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作選篇（之46）
異鄉人
（此文發表在2018年12月21日，後收在《往事近事》一書中。澳洲學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將此文英譯，也一併再刊。）
電影《自由行》的結尾，一個流亡香港的大陸導演──主人公楊樞，被台灣記者追問：你曾說香港是你的家，那麼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我預期她會說是香港人，但她的回答卻是「異鄉人」。
沉思良久。從電影前面的鋪排，和楊樞的個性表現來看，她都像香港人；來港五年，她在大陸生活的媽媽說她「越來越像香港人」。甚麼是香港人？就是沒有被體制規範了自己的行為模式的一種人。然而，為甚麼她最後說自己是異鄉人呢？
《自由行》是流亡香港多年的導演應亮的劇情長片。應亮因在大陸拍了取材楊佳殺警案的電影，而回不了中國。傘運後，他拍了《九月二十八日‧晴》這部短片，側寫傘運卻融貫香港社會人情，顯出這是香港人拍的香港電影。在《自由行》他把自身經歷化身為女性導演，藉這位女導演參加台灣一個電影節之行，帶着丈夫、兒子，與跟團去台灣旅遊的母親團聚。電影演出的背景是台灣，但從人物的言談表現中，媽媽背後的中國，導演小家庭背後的香港，以及會面地台灣，都油然顯出是三個全然不同的地區，有三種不同的文化和文明。
九七前，我遇到的外來人士，無論是大陸來的、台灣來的、新加坡來的，甚至歐美國家來的，幾乎都對香港的法治、自由、效率、方便、文明以至社會風氣，深深喜愛，許多人說，香港是他們到過的最好的城市，大部分人很快認同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包括為中國、台灣或其他國家工作的官方半官方人士。
在八十年代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政治前景已成定局之後，香港掀起恐慌性的移民潮。我那時在電子媒體說，如果九七後我當記者仍然可以如實報道新聞，當教師仍然可以按我所知教導學生，做生意仍然可以按市場需求和自己的意志去應對，而不需要考慮政治正確，或被政治裹挾，那麼我願意做中國人；但如果做中國人就意味不能按個人的認識、個人意志去說話和行事的話，那麼我寧可不做中國人而至少做一個人了。
和許多香港人一樣，我看不到香港可以不變的前景，於是決定到另一個地方做一個人。九七後，觀察到香港儘管不斷變味，但在司法制度不變的基石下，還有言論空間，於是我又回來了。我念念不忘傑佛遜總統的話：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我想，既然香港的自由塑造了我，那麼我也應該盡我畢生之力，付出代價，去不斷提出我的警覺。
但香港一直在變，在向下沉淪，變得在這裏生活了七十年的我，都常常感到陌生了。陌生的感覺，就是異鄉人的感覺。應亮讓他化身的影片女主人公，先說香港是她的家，而最後說她是異鄉人，那種變化就代表香港的變化，對於幾十年都自認是香港人的我來說，這種異鄉人的感覺特別真實，也特別傷情。
這是一部由原非香港人，在非香港之地，演繹出具香港感的淡淡哀愁的電影。
（發表這文章兩年半以來，香港對許多香港人來說，已經完全陌生了。我們又看到許多有異鄉人感覺的人的告別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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