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國璋、趙善軒思想對話》(暫定,試讀-1)
牟宗三的民主、破共與內聖外王思想,唯物辯證法的虛妄,陶國璋、趙善軒哲學對談(首播日期:2019年4月8日,全文請登錄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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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趙善軒 陶:陶國璋
趙:你好陶先生!今天在崇基禮拜堂跟你談論一個同時是學術與政治現實的問題。我知道您在香港中文大學接受教育,也在新亞研究所追隨前後至少兩位以上的哲學大師,譬如勞思光教授、牟宗三教授等。[1]牟教授是一個哲學學者,但出奇地他的政治論述非常多,而且他是很鮮明地反專制、反獨裁、甚至反共。可是在當今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很多哲學學者是研究、追隨牟先生的思想,其實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現象?
陶:這裡我先補充一下,在大陸出版的牟氏著作很多時候需要審查、刪批了一些東西,諸如反共的言論。或者我介紹一下:牟先生在4、50歲的時候,剛好大概1949年時先到台灣,後來香港。當時他寫了關於政治三本書,後來被成為「外王三書」,分別是《道德的理想主義》、《政道與治道》與《歷史哲學》。不過,我們需注意《歷史哲學》一書是說漢朝的,主要講其時劉邦、劉秀奮鬥的過程及其如何成為中國歷史的一個樣態。
趙:他的《政道與治道》應該是影響最大的一本書。第一,此書在很多書店有售。第二,這本書為最多人撰寫專業的論文或書評特意研究。其實「治道政道」這個概念在中國幾千年來都經常有談論,譬如說有知識分子會提出某些政權能得「天下」,但未必得到「正統」。[2]牟先生作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對比傳統文人如歐陽修說的觀點有何分別?
陶:我覺得他是承接錢穆先生的著作《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來發揮。[3]錢穆在書中認為中國宰相制是一個文明,甚至民主的表現,但牟氏並不完全贊同。他認為中國在治道上如宰相、士大夫制度有一定的民主成份,但是在政權的本質上還是專制的。這點我自己覺得牟氏跟錢氏有立場上的不同。正所謂「政道治道」,「政道」就是指政權的合法性,「治道」則是指治理的模式,所以牟氏的看法應該是承接錢先生原有的「宰相制」觀點進行發揮。
趙:錢穆除了說宰相制,他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裡認為中國踏入隋唐,尤其在唐宋就已經成為一個開放階梯式的社會。因為在科舉制度下,平民可以成為士大夫,士大夫可以成為宰相,所以中國成了一個流動性的開放社會。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說法。如牟先生在這方面立場不同,他是否對中國的傳統專制有很深刻的批判呢?
陶:當然是。他有一本書叫《五十自述》,描寫自己的求學經歷。後來中國北伐時候,牟氏正好在北京見證馬克思主義興起,讓他對當時政治的左傾潮流很感觸。[4]在這個問題上,茲認為一方面他是專門的哲學家,希望在那個時代反省思潮問題。當他離開中國大陸到台灣的時候,他就寫了那三本書,用以總括反省中國傳統政治和出路的問題。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4萬的網紅Gavinchiu趙氏讀書生活,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隨着香港社會的徹底撕裂,警隊和市民中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但是警隊中人不乏反對中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處理香港社會問題,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警隊已經成為了義氣團體,再以團體中只講義氣,不重是非。是次請來陶國璋教授討論這個問題,陶國璋教授畢業於中文大學和新亞研究所,師從老師勞思光、牟宗三等哲學大師。 《趙氏讀書...
牟 宗三 勞 思 光 在 假啞港女。霍千琳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小學失守,中學遭殃,最後連大學都要中伏,
簡直就像傳染病一樣令香港要從稚子開始腐爛。
教育改革令教育界七勞八傷,
又盲目套用西方教育方法,比如將「活動教學」、「愉快學習」奉為圭臬,但很多中學老師最怕遇到小學用活動教學的學生,因為他們的底子通常較弱,在記性最好的年紀卻不主張他們背誦,美其名是「愉快學習」,但實情是語文 (無論中文還是英文)哪有不需要背誦就能掌握語感的?結果是愈緊貼「愉快學習」的根基就愈薄弱。
中學也是哀號連連,從母語教學到語言微調,足以証明政府推行政策不過長官意志,一意孤行,一代莘莘學子的前途從此斷送,難怪一眾名校都爭相變為直資,即使撇除更多資源不說,學校更大自主性就能避免「跟車太貼,車毀人亡」了。再者,教改十年,看看趕走了多少好老師?無盡的文件、無聊的進修課程、朝不保夕的一年合約,學校到底在經營什麼?老師成為消費性零件,學生就是輸送帶上的未完成品。
現在連大學都不能倖免。
看一個地方有沒有希望,必先看它的教育。九七以降,耗費不到廿年,就能讓這裡從小學到大學都染上不治之症,實在是種厲害的技能,或者說,是有系統的毒殺。
"這是比古代「二桃殺三士」更「高明」的現代計謀:政府不提供「桃子」作獎品,就將所有大學、院系關入無法逃脫的、自相殘殺的角鬥場。這是「將別人碗裏的飯搶過來吃」的低等遊戲,讓教授們本應專注於教學與研究本身的精力不得不轉向如何搶飯吃。申請研究經費又多了一重非學術的干擾和壓力。"
劉笑敢:三問教資會 論大學之道
近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倡議「科學式管理」,憑數據來重新分配大學的資源,理念備受爭議。退休教授、著名學者劉笑敢在《明報》世紀版撰文,分享他對新制度的所思所想,歷數這種思維模式,如何令大學被名牌化。
原文分為<教資會,你憑什麼?>、<哲人從未遇過的辯題:研究經費可反映學術水平?>、<大學成了名牌,又如何?>,《評台》把這三問集合起來,和讀者論大學之道。
因此,原文非常長,難以節錄,敬告讀者觀看全文:
『這是比古代「二桃殺三士」更「高明」的現代計謀:政府不提供「桃子」作獎品,就將所有大學、院系關入無法逃脫的、自相殘殺的角鬥場。這是「將別人碗裏的飯搶過來吃」的低等遊戲,讓教授們本應專注於教學與研究本身的精力不得不轉向如何搶飯吃。
這種市場化、標準化管理模式讓我們想到曾在二十世紀前期美國工廠大行其道的泰羅制。泰羅(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是發明「科學式管理」的鼻祖,其管理的首要目標是提高生產效率,方法是標準化。這種管理模式的確為工業發展帶來過高速增長,但是也將工人推到了極端緊張乏味的工作之中,工人不再是一個個獨特的、活着的生命,而是創造利潤過程中的「標準件」。這種模式在工業界已經過時,但卻被西方教育界某些人當作法寶。香港教資會之實際決策者更趨之若鶩,一味追求市場效益和量化標準。潮流之下,大學教師承受的壓力與日俱增,師生關係日益淡化,教授愈來愈像流水線上的工人,學生愈來愈像流水線上的產品。在管理者心目中,人不見了,只剩下數字和名次。
沒錯,研究項目申請成功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學科之學術水準和研究實力,但這只是對某些學科更適用的一項標準而已,而這項標準本身也不完全可靠。
事實上,當今世界著名哲學家沒有誰是靠競爭研究經費而寫出優秀著作的。Isaiah Berlin不是,John Rawls不是,Donald Davidson也不是,勞思光、唐君毅、牟宗三都不是。顯然,一項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學術能力並不與所花經費成正比。不花公帑一分錢,卻寫出優秀著作,不但得不到鼓勵,反而要受到懲罰,這是對誰有利的政策?』
詳見:http://tinyurl.com/nkd9egy
牟 宗三 勞 思 光 在 Gavinchiu趙氏讀書生活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隨着香港社會的徹底撕裂,警隊和市民中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但是警隊中人不乏反對中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處理香港社會問題,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警隊已經成為了義氣團體,再以團體中只講義氣,不重是非。是次請來陶國璋教授討論這個問題,陶國璋教授畢業於中文大學和新亞研究所,師從老師勞思光、牟宗三等哲學大師。
《趙氏讀書生活》,一個歷史學者的視頻,分享學術、社會、政治經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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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平台:https://www.pressplay.cc/project/about/趙氏讀書生活/0B661A3E03E15D1EC417CC56DCAD79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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