡亥生出格外的憐愛來？

（三之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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