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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防抵消宣教士氣的消極觀念》

圖文：蔡頌輝（Andrew Chai）
本文原載於《華傳》第66期（2020年11～12月）： https://gointl.org/magazine-66.php#imission

宣教的路無疑充滿各樣困難，筆者認為，其中殺傷力最大的，是內部的人。教會每每在推動某項事工的時候，總是會遇到一些人散佈一些負面、消極的觀念和經驗，有意無意之間抵消了宣教事工的整體士氣。

回想筆者二十三年前決定離開家鄉去宣教的時候，有一位老牧師對我說：「門徒為耶穌作見證是從耶路撒冷開始，然後才到猶太全地、撒瑪利亞，再到地極。所以傳福音應該從關心本地的需要開始。現在這裡還有很多人未信主，你怎麼可以說要到外國去呢？」
在一次的教會會議中討論教會對我們夫婦的支持金額的時候，我們被說成好像是不願意在本堂服事，一心想要出國，但是卻伸手向本地教會要錢。在離開會議時之後，我們上了車，就趴在方向盤上大哭一場。

宣教事工，不單是神託付給教會的大使命，也是神按照祂的全能和計劃去達到祂所定最終目標的途徑，本事一件再美好不過的事，但不是所有人都這麼認為。這讓我想到曠野時期的以色列人，他們領受了神美好的應許，要把流奶與蜜之地賜給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永遠為業，卻因為其中十個探子消極的言論使大家士氣全消，向神埋怨，搞到後來全會眾二十歲以上的都死在曠野（除了約書亞和迦勒），並使原本馬上就可以實現的應許拖延了四十年！他們在民數記十四章2至3節的話完全暴露了這種人典型的心態，其中的特徵直到今天仍然成為了宣教向前推動的常見阻力：「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這曠野。耶和華為甚麼把我們領到那地，使我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擄掠。我們回埃及去豈不好麼？」

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他們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徵。

一、以爲自己的判斷比神更准確

為什麼那十個探子認為不可以進攻迦南？因為他們看到了眼前的困難（民十三31）——他們敵人強壯威武，其中有巨人的亞衲族人，不單如此，他們還有堅固的城牆（十三28～29，32～33）。站在敵人面前，他們感覺到自己就像蚱蜢一樣，他們認為敵人看他們也是如此。換言之，按照他們的判斷，自己完全不可能打勝他們。神的應許呢？已經完全被拋在腦後！儘管神已經應許會將那地賜給他們為業，但是按照他們自己的判斷，要透過打仗去使應許落實，簡直是神太看得起他們了，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這種心態在神國事工上也很常見：「宣教事工花費太大了！……這個族群很難信主的！……我們沒有能力支持宣教士！……我們的教會沒經驗、太年輕！……」

當然，我們不應該漠視可能出現的困難，切勿天真地強迫自己相信事工很容易做。然而，儘管我們應當正視實際的狀況，也不應該讓困難阻擾了我們對神應許的盼望，以及我們對神吩咐的順服。

相對於那十個探子，約書亞和迦勒也看到了相同的困難，但他們更相信神的應許：「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民十四7～9）

耶穌的門徒彼得蒙召時的態度值得我們效法：「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甚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路五5）按照他的判斷，要捕到魚似乎是不可能，但這沒有攔阻他順服耶穌的話，結果收成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二、有許多負面的聯想

那十個探子拒絕的理由中包含了一些他們自己的想像：「耶和華為甚麼把我們領到那地，使我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擄掠……」其實，這些事根本就還沒有發生，而是從他們認為「不可能」的前提下延伸出來的。從中可看出他們的想像力極豐富，似乎可以看到進入迦南之後出現血腥的畫面，聽到自己妻兒離散時刻的慘叫聲。

面對神國的事業也常是這樣。筆者還在韓國神學院服事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即將從神學院畢業回國服事的神學生找我們夫婦約談。她神色凝重，看得出心中充滿對未來的焦慮，她說：「如果過了多年，老師來探望我們，而我卻沒有做出什麼成績來怎麼辦？」

三、不願意付代價

我相信，當時每一個以色列人都很想快點進到神所應許的地業去。值得推想的是，到底在他們的想像中，神會如何使這應許實現呢？難道要神像審判所多瑪、蛾摩拉那樣降火把迦南人都燒滅？還是先降瘟疫擊殺他們？抑或像希西家王時代那樣派使者半夜去擊殺亞述人？無論如何，要他們親自作戰攻取顯然不在他們的預期中。他們的言論反映出他們期待神把一切都預備妥善，他們只需要直接進去住就可以了。

神國的工人應當相信，我們能成就什麼，其實都是神自己做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們要知道，神常常邀請人參與神蹟的發生。例如在神透過摩西所行的神蹟中，祂都要摩西舉杖、敲打磐石等；以色列人過約旦河的時候，祭司的腳也必須踏入水中；攻陷耶利哥城時，以色列人要先繞城七天……。難道他們不這樣做，神就無法行神蹟嗎？絕對不是，因為在人受造以先，神單獨用話語就創造了天和地。對於為何人要有行動，我只想到一個理由，就是神要人信靠祂去參與，將來神終極的目標成就的時候，祂也與我們分享那份榮耀。可見，「代價」是必須付的，而事實上所謂的代價，在真正意義上不過是願意讓自己成為神完成工作的一個管道而已，得益處的是我們。

四、總是認爲以前比較好

以色列人說：「我們回埃及去豈不好麼？」這不是他們唯一一次說這話，早在剛出埃及不久他們就說過：「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華的手下；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邊，吃得飽足。你們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野，是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出十六3）
這種話在服事神的領域並不難聽見，尤其當教會準備拓展新事工的時候，總有人說：「我們以前不是這樣做的……以前那樣做反應很好……現在的做法不是我們教會的路線……不要看別人做什麼就做什麼……」我絕對相信這些話有很大部分是事實，但不代表教會不需要對過去進行反省並尋求現時的更新。留戀於過去不但反映出當事人對眼前境況的不滿，也暴露了他們不願意接受新事物、不願意改變的心態。

五、傳染力驚人

這應該是最可怕的一點。今天回頭看，約書亞和迦勒的表現是更加勵志的，但在當時，這些豪言壯志並沒有帶來多大的影響，反之，那十位探子毫無根據的負能量帶來了極大的反響。聖經說，當下「全會眾」大聲喧嚷（民十四1）。即使這可能是帶著些許誇張的描述，但應該是大部分的會眾都把悲觀消極的言論聽進去了，以致後來神降罰的時候，全民都受波及。

每當筆者一讀到這個故事，心裡就覺得很可惜。本來一件大好事情——神馬上就要實踐祂多年前給他們祖先亞伯拉罕的應許，他們很快就可以結束為奴和漂流的歲月，雖然需要面對強大的敵人，但他們將經歷神的大能帶領他們屢戰屢勝（正如四十年後的以色列人所經歷的）.這件大好事就因為幾個人錯誤和消極言論而釀成大悲劇！如果他們當時所聽的，是約書亞和迦勒的勸告，今天我們讀起來豈不是以當時的以色列人為傲、為榜樣嗎？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因素又實際上摧毀了多少人的心志和憧憬，阻擾了多少神國事工的發展呢？雖然無法準確估計，但我相信為數極多。

最後，讓我們轉移焦點到約書亞和迦勒身上吧！探子看見的，他們也看見了，但是他們不是把信心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上，而是在神的應許上。他們親眼見證了神所應許之地的美好，他們堅信神所說的不會落空，他們存單純的心順服。儘管他們也受到壞消息的牽累而拖延了四十年，但神仍信實地保守他們直到應許實現。他們跟隨神的精彩事蹟令後人動起來也深受激勵。甚願無論是個人或教會，也能效法他們的信心和勇氣，彼此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民十三30）

今天是 #住棚節 主日，上午在 台東611靈糧堂聚會，于恩潔牧師解說猶太曆中七大節期的由來，其中又屬「住棚節」最重要、最歡樂，因為它代表最終站：神國度的降臨。

今天有個特別節目，是神學生要上台背頌一章聖經，小燕一字不差完成「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真厲害。「住棚節」也有收穫的意義，教會特地搭棚做了象徵豐收的佈置，讓弟兄姊妹帶各種蔬果來奉獻。這是充滿喜樂的一天。

【盧斯達：神聖的獨裁，以及維護世俗的義務】

海外內「華人」、西方人研究中國，大多還未踏出「中國會否民主化」的舒適圈。台日評論者開始用「聖王專政」的視覺分析「中國復興」的來龍去脈。當這個解釋工具被引入香港之後，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們說，中國又不是伊斯蘭或基督教國家，怎麼可能是「神權」呢？受西方後現代學術影響的現代人，只是將「中國」置入一個弱者、非西方、第三世界、非美國模式的政治正確框架去看，並沒有從遠古的根源去看中國，沒有看本質性的中國。總之，都是東方主義；而讀洋書的東方人又用了這個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國式神權統治

中國是有神權模式的。周人奪權之前的「中國」，就充滿巫術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戰或大事，都要問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師階級，對現實政治有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類似的情況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長期存在。他們會把死去的祖先風乾成木乃衣，在亡靈節、「翻屍節」等重要節日拿出來，穿著華麗的衣服游街，跟子孫同桌而食。研究印加帝國的歷史學家說，印加政治領袖做重大決定時，會把祖先的屍體請出來一齊「參加會議」，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徵正就重大政治問題諮詢祖先：

「在重要的會議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請出來跟你坐在一起——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你的族譜。身為祖先的直系後代，這是你獲得權力的基礎。你不僅僅是你祖先的後人，你還繼承了他們的智慧、權力和權威。跟祖先的知識持續保持聯繫——這是印加帝國菁英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領在做重要的政治決策時，都會直接諮詢祖先的意見。」

所以紂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長。後來周公改制，要通過打擊宗教和巫師 (知識菁英) 階層來中央集權，因此他們反向製造了傳說聖王、黃帝之子顓頊「絕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改制」；在這個工程裡面，女人地位也進一步被打壓；女人被杜絕「干政」，世界由母系部落社會進入父系農耕形態。周人當權之前，女人可以是將軍、諸侯和政治家；而紂王的其中一個大眾罪名是「寵信妲己」，然而女性當權在之前是常態，只是成王敗寇之下周人不斷將其寫衰，以合理化周人奪權後的新政治秩序。

至於紂王是否萬惡？為甚麼留著姬昌這個臣子的命？戰國時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則嘗試為紂王平反，說到紂王的臣下費仲曾經勸說主上要除掉姬昌，紂王卻說姬昌是有仁義的人，不會殺之，最終引致自己的敗亡。

歷史上三次神權建構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壓制巫風，解放「人權」，但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然而周公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點；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第三次是漢武帝推出了宇宙論、神秘主義的「儒教」，將自己視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東方的教宗。

接下來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將神權、君權和父權一次過融合。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武帝發明了「年號」，有說是「建元」、也有說是「元狩」，但都有「元」字，象徵自己是萬物的開首。日本史學家岡田英宏談過年號的深層意義，就是皇帝不只要統治萬民和天下 (空間)，而且連歷史 (空間)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穌紀元，因為他們認為神擁有時間的主權。而東方卻是以皇帝為上帝。於是在原始意義下的「皇帝」，其實也是宗教領袖，他更是現實中的神。

那麼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有瓦解神權嗎？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為君巫之首的毛澤東死後，祭司群內部曾經想過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員會的方式，解決權力傳承和防止權力集中的問題；但長期來說復辟還是必然。中國的神權土壤何其深厚，並不是區區共產主義能夠改寫。作為後發展國家的趕超壓力，最終還是會令宗教委員會無以為繼，重新走向神權模式和舉國體制。這也是伊朗重返神權之後的模式。

伊朗「絕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領袖是終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絕不搞三權分立和俗世政治。最高領袖背後，是主要由神學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和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這些神權機構有「監督」所有政治環節的權力，可以駁回議會的動議，也可以取消侯選人資格。這種政治體制，也因為伊朗作為後發展國、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而必須「自強」，而獲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被西方敵視，但他也被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視為「伊斯蘭偉大復興」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學家的監護」，認為法學家有天命的授權去管治人類，這就與中國的天子觀念非常類同。法學家的監護也分有限監護和無限監護，伊朗菁英似乎選擇了無限監護，即法學家要盡量掌握公共事務，否則國家會陷入混亂；這與中國產生的主權至上、全面管治權觀念亦相當類似，他們認為如果黨的權力自我設限，任由俗世自治，國家也會陷入混亂和解體。

多年前，香港爭拗「由選舉委員會提名特首侯選人」是否「真普選」，有人稱之為「伊朗式選舉」，雖然親俄親伊的人會跑出來說這是污衊，或者說回字有四個寫法，但大體而言，這個預想中的體制也是十足神權。不只有委員會監督著整個選舉，何況怎麼選都好，特首也不過是「世俗政府」的首長，上面還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終身制領袖。等於伊朗總理肯定沒有最高決斷權，中國總理也沒有。

神聖獨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權統治，在復興過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聲音要整肅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員會」，觸發點似乎是有人不滿某些案件被輕判，但大方向其實還是和應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從慣例，或香港本身，本身就是對神聖權力的褻瀆（Blasphemy）；警察要擁有篩選何謂傳媒的資格，則是將聖裁伸向「業界自治」的傳媒界。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緩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來和伊朗的過去其實也沒那麼遠。曾經德克蘭也是相當西化，充滿書店、電影院、酒吧、搖滾樂、短裙、海攤上的比堅尼……這些「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毀於一旦。神權共和國，和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貌似自相矛盾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導致接受西方主義者基本上無法解釋，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現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權的人，越無法理解為何民主自由人權在某些地方無從發生。因為一開始就錯誤認為東方沒有神權，他們遺漏了周公，不知道他很聰明地將神權用另一個形式實行。

例如他們使用「威權」這個字批判極權，就是似乎是預設了東方已經現代化，只是未走到全面民主；其實可能是連現代化都是沒有出現，以聖制俗、政教合一能夠輕易復興，說明文藝復興式的啟蒙並未真正大範圍發生，聖王統領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未被移出公共領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進的，就像如果拒絕使用皇帝的年號，就是拒絕神的主權，可能會被炒家滅族。

西方面對的問題和東方完全不一樣，因為兩者處於兩個時間節點。西方的問題是上帝太過遠離人的生活，以致價值飄移，不認識神聖以致對邪惡陌生，於是知識份子尤其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東方的問題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過，東方人就已經急著回歸神聖傳統，急著要落葉歸根。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因為長期被東西方雙重殖民，是兩大集團的異鄉人，但也因此不受他們影響，還保有常識和現代精神的處女地。當西方沉溺於綏靖政策和東方主義的時候，香港在他們沒有關注介入之時，已經憑著本能打開局面，向東西兩邊陣營輸出了時間加速力。2019 年 2020 年可謂是世界史的香港時刻，是一個兩面陣營都沒有真正認識的特殊時刻。當然現在世界是搖搖欲墜，就像即將要進入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也有很多人萬分期待這個新時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體」的個體末日。

世俗自主

以這個層次去看，香港的統治者千方百計防止下一次的內部動蕩，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結。然而他們在這裡做甚麼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規模的時間流動。香港的處境好像伊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響力更加廣，因為香港是世界的異鄉人；如果說猶太人是「明白甚麼是神聖」的小群體，香港人就是「明白甚麼是世俗」的小群體；他們理性、分清公私、響往自由、團結，現在還加上熱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華，但沒有《雙城記》鞭韃的殺戮；當然政治高熱帶來的鬥黃和陰謀論也是有，但遠比起西方的過去來得洗煉。

歐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們會發現自己早已遺忘的精神，而覺得陌生。等於有美國人看香港人，想起波士頓茶葉事件。這是傳媒不夠膽或不夠識見而遺漏的。就像中國儒生看日本水戶學派的時候，有「禮失求諸野」的奇異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主義、理性和日常，這裡涉及鬥爭也涉及堅韌；等待光復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由分裂產生，道術裂開，才有「天下」。雖然有紛爭，但為方便而強求合一只是另一種托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雖然備受折磨，但環顧東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現代化成果而又並未腐化、真正政教分離但又不蔑視神聖的特殊精神。這種滲於百姓日用的精神，在東西方眼中看來都是特殊，只是因為他們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為保存世俗、現代化精神而負隅頑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