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春明出生1935年,1949年,國民政府流亡來台,那一年他14歲,羅東中學二年級。其時,台灣人的國語由日語變成北京話,五十音變ㄅㄆㄇㄈ,他記得初中國文老師的名字叫王賢春,26歲,戴圓框眼鏡,穿直筒剪裁的旗袍,無開岔,無腰身,穿白襪黑布鞋,糾正他們的咬字發音和作文。
一日,王老師發還同學寫的作文簿,輪到他了,老師說:「春明,你的作文如要寫好,不能抄。」他作文寫太好了,被誤認抄襲,他抗辯,說住家附近有國防部聯勤工廠家眷租屋居住,他與鄰居往來以北京話溝通,我手寫我口,作文文從字順並沒有問題,老師若不相信,就讓他再寫一篇。
老師給了另外一個題目「我的母親」,他愣住了,說母親在他8歲時因霍亂過世了,要寫什麼?老師說只要把對母親的印象寫出來即可。記憶在腦海翻飛,他想到母親過世3年後,父親續絃,他與繼母相處不睦,經常挨打。想到母親剛過世那陣子,年幼的弟弟妹妹們,每天哭著要找媽媽,哭得阿嬤心煩,說:「恁老母就去天上做神了,袂叨位去討老母?」思量許久,他落筆寫對母親的思念,寫著阿嬤的話,寫自己仰望夜空,天上有星星、也有烏雲,就是未曾見到母親。
隔日王老師找他去辦公室,眼眶泛淚對他說:「春明,你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感情啊。」王老師相信這個小孩是有天分的,自此常勉勵他寫作,並送《契訶夫短篇小說集》、《沈從文短篇小說選》,「這兩本書相當舊,紙張也不好,書角因為時常翻閱已經磨圓了,但它們使我像著了魔一般,尤其是契訶夫筆下歷盡艱辛的人物們,雖與我非親非故,時代與背景又如此遙遠,卻引發我的悲傷與同情,更使我從心底為他們的處境打抱不平。」
自傷身世的少年拿起筆桿開始寫作,懂得把眼淚留給更弱勢的勞苦大眾,兒子黃國珍分析:「他在小說中對弱勢是同情的,是出自一種出童年同理經驗,在和後母緊繃的相處關係之下,一個小孩子是處於比較弱勢的。在那樣的威權底下,心裡一定積累很多東西,而那個弱勢在威權底下的自我療癒, 慢慢好起來這件事,變成他關心情境上跟他一樣弱勢的人。我覺得他最大的投射是農業社會跟工商社會的弱勢。那個從農業社會過度工商社會,人的價值觀的糾結,與他從自己的母親變成另外一個母親的改朝換代極其類似,這個小小的模型被放大到整個社會的連結。」
好老師對一個少年的影響是一輩子的,但好老師並沒有好的下場。某一天上課,校長領著一些身著中山裝的人進教室,要王老師立即隨他們離開,他記得王老師淡定地對他們說:「各位同學,你們都是中國的好寶寶,只要你們好好念書,咱們中國就有希望。」隔天,鎮上口耳相傳羅東中學抓到匪諜,是中國共產黨南方工作隊,那個人就是王老師。
王老師怎麼可能會是匪諜?她從未在課堂上宣傳過共產主義,他記得王老師僅一次在課堂上教了一首歌:「他頂頂傻,鼎鼎有名的大傻瓜。三加四等於七,他說是等於八。哈哈真笑話,豈有此理,糊裡糊塗真傻瓜。他為什麼傻?就因為沒有進學校,進了學校就不會這樣傻。」這樣的老師竟遭判刑伏法了。
王鼎鈞2005年出版回憶錄指出,半世紀前他和黃春明對談,他認為國民政府對本省作家比較寬鬆,對外省作家比較嚴厲等,但黃春明一直默不作聲,「沒有回響,沒有交流,沒有質疑」,但黃春明日前受訪表示,正是因為這些親密的師長在白色恐怖中被帶走,他因此不敢講話,「我當時很難相信人」。1966年,他和尉天驄、陳映真等人辦主張社會寫實主義的《文學季刊》,寫底層小人物,結果被國民黨新聞局警備總部認為是跟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唱和。陳映真兩年後年被抓後幾天,他也被抓,還好後來被放出來。
黃春明表示,這些經驗讓他不敢隨便講話,但沈默並不是代表忘記,也不怕想起來,第二屆國家文藝獎,上台領獎致詞時,王老師的身影浮現在我腦海裡,我向台下深深地一鞠躬後,仰望著上方說:「王老師,我得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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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明出生1935年,1949年,國民政府流亡來台,那一年他14歲,羅東中學二年級。其時,台灣人的國語由日語變成北京話,五十音變ㄅㄆㄇㄈ,他記得初中國文老師的名字叫王賢春,26歲,戴圓框眼鏡,穿直筒剪裁的旗袍,無開岔,無腰身,穿白襪黑布鞋,糾正他們的咬字發音和作文。
一日,王老師發還同學寫的作文簿,輪到他了,老師說:「春明,你的作文如要寫好,不能抄。」他作文寫太好了,被誤認抄襲,他抗辯,說住家附近有國防部聯勤工廠家眷租屋居住,他與鄰居往來以北京話溝通,我手寫我口,作文文從字順並沒有問題,老師若不相信,就讓他再寫一篇。
老師給了另外一個題目「我的母親」,他愣住了,說母親在他8歲時因霍亂過世了,要寫什麼?老師說只要把對母親的印象寫出來即可。記憶在腦海翻飛,他想到母親過世3年後,父親續絃,他與繼母相處不睦,經常挨打。想到母親剛過世那陣子,年幼的弟弟妹妹們,每天哭著要找媽媽,哭得阿嬤心煩,說:「恁老母就去天上做神了,袂叨位去討老母?」思量許久,他落筆寫對母親的思念,寫著阿嬤的話,寫自己仰望夜空,天上有星星、也有烏雲,就是未曾見到母親。
隔日王老師找他去辦公室,眼眶泛淚對他說:「春明,你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感情啊。」王老師相信這個小孩是有天分的,自此常勉勵他寫作,並送《契訶夫短篇小說集》、《沈從文短篇小說選》,「這兩本書相當舊,紙張也不好,書角因為時常翻閱已經磨圓了,但它們使我像著了魔一般,尤其是契訶夫筆下歷盡艱辛的人物們,雖與我非親非故,時代與背景又如此遙遠,卻引發我的悲傷與同情,更使我從心底為他們的處境打抱不平。」
自傷身世的少年拿起筆桿開始寫作,懂得把眼淚留給更弱勢的勞苦大眾,兒子黃國珍分析:「他在小說中對弱勢是同情的,是出自一種出童年同理經驗,在和後母緊繃的相處關係之下,一個小孩子是處於比較弱勢的。在那樣的威權底下,心裡一定積累很多東西,而那個弱勢在威權底下的自我療癒, 慢慢好起來這件事,變成他關心情境上跟他一樣弱勢的人。我覺得他最大的投射是農業社會跟工商社會的弱勢。那個從農業社會過度工商社會,人的價值觀的糾結,與他從自己的母親變成另外一個母親的改朝換代極其類似,這個小小的模型被放大到整個社會的連結。」
好老師對一個少年的影響是一輩子的,但好老師並沒有好的下場。某一天上課,校長領著一些身著中山裝的人進教室,要王老師立即隨他們離開,他記得王老師淡定地對他們說:「各位同學,你們都是中國的好寶寶,只要你們好好念書,咱們中國就有希望。」隔天,鎮上口耳相傳羅東中學抓到匪諜,是中國共產黨南方工作隊,那個人就是王老師。
王老師怎麼可能會是匪諜?她從未在課堂上宣傳過共產主義,他記得王老師僅一次在課堂上教了一首歌:「他頂頂傻,鼎鼎有名的大傻瓜。三加四等於七,他說是等於八。哈哈真笑話,豈有此理,糊裡糊塗真傻瓜。他為什麼傻?就因為沒有進學校,進了學校就不會這樣傻。」這樣的老師竟遭判刑伏法了。
王鼎鈞2005年出版回憶錄指出,半世紀前他和黃春明對談,他認為國民政府對本省作家比較寬鬆,對外省作家比較嚴厲等,但黃春明一直默不作聲,「沒有回響,沒有交流,沒有質疑」,但黃春明日前受訪表示,正是因為這些親密的師長在白色恐怖中被帶走,他因此不敢講話,「我當時很難相信人」。1966年,他和尉天驄、陳映真等人辦主張社會寫實主義的《文學季刊》,寫底層小人物,結果被國民黨新聞局警備總部認為是跟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唱和。陳映真兩年後年被抓後幾天,他也被抓,還好後來被放出來。
黃春明表示,這些經驗讓他不敢隨便講話,但沈默並不是代表忘記,也不怕想起來,第二屆國家文藝獎,上台領獎致詞時,王老師的身影浮現在我腦海裡,我向台下深深地一鞠躬後,仰望著上方說:「王老師,我得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