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無意一貼香港究竟要番幾多日工先買倒部iPhone估唔到引來咁多討論，又係時候翻貼呢篇舊文：
前言：點解要寫呢篇文？純粹就係為咗屌七上面三條友：一個就係香港人（包括黃屍）吹捧咗十幾年，點知一個屈尾十幫中共奶鞋底、出賣良知嘅金融沙皇；一個就係極度仇視同自己立場唔同嘅後生，但自己多年黎毫無進步、理應被時代淘汰嘅過氣時事評論員；然後仲有一個以為每個月儲三千就最終會買倒樓、扮哂行緊青少年，但真正用心就係要食哂啲後生女嘅父幹二世祖
呢三條友都不約而同反對年青人用iPhone/iPad，認為係奢侈、浪費同埋買唔倒樓、向唔倒社會上流嘅主因，但真正嘅原因其實係三條友其實都用緊iPhone/iPad，就係唔撚想同你班廢青用同一款機
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曾提及2011年派錢6,000元時，「好多人去買咗個iPad」；時事評論員吳志森在反對派錢時也有類似意見：他認為年輕人當日收到6,000元，就會「走去買咗個iPhone」；前中大副校長許敬文認為iPhone「未爛又買新是涉及面子消費」。在香港，不論政治立場，每當有社會名人／時事評論員談及奢侈性質的消費時，幾乎都會把矛頭指向iPhone、iPad。究竟iPhone、iPad犯下了甚麼錯，要讓購買、持有它們的人也要「懷壁其罪」？人類的消費行為本身就帶有階級決定的成份：亦即你每天你進行些甚麼娛樂、消費些甚麼牌子，除了為你帶來愉悅以外，也是作為你身處社會階級的一種肯定。在經濟泡沫時期的日本，每一個收入階層甚至會有指定的汽車、西裝和紅酒品牌選擇，作為上班族的消費參考。而即使在M型社會抬頭、中產階級下流化的現在，我們仍然會覺得「一個小小OL就滿身名牌」、「明明收入只得幾萬蚊竟然學人揸靚車」、「無咁大個頭就唔好戴咁大頂帽」是值得批判的，皆因這是一種階級身份的僭越。
可是iPhone、iPad的來臨卻進一步打破了階級消費的界線：雖然嚴格來說，蘋果這些流動裝置也有不同價格定位的產品，但除了某一特定廉價版以外，幾乎就只有容量和屏幕大小的分別。換言之，無論你是富甲一方有錢人，還是黃毛小子中學生，大家在街上使用的iPhone、iPad都是一模一樣的，那還怎麼分別社會成功和失敗人士在消費選擇上的差別呢？過往名牌手袋、哥爾夫球、超級跑車此等「炫耀性消費」作用被完全抵消了！雖然iPhone其實也有與名牌或珠寶商合作，推出價值數萬元計的奢華版，但似乎香港的中上階層普遍都不太受落，或許是寧願利用社會輿論，也不願引發新一輪的「奢華軍備競賽」吧！當然，一眾來自社會的批評不會那麼露骨地指責窮人沒資格買最昂貴的奢侈品，於是他們會以香港人的共同價值觀：「獅子山精神」作包裝，認為iPhone、iPad應該是要靠辛勞工作換來的收入才有資格購買，於是沒有收入（或沒有穩定收入）的年輕人，購買iPhone、iPad就會被視為一種不勞而獲的不道德行徑──所以當日政府派發6,000元，它們就成為了任志剛和吳志森攻擊年輕人因這筆「天降橫財」而亂花錢的代罪羔羊。
政治光譜中的左右兩派對於iPhone、iPad的厭惡也有絲毫分別。正如前面所說，右派人士認為沒有相應的收入就不應作出超越本身階級的消費，他們理應「安於本份」，購買切合他們身份的平價手機就應心滿意足。可是左派人士卻認為，政府的資源應該透過福利機構的官僚「善加分配」，因為低收入人士不會明白甚麼才是對他們最有利的；若放任他們自己處理福利金額，則必然導致各種浪費和資源錯配，「學生亂買iPhone」即為最佳例子。尋求額外的快樂然而若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消費本就沒有高低之分，最重要的還是消費者是否能藉消費獲得最大的幸福──假若iPhone、iPad從青少年角度來說是最能帶給他們快樂而又合法的商品的話，那總好過用同一筆錢買一大堆看似很有用、最終卻只丟在一邊沒有人理的參考書。再者，行為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Richard Thaler就曾根據多項實驗引證，假若一般人獲得一小筆意外之財，他們都會傾向花費在一些平時不捨得的商品或服務上尋求額外的快樂；但當金額足夠大的時候，他們就會轉作長遠規劃──但正如前面所言，兩種消費模式皆是為了追尋幸福所作的選擇，沒有所謂對錯。而自2011年以來，政府沒有派錢，市民生活卻一點都沒有因此感覺更幸福，所以現在愈來愈多人已認同派錢，有，總比沒有來得好。
更進一步說，上述批判其實都沒有從iPhone、iPad的使用者角度出發。先不論iPhone、iPad這些裝置本來都有連結世界、搜尋資訊之用，假若使用得宜，遠比一堆參考書或自我增值課程價值高得多。而更重要的是，當iPhone、iPad成為我們每天機不離手的親密夥伴之時，若以高昂的機價除以長期的使用時間，那幾千元的差距其實沒有想像中大。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曾批評年輕人經常購買最新型號智能電話，但他不會知道的是，iPhone通常在頭兩年的二手價格都是高踞不下（雖然今次iPhoneX可能打破此定律），所以年輕人頻繁轉換手機，是要在其二手價作跳崖式下跌前仍能賣得好價錢，因此購買新機的成本也自然比想像中細。這種誤解和劉鳴煒指「去少幾次日本旅行、看少幾次戲，一個月儲三千元就能買到樓」是一脈相承的。而一眾時事評論員、前高官、大學教授和富二代，也不過是將自己的一套過時價值觀、以及對於自身階級受到衝擊的恐懼，一股腦兒宣洩到一部電話和一部平板電腦上而已。只可憐iPhone和iPad，在往後還要承受多少無辜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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