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理性的定義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人類文化的發展最重要的趨勢之一是運用「理性」，找出事物之間的邏輯關係，進而去認識環境、發展關係、解決問題。

這篇來自【立場新聞】上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洪子偉的文章，帶我們從邏輯哲學的角度來理解何謂「理性」？也讓我們進一步想想自己有沒有好好運用這個寶貴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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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與推論

雖然「理性」的定義眾多，但在哲學與認知科學中的主流觀點，則稱之為「理性的標準圖像 (standard picture)」，其定義為：「a 是理性的，若且唯若 a 以符合邏輯和概率規則的方式進行推論」。這個定義受啟蒙運動影響，將邏輯與統計的推論法則當成是人類的推論法則。不論培根的歸納法或笛卡爾的演繹法皆屬之。其中，「推論 (inference) 」成了「理性」定義中的關鍵概念。

但什麼是推論呢？根據牛津英文字典，「推論」是指從一個命題推導到另一個命題，其同義詞包括「演繹」、「推理」和「歸結」。知識論上，已有豐富文獻在討論推理的本質。例如紐約大學哲學教授 Paul Boghossian (2014) 認為推論是人的心理行動，他提出的 "taking condition" 判準指出人必須以自己的「前提」來支持其「結論」，而這個 taking 的心理行動不必是有意識的，但至少能變成有意識的。這個推論判準曾引發了許多論戰。然而，這些論戰多聚焦於人類行為者「個人層次 (personal level) 」的信念與傾向，它既不涉及非人類，也不討論大腦與計算架構等「次人層次 (subpersonal level) 」的解釋，故不適合當前探究所需。因此，我們需要一新的「推論」定義，而此定義不至於在一開始就排除非人系統與次人層次的處理程序。

猶幸認知科學提了供我們所需的理論框架：預測編碼假說 (predictive coding hypothesis) 主張，大腦是一功能強大的統計推理引擎，會不斷根據過去的知識來產生對外在世界的預期。預測編碼假說與過去認知科學理論的最大差異，在於它主張人類的知覺並非被動地、由下而上地接受外在刺激。相反的，大腦會主動地、由上而下地產生對知覺內容的預測。此假說有兩個核心概念：一是「預測」，另一是「錯誤」。當大腦根據過去知識產生的先驗預測與當下的刺激有誤差時，大腦必須將此誤差最小化。這種誤差，又被稱作自由能(free energy)。若要降低自由能，則需透過貝氏推論 (Bayesian inference) 來輸出最佳預測假設。如果預測有誤，則錯誤信號將被送回認知系統的前進模型，以產生校正後的外部感受性預測（即 perceptual update），或是產生自體感受性預測（即 motor control），以消彌誤差。大腦這種更新預測並降低誤差的處理程序，又被稱為「主動推理 (active inference) 」(Hohwy 2013; Clark 2015)。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http://www.thestandnews.com/philosophy/%E4%BD%95%E8%AC%82%E7%90%86%E6%80%A7-%E5%BE%9E%E5%A4%A7%E8%85%A6%E7%9A%84%E9%A0%90%E6%B8%AC%E7%B7%A8%E7%A2%BC%E8%88%87-ai-%E9%A0%90%E6%B8%AC%E8%AB%87%E8%B5%B7/?fbclid=IwAR09wWwxDQCaoragw6gg2w87T-q9H95bQuUJBciFsRB4-jx1KtTLot9oJ20

好像是有部電影，叫做轉角遇到愛。這說法，讓某個當下情緒、某個青春映像，有了浪漫又理性的定義。

後來，不少人隨著年紀增長，似乎又用歷練搭配人生跑馬燈的流轉；仰頭白眼、否定了青春時期的夢幻，幻滅其實不代表成長，只是不再相信。它是一種負能量的循環與荼毒，會不斷否定你的期待、否定稍稍燃起的正向能量，這其實有些可怕。

的確，不是人人可以轉角遇到愛，嚴格來說還微乎其微。人生本來就不可能永遠順遂合意，按著牌理出牌的人生，到頭來又往往感到無趣。

若真有那樣機會、有那般電光石火的一刻，可以轉彎或是必須轉彎，我們都該勇敢面對。轉角遇到愛是電影裡才有的意外；現實生活裡，轉彎的人事物與一切的意料之外，才是我們該認真擁抱的真實！它必然會帶來難以衡量的收穫。在結果尚未明朗之前，好好欣賞轉角的風景、將它盡收眼底、心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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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的結案陳詞

公民抗命的精神

首先，這是一宗公民抗命的案子。
我站在這裏，就是為了公民抗命。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與我一起發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是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在以前，少有香港人聽過公民抗命，但現在公民抗命這意念在香港已是家傳戶曉。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採納了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為公民抗命所下的定義。公民抗命是「一項公開、非暴力、真誠的政治行為，通常是爲了導致法律上或社會上的改變，所作出的違法行爲。」
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賀輔明勳爵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在此案，終審法院引述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的說法：「出於真誠理由的公民抗命在這國家有源遠流長及光榮的歷史。」終審法院認同公民抗命的概念是同樣適用於其他尊重個人權利的法制如香港。但為何公民抗命是光榮和文明呢？終審法院沒有進一步解釋。
約翰羅爾斯的定義大體只能說出公民抗命的行為部分。 在馬丁路德金博士非常有名關於公民抗命的著作《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中，他道出更多公民抗命的意圖部分或公民抗命的精神。這信函是他在 1963年4 月16日，因在亞拉巴馬州伯明罕市參與示威爭取民權後被判入獄時寫的。
在信函中他說：「一個人若不遵守不公義的法律，必須要公開，充滿愛心和願意接受懲罰。個人因為其良心指出某法律是不公義的，而且甘心接受懲處，是要喚起社會的良知，關注到那中間的不公義，這樣其實是對法律表達了最大的敬意。」
馬丁路德金博士認為有時法律在表面上是公義的，但實行時卻變得不公義。他說：「我未得准許而遊行，並因而被捕，現在的確有一條法例，要求遊行須得准許，但這條法例如果是用了來…否定公民運用和平集會和抗議的權利，則會變成不公義。」
他還說：「 面對一個經常拒絕談判的社區，非暴力的直接行動正是為了營造一次危機，以及加強一種具創造力的張力，逼使對方面對問題，也使問題戲劇地呈現出來，讓其不能再被忽略。」
馬丁路德金博士對我啟發良多，我們也把這精神栽種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中。緊隨馬丁路德金博士在公民抗命之路的腳步，我們努力去開啟人心中那份自我犧牲的愛及平靜安穩，而非煽惑憤怒與仇恨。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進一步引述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的說法：「違法者與執法者都有一些規則要遵守。示威者的行為要合乎比例，並不會導致過量的破壞或不便。以証明他們的真誠信念，他們應接受法律的懲處。」
雖然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沒有引述這部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還說：「另一方面，警察與檢控官的行為也要有所節制，並法官在判刑時應考慮示威者的真誠動機。」這些有關公民抗命的規則應也適用，終審法院應不會反對。
公民抗命的目的並不是要妨擾公眾，而是要喚起公眾關注社會的不公義，並贏取人們認同社會運動的目標。若一個人被確立了是在進行公民抗命，那他就不可能會意圖造成不合理的阻礙，因那是與公民抗命背道而馳，即使最後因他的行動造成的阻礙是超出了他所能預見的。
非暴力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指導原則。公民抗命的行為，就是佔領中環，是運動的最後一步。進行公民抗命時，示威者會坐在馬路上，手扣手，等候警察拘捕，不作反抗。我們計劃及希望達到的佔領程度是合乎比例的。我們相信所會造成的阻礙是合理的。
我相信我們已做了公民抗命中違法者所當做的，我們期望其他人也會做得到他們所當做的。

追求民主

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公民抗命的方法是否合乎比例，不能抽空地談，必須考慮進行那行動的目的。
這是一宗關乎一群深愛香港的香港人的案件，他們相信只有透過引入真普選，才能開啟化解香港深層次矛盾之門。
我就是他們其中一人。與那些一起追尋同一民主夢的人，為了我們的憲法權利，我們已等了超過三十年。當我還在大學讀法律時，我已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現在，我的兒子也剛大學畢業了，香港還未有民主。
馬丁路德金博士在信函中還說：「壓迫者從不自願施予自由，自由是被壓迫者爭取得來的。…如同我們出色的法學家所說，延誤公義，就是否定公義。」我們在追求公義，但對當權者來說，我們計劃的行動誠然是妨擾。
《基本法》第45 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規定：「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乙）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第25號一般性意見》，為《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乙) 條中的 「普及而平等」，提供了它的理解和要求。第15段說：「有效落實競選擔任經選舉產生的職位的權利和機會有助於確保享有投票權的人自由挑選候選人。」第17段說：「不得以政治見解為由剝奪任何人參加競選的權利。」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04年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作出的解釋，實質改變了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憲法程序。在行政長官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法案前，額外加了兩步。行政長官就是否需要進行修改，須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作出確定。相關法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者備案。
在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完成了憲法修改程序的第二步，作出了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除決定行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外，就普選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設下了具體及嚴厲的規定。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都得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只可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自行設定的程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只有權決定是否批准或不批准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而不能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提名程序，設下詳細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連自己設定的程序也沒有遵守。
若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下的嚴厲條件去選舉產生行政長官，香港的選民就候選人不會有真正的選擇，因所有不受歡迎的人都會被篩選掉。這與普選的意思是不相符的。
這些香港人進行公民抗命，是要喚起香港社會及世界的關注，中國政府不公義地違背了憲法的承諾，也破壞了它的憲法責任。我們所作的，是為了維護我們及所有香港人的憲法權利，包括了反對我們的行動的人；是為了要我們的主權國履行承諾；是為了爭取香港憲制進行根本改革；及為香港的未來帶來更多公義。

和平示威的權利

這案件是關乎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根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原先計劃，舉行公眾集會的地方是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時間是由2014年 10月1 日下午三時正開始，最長也不會超過2014年 10月5 日。我們期望會有三類人來到。
第一類人已決定了會參與公民抗命。他們會在過了合法的時限後，繼續坐在遮打道上。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二或第三個選項的人。第二類人決定不會參與公民抗命，而只是來支援第一類人。過了合法的時限後，他們會離開遮打道，去到遮打花園或皇后像廣場。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一個選項的人。第三類人還未決定是否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他們可以到合法時限快要過去的最後一刻，才決定是否留在遮打道上。
我們相信警方會有足夠時間把所有參與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移走。估計會有數千人參與。我們要求參與者要嚴守非暴力的紀律。我們採用了詳細的方法去確保大部分即使不是所有參與者都會跟從。
我們是在行使受《基本法》第27 條保障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這也與同受《基本法》第27 條保障的言論自由有緊密關係。透過《基本法》第39條，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平集會的自由受《香港人權法》第16 及17條的憲法保障，而這些條文與《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 及21是一樣的，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部分。
若原訂計劃真的執行，那可能會觸犯《公安條例》一些關於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的規定，但我們相信那會舉行的公眾集會是不會對公眾構成不合理的阻礙的。會被佔領的空間，包括了馬路，是公眾在公眾假期可自由使用的。計劃佔領的時期，首兩天是公眾假期，最後兩天是周末。
當公眾集會的地方轉到政府總部外的添美路、立法會道及龍匯道的行人路及馬路的範圍（下稱「示威區域」），雖然集會的主題、領導、組織及參加者的組成已改變了，但精神卻沒有。在2014年9 月27 和 28日，人們是被邀請來示威區域參加集會的。這仍然是公民在行使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相類似的公眾集會也曾在2012年9 月3至 8日，在反國民教育運動中在示威區域內舉行。除卻公民在那時候還可以進入公民廣場（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在2012年9月在反國民教育運動的佔領空間，與示威者在2014年9 月27 和 28日在警方封鎖所有通往示威區域通道前所佔領的空間是很相近的。
自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後，這示威區域已被普遍認同，是可以用來組織有大量公眾參與，反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型公眾集會的公共空間。換句話說，公眾都認知示威區域是一個重要場地，讓香港公民聚集去一起行使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
根據此我們也抱有的公眾認知，當我在2014年9 月28日凌晨宣布提前佔領中環的時候，我們只可能意圖叫人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會是任何其他地方。要佔領示威區域以外的地方，沒可能是當時我們所能想到的。沒有人會如此想的。
在梁國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終審法院指出： 「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
如控方証人黃基偉高級警司 (PW2) 在作供時所說，當有太多的示威者聚集在鄰接的行人路，警方為了示威者的安全，就會封鎖示威區域內的馬路。能有一個公共空間讓反對政府的人士和平集會以宣洩他們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不滿，對香港社會來說，那是一項公共利益。即使在示威區域長期舉行集會是違反《公安條例》，但這不會對公眾構成共同傷害。受影響的部分公眾只是很少，而造成的不便相對來說也是輕微。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在楊美雲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說：「《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下的保障，不會純粹因為集會、遊行或示威對公路上的自由通行造成某種干擾而被撤回。本席認為，除非所造成的干擾屬不合理，即超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可容忍的程度，否則集會、遊行或示威不會失去這項保障。關於這一點，本席認為，大型甚或大規模集會、遊行或示威的參加者往往有理由指出，只有如此大規模的活動才能協助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意見。除此之外，本席認為最明顯的相關考慮因素是干擾的嚴重程度和干擾為時多久。不過，也可能有其他的相關考慮因素，本席認為包括以下一項：在有關的干擾發生之前，是否有人曾一度或數度作出一項或多項干擾行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能容許甚麼，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法庭務須謹記，毫無保留地保存相關自由，正是合理性的定義，而非僅是用作決定是否合理的因素之一。」
參與示威區域的公眾集會的示威者並不能構成阻礙，因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由警方封鎖的。警方封鎖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為了保障示威者的安全 ，讓他們可以安全地及和平地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利。就算在示威區域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礙，考慮到示威者是在行使他們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那阻礙也不能是不合理的。
即使當示威者在2014年9 月28日走到分域碼頭街及夏慤道，人們只是被邀請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是留在那些道路上。警方被要求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好讓人們能去到示威區域與示威者們一起。若非通往示威區域的通路被警方封鎖了，大部份人即使不是所有人，應都會進入示威區域，而那些道路就不會被佔領。催淚彈也就沒有需要發放。
警方應有責任去促使公民能在示威區域舉行公眾集會，但警方卻把示威區域封鎖了，阻礙人們來到示威區域參與公眾集會。示威區域內的示威者不可能意圖或造成任何在示威區域以外所出現的阻礙，因他們只是邀請人們來到示威區域與他們一起。
當警方見到已有大量人群在示威區域外意圖進入示威區域，警方仍不負責任地拒絕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警方必須為示威區域外所造成的阻礙及之後發生的所有事負上責任。
在警方發放87催淚彈及使用過度武力後，一切都改變了。如此發放催淚彈是沒有人能預見的，事情再不是我們所能掌控。到了那時候，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帶領參加運動的人平安回家。
在發放催淚彈後的無數個日與夜，我們竭力用不同方法去盡快結束佔領。我們幫助促使學生領袖與政府主要官員對話。我們與各方商討能否接受以變相公投為退場機制。我們籌組了廣場投票。即使我們這些工作的大部分最後都沒有成效，但我們真的是盡了力及用盡能想到的方法去達到這目標。最後，我們在2014年12 月3日向警方自首。金鐘範圍的佔領在2014年12 月11日也結束了。

不恰當檢控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公眾妨擾罪作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如賀輔明勳爵in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檢控官也有公民抗命的規則要遵守的，他們的行為要有所節制。
在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一文，J. R. Spencer 看到：「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的案件，都出現以下兩種情況的其中一個： 一、當被告人的行為是觸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懲罰是輕微的，檢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額外的棒子去打他； 二、當被告人的行為看來是明顯完全不涉及刑事責任的，檢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訴他。」兵咸勳爵在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採納了J. R. Spencer 對檢控官在控訴公眾妨擾罪時暗藏的動機的批評。
若有一適當的成文罪行能涵蓋一宗公民抗命案件中的違法行為，我們可以合理地質問為何要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即使這不構成濫用程序，但這案件的檢控官一定已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適用於他的公民抗命的規則，因他並沒有節制行為。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同樣地，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的。在串謀的控罪，控方提出的証據是我們的公開發言。按定義，公民抗命一定是一項公開的行為。若這些公開發言可以用於檢控，那會把所有的公民抗命都扼殺於萌芽階段。那麼說公民抗命是一些光榮之事就變得毫無意義，因公民抗命根本就不可能出現。更惡劣的後果是，社會出現寒蟬效應，很多合理的言論都會被噤聲。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必然是不合乎比例。
在香港普通法是否有煽惑人煽惑這罪名仍存爭議，但即使真有這罪行，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地、不合理地及不必要地擴展過失責任。
因主罪行是那惹人猜疑的公眾妨擾罪，以煽惑人煽惑去構成公眾妨擾罪來起訴，那更會把過失責任擴展至明顯不合理的程度。若檢控官的行為不是那麼過度和不合理，起訴的罪名是恰當的，我們是不會抗辯的。無論如何，當控罪相信是過度及不合理，我們提出抗辯不應被視為拒絕接受法律的懲處，違反了違法者的公民抗命規則。
有些問題是我這位置難以解答的。若檢控官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的公民抗命的規則，那會有甚麼後果呢？由誰來糾正這錯誤呢？

守護法治

歸根究底，這是一宗關乎香港法治與高度自治的案件。
作為香港法治及憲法的學者，我相信單純依靠司法獨立是不足以維護香港的法治。 缺乏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權力會被濫用，公民的基利不會得到充分的保障。沒有民主，要抵抗越來越厲害對「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高度自由的侵害，會是困難的。在「雨傘運動」後，還有很長的路才能到達香港民主之旅的終點。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在退休前法庭儀式上致辭說：「雖然法官決意維護法治，讓其在香港的價值及運用恒久不變，但關鍵在於社會對法官予以由衷的支持。那應是何等形式的支持？我認為，應是全面而徹底的支持。如果法官受到不公的抨擊，請緊守立場並支持他們。可是，不要只因爲某些事件才對他們表示支持。那並不足夠，也可能已經太遲。大家應致力在社會上培養有利於法治的氛圍。我們在香港擁有新聞自由及選舉自由，必須努力發聲，讓你的選票發揮作用。請相信我，自由的代價是要時刻保持警覺。更重要的是，永遠不要放棄或低估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整體社會堅持維護法治，無人可以輕易把它奪走。千萬不要讓此事變得輕而易舉。」
我們都有責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我在這裹，是因我用了生命中很多的年月，直至此時此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那亦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可或缺的部份。我永不會放棄，也必會繼續爭取香港的民主。
我相信法治能為公民抗命提供理據。公民抗命與法治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追求公義。公民抗命是有效的方法去確保這共同目標能達成，至少從長遠來說，公民抗命能創造一個氛圍，讓其他方法可被用來達成那目標。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

DCCC 480/2017

Closing Submission of Tai Yiu-ting (D1)

1. First, this is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2. Here, I am standing up for civil disobedience.

3.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initiated by Professor Chan Kin-man, Reverend Chu Yiu-ming and I, was a movement of civil disobedience.

4. Civil disobedience, known little by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past, is now a household idea in Hong Kong.

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at paragraph 70 endorsed the defini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put forward by John Rawls in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1999) at p. 320.

6. Civil disobedience is “a public, nonviolent, conscientious yet political act contrary to law usually done with the aim of bringing about a change in the law or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7.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ith Lord Hoffmann as the non-permanent judge repeated at paragraph 72 what Lord Hoffmann had said in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at paragraph 89, “civil disobedience on conscientious grounds has a long and honourable history in this countr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ccepted that the concep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equally recognisable in a jurisdiction respecting individual rights, like Hong Kong.

8. However, it was not explained why civil disobedience is honourable and civilised.

9. John Rawls’ definition spells out more the actus reus of civil disobedience.

10. In his very famous work on civil disobedience,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reproduced in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71, No. 1/4 (Winter - Autumn, 1986), pp. 38-44,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provided more the mens rea of civil disobedience or the spirit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 Letter was written by him on 16 April 1963 while in jail serving a sentence for participating in civil rights demonstration in Birmingham, Alabama.

11. He said (p. 41), “One who breaks an unjust law must do so openly, lovingly, and with a willingness to accept the penalty. I submit that an individual who breaks a law that conscience tells him is unjust, and willingly accepts the penalty by staying in jail to arouse the conscience of the community over its injustice, is in reality expressing the very highest respect for law.”

12. To Dr King, a law could be just on its face but unjust in its application. He said in the Letter (p. 40-41), “I was arrested…on a charge of parading without a permit. Now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an ordinance which requires a permit for a parade, but when the ordinance is used to …deny citizens the First Amendment privilege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peaceful protest, then it becomes unjust.”

13. He also said (p. 39),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seeks to create such a crisis and establish such creative tension that a community that has constantly refused to negotiate is forced to confront the issue. It seeks so to dramatise the issue that it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14. I was inspired very much by Dr King, and this is the same spirit we have implanted in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Following Dr King’s steps closely in the path of civil disobedience, we strive to inspire self-sacrificing love and peacefulness but not to incite anger and hatred.

1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further cited what Lord Hoffmann had said in R v Jones (Margaret), “[T]here are conventions which are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law-breakers on one side and the law-enforcers on the other. The protesters behave with a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do not cause excessive damage or inconvenience. And they vouch the sincerity of their beliefs by accept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law.”

16. Thoug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did not quote this part of the judgment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also said, “The police and prosecutors, on the other hand, behave with restraint and the magistrates impose sentences which take the conscientious motives of the protesters into account.” These other conventio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should also apply, and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ould object.

17. The purpo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not to obstruct the public but to arouse public concern to the injustice in society and to win sympathy from the public on the cause of the social movement.

18. If it is found that a person is committing an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he could not have intended to cause unreasonable obstruction as it will defeat the whole purpo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itself even if his action might at the end have caused a degree of obstruction more than he could have known.

19. Non-violence was the overarching principle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e. occupy Central, was the last resort of the movement. The manner of civil disobedience by the protesters was to sit down together on the street with arms locked and wait to be arrested by the police without struggling. The scale of occupation was planned and intended to be proportionate. We believe that the obstruction must be reasonable.

20. I believe we have done our part as the law-breaker in civil disobedience. We expect the others will do their parts.

21.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whether the mea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proportionate; contextually, the end must be considered.

22. This is a case about some Hong Kong people who love Hong Kong very much and believe that only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could a door be opened to resolving the deep-seated conflicts in Hong Kong.

23. I am one of those Hong Kong people. With all people who share the same democratic dream, we have waited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for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Since the time I was a law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I had been involved in Hong Kong’s Democratic Movement. Now, my son has just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democracy is still nowhere in Hong Kong.

24. Also said by Dr King in the Letter (p. 292), “…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We must come to see with the distinguished jurist of yesterday that ‘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25. In seeking for justice, our planned action in the eyes of the powerholders may indeed be a nuisance.

26. According to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the ultimate aim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CE”) is by universal suffrage upon nomination by a broadly representa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27.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provides that, “Every citizen shall have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without any of the distinctions mentioned in article 2 and without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 (b) To vote and to be elected at genuine periodic elections which shall be b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nd shall be held by secret ballot, guaranteeing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electors…”

28.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ave its understanding and requirements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under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25 adopted on 12 July 1996. (CCPR/C/21/Rev.1/Add.7).

29. Paragraph 15 provides tha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to stand for elective office ensures that persons entitled to vote have a free choice of candidates.”

30. Paragraph 17 provides that, “political opinion may not be used as a ground to deprive any person of the right to stand for election.”

31. Through its Interpretation of Annex I and Annex II of the Basic Law in 2004,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SC”) in effect changed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dures to amend the election methods of the CE.

32. Before the CE can put forward bills on the amendments to the election methods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two more steps are added. The CE is required to make a report to the NPCSC as regards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to make an amendment and the NPCSC must make a determin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Such bills need to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a two-thirds majority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LegCo and the consent of the CE, and they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NPCSC.

33. On 31 August 2014, the NPCSC completed the second step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by issuing a decision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The NPCSC laid down specific and stringent requirements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addition to the determination that starting from 2017 the selection of the CE may be implemented by the 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34.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mposi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NC”) have to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mposition and formation method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for the 4th CE. The NC can only nominate two to three candidates for the office of C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Each candidate must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more than half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35.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added by itself, the NPCSC should only have the power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of approving or not approving the CE’s report but not providing detailed requirements on the composition and nomination procedures of the NC. The NPCSC has failed to follow the procedures set by itself.

36. If the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NPCSC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were to be followed, electors in Hong Kong would not have a genuine choice of candidates in the election as all unwelcome candidates would be screened out. This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meaning of universal suffrage.

37. These Hong Kong people resorted to civil disobedience to arouse more concern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unjustly broken its constitutional promise and breached its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38. We did all we had done to protect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all Hong Kong people including those who disagreed with our action, to demand a constitutional promise to be honored by our sovereign, to strive for a fundamental reform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Hong Kong, and to bring more justice to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39. This is also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nd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40.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lan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the public meeting to be organised was to be held at the Chater Road Pedestrian Precinct, the Chater Garden, and the Statue Square, from 3:00 pm on 1 October 2014 to the latest on 5 October 2014.

41. We expected that there would be three groups of people coming.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decided to commi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would continue to sit on the Chater Road after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They would be the people who had chosen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option in the letter of intent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42. The second group of people decided not to commi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but just came to support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They would leave the Chater Road after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and move to the Chater Garden or the Statue Square. They would be the people who had chosen the first option in the letter of intent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43. The third group of people might not have made up their mind yet on whether they would join the ac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could decide at the very last moment when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by choosing where to stay.

44. We believed that the police would have sufficient time to remove all the protesters joining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of occupy Central; estimated to be a few thousands.

45. We asked all participants to observe the discipline of non-violence strictly. We adopted specific measures to ensure most if not all participants would follow.

46. We were exercising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the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protected by Article 27 of the Basic Law. It is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lso protected by Article 27 of the Basic Law. By Article 39 of the Basic Law,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is also given to freedom of opinion, of expression and of peaceful assembly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s 16 and 17 of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those articles being the equivalents of Articles 19 and 21 of the ICCPR and representing part of the ICCPR as applied to Hong Kong.

47. If the original plan were to be carried out, it might breach som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concerning the organisation of unauthorised assembly. However, we believed that the public meeting to be held would not cause unreasonable obstruction to the public.

48. The space to be occupied, including the carriageway, can be freely used by every citizen on public holidays.

49. The first two days of the planned occupation were public holidays and the last two days were the weekend.

50. When the venue of the public meeting was moved to the area outsid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including the pavements and carriageways at Tim Mei Avenue,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and Lung Hui Roa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ough the public meeting’s themes,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participants had changed, the spirit had not.

51. People were asked to join the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on 27 and 28 September 2014. It was still an exercise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nd freedom of speech by Hong Kong citizens.

52. Similar public meetings had been held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during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from 3-9 September 2012. Citizens at that time could have access to the Civic Square, i.e. the East Wing Forecou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Other than that, the space being occupied by protesters during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in September 2012 was very similar to the space that was being occupied by protesters on 27 and 28 September 2014 before the police cordoned all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53. Since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in 2012, the Demonstration Area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sed to be the public space that can be used for organising big public meeting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to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In another wor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s known to the public to be an important venue for citizens of Hong Kong to gather and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peaceful demonstration together.

54. On the basis of this public knowledge that we share, at the time when I announced the early beginning of the Occupy Central in the small hours on 28 September 2014, we could only be intending to ask people to come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ut no other place. Occupying places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uld not have been in the thought of us at that time. No one could have intended that.

5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at paragraph 22 pointed out that, “…the right of peaceful assembly involves a positive duty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hat is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to take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able lawful assemblies to take place peacefully.”

56. As senior superintendent Wong Key-wai (PW2) said in his evidence, the police closed the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for the safety of the protesters when there were too many protesters on the adjacent pavements.

57. Having a public space for the public oppos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to gather and vent their dissatisfac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peacefully is a public benefit to the society of Hong Kong. No common injury to the public can be caused even if a public meeting is being held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n contravention with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for a prolonged period. The section of the public that will be affected is very small and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is comparatively insignificant.

58. Mr Justice Bokhary PJ said in 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at paragraph 144, “The mere fact that an assembly, a procession or a demonstration causes some interference with free passage along a highway does not take away its protection under art. 27 of the Basic Law. In my view, it would not lose such protection unless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is unreasonable in the sense of exceeding what the public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As to that, I think that the participants in a large or even massive assembly, procession or demonstration will often be able to say with justification that their point could not be nearly as effectively made by anything on a smaller scale. Subject to this, the most obviously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are, I think, how substantial the interference is and how long it lasts. But other considerations can be relevant, too. These include, I think, whether the interference concerned had been recently preceded by another act or other acts of interference on another occasion or other occasions. What the public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is a question of fact and degree. But whe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a court must always remember that preservation of the freedom in full measure defines reasonableness and is not merely a factor in deciding what is reasonable.”

59. No obstruction can be caused by the protesters participating in a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s all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ere closed by the police. The police closed the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o ensure the protesters there can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safely and peacefully. Even if there were to be some degree of obstruction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obstruction could not be unreasonable in light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testers.

60. Even after protesters walked into the carriageways of Fenwick Pier Street and Harcourt Road on 28 September 2014, people were continuing to be asked to come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ut not to stay on those roads. The police were demanded to reopen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so that people could come and join the protester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f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ere not blocked by the police, most if not all of the people out there would have entere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those roads would not have been occupied. No tear gas would need to be fired.

61. It should be the duty of the police to facilitate the holding of a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y citizens. However, the police had cordone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prevented people from joining the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y obstruction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uld not be intended or caused by the protesters gather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ho were just inviting other people to join them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62. The police irresponsibly refused to reopen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even after the police saw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ere gathering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ntending to enter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police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bstruction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63. Everything changed after the firing of the 87 canisters of tear gas and excessive force had been used by the police.

64. The firing of tear gas in such a way was something that no one could have known. Matters were no longer in our control. By th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wanted to do was to bring everyone home safe.

65. In the many days and nights following the firing of the tear gas, we had tried to use different methods to bring an earlier end of the occupation. We helped arrange a dialogue between the student leaders and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tried to convince others to accept an arrangement of de facto referendum as a mechanism to retreat. We organised a plaza voting. Even though most of the things we had done came to be futile, we did work very hard and exhausted all methods we could think of to achieve this goal. In the end, we surrendered to the police on 3 December 2014. The occupation at the Admiralty area ended on 11 December 2014.

66. This is a case about the improperness of laying charges relating to public nuisance.

67. As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prosecutors also have conventions to follow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should behave with restraint.

68. In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at p. 77, J. R. Spencer observed that, “...almost all the prosecutions for public nuisance in recent years seem to have taken place in one of two situations: first, where the defendant’s behaviour amounted to a statutory offence, typically punishable with a small penalty, and the prosecutor wanted a bigger or extra stick to beat him with, and secondly, where the defendant’s behaviour was not obviously criminal at all and the prosecutor could think of nothing else to charge him with.”

69. Lord Bingham in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at paragraph 37 endorsed the criticisms of J. R. Spencer concerning the ulterior motive of a prosecutor laying a charge of public nuisance.

70. If there is an appropriate statutory offence to cover the unlawful act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one would rightly ask why laying the charges of public nuisance? Even though it might not be an abuse of process, the prosecutor in this case must have breached the conven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applicable to him as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for failing to behave with restraint.

71. This is a case about the improperness of laying charges of conspiracy and incitement to incite.

72. Similarly, laying charges of conspiracy and incitement to incite is excessive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73. Pieces of evidence relied upon by the prosecution in the conspiracy charge were public statements made by us. Civil disobedience by definition must be a public act. If these public statements can be used to support the prosecution, all civil disobedience at its formation stage will be suppressed. It is meaningless to talk about civil disobedience as something honourable as no civil disobedience would have happened. Even worse, a chilling effect will be generated in society, and many legitimate speeches will be silenced. The restriction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must be disproportionate.

74. Whether there can be an offence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under the Hong Kong common law is still disputable. Even if there is such an offence, laying charges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must have extended culpability excessively, unreasonably and unnecessarily.

75. Since the substantial offence is the questionable offence of public nuisance, laying a charge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public nuisance must have extended culpability to even a manifestly unreasonable degree.

76. If the prosecutor has not acted in such an excessive and unreasonable manner and proper charges were laid, we would not have filed a defence.

77. Nonetheless, filing a defence against charges believed to be excessive and unreasonable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failing to comply with the conventio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on the part of the law-breakers as not accept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law.

78.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that I am not in the position to answer. If the prosecutor fails to comply with the conven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what will be the consequenc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rectifying the wrongs?

79. At the end, this is a case about Hong Kong’s rule of law an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80. As a scholar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law of Hong Kong, I believe that merely hav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is not sufficient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81. Without a genuinely democratic system, powers of the government can still be exercised arbitrarily,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will not be adequately protected. Also, without democracy,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withstand the more and more severe encroachment on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under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before we can reach the destination of Hong Kong’s journey to democracy.

82. Mr Justice Tang, PJ at his Farewell Sitting (2018) 21 HKCFAR 530 at paragraphs 17-19 said, “…although judges are prepared to uphold the rule of law as it has always been understood and applied in Hong Kong, the community must be willing to support them. In what form the support should take? I think the support should be all-embracing. If the judiciary is unfairly attacked, you should hold firm and stand up for them. But, support should not only be events driven. That is not enough. It may be too late. You should endeavour to nurture an atmosphere friendly to the rule of law. We have a free press and free elections in Hong Kong. Make your voice heard and your vote count. Believe me,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indeed eternal vigilance. Above all else, do not give up or underestimate your strength. If we as a community insist on the rule of law, it cannot be taken from us easily. Do not make it easy.”

83. We all have our duty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Hong Kong.

84. I am here because I have used many years of my life and up to this very moment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of Hong Kong, an integral part of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 will also never give up on striving for Hong Kong’s democracy.

85. I believe that civil disobedience can be justified by the rule of law.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share the same goal in pursuing justice. Civil disobedience is an effective way of securing the attainment of this common goal at least in the long run by creating the climate within which other means can be used to achieve that goal. (See Benny Yiu-ting Tai,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g, M. H. (Ed.), Wong, J. D. (Ed.). (2017).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t pp. 141-162.)

86. If we were to be guilty, we will be guilty for daring to share hope at this difficult time in Hong Kong.

87. I am not afraid or ashamed of going to prison. If this is the cup I must take, I will drink with no regret.


List of Authorities

1.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paragraphs 70 and 72.
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1999), p. 320.
3.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71, No. 1/4 (Winter - Autumn, 1986), pp. 38-44.
4.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paragraph 89.
5.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5 adopted on 12 July 1996 (on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CPR/C/21/Rev.1/Add.7, paragraph 15 and 17.
6. 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paragraph 22.
7. 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paragraph 144.
8. J. R. Spencer,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p. 77.
9.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paragraph 37.
10. Farewell Sitting for 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Tang PJ (2018) 21 HKCFAR 530, Tang PJ, paragraphs 17-19.
11. Benny Yiu-ting Tai,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g, M. H. (Ed.), Wong, J. D. (Ed.). (2017).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t pp. 141-162.

こんばんは、お久しぶりです。kimonoちゃんです。
まずはみんなに謝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で、謝ります。
心配をかけて本当に申し訳ない。
みんなが楽しみにしてくれていた配信を三日も休んでしまって、本当に申し訳ない。
どうしても心の整理の時間がほしかった。でもこの決断をできてよかった。
マジで心配かけて申し訳ない。

さて、ここからは少し、僕の身に何が起きていたかを話そうと思います。
簡潔にいうと、記事とかで言われている通り
「三年間付き合ってて、ガチで結婚を考えていた彼女に浮気されました」
これは紛れもない事実です。はい。もう何もほかに伝えることは無いです。

ここまでが変えようのない事実です。変わることも、ありません。
相手はツイキャスの過疎配信者でした。容姿がよく、僕とは正反対の人間でした。
正直ショックでした。久々にメンタルやられました。

「一日だけ」

怖いことに、正直この事実を聞いて、精神的にくらったのは一日だけでした。
どうしようかと思いました。どうしてやろうかと怒りも湧いてきました。
行動にうつして、正直相手をめちゃくちゃにしてやりたい。彼女もめちゃくちゃにしてやりたい。
そう考えました。でもなんか、一日考えた結果、納得いかなかったのです。

そういうやり方は、kimonoちゃん的な合理性、つまり「笑えな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
僕は常々「死ぬこと以外、全てネタ」と言っていたと思います。

そういう、人を本気で潰して理不尽に人生狂わせて、ただ精神的苦痛を与えるのは
「笑えな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これは本気です。
そもそも動画や生放送を見てくれている人たちに、これをやっても「笑ってもらえないな」
と切に思いました。

友人や知り合いのYoutuber、配信者の人たちも相談に乗ってくれて
叱咤激励をしてくれました。もちろん視聴者から励ましの言葉を強くもらいました。

死ぬほどうれしかったです。これが実際に僕のメンタルを強く支えてくれたのは事実です。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

だから死ぬほど考えました。何度も何パターンも考えて、まるでゲームの√分岐のように
「どうやったら誰も傷をつかず、私も傷をつかず、この状況を打破できるか」
「kimonoちゃんらしいメンタルの復活方法は何かを考えました」

結果
「kimonoちゃんはkimonoちゃんらしく、全てをネタにすることにしました」

はい。これ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した。
正直言って自分が蒔いた種を発端として、
自分の視聴者が直接配信や動画で何かをされたわけでもないのに他方に攻撃するのは
それこそ「男として」「配信者」としてカッコ悪いと思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ネタにして笑い話にする」そっちのほうが僕らしくないですか
そう本気で思いました。

ですので、ここからは大筋として「浮気をされた」ことは事実だったんですが
全ての人になるべく被害がいかないように、ほとんど誰も傷つけないように
少し脚色を混ぜて話すので、決して「これが真実だ！」とは勘違い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加えて、ネタで取り上げたりするのは大いに結構ですが、特定及び攻撃は絶対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れ、俺が死ぬほどかっこ悪くなりますし、この話の大元は
この動画と今日のツイキャス生放送で終わらせたいので、何卒お願いします。


さて、概要をはなすとします。

事の発端は約4日前、3年間付き合っていた彼女が急に
「浮気をしました」と報告してきました。
そういうことを全くする気配がなく、すごく良い彼女だったのでビックリしてショックを
受けてしまいました。

まずお相手の話からします。
お相手は「ツイキャスの過疎配信者」です。特定もこの三日間で終わらせてきました。
どんな配信者やクリエイターと仲が良いかも全て把握しております。
だからといって何をする気ではないですが、もし仮に何か、たとえ
「浮気をしてしまった彼女」と「私に関係している全ての人」に暴露
や威圧行為、情報操作をして他人や僕らに迷惑をかけ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た場合
私はそれこそ全力で、あなたとあなたの周りの人物を全て
叩き潰します。ネタではありません。

こんなこといいたくありませんが、あなたを守るために話を脚色しているのもあります。
名前を出さずに、あなたに報復もせず、しかも守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に多少は感謝してください。
直接も謝りにこないでください。文章も配信も私に関しての話も一切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何もせずともイライラしてしまうので。
そんな君に、言いたいことは最後にこれだけです。

「迷惑をかけて申し訳ない」
これは君がどんなにクズで視聴者とや活動者とオフパコしているカスだとしても
私が関係している人が迷惑をかけたのは事実です。それを関係者として謝りたいという意思表示です。
だからこれ以上、この話を広げてkimonoちゃんを無駄に怒らせたり
他者に迷惑かけてしまう結果になることはやめてほしい。君に対して本当の事実を追求したり、
君の暴露をしたり、周りの活動者を傷つけることは、僕も男としてしたくない。
この動画で終わりにしましょう。
以上です。

次に彼女の話をします。
彼女は僕にしては珍しく、本気で好きな人でした。そんな浮気なんて絶対しない人でした。
「え？それはkimonoちゃんが勘違いしているだけで、女も男も浮気は・・・」と
いろいろ物申したい方がいるのもわかっております。
でも第3者からみても、私がみても、そんなことをする気配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そこは信じていただきたい。

彼女は少し複雑な病を持っていました。
パニックを起こしてしまうと、人格が変わったのような振る舞いをしてしまいます。
かなり頻繁ではないですが、周期で言えば1年に1回くらい
過去に浮気等をしたことはどれだけ探って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この病気は
パニックになって「記憶が飛んで」しまうような病気です。
もちろん病院にも通っていますし、僕も彼女も全力を尽くしていました。

そうしてパニックは収まっていき、もう少しで「治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まできました。

・・・・

ここまできて神様は理不尽な仕打ちをします。

仕事面でのストレスと、家庭的環境があまりにも複雑極まりないため(ここは脚色無しのガチ)
その他もろもろの問題が彼女を襲います。正直、僕目線から見てもかなり酷い理不尽な出来事に
彼女は巻き込まれていました。

加えて、僕も他のトラブルや様々な問題にぶち当た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正直、この時の僕はまともではなかったです。
2020年後半から2021年4月にかけてのことです。この時のことを
僕は普段の配信で「鬱時代」と呼んでいたと思います。
このシーズンに僕が彼女を頻繁にケアしてあげていれば、今回のことは本気でなかっと思います。

僕も彼女も、死ぬほど切羽詰まっておりました。

そこから先に回復したのは僕でした。Youtubeや生放送をがんばろうとしたところ
鬱になっても見てくれていた視聴者、新しい視聴者。周りの友達や先輩配信者
チャンネルの動画編集部、企画を練ってくれる執行部。

いろいろな人たちが僕を支えて、救って、今の僕は回復しました。


しかし、僕が回復する一方、彼女は落ち続けました。
彼女には本当に友人という友人がいませんでした。
正直心の支えになっているのは「僕」しかおりませんでした。
それは本人からよく伝えられたことで、僕も自覚しておりました。

僕はYoutubeや配信に没頭して活動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彼女の支えになれる時間が
かなり減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それは今でも後悔しており、僕の悪い面だと猛省しています。

彼女からすると、「頼りたいけど活動があるから邪魔しちゃだめだ！我慢しよう」
というような思考回路がずっと続いていたと思います。実際にかなり我慢していたと思います。

「相手がYoutuberや配信者だとわかっていたらそんな求めないしw」

との意見を言いたい方もたくさんいると思いますが、それは違います。

僕は彼女が好きで「君の人生を背負いたいから、君も人生かけてくれ」と
恥ずかしながら言っておりました。僕らしくないですね。

でもそんな言葉をいったからには、男としての決意ですので、是が非でも彼女を守らないといけません。
それは義務でも情でもなく、
「僕がそう言ったことは絶対に守りたい」「嘘をつきたくない」という確固たる一人の人間としての
男としての意思です。

だから彼女は求めてよかった。救いを求めてよかった。
長い年月をかけて「僕に配慮しすぎて」それがパニックを起こす一角となり経ていたことに
僕は気づいてあげられませんでした。

僕は彼女のために活動を視聴者の獲得と時間とお金と全ての安寧を得るために
彼女は僕のために必死で病と理不尽に打ち勝つために我慢と配慮を続けました

神様は無慈悲です。

それを続けた結果、彼女はパニック状態、つまり記憶が飛ぶ状態の手前、ストレス許容の限界点まで
達する至りと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そして浮気が起こりました。仕方ないか。なんて言いませんし、言いたくありません。
でも果たして100％と彼女が悪いのかと言われると、そう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

私が役不足だったのです。その意思を感じ取れず、のうのうとその配慮に気づいてあげられなかった
私にも絶対に責任があります。
そんな状態で彼女だけを責めるのは、kimonoちゃんではありません。
僕だけだけの責任かと言われたら、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
病のせいにしたら浮気をしていいのか？　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

悪いことの定義づけを、誰が悪くて、何をしたから悪い。だからこうだ、攻撃していい。
報復していい、ただ傷つけていい。

それをしたら死ぬほど「kimonoちゃんらしくない」
僕が思う「kimonoちゃんの活動者としてのかっこよさは無い」と本気で思いました。

だから僕は、配信者として彼女にこう聞きました。
「僕は配信でネタにする、それで君は叩かれるかもしれない。
それを罪滅ぼしとして、君の浮気のことは全てを許そう思うんだけど、どうかな」と

それに彼女はこう答えました。
「いいよ。でも私は自分を許せないから、自分で全て浮ついた縁を切り、ケジメをつけさせてほしい」と。

そして別れました。
でもまた付き合う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し、そうじゃ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なんにせよ、最初に話をした通り、この話は脚色しているので、嘘も交じってます。
それは全ての人と、僕と、視聴者を守るためです。(大筋のことは嘘ないけどさ)

だから笑い話にしてください。誰かが悪いと決めつけないでください。攻撃も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れはカッコ悪いことだし、kimonoちゃんらしくないからです。
本当にお願いします。
私のために、kimonoちゃんのために。お願いします

僕は友人が死んだ6年前から、メンタルの切り替えは鬼早いほうなので、
今は本気で大丈夫です。でも心配かけてごめん。正直視聴者にめちゃくちゃ心配させたことが
一番申し訳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彼女も僕も、それは同じです。

ケジメはつけてきたんで、今日から通常の配信と動画投稿を始めます。
自分の異性の話はつまらないので、ここら辺で幕引きとしましょう。

ツイキャス過疎配信者に彼女寝取られたkimonoちゃんです。


倭国

⭐️Feat. 韓森、李芷婷、方Q 資深音樂人
⭐️美國加州電音製作人DJ大胖
⭐️首張華語EDM專輯－《Undefined未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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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主持人：新鮮DJ Jeff
主持人IG ▶️https://reurl.cc/7yz1a9​​
🌐關注音樂新鮮人節目各平台，獲得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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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笑不斷的一集訪談！
矽谷工程師斜槓音樂人DJ大胖
從NFT音樂聊到AI智能作曲軟體
真的很有料啊！深藏不露！

新專輯《未定義Undefined 》
邀約韓森、李芷婷、林金毛等音樂人
打造全新華語EDM體驗
不走悲情抒情路線
每首歌都讓你有繽紛好心情！
不知不覺七首歌就聽完了！

編曲混音作曲都自己來
花四年籌備高品質作品
聽了讓人感覺開朗、明亮、快樂的專輯
真的是疫情期間最大的救贖
好幸運能聽見這張專輯
挖到寶！』

(新鮮DJ Jeff 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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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PUN大胖是來自美國加州的電音製作人，多年在美國深耕音樂製作，擅長各式EDM曲風，從Tropical/Progressive House, Future Bass, 到Dubstep/Trap, Glitch Hop都能帶給觀眾全新感受。在2020年底回到台灣，期望能以最新的美式電音帶入華語流行音樂產業盡一己之力。DAPUN大胖同時也是一位矽谷電腦工程師，多年在電腦工程及音樂領域的研究，了解到科學其實可以很感性，音樂其實也可以很理性。不想被定義為工程師或是音樂人的DAPUN， 決定撕掉自己身上的標籤，製作一系列的電音歌曲來告訴大家每個人的人生，只有自己說了算！不該被任何人所定義，We are "Undefined"！

生在這個無限可能的時代，不瘋狂、不做自己，實在太可惜。
眼神堅定、目標鎖定，準備自行定義，
“Take control of my own destiny.”
每個人的人生，只有自己說了算！

不做被動的未定義，要做主動的不被定義！

為了在群體生活裡活下來，我們不得不從眾的往自己身上貼上標籤，只是因為無法抗拒渴望被認同的不自信。被貼上標籤的人們也充滿濾鏡的看著這個社會。「他看起來已經70歲了，不可能再去追求他的夢想了吧？」「她這麼柔弱，應該不會是成功的企業家吧？」我們用性別、年紀、人種這些表面來認定事實，忽略了對每個獨特個體內在的追求。我們能不能活得「不被定義」？

跟著DJ DAPUN大胖的音樂，逐步撕開身上無謂的標籤，找到最純粹的自己。

DAPUN大胖 FB: https://www.facebook.com/DAPUNMusic
DAPUN大胖 IG: https://www.instagram.com/dapunmusic/

#矽谷 #工程師 #斜槓#電台 #名人專訪 #電音 #跨界 #音樂新鮮人 #世新電台 #大胖 #性感肥宅 #韓森 #李芷婷 #林金毛 #未定義 #電音

🤩🤩 粉絲尖叫！！繼上次採訪了 #時間的女兒八卦歷史頻道 後, 這次Lara又要再度變成粉絲mode了！！😻😻😻 真的覺得又驚又喜, 兩次對追蹤的頻道邀約都得到很快速且正面的回應, 再一次印證, 不要怕被拒絕！Just Do it !

這次邀請採訪的對象是我這一年來幾乎天天(除了週末沒有更新節目外)都會認真聽完才能安心睡覺的節目 #國際新聞DJTalk https://anchor.fm/dennisglobalpolitics 。節目中有兩位主持人, 一位是日本專家 Joel來談日本 , 第二位是專攻比較政治學、現任美國德州大學政治系副教授、也是台灣多個新聞節目經常邀請評論以及這次Lara邀請到的直播對象Dennis.
FB粉專：Dennis 的全球政治筆記 - 履行中庸，筆寫諍言

其實台灣在講國際新聞節目的人越來越多, 但是唯獨這個節目讓我成為死忠的粉絲🤩🤩 很大的一個特點在於兩位主持人在節目中都是保持著很 #中立的態度, 用 #客觀的分析 以及 #面向寬廣的角度 把許多這個世界曾經、正在、即將發生的事情串連起來～跟博大精深的中文造詣一樣, 如果沒有足夠的底蘊是無法長期持續做這樣的評論的。

Lara每天早上起來還躺在床上時就都會先開yt國際新聞, 刷一波今日國際大事。為了不讓自己被單獨一家媒體帶風向, 每天我都要至少刷四家：BBC, DW, France24Eng跟Al Jazeera... 最近因為阿富汗的新聞, 甚至連印度的英文新聞我都已經聽得很熟了😂 但是這是因為我自己有興趣＋教學的需要, 我會特別重視跟花時間。不過..... #時間真的不夠用啊！🎯 對Lara來說, 每天晚上睡前固定收聽Dennis的節目, 不但可以讓我很全面性的了解國際新聞, 在許多點面上, 又可以用母語做更深入的了解, 吸收消化後再轉出在課堂或影片上給更多不同年齡層的大家～ 還有...Dennis的聲音真的很溫柔堅定...(粉絲mode開啟😍)強力推薦給大家！😎😎😎

這一次的直播訪問, 主要除了是Lara私心的想多了解一點偶像的專業背景, 更是好奇如何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每天都有最新情勢的更新與分析、以及如何在課堂上如此溫柔堅定的立場, 對所有的事情都保有自己的立場且能同時保持尊重。🤝 因為這是我在自己的課堂上也一直提醒自己的事情～ 同時, Dennis也是一位父親, Lara也想聊一聊, 除身為教授、國際情勢評論的角色外, 對於自己的孩子, 會怎麼引導他對國際事務的關心以及對國際觀的定義。

#國際新聞
#國際觀
#5歲都要懂的國際觀
#Dennis的全球政治筆記
#自己國家自己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