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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 醫療廣角鏡】原住民的基因是全球頂級商品

鄭春鴻於8/21日投書民報，跟我們分享了近年來基因庫商機崛起後，原住民族基因炙手可熱的各種前因，並且精準的將矛頭指向眾多財團與政府大型計劃裡，缺少包容性與公平性的利益共享模型。

到底原住民的基因主權該如何爭取？是被當成動物、還是能夠與全球科學研究一起共享研究成果與獲利？我們來看看以下的文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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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醫學治療大多是針對「標準化病人」設計，同一個病，用同一個治療準則，甚至同一藥物。這種「標準治療策略」雖然在許多病人身上曾經很成功，但對某些病人卻無法奏效，因為這樣的「概全性治療」忽視了病人的個體差異和疾病的異質性。而「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就是在針對病人體質差異和疾病的異質性的特殊考量下，所訂定出來的疾病預防和治療策略。舉例來說，罹患同一種癌症，即使又是同一期別的病人，但不一定吃同一種標靶藥；而必須進行基因檢測，分辨其基因表現的異質性，再來進行不同的治療。

人類基因數據，已成為全球「頂級商品」

很早就有人喊出「二十一世紀是精準醫學的世紀」。而這些精準醫學科技發展必須仰賴於：（1）大規模生物數據資料庫（例如 human genome sequence, TCGA database）；（2）可以獲得生物資料的科技 （例如: 基因微陣列、大規模平行DNA定序、蛋白質體學、甚至行動醫療裝置科技等等 ）；以及（3）可以分析大量數據的電腦工具，目前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就有這個能力。

近年來，原始數據，包括從人類基因組獲得的序列數據，已成為全球「頂級商品」。這種轉變是如此新奇，以至於專家們仍在評估這種數據在全球市場上的價值。2018年，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就以3億美元的價格將其包含約500萬人的數位序列數據資料庫的查找權出售給了全球三大藥廠之一的葛蘭素史克藥廠（GlaxoSmithKline）。今年稍早，23andMe又與西班牙製藥公司Almirall合作，Almirall正在利用這些數據開發用於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型抗炎藥，這是23andMe首次簽署用於開發藥物的一項許可協議。

原住民的血液和基因數據可以換鑽石

我們一家都是「人」，但是每個人都是上帝獨一無二的作品。人與人之間，族裔與族裔之間，都存在其獨特性、異質性。

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人類學系，全球衛生計劃和原住民實驗室的凱魯·福克斯 （Keolu Fox） 博士，7月30日在新英格蘭學期刊（NEJM）最新發表的〈包容的錯覺—「我們所有人」研究計劃與原住民的DNA〉（The Illusion of Inclusion — The「All of Us」Research Program and Indigenous Peoples’ DNA） 指出，在非洲南部的內陸國博茨瓦納（Republic of Botswana）經營的盧卡拉鑽石公司（Lucara Diamond Corporation）最近開始將所有零售額的5％分配給基於社群的利益者共享。結果，博茨瓦納政府開始使用鑽石特許權使用費來做為基礎設施、醫療保健和教育計劃提供資金。可見原住民的血液和基因數據，理當可以成為「利益共享者」來「兌換鑽石」，在藥品開發的商業機制裡，這絕對是公平的。事實上，製藥行業諸如Variant Bio之類的初創公司正在探索長期利益的共享模型，在這種模型下，將使用集體利益模型，來共享使用特定於社群的基因數據開發的藥物，並給予特許權及使用費。

凱魯·福克斯博士研究指出，涉及人類遺傳變異的大規模研究中，諸如Geisinger Health System，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AncestryDNA和23andMe之類的公司已經成為最強的基因數據庫。為了推動該領域的發展，涉及從血樣、問卷、認知調查和其它對參與者進行的測試中，收集精確的測量值。但是這些方法對於參與者來說是「昂貴的」，並且在生理和精神上都是沉重的負擔。但顯然地，科學家可以從這些數據發現全球罕見但本地常見的特定人群的生理變異。

原住民基因組成是未經探索的「變異寶庫」

世界許多原住民人口在地理上已經隔離了幾萬年。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種群已經適應了他們的環境，從而在其基因組中留下了特定的「變異特徵」。因此，原住民民族的基因組成為了未經探索的「變異寶庫」。這些變異會被諸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All of Us」研究計劃識別出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領導人雖然已承諾，該計劃的參與者中至少50％應該是代表性不足的少數族裔的成員，包括美國原住民社群（美國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和夏威夷原住民），明確地將多樣性與該計劃的目標聯繫在一起，以促進平等享受精確醫學的未來利益。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承諾可能是一種幻想，開空頭支票而已。

原住民DNA數據早就被商品化

凱魯·福克斯博士說，先前的政府曾資助的大規模人類基因組測序工作，例如人類基因組多樣性項目、「國際人類基因組單體型圖計劃」（簡稱HapMap計劃），都提供了修改開放源數據的方法的範例。HapMap項目和1000基因組項目描述人類遺傳變異的常見模式，用於查找影響健康、疾病的遺傳變體和反應藥物和環境因素的影響。 該計劃產生的數據對於研究是「免費提供」的，可以不受限制地、開放地查找有關特定人群的生物標誌數據，最終卻使製藥和血統檢測公司產生了價值近10億美元的利潤，但完全沒有分給受測者一分錢。如果「All of Us」計劃使用相同地採不受限制的數據偵測和共享協議，那麼將沒有內置機制可以防止原住民DNA被商品化。

製藥公司的科學家們發現B4GALT1基因突變與居住在美國加拿大的原住民艾美許人（Amish）族裔的膽固醇水平較低和纖維蛋白原水平較低相關，這一發現可能會產生新型的膽固醇藥物。

非洲血統中鑑定出的基因確可開發新藥物療法

作為藥物開發工作的一部分，許多族裔參加了有關人類遺傳變異的大規模研究。例如，Vertex Pharmaceuticals的下一代囊性纖維化雞尾酒Trikafta（elexacaftor / tezacaftor / ivacaftor和ivacaftor）是利用囊性纖維化患者的數字序列數據和囊狀纖維化症基金會（Cystic Fibrosis Foundation）的資金開發的。在非洲血統中鑑定出的基因座導致了PCSK9抑製劑的開發。最近，美國製藥公司Regeneron（生元製藥，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的科學家們發現B4GALT1基因突變與居住在美國加拿大的原住民艾美許人（Amish）族裔的膽固醇水平較低和纖維蛋白原水平較低相關，這一發現可能會產生新型的膽固醇藥物。艾美許人是很獨特的族裔，它們是基督新教重洗派門諾會中的一個信徒分支，以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著簡樸的生活而聞名。

儘管這些研究的參與者可能會從新療法的開發中受益，但尚不清楚是否使用從這些人群的研究中獲得的數據開發的任何藥物給予它們甚麼補貼、特許權使用費或知識產權。而且，這類新藥物的價格常常使被研究人群中的大多數病人難以承受的。例如，Vertex的囊性纖維化藥物每年定價超過30萬美元。科學倫理上規定，在進行人類受試者研究的通用規則明確指出：「不應對無法從結果中受益的人群進行研究」，上述結果，新療法使受測者無法負擔藥價，這當然違反了該項原則。

藥廠科學家吃香喝辣，原住民分不到一杯羹

原住民理所當然地會擔心從他們基因組研究獲得的藥物被商品化的趨勢，因此，他們有時不願參加基因組研究。所有的科研調查人員都有興趣從本地人群中招募參與者，但鑑於涉及原住民民族的遺傳研究歷史悠久，包括印第安人保護區是美國印地安原住民Havasupai人起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案例，在該案例中，部落成功起訴大學以不當方式使用其成員的血液樣本。也因此印第安人保護區會繼續對參加NIH的最新研究保持警惕，也是理所當然的。總不能藥廠科學家拿了印第安人的基因發明藥物賺了大錢吃香喝辣，原住民或少數民族被當成「動物」研究，卻分不到一杯羹。

數據和政策的商品化允許不受限制地使用數據，從而擴展了族群被邊緣化的歷史，並剝奪了原住民就如何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可以使用自己的生理數據做出決策的權利。如果「All of Us」的調查人員都想招募原住民社群成員，就應該將原住民納入有關數據進行測試、數據使用和知識產權的政策制定中。提倡「原住民基因數據主權」這一新概念的倡導者，呼籲原住民更多地參與數據和生物樣品的管理，並呼籲使用定義樣品使用權的數位工具，以提高使用過程中的透明度和完整性，也就是隨時可查考誰用了這些數據。

將平台的收益分配給共享其DNA進行研究的人們

促進向「公平利益共享」標準化邁進的一種方法是，確保原住民擁有來自原住民的數據的控制權，現已經使用了兩種方法來實現此控制：個人利益模型（也稱為股東模型，涉及股票的部分所有權）和集體利益模型（涉及社群信任）。LunaDNA是社群所有權的生物醫學研究平台，也是部分所有權模型的一個範例。這家公益公司將平台的收益分配給共享其DNA進行研究的人們。可以與NIH和製藥公司合作建立社群信託，不僅可以提供對藥品的補貼，而且可以對參與基因組研究的社群進行再投資。事實上，在多個行業中，存在基於社群合作夥伴的利益共享的先例。2019年11月，南非政府宣布根據《名古屋議定書》，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Khoi-San）將分享豐厚的利潤。

預防醫學的未來必須兼具公平和包容性

當我們繪製預測和預防醫學的未來的地圖時，公平和包容性應引導著美國的創新軌跡。正如礦採業一樣，當我們想要在某地挖取石油，總會先探勘什麼環境可持續性取得利益一樣：同樣地，當數據是有爭議的可商品化資源時，我們也要提出問題：什麼是社會和文化可持續性？誰可以取得基因數位序列數據？依賴共享寶貴數據集的伙伴關係會是怎樣？應如何分享利益？以及我們如何以尊重各族裔的貢獻並鼓勵對被邊緣化群體的投資和能力，用來建設開發藥品，同時仍然為藥品開發和商業研究與發展提供激勵？

「All of Us計劃」的成功將取決於回答這些問題。隨著新技術在人類驅動療法領域的融合，利用人類遺傳變異研究數據開發貴重藥物的機會將成倍增加。在這一領域將需要進行公平的創新，以確保真正實現「All of Us」的利益。

文章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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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基因成為頂級商品
#預防醫學應兼顧公平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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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校長開學演講：一切偉大的發現，都基於提出問題

善於提問，是一種重要的學習能力。一個好問題的提出，能夠帶來對事物的深入思考。

今天與大家分享的是耶魯校長蘇必德在今年開學典禮上發表的演講。在演講中，蘇必德強調了耶魯注重對“好奇文化”的培養，認為“一切偉大的發現，都基於提出問題。”

以下翻譯自演講原文：

早上好！向所有Eli Whitney項目的學生，所有的交換生，國際訪問學生以及我們新一屆的耶魯新生致敬，歡迎你們來到耶魯！

在這裏，我謹代表學校裏的同事，對今天來參加活動的家庭致以誠摯的問候。請諸位盡情享受與家人共度大學第一段生涯的美好時光。

通常來說，在開學演講中，校長都會告訴學生：你們是從世界上萬千的精英高中生裏選拔出來的，都是能獨擋一面的個體。

當然，這是事實，不過這並非我今天想要表達的觀點。

相比之下，我更鼓勵你們：不要因為自己的獨特而怡然自得；學生們應當多接觸我們的校園；相比答案，能更多地提出自己的問題；能承認自己處於迷茫或困惑的狀態；願意表達：“雖然我不太瞭解... ... 但我會去尋找答案。”並且，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學生要勇於承認：“或許我錯了，或許其他人的觀點是正確的。”

這是新生們從老師與同學處最能學到的東西。並且，這也是我們聚集於此的原因。我們來耶魯是為了提出問題，提出關於彼此、關於我們所處世界的問題。

▍勇於提問，擁抱“好奇文化”

在耶魯，我們著重對好奇文化的培養。

在剛剛度過的夏天裏，我閱讀了一個有關於伊西多·艾薩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的故事。

作為一個嬰兒，拉比於1898年誕生在美國。在這之後，他開始注重對粒子束的研究，他的相關研究讓MRI（核磁共振）以及諸多學科獲得了提升。1944年，拉比還因為自身的成就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拉比的父母在布魯克林經營著一家小雜貨店。他的母親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不過，拉比記得母親曾問過他一個重要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成就了自己璀璨的人生。

普通的家長，每天下午都會向孩子提問：“你今天在學校裏學到了什麼？”拉比表示，自己的母親與其他家長不同。“她只會問我一件事：你今天有提出一個優質的問題麼？”

拉比認為，正是母親的這一舉動，讓他養成了不斷提出優秀問題的習慣，為邁向傑出科學家的道路埋下了伏筆。

所以，我建議在場的所有家長，當你們給孩子打電話的時候，在關注他們的同學、室友與就餐情況之外，請記得問問孩子，看他們近期提出過怎樣的問題。

從牛頓的萬有引力到量力科學的重大突破，這些或來自耶魯或來自其他頂尖高校的偉大發現，其實都是基於提問所產生的。

當音樂家開始採用一段新的旋律；當社會學家開始觀察一段社交行為時，他們都會問“為什麼？”，“如果這樣/那樣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正是他們的好奇心，點燃了人們心中的火苗，並且引領世界往全新的方向前進。

對自我的發掘與提升，同樣來自於提問。舉例來說，當我們質疑一件事並表示“為什麼我要相信它？”，“為什麼我要這麼做？”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學會了反思，並獲得了成長。

我想起了詩人比利·柯林斯（Billy Collins）的話語：“詩歌存在的問題，就是在鼓勵更多詩歌的出現。”

我覺得這一言論同樣適用於提問。詩歌和提問，都是通過一個點，去點亮另一個點；通過一扇門，去打開更多的門。

有些時候，我們問題會把我們引向一條死胡同。這個問題或許並不能帶來正確的解答，一扇知識的大門也因此無法打開。

但請你們牢記，沿途中的那些收穫，能幫助我們在將來提出更優秀的問題。

電影“粉紅豹”（The Pink Panther）中有這麼一個著名的場景：“烏龍探長”克魯索(Clouseau）在一家德國酒店檢查，他在酒店大堂看到了一只臘腸犬，所以向酒店老闆詢問：

——“你的狗咬人麼？”

——“我的狗不會咬人，先生。”

得到答復的克魯索便放開戒備逗狗，沒想到自己的手卻被深深地咬了一口。他開始與老闆對峙：

——“我記得你告訴過我，你的小狗不咬人。”

——“那只臘腸犬並不是我的狗，先生。”

很多年前，我曾參與組織了一場本科研討會。這個課程討論的其中一個問題是——你曾為哪一件重要的事情改變過自己的想法？

令我感到驚奇的是，有少部分學生從來沒有為任何一件事而改變自身最初的想法！最終，我們決定，這門課只接收那些改變過想法的學生。

所以，我們的學生應當樂於轉變自身的觀念；勇於提問並且擁抱耶魯的“好奇文化”；對不同的觀點與經驗持開放的態度，並將其視為一種學習的契機，即使有時會因此受到一些傷害（像克魯索一樣被臘腸犬咬）。

▍承認我們並未尋得所有的答案

我是一名社會心理學家。作為從耶魯畢業的一員，我的好奇心是在情緒相關的研究中迸發的。

當然，我的好奇心也受到了本科顧問的啟發，他曾問過我“必德，你覺得人類為什麼會有情感？情感對我們產生了怎樣的作用？” 從那時起，我與團隊的課題之一，就是情商研究。

在早期的工作中，我們將情商視為一種技能——通過系統性的學習，人們可以掌握情商這項能力，並借此解析人們情感中所包含的那些“數據”。

多年的相關研究後，我和同事們意識到：我們並沒有找到那個正確的提問。我們需要確保情商能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出來——能組建朋友圈、能在學校成功學習、能融入團隊工作等，諸如此類的能力。

問題來了：我們如何進行情商能力的評級？

就此，團隊進行了內部提問，“通常而言，心理學家如何進行個人特徵的測量？”答案是他們經常讓人們給自己打分，即一份稱之為“自我評估”的報告。

然而，這一答案使得我們更為沮喪，人們怎麼樣才能知道自己是一個善於識別、理解、管理並且運用情緒的人呢？我們有沒有想過，或許自己以為的高情感張力，對他人而言卻是情商缺乏的表現呢？

我們（將情商視為可量化的技能這一）錯誤的提問，使得真理之門無法打開。

為此，團隊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如果我們想要瞭解一個人是否具備優秀的棒球運動員的能力（比如：擊球、投擲、接球、高效地跑壘等），那麼，此時的“自我評估”有多少的可信度呢？

顯然，可信度不高，因為所有的球員都認為自己是下一位A-Rod。我小時候和哥哥在家中後院玩耍時，還自認為是下一位卡爾·雅澤姆斯基（Carl·Yastrzemski，美國職棒大聯盟成員，是棒球名人堂成員之一 ）。

還好，我從未因為自己的這種驕傲而被排擠。

為什麼情商（技能）的評級與棒球不同呢？如果我們想要知道某人是否具備高情商，我們就需要將這些技能視為能力。那怎樣的標準可以用來衡量情商能力呢？

自我反思上述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更加接近正確的答案。（目前，耶魯基於能力形成的情商測試，已經被應用於數百項科學研究之中。）

承認我們並未尋得所有的答案，並採取一個好學的、好奇的態度，這有助於我們去創造或發現全新的事物。

所以，身為學生的你們將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呢？你們將來的好奇心又會因何而啟發呢？

▍探索未知，走出舒適區

不久前，我收到了封來自一位耶魯家長的電子郵件。這位家長在郵件中十分驕傲的跟我分享：自己的兒子在耶魯的第一年，就已經聽完了77位不同演講者的講座。

77位！他從這些政治領域的思想家和領導者那裏學到了很多，並且還參加了由各種社團舉行的活動。這是怎樣的一種度過第一學年的方法呀！在場的諸位，你們能堅持這樣的舉動一年，並且不改初心麼？

事實證明，這位學生還十分擅於提問。他在過去的一年中採訪了數十人，這其中，有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活動家、記者以及企業家。

在耶魯，這位同學就像許多學生與教職工一樣，培養自身的一種好奇文化。

往屆的耶魯人已經提出了許多的問題。比如，那些提出男女同校的先驅們。

五十年前，在1969年，588名婦女來到耶魯大學學習。她們進入了一個長期以來一直被男性佔領領地，並且她們提出了從未被提及的問題（即男女同校）。

今年，在女性入讀耶魯藝術學院150周年之際，我們也將紀念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我還想起1971屆的瑪格麗特·華納（Margaret·Warner），她是一位屢獲殊榮的記者，知道如何提出那些精彩的問題。她從事戰區報導數十年，親眼目睹了歷史並試圖借此瞭解我們世界的真實模樣。

我也想起1971屆的愛麗絲·楊（Alice·Young），她曾環顧整個校園，並疑惑為什麼沒有更多來自公立學校的學生入學。後來，她成為了耶魯大使並回到家鄉夏威夷州進行宣傳。她還是亞裔美國學生聯盟的創始人之一，今年，是該聯盟成立的50周年。

我們還記得其他重要的紀念日，以及參與這些變化的，那些好奇的學生。

1969年，由於學生的努力，被稱為“The House”的美國黑人文化中心開業，這一中心現在正在創建非裔美國人研究系。

同年，學生們建立了MEChA的耶魯分會（Movimiento Estudiantil Chicano de Aztlán，是一個致力於促進高等教育、文化和歷史交流的學生組織）。

我相信，我們應該感謝所有勇敢的開拓者。縱觀整個耶魯的歷史，他們是今天耶魯之所以能成為耶魯的主要原因。

我再次回到剛才的提問：你將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呢？你的問題又會如何改變耶魯與我們的世界呢？

你們在耶魯度過的這些時光，是與眾多人、眾多思想以及眾多經驗進行互動的最佳時光。在這裏，你能與諸多領域中世界知名的專家進行交談。你們將有機會通過嚴謹的研究去創造出知識，並且參加那些能挑戰自我、激發靈感的藝術、文學或體育活動類專案。在耶魯大學，你們將會度過一段，與同齡人完全不同的生活！

勇敢走出舒適與安全區，並借此培養自己的好奇心。那樣的你們該如何耀眼？我很難去想像。

走出安全區，意味著你們能在耶魯大學實驗室或某一展覽中進行研究；意味著你能接觸到來自世界不同地區，不同政治領域的同學。

當然，走出安全區，也意味著你們要去參加那些不太瞭解的主題討論；意味著討論中還會出現一些與你們意見相悖的人。

當你做這些事情時，當你利用這些耶魯帶來的機會時，你會提出怎樣的問題呢？

世界上存在著太多的未知，因此，我們需要為自身的謙遜而慶賀——我們願意承認目前存在許多我們尚未能發現的事物。畢竟，如果你知道所有的答案，你就不需要耶魯。如果人類知道所有的答案，世界就不需要耶魯。

所以，今天我們的學生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呢？明天呢？後天呢？

耶魯的新生們，希望在畢業典禮我與你握手之後的幾天、幾個月、或者幾年之內，你能告訴我，那些你所提出來的、切實地改變了你生活的問題。

2023屆的耶魯新生們，祝你們好運！

值得參考

下一次大國間的衝突將如何演出? 從兵棋學到的一課

這是一篇美國海軍陸戰隊戰爭學院James Lacey 博士寫在四月22日評論的摘譯，因為覺得內容值得各位朋友參考，因此我用我自己的角度以及薄弱的英文補充翻譯了這一篇文章。此外原文最後有關兵棋推演在軍事教育落實的建議，因與大部分朋友無關，我就不放上來了。(文長，請斟酌閱讀)

首先先講James Lacey 博士對這次兵棋推演的結論 - 美國能打贏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戰爭很快的會發展的醜惡。最好得要快速結束這場戰爭，不然每個人都會開始尋找核武器的發射按鈕。

James Lacey 博士提到，這是他在上周組織美國陸戰隊戰爭學院的學官，進行一場大國間軍事衝突兵推後對結果的判定。

兵推的場景想定是距離現在的8年後，俄羅斯佔領了整個烏克蘭並且包圍了波羅的海。

與1939年當時的時空背景相似，波蘭成為雙方衝突的催化劑，而俄羅斯在正面對波蘭施加壓力，並造成威脅。北約為回應俄羅斯，雙方在一條新的東部戰線上集結軍隊。

中國則在因國家債務所引起的金融危機並導致國內民眾不滿，因此計畫利用美國對俄羅斯的衝突來奪取台灣並且引導民眾將不滿情緒對外。

金正恩，則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判斷現在正是統一朝鮮半島的最好時機。

而為了兵推，上述想定的每個事件都在世界的不同地區的同一時間發生。

戰爭投資

這次的兵推由戰爭學院的學生依據各自陣營編組為六個組，每一組大約五人。

六個編組中有三個紅軍，分別代表俄羅斯，中國和北韓;打擊的是分別代表台灣軍方，美國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和美國歐洲司令部的三支藍軍。

這些團隊都被允許在衝突發生前和衝突期間協調他們彼此的軍事行動。

有趣的是，雖然一開始並沒有設計這樣的角色，但隨著戰爭準備的過程，藍軍開始認為有必要讓一部分組員擔任統合藍軍陣營行動的角色，以便能更好地協調藍軍在全球的部署。

在戰爭開始之前，兵棋首先為各方提供了75項可供投資的物品與技術清單，清單的內容包含從航空母艦到作戰旅、資訊戰到量子電腦等可以讓雙方取得部分優勢的武器裝備、技術數量上的各種資源。基於資源有限，每個團隊都必須依照自己未來的戰略，投資在最有力的項目上。

在這次的兵棋設定中，藍軍的每一個團隊都獲得了2000億美金的資金，但扮演俄羅斯與中國陣營的團隊則被強制共享唯一一筆的2000億資金。(譯註:有些兵推為了避免開戰後發生一方輾壓另一方的狀況，導致戰爭太快結束，因此會在兵棋的規則中，刻意加入對其中一方不公平的設定)

在戰爭投資階段，每個團隊都各自投入巨額資金在發展高超音速技術，網路戰（進攻和防守），太空和雷射武器。美國隊則在直接外交上投入了大筆的資金，因為他們如果沒有這樣做，德國和另外兩個北約國家的軍隊就不會出現在波蘭戰場對俄羅斯的戰鬥中。(對於目前歐洲局勢有些理解的人就會知道，為什麼兵棋要作這樣的設定)

紅軍和藍軍對後勤與物流的重要性都有深入的理解，因此他們也都投資了數量有限(因為價格昂貴)的雷射武器來保護各自的港口和主要的後勤與物流中心。

由於推測量子計算可以帶來巨大的優勢，因此美國團隊花費了大量的可投資資金，但是最終並未能成功的獲得量子優勢(譯註:在具有高度不確定的技術發展時，兵棋系統會以丟骰子的方式決定該項投資是否會成功，這也是讓兵棋產生非線性發展的重要設計。)在這種情況下，量子計算技術類似於核融合 - 十年之後有可能會成功，但是8年內得獲得這項技術的機率很低。

有趣的是，六個團隊都沒有人想要投資航空母艦，而每一方都投入大量資金在人工智慧，攻擊潛艇和匿蹤戰機中隊。美國團隊還投資在改善本身後勤與物流的基礎設施上，這對同時維持三場全球規模的戰鬥產生了實質的影響作用。

初期策略

在戰爭開始之後，由於美國方面並沒有足夠的戰鬥力來進行並贏得三場同時發生的大型衝突，因此美方必須面對艱難的戰略選擇。

於是戰爭初期美國隊便迅速的決定 - 失去台灣不會對美國的生存造成威脅，因此除了象徵性的投入少量的海軍陸戰隊之外，台灣只能在地面戰爭中自生自滅，但是美國在空中以及海面則投入大量的資產挑戰中國進入台灣周邊。

美國隊的組員認為，台灣是一個強而有力的經濟體，一旦一場大戰（俄羅斯）獲勝，這種力量就會被獲勝一方的地面部隊加強，從而在後續對獲勝方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援。

與此同時，美國隊選擇用空中和海軍的力量捍衛台灣，而美軍在海面與空中的力量一直干擾中國對島上增援部隊的企圖。

同一時間，儘管南韓被視為對美國長期的安全至關重要，而美國第2和第25步兵師以及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兩個團也都早早就部署在南韓，但是限於資源，南韓仍得自己負擔主要防禦的責任，因此大部分朝鮮半島的地面戰鬥都留給了韓國軍隊。

美國隊相信，中國和朝鮮沒有超出其短期目標的軍事野心，因此採取了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歐洲第一”的策略。結果是將手上8個美國陸軍師，大部分的海軍陸戰隊和重要的空軍資產都投入到歐洲戰場。

有趣的是，美國隊決定將其幾乎所有的海軍資產派往太平洋，這使得北約在GIUK 缺口的防衛變得很脆弱。

所謂的GIUK 缺口，指的是位於北大西洋海域上一處與海上作戰有重大關係的海域。GIUK 的縮寫來自於格陵蘭(Greenland)、冰島(Iceland)和英國(United Kingdom)這三個地方，GIUK 缺口就是指位於這三地之間的海域，是海上運補的重要通道。

對美國傳統上從海上支援歐洲的航道來說，守住GIUK 缺口就有了長期強化歐洲軍事實力的基礎，但是基於太平洋地區的衝突有更多的機會主義者，所以美國隊決定對他們展現實力徹底壓制，避免因為戰局的變化而有更麻煩的後果。

開始交戰

戰爭一開始，北韓的戰略意圖是繞過南韓在首爾的防線，以一次猛烈的攻勢深入到南韓防線的後方。

由於收到預警，因此南韓有時間提升邊防部隊的警覺，並且開始從南部調動軍隊北上。但北韓在這些增援部隊全部部署完畢前就已經展開攻勢。

依照既定計畫，北韓在首爾防線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並且突破了中央軸線所指處的南韓防線。幸運的是，北韓未能繼續利用此一個優勢，然後美國海軍陸戰隊和美國陸軍第2和第25師從南部趕到，在北漢江沿岸修築了第二道防線。

由於北上的美國增援部隊阻止了北韓中線的進攻，北韓於是將他們的大部分攻擊目標轉移到首爾一線。北韓的轉移攻勢吸引了該地區的所有南韓部隊。

到目前為止，北韓已經落後於預定地攻擊進度並且因為從北到南的後勤路線雍塞，隨著戰線增加而戰鬥力量的組建也開始減緩。

為了幫助北韓重新獲得向南攻擊的動力，中國將第79和第80軍投入朝鮮半島的攻勢。但隨著美軍在首爾和北漢江沿線的支援，中國與北韓聯軍進展緩慢。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能遏阻北韓的首波攻勢，大部分要歸功於從南韓、日本和附近海域航母的大量空中支援。然而，當中國加入戰局時，航空母艦就被迫得退出DF-21和DF-26飛彈的射程涵蓋範圍。

由於美國在韓國戰場面臨巨大的壓力，因此美國歐洲司令部便將第82空降師從原本位於波蘭首都華沙，準備對抗俄羅斯軍隊的預備位置，透過空中運輸緊急轉移到首爾防線。當重新部署到地球的另一邊後，第82空降師立即投入戰鬥。事實證明這次的緊急部署阻止了中國的進攻，至少是暫時的。

為了讓攻勢再度展開，北韓使用了化學武器。由於沒有對化學武器攻擊作出充分的準備，這造成了數萬南韓以及美軍與平民傷亡，印太司令部為報復北韓的化武攻擊，指揮官要求以核武還擊。

與朝鮮半島戰爭的同時，台灣方面在西部灘頭與中國隊進行短暫而激烈的攻防後，由於中國在後方港口空降成功，迫使台灣軍隊必須撤離到島內的山區保存實力。

隨著中國方面鞏固灘頭陣地，帶來更多重型武器與裝備，並在內陸持續謹慎的推進。

台灣軍隊退守到台北，他們打算在此就地反擊並希望能至少保有該島的一小部分，直到美國能援助他們為止。

美國派出的海軍和空中力量嚴重的阻礙了中國對登島部隊的增援，儘管這些航空母艦撤退，但仍能對中國的海上艦隊造成嚴重損失，並且破壞其在台灣的登陸港口。

在北部，台灣軍隊的抵抗能力因日本陸上自衛隊的加入戰線而變得更加有力量 - 這是美國在戰前投資直接外交的結果，但也是日本擔心台灣和南韓可能落入中國的結果。

中國方面無法在崎嶇的地形上快速取得進展，遭受多次地方型的反擊，以及還要在城市地區進行清理行動，戰場的形勢很快就陷入了靜止的陣地戰，同時他們還必須等待從大陸運抵的增援兵力。

在波蘭發生的戰鬥則極為殘酷。根據參加兵棋推演的學官估計，北約部隊在戰鬥的第一天就失去了超過6萬名男女戰鬥人員 - 這等於是另一個索姆河戰役。波蘭人決心盡可能地奪回他們失去的國土，拒絕回防北約的主要防線並因此受到盟國的嚴厲指責。而美國陸軍師則是最早從這場攻勢中恢復過來的單位，並且成為反擊的主要力量。

基於俄羅斯方面在前線給予的無情壓力，美國方面的領導層被迫派出其所有部門，以拯救搖搖欲墜的盟友，因此儘管北約指揮官有最佳的反擊策略，但事實證明不可能將所有的美軍力量統合起來進行一場大規模的反擊。

有趣的是，也是類似的原因導致了過去在馬蘇里湖或坦能堡戰役的失敗 - 第一次發生在1410年，第二次發生在1914年，而這次是第三次。

為了阻止俄羅斯，北約指揮官被迫派遣第10山地師以支援被打擊的波蘭部隊，而第1騎兵和第1裝甲師則向南進一步反擊。雙方接觸的結果是一場血腥屠殺，而這也使得每個盟軍和俄羅斯部隊在交戰後都必須停止戰鬥，因為大多數的單位都在72小時內遭受了大約50％的損失。

隨後經過幾天的艱苦戰鬥，北約成功地穩定了前線，使得有機會將幾個重型部隊撤離前線，並重新部署在對俄羅斯南部側翼發動毀滅性反擊的行動上，而一支海上遠征軍則在北部俘獲了整個俄羅斯師。

此時，攔截到的俄羅斯通信顯示，他們的指揮官要求向北約軍對投射核子武器。

觀察和經驗教訓

在兵推結束後的歸詢，為這次的推演提供了豐富的資訊，也讓學官們有了很多思考空間。在繼續列出一些經驗教訓之前，重要的是這些結論只是兩天兵推的結果。

此外，這項兵棋旨在幫助學官思考未來可能面對的衝突和戰略操作的藝術，而不是用於認真的學術研究分析上。

儘管如此，這次二天的兵推仍然有一些觀察結果，可以提供給聯合作戰參謀諸多需要更嚴肅分析的問題。

首先是在這次推演中，現代常規戰鬥的高損失率，挑戰了美國近二十年的反叛亂行動所建立起來的印象。

在戰爭的第一周，美國軍隊及其盟國在波蘭，韓國和台灣的戰鬥中，就遭受了超過15萬的損失，而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壕溝戰對人命的消耗水平。

對於那些在整個軍人生涯中，僅僅看到失去一個小隊或一個排就認為是軍事災難的學官來說，這導致了該如何在每天燒掉好幾個旅的情況下，去領導以及激勵士氣，以及部隊在這種戰鬥強度可以持續多久的冗長討論。

由於考量到戰場上這些巨大的損失以及將國民兵與後備軍隊投入戰鬥需要多長時間，因此最後美軍決定動用這些部隊，並且將其中大部分受過訓練的人員替補被嚴重打擊部隊損失的戰力。

為了讓學官更容易進入這場戰爭的複雜性，因此後勤與物流被大大的簡化了。儘管如此，大部分歸詢討論都集中在美國軍方現有基礎設施，不足以支撐戰區中一半的部隊，或者為了取得勝利持續保持的戰鬥強度。

空中力量，只有少數可以用來支援地面作戰，他們是戰場上決定性的優勢，然而不幸的是，他們優先考慮的是贏得空優而不是支援地面的任務。只有當空軍完成了為期數週的戰役並且擊敗了敵人的綜合防空系統（IADS）後，他們才願意協助地面作戰。

在太平洋地區，由於不願意讓航空母艦暴露在中國DF-21和DF-26彈道飛彈900英里的攻擊範圍內，這使得航空母艦幾乎毫無用處，除非它們可以在陸基防空飛彈的保護傘下航行。

美國及其盟國都沒有對敵人使用化學武器作出任何充分的反應，因此最終都導致指揮官以核武器反擊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處戰爭都會讓全局迅速地走向全面戰爭，因為雙方指揮官都會試圖逃避對他們在戰區內可以使用的武器限制，而每當戰區指揮官遇到軍事上大的挫敗時，他們總是會要求有權使用核武。

無論是美軍還是盟軍都無法應對敵人投以巨大綜和火力的影響，而這些複合火力占了美國和盟軍大部分的損失。

網路優勢總是一再的被證明是短暫的。此外，任何單獨發起的網路攻擊都是無用的，而另一方面，有針對性的網路攻擊與投入軍力機動攻擊相結合總是被證明有效果，而且是一種致命的組合。

當北約投入所有實力時，可以在該領域建立巨大且有效力量。但重要的是，北約之所以能出動所有的力量，是因為學官們在戰爭錢花費了大量的預算在直接外交關係上，而其目的只是為了重建彼此關係被磨損的聯盟。儘管如此，俄羅斯對烏克蘭，波羅的海國家和白俄羅斯的佔領，使得北約盟國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本身迫在眉睫的威脅上。

限制性地形條件和雙方投入的力量密度，會導致特別激烈的戰鬥。

尾聲 - 我們如何進行兵推

對於此次兵推感興趣的人來說，我們所使用的兵棋都是由GMT遊戲公司出版，Mitchell Land 與 Greg Billingsley 設計的《未來戰爭 Next War》系列戰爭兵棋遊戲。

James Lacey 博士發現這些商業遊戲的設計要比他自己預期或是美國國防部目前使用的大部分兵棋要更為複雜，而且真實。根據James Lacey 博士所提:"事實上，如果我要為下一個戰爭系列做任何調整，那就是它可能過於真實，因此系統非常複雜，難以掌握，而且玩起來很費時。"

值得慶幸的是，《未來戰爭 Next War》的設計師同意製作一個簡化的規則集，允許更多的學官可以取代紀遊的規則而不犧牲其真實性。

戰爭學院在這次的推演中，也得到了美國海軍陸戰隊作戰實驗室戰爭部門的Tim Barrick和Mark Gelston以及本地一些遊戲社群的人士的大力協助，他們在協助我們進行每個遊戲的機制上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能讓學生將精力集中在規劃和戰略決策而不是操作細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