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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後代,為什麼要支持法理建國的論述 https://wp.me/pd1HGm-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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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後代,為什麼要支持法理建國的論述?
1.法律面的理由
2.情感面的理由
3.族群面的理由
開始前先說一下我的想法。
台澎法理建國派談的「去殖民化」是以「台澎及其上住民曾被日本殖民,台澎是原日本殖民地」的事實為基礎,所以可以行使自決權建國的住民,就會以「原日本殖民地的住民及其後代」為主。
這是法律上的定性,也是「去殖民化」在執行上的必要原則。
至於因為中國內戰被迫離鄉背井前來台灣的中國難民之所以原則上不能參與「去殖民化」脈絡下的自決建國程序,原因有二:
1.這些中國難民在隨中華民國政權流亡台澎前,既非台澎住民,也未曾被日本殖民,並非「原日本殖民地住民」,所以不符合「去殖民化」脈絡下行使自決權的住民資格。
2.中華民國政權從1945.10.25開始,在台澎的身分就是盟軍佔領代管執行者,是佔領者的角色。則依照國際法中佔領法的相關規範,特別是《海牙第四公約》、《日內瓦第四公約》的規範,中華民國政權非但不得將台澎當成自有領土、不得將台澎住民當成自有國民要求效忠,更不能將其本國國民大量移轉到佔領地台澎。
因此,中華民國政權在流亡台澎的同時,將大量的中國人民移居台澎,本身就違反國際法,因此來台的中國人法律性質是屬於「『非法』難民」。讓「『非法』中華民國難民」沒資格參與台澎自決建國程序的,是難民身上的合法中華民國國籍。
難民並非貶抑,這是具有國際法上的法律身分。
中華民國國籍法是屬人主義(這就是血統主義)為主、屬地主義為輔的折衷主義。所以,「『非法』中華民國難民」的後代也具有合法中華民國國籍,這使得他們的後代在台澎一樣是「『非法』中華民國難民」。
而 1949 來台的中華民國難民及其後代之所以不能參與台澎自決建國程序,就是源自於中華民國政權當年將其違法移置到台澎在他們身上附加的「非法」性質。
至於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雖然目前都有中華民國國籍,但在法律上並非真正的中華民國國民,其原因在於:原日籍台澎住民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因為喪失日本國籍而成為無國籍人。而他們所持有的中華民國國籍,只是身為盟軍佔領執行者的中華民國政權基於管理上的方便所賦予的,並非原日籍台澎住民真正的國籍,原日籍台澎住民自然也不會因此成為「非法」居留在台澎的中華民國國民。
法理建國派主張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在「去殖民化」脈絡下,依國際法行使自決權建國,目的是要讓目前所有在中華民國政權治下地區生活的居民(也包括中國領土金馬東沙生活的居民),能夠成為在台澎建立的主權獨立國家的國民,在台澎安居樂業,徹底遠離中華民國政權這個中國流亡政權身上的一切包袱(一中、中國內戰)、徹底摧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叫囂「武統」的一切法律上藉口,讓台澎能以主權國家的身分跟有台國家簽署共同防禦條約,有效嚇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侵台野心。
而對以「『非法』難民」身分居住在台澎的 1949 中華民國難民及其後代,我們台澎法理建國派不是主張「依法」全部遣返回中國本土,而是主張這些人可以依其意願直接歸化成為台澎國家的國民,從而徹底擺脫「『非法』難民」身分,可以在台澎安居樂業。
法理建國派想要做的事情,是讓所有台澎居民有一個全新的開始,而這個全新的開始,必須以一個在建立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可被質疑的法律上瑕疵的主權國家為基礎。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行使自決權,是要為包括「非法」中國難民及其後代在內的全體台澎居民打造這個基礎,是要為所有台澎居民開啟通往國際社會的大門。
如果 1949 中華民國難民後代,不管是第幾代,口中的「愛台灣」、「認同台灣」、「以台灣為故鄉」是真心的,那就可以理解建國的心。誠實面對自己的身分,也不需要背負負罪感,也不用去繼承祖先的遺志統一中國,支持、協助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行使自決權,建立一個能讓大家世世代代安居樂業的國家。
我們在前幾集有說明很清楚法律層面上的差異,大家可以先行回顧。
👉🏻 內部自決權 vs 外部自決權、民族自決權 vs 住民自決權、自決權的行使 https://wp.me/pd1HGm-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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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集還說明了具體的建國步驟,有說到台澎人的使命就好比一個開門的人,大家住在地窖中,這個門只能被台澎人打開,因為台澎人握有KEY,就是法律資格可以行使去殖民化。
開門以後,大家都可以走出去,走出去的人是大家,所以我們不是只為台澎人而建國,我們是希望現在居住在台澎上的所有人都可以獲得自由,透過了解客觀史實,有了共識認知,一起前進,所以法理建國派並沒有要割捨任何人,也不是為了某些人的私利。
台澎住民要意識到這個行使自決權是為了大家,也為了不具有法律資格的其他人。
沒有經歷日本殖民的人,沒辦法行使住民自決,但仍舊可以了解這個目標,來支持台澎人握著KEY。
就好比參加運動會,班上會派出選手去比賽,其他同學在場下會為上場的同學加油,獲得勝利時,榮耀是整個班級,並不只限於選手,大家各司其職,都可以知道目標是什麼。
大家有空可以到戶政事務所申請直系血親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可以清楚判斷在台澎自決建國程序中,誰可以是上場選手,誰是當啦啦隊。例如:我的戶口調查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27327559092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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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後代,為什麼要支持法理建國的論述?
1.法律面的理由
法律層面來看是沒有模糊空間的,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就屬於國際法上的難民身分,其後代也會是難民後代,這沒有任何貶抑喔!在這情況之下,如果沒有法律上的正當理由去賦予新的身分的話,那難民的身分就會一直跟著。台澎在國際法上是主權未定的狀態,不是主權國家,所以1949年落難的中國人來到台澎就沒有正當權限,法律性質就會產生許多影響,而且難民的心態也會存在,如果在法律上有明確的身分定位,那留在台澎上思想、視角也會不同。
舉個例,敘利亞難民在歐洲有數百萬的難民,他們身分是有明確標示出來,也因為這身分在法律上受到許多限制,但同時也因為這身分也得到法律上的協助。沒有人會希望自己從原本的國家、土地逃難到他國,犧牲了原本生存的空間,但若真的發生了,真的要探究法律身分就會被他國認定為外來者、避難者、暫時居住未必久留。
1949年流亡的中國難民的心態,要逃的是中國內戰,以他們視角就是國共內戰,這個威脅始終存在,對他們來說台灣離中國還是很近,心中仍舊會有強烈的不安,因此有很多中國人逃難來台,無論是用非法還是合法得到的財富,他們下一步幾乎會是移民到其他國家,就是海外移民潮。而1952.4.28以前的日籍台澎住民很少會主動移民海外,比較常見會是戒嚴時期被列入黑名單被迫移民海外。
這樣相比之下1949來台的中國人會把台澎當作一個暫時地,不會想久留,會想逃到更遠的地方。就算移民到很遠的地方,擁有雙重國籍,心態上仍舊還是會自認為中國人的想法,就是華人依戀,所以若中華民國政權辦選舉,還是會回來投票選親中政黨,就算移民也沒辦法真正當他國的國民,割捨不了原本是中國人的心。
中華民國政權本身的國籍,有在國籍法上要求,若要歸化必須先放棄原有的國家國籍,對很多國家來說,是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代表政府,也不會承認中華民國國籍有國際法上的效力。因此若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在這些承認PR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立場上來看這就屬於 「非法」中國國籍(此處的「非法」指不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不承認其核發的國籍為合法有效的中國國籍的狀態。若是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中華民國政權所核發的國籍就是合法有效的中國國籍)。
所以如果為了歸化到他國國籍要先出具放棄原本國籍身分的證明時,拿ROC政權發的沒有用,而要去找PRC政權申請,這就會很尷尬了。
在國際法上有基本原則,世界人權宣言中有說人有權擁有國籍 ,國際公約上也有說要盡量減少無國籍人士。因此持有不被承認的中國國籍的中華民國人,移民前的申請放棄國籍的申請會遇到困難,而他國國籍的人士,來台多年想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要放棄原本國籍時,也會遇到原本國家不給放棄,因為要避免無國籍情況,主要原因就是該國不承認ROC政權的 「不被承認的中國國籍」 。
(中華民國政權發的中國國籍只對不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才會是「非法」的國籍,平時避免單獨將中華民國政權發的國籍稱為非法中國國籍,應稱為「不被承認的中國國籍」或「無效的中國國籍」。事實上,國際上只有15個國家承認這個中華民國政權發的中國國籍。)
舉個例,在台生活多年的傳教士,遲遲拿不到中華民國國籍身分證,就是因為原本國家申請不到放棄國籍,拿不到放棄原國籍的證明就無法歸化成中華民國國籍,後來ROC政權有修法寬待給在台灣有貢獻的外國人,可以不用這些麻煩手續,就能拿到中華民國國籍身分證。
再舉個例,若與他國國民結婚,伴侶要歸化成中華民國國籍,但原先國家不承認ROC政權是中國政府,就不會讓他國民放棄原本國籍,拿不到原國籍放棄證明就無法完成歸化程序。
台澎建國後,原1949難民及其後代要住在台澎,在法律面要除掉中國難民身分,就是拿到新的國家身分,就可以理直氣壯的生活在台澎。
台澎建國後,台澎人就會是在國際法上合法擁有台澎主權的國家的國民,不會再受限一中兩政權的框架下,被ROC/PRC政權給制約。若生涯規劃要移民他國要放棄台澎國籍取得新國家國籍,也會很容易取得放棄台澎國籍的證明,也不會被他國質疑這份「放棄原國籍證明」的法律效力。
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後代,為什麼要支持法理建國的論述? 法律面就是台澎成為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台澎人的國籍就會是國際法上合法國籍,能讓1949中國難民及其後代歸化新的國籍身分在台澎安居樂業,也可以有其他人生規劃移民他國,也會讓路走得更順,如果與他國國民結婚,伴侶要歸化成台澎國民也會容易許多。
法律面也不一定是1949中國難民及其後代會遇到這些問題,也會是現在台澎人在國際法上無國籍的身分會遇到的難題,所以台澎建國後可以處理原本因為中華民國國籍造成的問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法律面後來共同合作來完成自決建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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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感面的理由
我的想法是1949年來台的中國難民有的位階身分較高的會帶有優越感,我會稱他們為既得利益者,但我後來也發現他們的後代也不一定會有這樣的心態,也可能有不同政治立場,就會想為了台灣做點什麼,但是在剛接觸法理建國論述時,就會因為「沒辦法參與住民自決」而感到氣餒,但就像開場時說的,他也可做啦啦隊,可以成為法理建國的推廣者,大家來分工合作完成自決建國前的條件。
情感面很好的理由其實就是從小生長在台澎的人,對中國的依戀會比較少,不會像長輩總想著認祖歸宗,對台灣這塊土地文化與歷史不在意。在台澎成長的中國難民後代也不一定跟祖父母輩一樣對中國大陸有情感,也不會覺得骨灰要葬在中國大陸,反而對這塊土地文化與歷史充滿感恩。
其實只要愛著從小生長到大的台澎這塊土地,願意以台灣為出發點思考,就會知道對台澎最好的未來就是建立個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真正切割一中兩政權的紛擾。
情感面可以分兩個方面,第一是對台灣的情感,第二是對中國的情感。
1949來的中國人(第一代)對原本的中國有強烈的依戀,希望落葉歸根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第二代、第三代在台灣出生長大的,會面臨到情感面的衝突,因為缺少對中國的記憶,對中國的情感則是源自於祖父母、父母,所以對中國的連結就沒有直接接觸,那如果對台灣的土地有連結,這個連結是「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這個立基點,但事實上中華民國政權根本無法「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客觀層面來說這已經是無法達成的事情,所以這種心態認同會導致他覺得自己是愛台灣的,但是與「不認同 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的人來講就是不同,因為對「愛台灣跟台灣未來的想像」不同,所以就會不斷遇到情感面的衝擊與矛盾。
台澎住民上有許多「愛台灣」的主張,但是「怎麼去愛」大家做法不盡相同。
探究到底就會發現「愛台灣」最終的目的跟理由,如果是要「從台灣以中華民國視角統一中國」,就會受到另一群「愛台灣」,但最終目的是脫離「一中兩政權」的人的撻伐。
換句話說,當你是1949中國難民後代,你對台灣的連結卻是中華民國,目標則是統一中國,想著中國,那你今天忠於自己的情感坦承這個想法,就會面臨到大多數不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人對你的指責,這個情感面的對立就會很難以有共識。
所以台澎建國後可以真正讓大家的情感面都從建國後這個當作起點開始發展。
舉個例子,就好比你苦苦追求一個人,屢屢遭到拒絕,但真正可以讓你死心,就是對方已經有對象,或甚至已經結婚了。當對方法律定位已經很明確了,那你也會有很好的理由不要繼續依戀下去,可以好好的割捨重新出發。
法理建國派很理解情感面要真正切割「中國依戀」是很不容易,特別是情感連結源自於家族,讓1949中國難民後代沒辦法背棄家族,就會放不下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的執念,所以當台澎建國以後,就可以協助 中國難民後代 「斷捨離」,可以斷的乾脆一點。在國際法上台澎的領土主權就會歸屬於台澎新的國家,就不會有任何理由去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是ROC/PRC政權),而反攻大陸的心態也會放下。
那1949中國難民後代如果有認同台灣的人,不認為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人,也就不會有大中華主義,所以對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跟中國PRC政權藕斷絲連,也會感到很不舒服,這時候可能會產生「原罪」負罪感、愧疚感、自卑感,會想到自己這個身分造成現在台澎的困境,而感到難受,這樣的中國難民身分其實也不是可以選擇的,你並沒有做錯什麼,1949中國難民也算是大時代的受難者,跟著中華民國政權逃難來,無論是主動被動的決定,來到台澎後生下的後代也是非自願的,在台澎成長後了解台澎的歷史,當聽到台澎人指責二二八、白色恐怖時也會感到煎熬跟歉意,這樣的煎熬心結其實是很需要解開的。
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後代,為什麼要支持法理建國的論述? 情感面來說就是讓1949中國難民及其後代可以找到放棄的理由,放下大中華主義、放下中華民國、擺脫一中兩政權、重新在台澎出發、愛著台澎土地在此生根。而對支持法理建國的1949中國難民後代就是可以放下心裡的負擔跟愧疚感重新出發,會有更開心的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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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族群面的理由
我的想法是台灣人四百年史,就是不斷的有不同民族來到台灣,在四百年中台灣的意識逐漸被重視,法理建國派想的是建立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就可以包容任何年代來到台灣與在台灣出生的人,不用再分你是原住民、新住民、客家人、福佬人、以及台澎人、中國人。
大家都知道史明主張「台灣民族主義」,如果台灣民族已經形成,就不需要倡議,但這是一個進行式跟目標,因為建國以後就會形成以國為本的生命共同體,就是「國族」認同感。
國族之內會有不同民族,就像說自己是「美國人」,美國人就是國族認同,而細分美國人裡面還有不同民族。我期許的是台澎建國後,台灣人成為如同「美國人」般的國族名稱,這個國族裡面包含屬於各種民族的國民,沒有任何民族會被抹煞。台灣四百多年來的殖民給我們的的最大啟示,就是惟有建立真正屬於自己「具有國家法人格」的國家,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多民族國家」,才能真正終結殖民悲劇。
族群面要處理的族群之間的衝突。
在台灣主張的台灣獨立運動,許多主張者都會提到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做的暴行,這就產生的族群緊張對立,就會由所有具有相關屬性的人來承擔,這樣對立存在就會很明顯。就好比在中華民國政權體制內做的轉型正義,就會發現族群邊界就會出現,追究不當黨產時也會提到族群的不同。
舉個例,詐騙集團台灣民政府,曾經辱罵中華民國榮民身分的人上新聞,如果說台澎建國了,這些中華民國榮民若選擇歸化台澎新國家,大家的身分基礎就都一樣了,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重新開始了,不會因為你是從哪個時期來,受到怎樣的遭遇、得到法律上的利益,這些不平等的福利就會被重置跟修正。
無論你是以優越感的身分、或者是背負原罪有愧疚感的中國難民及其後代,都會說自己是「外省人」,這個身分標籤及說法會把自己說成「外」,就是把自己當成外來者;無論是哪個台灣原住民族,被說是原住民的身分,這個「原」就是被歸類在很早就住在台澎上的人;還有「本土」族群的說法這個「本土」就會形成族群上的差異性。這個差異性就會有排斥性,不只對「本土」族群來說,也會對「中國難民」這個標記造成根本上的對立。
這樣的情況下對自己的稱謂有這樣的標記,要與其他族群生活,要怎樣成為「想像的共同體」?
其實建國前有「同在一條船上」的共同體意識存在其實就足夠了,不需要將族群身分明顯做出標記。建國後都可以成為第一批的國民,也不會再有內外之分。
法理建國的論述其實是包容性很大,我們想建構的國家是可以包容所有不同時期來到台澎的族群,我們誠實面對現在的狀況,提出的論述是所有的台澎居民一起來建立長治久安的國家。
👉🏻 具體建國步驟、行前具備條件以及終止代管自決建國後的工作 https://wp.me/pd1HGm-7P
台灣其實善用台澎法理地位這個「領土主權未定」的法律狀態,可以很好的切割中國(PRC/ROC政權)與台灣。
❤️台灣有的優勢有:
1. 沒有主權母國的干涉,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是簽署《舊金山和約》及其子約的國家都不能漠視的法理地位。
2. 天然海島屏障,天然的戰略地位。
3. 台灣人有辦法透過民主自由選舉來掌控中華民國政權,使其承認「盟佔代管機構的身分」。
4. 台灣的民主、經濟、人民素養有一定的水準。
善用國際社會所遵循的規範靠自己站起來,必須先自助而後才會有人助、天助。
願大家一起走在法理建國的路上:)
生命權第幾代人權 在 你(妳)好,我是莎拉。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過年期間疫情就已經開始了](個人拙見)
小時候,過年是我最期待的節日。紅包、鞭炮、睡到飽,還有難得齊聚的親朋好友,歡樂怡情的小小聚賭,每一片場景都充斥著喜慶的大紅顏色,及明知不見得卻依舊真摯的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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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發明了時光機器,回到過去訪問兒時的我:「長大後做一個過年要上班的工作好不好?」我一定說不要,或許還會天真地反問:「什麼工作那麼壞,要人在大家團圓最重要的日子還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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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是幻滅的開始。出社會至今,我幻滅了十年,終至屈於平庸與現實,我變得不再期待過年,甚至為了過年期間爆量增加的出入境人潮感到嫉恨與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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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清晨,我才飛完一個長班回來,家裡餐桌上的菜餚已經涼透了,冰冷的空氣中有朱門酒肉臭的油膩氣味,那是與我錯身而過的華美證據,我卻連悼念的心情都沒有,只想拖著僅存的最後一絲氣力趕緊洗澡上床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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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並不是最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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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機場回家的路上,我搭乘公司派發的交通車至離家最近的捷運站,轉搭捷運,再轉搭計程車。原先抵達捷運站後我是想騎Wemo回去的,沒想到Wemo為了體恤員工令員工放年假,居然在過年期間停止服務,打開App看到Wemo發布的停止服務公告,直有種想氣又想笑的複雜感覺,一方面覺得真倒霉,卻又很想稱讚Wemo老闆做得好。所幸,才步出捷運站便看見一輛計程車孤零零地在無人的街上挨邊等著,我跨大步過去開啟車門,才要上車,便聽見一輕柔女聲在我身後詢問:「請問妳也是要去XX醫院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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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身回答不是,但思及那醫院也是在我家附近車程不過五分鐘的近處,便再道:「沒關係,可以順路載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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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姐一開始略有些遲疑,但附近確實是沒車了,連Wemo都停止服務了(但還是要稱讚Wemo老闆做得好),她便和我一起鑽進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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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司機報了XX醫院及我家地址,並指示司機先送小姐過去。小姐穿著尋常裝束、戴著口罩,我不知道她在初二清晨便去到醫院的目的,也保持禮貌不多做探問。一路無話,很快便到了醫院,小姐照著跳錶上的金額準備了八十元給我,我搖搖手說不用,最後在小姐的堅持、我的推卻來回下,我取了小姐掌心中一枚五十元硬幣,說:「那這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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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才下車,司機便向我道:「我認識她,她是來上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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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小姐是這家醫院的護理師,而司機的女兒也是,司機時常在捷運站排班接送醫院的醫護人員上下班,許多人載過許多次,便生了面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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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女兒他們過年期間上班會有雙倍薪資嗎?」我問,心裡升起了一點比較的情緒,因為我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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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我不清楚耶。」司機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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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和司機不著邊際地聊了一些,很快便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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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不過一月有餘,武漢肺炎的疫情便轉為全球大爆發,各國確診人數如某種奇異競賽一般不斷創新高,我所在的航空業也受到波及,隨著各種禁航禁運航班取消,或是朝令夕改地隨著疫情升溫產生各種抗疫措施,畢竟旅外國民不諱言是防疫最大破口,我也才切身體會到為什麼我的工作是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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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疾病最好的特效藥,便是你自己的免疫力。而我的工作不但要接觸來自世界各國的旅客,連維持個人免疫力的最佳法則:正常作息,都無法達成,每一次感冒生病醫生跟我說要早睡早起,我都苦苦地感到有些諷刺。我時常在夜最黑的時刻強迫自己起床,也時常在日最光的時刻強迫自己入睡。我的生理時鐘早失了準頭,甚至我也不希望它有準頭,在我過了幾天規律日子以後就恢復敏銳,那只會令我在下次的時差、熬夜時更加痛苦,而這種痛苦無法藉由習慣有半分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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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什麼高大上的人,我之所以繼續做著這份工作,不過是為了一份可以糊口的薪水。我的品德不高大上,相對地我的能力也是平凡,不過是受過某種技術訓練的基層人員。認清自己的境界,似乎也是成長幻滅的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也希望不論是誰,是高的還是低的,是圓的還是扁的,都能至少受到如人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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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開始之後,走過幾個國際機場(美國、日本、加拿大、泰國、英國),發覺的確沒有哪一個國家在機場的防疫把守,做得像台灣這樣快速積極,從不曉得已經改到第幾版的健康聲明卡,到直接掃描QR code上網填寫,增派於海關前的檢疫人員(順帶一提,非洲豬瘟的把關也非常積極),在在都令人感覺台灣的重視,也令我對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可以這樣動員上下齊心維護國民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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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發至英國的前一日(3/14),適逢衛福部宣布歐洲疫情提升至第三級,所有從歐洲返國的旅客皆需居家隔離十四天。隔日一早,我一到公司,換好制服進入簡報室,公司發來的班表變更通知便響了兩次,一下班變得更短、一下班變得更長,似是躊躇勉力跟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決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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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歐美疫情嚴重突升三級,這也導致了所有飛行長程航線的空服員面臨回國後需要居家檢疫十四天的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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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居家檢疫十四天對一般民眾來說是需要強制執行的法令規定,而同樣入境三級疫區的空服員卻可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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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台灣兩大國籍航空與政府協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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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位空服員教官於公司內部社團透露,兩大航空公司代表和政府協商這個議題時,政府官員就問了一句:「如果讓空服員配合政策實行居家檢疫,你們的運能可以撐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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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航回答一週,我的公司回答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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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位教官在內部社團貼文再道,由於台灣是海島地形,對外運輸極度仰賴空運及海運,這場疫情若是個長期抗戰,島內物資可以自給自足多久?且尚有滯留海外的國人尚未歸國,還是需要保留航線載他們回來。這位教官之後又提到了這場疫情已經導致了多少外國航空公司裁員、倒閉,台灣航空公司目前已經很努力在照顧所有員工,因此若是擔心疫情傳染的空服員可以申請無薪假,一方面降低公司成本也將自己染疫的風險降低;且溫柔詰問有經濟壓力需要繼續上班的空服員,如果又要薪水又要向政府通報居家檢疫,在公司同仁「共體時艱」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同時,這樣做法,真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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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上述貼文,我一開始也有點被唬住,認為這的確是個艱鉅的兩難,後來又想到衛福部曾向航空公司要求,若能提供完善的空服員防疫配套措施,就放寬標準令空服員可以不必和一般民眾一樣遵循十四日居家檢疫。那麼我們來看看航空公司提供了什麼樣「完善」的防疫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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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外站以後專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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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服員抵達飯店以後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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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站三餐皆在房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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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早晚自量體溫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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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返台後搭可搭組員專車、自行駕車、親友接送或是計程車回到居住地,不可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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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返台後原則上應留在居所七十二小時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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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空服員到外站本來就是專車接送,但我們依舊要進入機場海關和「所有人」一起進行通關,空勤組員專用通道和一般旅客通道通常只有一條紅龍的阻隔,也就是文明阻隔,貪圖方便或有私心需求的人還是會任意穿越,病毒沒有受過文明教化當然更是暢通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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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即使空服員都可以做到不外出、在房內用餐,但航空公司並未在防疫措施配套協商以後,提供飛出外站的組員至少一組一支體溫計,座艙長打旅館內線電話來詢問身體狀況也只是走個形式,相信他個人註記的體溫量測報告也不盡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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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作足上述,空服員最大的感染疑慮,卻是在機上,不是在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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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我的公司相關網頁上,看到一些相當擔心公司營運狀況的員工貼文,解釋機上的空氣換氣率是所有大眾交通工具中最高的,每兩到三分鐘就會全部換新,且會經由與手術室同等級的HEPA醫療級濾網過濾,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微粒、細菌與病毒都會被阻隔,不會進入客艙內,要空服員要安心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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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若是病毒本身就在客艙內,HEPA有辦法將病毒過濾出機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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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我的公司已經載到不下十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而接下來隨著各國鎖國的「逃難潮」,將會有更多有極大感染風險的旅客陸續經由飛機轉至世界各地。我的公司在機門邊不測量乘客體溫、在機上也不強制乘客戴口罩,相當尊重人權及乘客個人意願;空服員在機上僅戴口罩及手套,護目鏡選配,其他服務流程雖有縮減但依舊會觸碰到乘客食用完的餐點、垃圾,依舊要清理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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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台灣派遣友航班機至中國撤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兩岸關係的政治操作,機上人員從防護衣到鞋套全副武裝,一副高規格的防疫大秀令同樣飛行三級疫區的我現在不勝唏噓,武漢肺癌在中國便全力防堵,武漢肺癌在歐美便不管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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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暴增,空服員無疑是受到感染的高風險群。我願意繼續上班,即使航空公司按照原先的薪資計算方式,不因疫情而特別給予加給我也無所謂,畢竟我沒有富爸爸,為求溫飽我就賺我該賺的薪水,但即使我有領錢,航空公司也不該拿全公司生計的大帽扣在空服員身上,沒有做好防護措施便要求我們白白上機冒染疫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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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武漢肺癌爆發以來,防疫之所以視同作戰,除了是保護國民健康安全以外,我隱然發覺這亦是一場國際間科技、醫療、人民素養、政府效能的終局之戰。台灣的超前部署,享譽各國,以國土面積、人口密度、與中國距離來看,能將感染人數控制在這樣的數字,足見台灣社會的努力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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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看過世上許多美景,可是不論去到哪裡,我總是想回家,想回到這小到「一點都不能少」的彈丸之地,這次的疫情更令我感覺家的美好與安全,所以更有一種不能令自己成為防疫破口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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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同事有與我同樣感想,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需要追溯3/3至3/14的歐洲旅遊史時,主動向有關單位通報需要接受居家檢疫,畢竟航空公司與政府協商的「防疫配套措施」是在3/14以後才開始實行(雖然這配套好像等於無套),3/3至3/14飛往歐洲的空服員應該都有外出、皆在外面用餐;甚至有些空服員在航班上載到確診病例,致電有關單位自報需要居家隔離,還是被一句「空服員不在此限」擋在防疫大門之外,不然就是被踢皮球,沒有人有膽下達指令要我們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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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就空服員可能成為防疫破口問題直接向衛福部指揮官陳時中提問,結果得到一個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解答,以下是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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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昨天也有提到說航空公司會要求機組員執行居家檢疫,可是因為他們沒有拿居家檢疫書,所以是沒有強制法律效力的,目前機組員還是可以外出,這部分要如何解決落實航空公司當初提到說要嚴格執行隔離措施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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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答:我再說明一下我們對航空公司的要求,在外站的部分,我昨天有說明,在外站他們有幹部,在機組員的部份也有事務長和機長,所以他們要落實這個管理的部分和督導,回國之後也一樣,公司要盡起這個責任,民航局會負責督導航空公司。他們就是回國之後,第一個因為現在航班已經沒有那麼多,所以已經有在外站逗留的機組員,在排班的時候要往後挪,不要把他們的班表排得太密,要把他隔開;那第二個要落實居家檢疫的部分,就符合居家檢疫的標準,那這個部分是苛責於航空公司跟民航局來做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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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陳宗彥副指揮官的回覆,我想說我們在外站沒有「幹部」,機長在外站期間並不負管理空服員的職責,事務長在回國下班之後也就是下班了,不會再來督導同機組員有沒有出門,我也從未聽聞有同事抵台之後接獲航空公司甚至民航局的關懷檢疫電話。至於班表的密集度,一般我的公司在一個長程航線後,飛抵當天不算,會在之後給予至少兩天休假,不曉得這樣的間隔有沒有辦法抗衡病毒的潛伏期?我們的確有因為航班減少而班與班之間的間隔變寬,不過我在這趟英國之後,放了三天假便有一個長程航線的公司待命,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去上班?不知道我到公司以後如果沒被抓飛是否能和公司主管在一公尺內的距離內喝茶聊天?而我若被抓飛了,我就是在疫區與疫區之間漂流的亞細亞孤兒,只有在機上最安全,因為有醫療等級的HEPA濾網為我過濾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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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有自覺不想成為防疫破口,在台灣期間我不會出門,但我還是有少部分同事,在知道了「空服員不在此限」之後,開心地在社團、群組歡呼可以出門買菜、接小孩,並號召有志人士一同報名再飛往下一個疫區。在航空公司與政府協商而沒有任何法令可以檢視所有空服員對防疫是何種心態的情境下,我衷心祈禱他們都能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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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員的防疫配套與航空公司的巨大資本之爭真的無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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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未必,我們是一個進步而開化的社會,我相信一定有更完善的做法可以達成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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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能不能仿照武漢撤僑包機規格,提供空服員於服勤時穿全套防護衣,且將會與客人產生接觸的服務減到最少,機上僅提供可以外帶直接食用的餐盒及單包裝飲品。由於服務品質因應非常時期降低,機上配置的空服人員就不需滿配,達到民航局基於安全考量的放飛標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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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防護衣也是稀缺物資,應該盡量留給醫護人員。若防護衣不足,可否開放足夠的防疫宿舍供服勤空服員在台灣期間住宿?之前有新聞報導盛讚我的公司「竟有這服務」,還引發空服員「搶購」,才剛開放沒多久,名額就被搶光,造成許多沒有搶到宿舍、想出去買菜接小孩的空服員成為漏網之魚,這要請民航局監督航空公司盡快找到可供配合防疫的地點,別再讓空服員「搶不到」。雖然執行此舉必然會引發空服員的人權爭議,因為僅有防疫宿舍、機艙、疫區旅館三地可行,某種程度如同坐牢一般,因此此構想還是需要配合每飛兩至三個疫區,便得以回去居家檢疫十四日的人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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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都是屬於使用外部資源(防護衣、宿舍)來解決空服員防疫破口問題,航空公司應該也能藉由內部排班統計,將願意服勤的空服員分成幾組,降低交叉感染風險,排出可以符合居家檢疫十四日的班表,甚至建立相互監督的通報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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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瞬息萬變,我相信航空公司應對也是措手不及,像是3/15航空公司向政府喊話盼能令機組員免責於居家檢疫,3/17才協商完成發展出防疫配套措施,3/20我飛抵疫區第五天,才真正得到可於房內用餐的餐費金額及指示。但從航空公司協商的內容、發布的新聞稿,皆不難看出,航空公司極大程度的目標不是防疫,而是經營。當然航空公司本來就是為了賺錢而開,但這次的疫情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令我們思考,究竟什麼對我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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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3/16教育部為配合防疫,便公告禁止高中以下學校全面停止師生出國,此禁令一出遭到熱議是否違憲,畢竟憲法保障了人身有遷徙行動的自由;而國民黨籍的苗栗縣議員鄭聚然也在議會質詢時提出質疑,為何苗栗國不能獨立自己製造口罩、為何口罩一定要符合中央統一規格;許多我的公司同仁因為心繫公司存亡,而溫情呼籲空服員即使飛往疫區回國以後也不要向里長通報、或是擔心公司一直以來良好的形象被空服員的護目鏡遮掩,而貼心列舉真正該戴護目鏡的職業是什麼(氣焊、砂輪機切割、醫生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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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對於台灣社會來說是最重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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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行下效的政令宣導、良好的人民素養,我想,便是我們的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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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引用一段保加利亞政治科學學者Ivan Krestev於荷蘭Nexus論壇所講的一段話:「民主並不是以事事正確而聞名,而是在人民失望的時候,能給予他們一套機制去做出反應,使人民用非暴力手段去實行政黨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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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除了防疫速度、健保制度獨步全球,更是華語世界中唯一真正民主的國家。民主會讓社會充斥很多聲音、甚至是太多聲音,不過正也是因為我們在乎所有聲音,在如此紛亂之中還能創造這樣傲人的抗疫績效,我們才更值得驚豔與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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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主的內涵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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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所有公民皆可參與討論、進而有機會改變我們共同關注的議題走向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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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護理師友人私下向我表示,很羨慕我們可以罷工,他們的勞動條件明明那麼差,卻被綁縛在不顧病人死活的道德柱上,沒法有效做出能改善自己勞動條件的舉措。這次的疫情令我們再度體認到台灣醫護團隊的高品質,我們不能再視而不見於與他們成果不符的回報。台灣能不能從這次疫情中全身而退,更要仰賴他們的專業與努力,我相信他們不會讓我們失望,相對地我們也該為他們發聲,成為他們無後顧之憂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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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力挺醫護人員改善勞動環境以外,我們最切身能做的便是在這病毒肆虐的時刻,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別再加重他們的工作負擔。別忘了,除了武漢肺炎的病人,尚有其他疾病及發生意外的病人需要仰賴他們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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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疫情很可怕,但我卻發覺這對台灣的國際聲望是個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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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崛起以來,台灣突然變得像是不敢表態的藝人一樣,在政治光譜中找不到顏色,紅外線、紫外線一樣看不到卻知道它存在的角色。論經濟體規模、物產豐饒,我們皆比不上對岸,但我們有一項對岸政權無可取代的軟實力,便是我們在乎每一個「人」,所以我們如此努力抗疫、在整個世界衛生組職不和我們玩的孤寂之中,土法煉鋼地援引過去經驗做到所有可以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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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會做出怎樣的決定,在於他的底氣。他的所作所為會以底氣為根向上發展;而沒有底氣的人,便容易被最現實的眼前利益給收買。比如說,一個重視環保的人,出門在外會自備吸管、餐具,力求減塑家園;沒有環保觀念的人,則不會計較在乎自己一次究竟用了幾個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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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乎台灣的人,會心心念念去做出能守護台灣全體人民的行為;一個在乎苗栗國民的議員,會想要自製口罩家家戶戶發給他們;一個在乎航空公司的員工,便會希望雇主打贏遺產官司自己幫自己補血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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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長大令人幻滅,我依舊希望台灣社會再多點美好、再多點不為現實低頭的可能。我們雖然是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為主的社會形態,但會推行口罩實名制以管控物資數量、慎防發國難財的坐地起價,這便是我們以「人」為本的證據,也就是我們備受國際讚揚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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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做一個怎樣的人?你的底氣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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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不以擁有廣大的歷史遺跡、根正苗紅的血統為傲,而是以尊重每一個來到這片土地的生命,有自由發聲的權益、有不卑不亢的深邃文明氣質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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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和病毒成為共犯
#防疫台灣人人有責
#支持空服不成破口
#改善醫護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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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綠絲帶園地」社團、「長榮航空關係企業工會」粉絲頁及「Flying and Traveling with Chennie」粉絲頁 ,你們的暖心意見一直是所有空服員成長的動力,我們一起為台灣加油。
生命權第幾代人權 在 悠小愷 の 3C Blog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消失的歷史真相總是令人痛心不已,雖然小愷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但是對於試圖隱匿過去歷史真相的那些人們真的覺得非常可恥…一再的重蹈覆轍,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可以隱瞞到世界毀滅的,再醜陋的真相終究有一天是會被揭發的!
六十年前的宇昌案
(感謝台獨 Part 3)
一甲子了,國民黨還是改不了吃屎的習慣。不好意思,文章一開頭就開罵,我先喝口茶息怒一下。
好啦,回到正題。今天要跟各位講的台獨前輩是台灣現代護理教育的創立者,她的名字叫做陳翠玉。她跟宇昌案有什麼關係?你看下去就知道啦。
陳翠玉出身於彰化的基督教家庭。她從彰化高女畢業後,就到日本東京的「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就讀,專攻公共衛生護理和助產士。當時她因為學業表現優異,又是第一個進入該學校的台灣女性,因此讓日本人對台灣的留學生另眼相看。
1941年陳翠玉從學校畢業之後,成績表現優異的她,就被日本官方與醫界一再挽留,希望她留在日本服務,好好造福日本人。(日本人的概念就是最好的人才一定要想盡辦法留給自己本國人。而不是讓最好的人才通通「外銷」出去。)
當然,日本人想要挽留她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陳翠玉長得實在有夠水,然後英文又流利。當時在東京舉辦的國際護士節慶祝大會沒有找日本「內地」人來當門面,反而找了台灣人陳翠玉來當主持人。才貌雙全的陳翠玉一「出道」,馬上轟動東瀛驚動萬教。如果當時有蘋果日報、壹週刊或是週刊文春,大概會給陳翠玉下個「護理界的林志玲」、「台灣正妹留學生」之類的標題吧。日本人爭相用高薪與超優渥的職位要她留在日本醫界服務。不過陳翠玉還是堅持要回到她的故鄉台灣為台灣人服務。日本人只好長嘆一聲殘念達捏。
好吧!這麼愛台灣,那就回台灣吧。回到台灣後,她任職於台北保健館護理部的主任。當時台灣根本沒有護理教育的系統與執行概念,陳翠玉就創辦了公共衛生護士養成所,並開始籌備系統性的教育計畫。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她的護理專業,她也參與了「聯合國戰後救濟總署」在台灣的戰後重建工作。
登登登登,二戰後這個吃屎的國民黨也接著登場了。(剛才那口茶還沒消我的餘怒。)國民黨來到台灣後也從中國「進口」了在1921年就已經從台灣絕跡的霍亂與天花。1946年,國民黨來台灣才一年,台灣就爆發了大規模的霍亂與天花,這些從中國疫區帶來的傳染病,一下子就讓台灣死了四千多個人,根本生化戰無誤。陳翠玉此時全面緊急動員青年團救護隊,成立普及全台的衛生所,並且宣導衛生觀念,想盡辦法要撲滅自中國引進的霍亂等傳染病。
1946年的中國對台「生化戰」結束後,緊接著1947年二二八,國民黨軍開始對台灣進行血洗式的大屠殺。陳翠玉那年剛滿三十歲,她見證了國民黨軍的殘暴與邪惡。但是接受日本護理教育與基督教出身的她,仍然堅持救人不分敵我的神聖理念。她好心收留了一批被台灣民眾追打的國民黨官員。結果你猜這批被她收留的國民黨官員後來怎麼對她?其中一位曾經接受她收留的無恥國民黨民政廳官員竟然在得救後,堅持要把陳翠玉列入槍斃黑名單,真的是好心給雷親。好心捐款給你買飛彈來打我。(接話接太順,接到另外一個故事)
這位「憨憨毋知死」的陳翠玉堅持問心無愧,拒絕逃亡。幸好在國內外友人共同營救之下,陳翠玉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獎學金,結果被她友人給架著送出外國才逃過一劫。她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護理教育學士學位,然後到美國波士頓大學攻讀護理行政碩士,成了當時台灣極為少數受過護理高等學術訓練的女性。
即使遭到國民黨的迫害,陳翠玉在學成後還是選擇返回危邦的台灣服務。這是她人生第二次的重大抉擇,第一次她沒有選擇日本,她選擇了台灣,第二次她沒有選擇美國,她還是選擇了台灣。如果你的人生有兩次這樣的機會,你覺得你會在第幾次就放棄選擇台灣了呢?
在台大校長傅斯年的支持下,陳翠玉回台後創辦了台大護校,還擔任了創校校長。她運用了西方護理訓練的經驗,全面革新了台大醫院的護理制度,也同時提升了護士的地位。她將日本時期壓抑與貶低女性護士的父權觀念全面革除。台大護校第一次招生就是男女兼收,也創下了台灣男性護士生的首例。就當她要對台灣做出重大貢獻的時候,你覺得這個吃屎的國民黨會乖乖地讓陳翠玉與台灣人這麼好過嗎?
這個國民黨政權才剛要開始透過軍事與政治的方式,將魔爪伸入大學校園之中,對於不和國民黨合作的學校校長,加以迫害。陳翠玉擔任台大護校校長時,因堅持拒絕聘用未獲講師資格的國民黨籍教師,而且嚴禁教官以黨務干預校務,因此又再度得罪這個吃屎國民黨。(啊?吳思華,你說什麼?政治力不要介入校園!你再說一次,林北耳背聽不清楚。)
1953年,陳翠玉被國民黨這個貪腐集團冠上貪污、反黨、叛國、運用國際路線(等等,「運用國際路線」是什麼東東啊?)等罪名。有沒有很熟悉的感覺?國民黨多年來依舊改不了吃屎地用這招司法戰在抹黑政敵。陳翠玉在白色恐怖下遭軟禁達三年之久,官司也纏訟了二年。雖然事後法院還她清白,心灰意冷的她決定辭去所有職務,並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聘書,前往派駐中南美洲。她人生第三次的重大抉擇終於因為國民黨的全面抹黑與打壓而放棄了選擇台灣。台大護校的校務也因為陳翠玉的離去而全面停擺,停止招生,終至廢校。
陳翠玉在定居中美洲波多黎各的期間,看到波多黎各人爭取獨立而受挫的情況而深表同情,因此決定傾全力投入台灣獨立運動。她在1985年徵得《被出賣的台灣》的作者喬治柯爾的允許,代筆寫作《面臨危機的台灣》(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並且與人權會合資出版。
1986年,陳翠玉依舊沒有放棄任何對於台灣故國的努力。她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發起成立第一個台灣海外婦運組織,叫做「穩得」(WMDIT:Women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Taiwan),推動「民主從家庭開始」的理念,鼓勵婦女尊重子女並參與社會公共事務。318學運之後,台灣的父母親才有一些些開始認同與尊重子女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而陳翠玉在30年前就已經充滿遠見地在推廣這個觀念。陳翠玉也因此被國民黨政權列入海外「黑名單」,她的返台簽證就這樣被取消。
1988年,為了參加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陳翠玉企圖突破黑名單封鎖返鄉。這是她人生第四次的重大抉擇,她最終還是選擇了台灣。陳翠玉走遍美、加等國都因為國民黨阻擋的關係而拿不到簽證,她抱病繞了半個地球,終於輾轉在新加坡獲得返台簽證。但因為長途奔波各地,疲勞過度引發舊疾復發,抵台後就直接急診送醫,8月20日病逝於台大醫院。(有一說是陳翠玉被故意誤診,延誤醫療時機,才因此(被加工)死亡。)陳翠玉的治喪委員會在告別禮拜之後,決定讓送葬隊伍直接遊行到總統府,以示對中華民國的最大抗議。
「台灣是我的故鄉,我們要回去,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將以我的生命爭取這個權利。」陳翠玉在離世之前,留下了這句話。
陳翠玉是第一位受聘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擔任護理教育與顧問的「台灣護士」,也是台灣難得一見的國際級護理教育人才。但是國民黨當年只因為陳翠玉反對國民黨介入校園的立場,就全面扼殺了陳翠玉推動台灣護理教育與台大護校的發展,就像國民黨在宇昌案中扼殺台灣生技業、何大一與蔡英文的做法一樣。把一流人才還有台灣可能發展的產業都逼死了,這樣到底是爽到誰?政治道德瑕疵?國民黨拜託不要再用你們不懂的生字(Don’t use big words you don’t understand.)。
這個國民黨殖民政權在乎的從來不是台灣的公共利益,國民黨在乎的只有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投票給國民黨的人更是只想到他自己。
一甲子了,不要再吃屎了,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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