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在瘟疫年代〉
為了治好病，病人不得不從日常生活中被隔離出來。並非偶然的是，對一種被認為對於治療有益處的極端心理體驗—無論這種體驗是因藥物而起，還是因心理幻覺所致—最常使用的隱喻是「旅行」。—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
寫作者過的其實就是一種自我隔離的生活，為了寫出好作品，自我隔離成為一種必要的手段，讓他盡可能不被外界的雜音干擾、不被主流的偏見誤導，可以專心一致地讓手、眼、心，這些源自身體的書寫工具，協調出韻律與節奏。
相對於染病者，寫作者的自我隔離是自發性的，既沒有社會壓力也沒有道德約束，把自己關在家裡，或更決絕地拔掉WIFI插頭、把手機關機，這些舉動與找來一張舒適的椅子、一個手感良好的鍵盤，服務的都是同一個目的—生產力。
一個有生產力的書寫者，代表可以在既定時間內敲出既定的字數，而字數會轉換為報酬，也就是溫飽。能夠有效率地產出，才有最起碼的可能把寫作當成一種職業，以上，都還沒顧慮到「當天有沒有靈感」這件事。
我讀過一個很有見地的譬喻，帶點反神話的色彩：棒球投手的對手，並不是站在打擊區上的打擊者，而是他手中那顆縫著漂亮紅線的棒球；同樣的，打者的對手，也不是站在投手丘上那個虎視眈眈準備用各種刁鑽球路來伺候他的投手，而是手裡的球棒。
這個觀點直視事物的本質，卸除了人們賦予運動賽事（或其他創造性舉措，譬如畫一幅畫）的浪漫想像，把一項古老的技藝化約為人與物，或進一步是人與自己的對抗。棒球比賽之於投打雙方，不過是一種日常工作罷了，是一門必須反覆練習（因而也就不免枯燥）的手藝。
打擊區與投手丘相隔十八公尺，在偌大的棒球場只佔短短的一段，我的床和我的椅子相隔約八公尺，幾乎等同於我住的公寓裡最長的直線距離。身為一個書寫者，我的對手也不是這次要寫的題目、某個嘮叨的編輯或一個緊迫的截稿日，我的對手是那張該死的椅子。
每天最困難的事，就是坐到那張椅子上，一旦坐下了，我的手、眼、心自然會幫我處理接下來的種種。
2020年人類迎來一場百年的瘟疫，人被告知要待在家裡，維持安全的社交距離，以壓平感染曲線。一個英國極簡派電子樂手以此為靈感，推出一張名為《Music For Isolation》（隔離時期的音樂）的EP，曲目為：
1 Isolate Yourself（自我隔離）
2 Social Distancing（社交距離）
3 Stay Home（待在家裡）
4 Flatten The Curve（壓平曲線）
前三首歌的情境，早在疫情開始前，多數寫作者就身在其中了。我認識的寫作者，多半是不太熱衷社交的內向者（introvert），或許先天性格就得如此，才耐得住日復一日伏案工作的悶煩，與那一點點寂寞。內向的人喜歡與人群、社會維持著一段距離，寫作或許收入不多，可是在家工作不用受通勤之苦，午餐時不用聽某個煩人的同事講主管的八卦，這些無形的精神獎勵卻相當豐厚。
內向並不代表反社交（antisocial），內向的人同樣渴求外部的連結，只是那外部最好能夠導入到內部，產生心靈的交流，不只是酒肉的共享。
這場瘟疫讓書寫者忽然發覺，其他人也加入待在家中的行列，體會到他行之有年的生活型態，以及美國評論家蘇珊・桑塔格所言的那種「極端心理體驗」，即置身在密閉空間裡，卻想像自己正在旅行（這精準描述了寫作時的心理狀態）。
有愈來愈多人和書寫者一樣，必須每天坐到椅子上，雖然他們不一定把時間都拿來寫作，可能是追劇、到IG上傳限時動態、在抖音以為全世界正在關注自己。
COVID-19 / 新冠肺炎 / 武漢肺炎，無論如何稱呼它，這個顯微鏡底下看起來很像按摩球的狡猾病毒，給後全球化年代帶來一場空前的浩劫，奧運延期、職業運動停擺、演唱會被迫取消，人們熟知的「娛樂」被強制徵收了。人們這才意識到，大自然才是終極的生物恐怖分子，這場瘟疫是人類疏於照料它一次猛烈的反撲。
瘟疫重新書寫了地球人的共同想像，看見全球化的暗面，如桑塔格所說：「疾病是生命的暗面，一種更麻煩的公民身分。」身為當代地球的公民，世界經濟是息息相關的（更明確的說，整個世界就是一個經濟體），既然地球上七十八億人口可以自由流動，對瘟疫的恐懼就更無所不在，也更感同身受。
〈疾病的隱喻〉寫於1970年代，桑塔格本身是乳癌患者，她在文中談論的主要是結核病與癌症這兩種疾病。當時，幹細胞療法、人工心臟、微創手術機器人這些當代醫學神話尚未被建構起來，但流行病誘發的心理效應與今日卻無二致，桑塔格在文中寫道：「任何一種被視為神秘之物並確實令人感到恐懼的疾病，即使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會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像任何一種極端的處境一樣，令人恐懼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壞品性統統暴露出來。」
焦慮、恐慌、利己、排他，猜想此刻擦身而過的人是可能的帶原者，瘟疫初期，人的壞品性確實一覽無遺（我至今無法理解搶購衛生紙到底為何），造成現代人恐慌的根本原因，是我們並不如醫學神話告訴我們的擁有這麼多健康籌碼。
然而，一種共同置身在人類的大歷史中，再清晰也不過的「時代感」，在曲線漸緩時默默凝聚了每一個人，地球得到喘息的機會，印度首都新德里幾十年來第一次能眺望到200公里外的喜馬拉雅山。人類的「不活動」讓空氣變清澈了，地球正在恢復秩序，此時人的好品性也開始抬頭，想起先祖是如何渡過鼠疫、黑死病、天花的考驗—自助也互助，是從另一場浩劫中生存下來的唯一方式。
美國的重災區紐約市，每晚7時城中各處會響起掌聲和歡呼，向醫護人員致謝，那些聲響在空寂的市街構成動人的合奏。藝術家利用居家隔離期間創作音樂、拍攝短片、編舞、寫詩，透過網路讓他們的自我表達也像病毒一般蔓延開來，如同疫苗灌注到人心裡，去抵禦、消解那些不好的病毒。
災禍時常是偉大藝術的催化劑，意圖消滅異端以維護天主教正統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啟發了後來的《唐吉訶德》；沒有霍亂，卡繆不會寫出《瘟疫》；17世紀一場席捲倫敦的鼠疫讓城裡的公共戲院歇業，莎士比亞關在家中振筆疾書，完成了《李爾王》和《馬克白》。
因為瘟疫而新加入的書寫者，獲得了過去少有的探索自我的機會，可以透過文字，重新想像與建構自己的人生，試著理解這個世界為何發展至此。至於那些每天都需要重新對抗一次椅子的職業寫作者，他們原本時時刻刻就在寫作。
社群網路、地球村、科技的普及，讓2020年這個瘟疫故事不再是少數人的故事，無論寫作的文字是什麼語言，或只是參加了一場線上派對或發送了一個戴口罩的表情符號，我們都在用新的方式，書寫共同的歷史。
（原文載於《週刊編集》2020 5月號「男人四十」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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