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的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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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的人》全劇播映完畢，出人意料的結局讓很多人相當感動。對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以下有雷，沒看過的劇的人自行斟酌，看過但很喜歡的人，或許也可就此跳過。不過，說出逆風言論前，想先和讀者分享一個曾發生在我生活周遭的真實故事。
我家位處頂樓，長年有漏水問題。前些日子父親剛好有閒，下定決心找水電師傅通盤抓漏整修，想根本解決漏水問題。師傅是父親舊識，經由朋友的介紹曾有幾面之緣。這次前來替我們家做工程，因為工程規模較大，時程較長，所以日子一久與父親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除了基礎社交的寒暄之外，也會彼此相互關心，聊某些更深入的話題。
師傅來自香港，自幼與家裡不睦，獨自一人來台灣打拼，有了老婆，有了小孩，便開公司，承包水電工程，為了生活而奮鬥，師傅帶人和善、技術好、且做事細心，相當受人信賴。然而雖然他跟父親聊得愉快，看起來也和藹可親，但他在家中卻是那種刻板印象中的典型父親，不知如何與兒子相處，只能用威權包裝、用工作來逃避。因此縱使工作使得全家大小生活無虞，但卻從中感受到一絲的孤獨。
彼時，正值香港抗爭運動之時，師傅擔心家中狀況，於是回香港一趟，我們不清楚他們家的立場與狀況，但因局勢，還是不免稍微擔心一下。幸好，過沒幾天，他平安地回到台灣，也跟父親通了電話，要來進行工程最後的收尾，到時整個工程就算大功告成。
沒想到，又隔了一天，卻傳來師傅意外死亡的消息。不像電影中有什麼天大的理由、無跡可尋、沒有陰謀、跟政治立場無關、甚至無病無痛，就只是在某個平凡不過的屋頂工程中，因為疏失不慎跌落，然後撒手人寰，留下妻子與兒子獨自生活。
你說這是結構性問題嗎？我想不是，但你說這純粹只是一個隨機的巧合意外嗎？我也不這麼覺得。
這個事件所代表的意義，出發點並不是出自於藍領階級的慘，而是在於藍領階級工作時所應承受的風險，是那種每天活在當下，走鋼索的緊張感，上一秒還在談論著未來的計畫，下一秒可能已經毫無知覺。
這樣的生命無常，極力掙脫階級結構的徒勞，我想可能會是一個突破特定族群的切口，因為這樣的情緒，我想不僅只會在藍領階級中發生，只是在藍領階級發生的可能性更大，且一但發生，沒有人能夠接住他們。
回到《做工的人》這齣戲，改編自林立青的同名散文集，故事以自身所見所聞出發，描繪工作周遭各種藍領階級的眾生相，有吸毒的、攜家帶眷的、跑宮廟混幫派的、年老孤獨但有技術的、當然有成功賺錢的、苦幹實幹的。
可以說，在林立青樸實無華的文筆中，我們看見了一個江湖，江湖中每個人際遇不同、福分各異，相當真實。也因為他同樣身處於江湖之中，對我來說雖然書中仍有一些因為位置不同對於事情的偏見，但卻沒有所謂消費的問題，如果有，也可能難以讓人發現。
只是，影集《做工的人》卻有類似的問題，我不太清楚是否為消費，但有一種上對下的視角貫穿全劇。
舉個或許語境不同，可能也不是對的非常準的例子做說明。去年台灣紀錄片《未來無恙》，作品描述導演姻緣際會之下認識兩個生長在偏鄉高風險家庭的青少女，透過影片揭露他們不為人知的過去，希望陪伴著他們成長，確保他們未來無恙。[1]
雖然《未來無恙》的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但我以為這部影片最大的問題在於—它提供悲慘但不難想像的情境，藉由少女們生活處境的困難與自我揭露，搭建出一個看似安全無虞的保護網，讓觀者能夠毫無道德負擔，跟著拍攝者一起將情緒投入影像當中，獲得一些想像性的認同與理解，進而無意識的將觀看與實際幫助拉成等號。
同樣的概念移植在《做工的人》身上，我的想法也是類似，影集中提供了一個看似悲慘但不難想的情境，藉由底層工人的困境，以及看似合理推論所延伸出的人物悲喜與道德情操，搭建出一個安全的保護網，讓觀看者能毫無負擔的跟著劇中的角色同悲同喜，將情緒投入至影像當中，獲得想像中的情緒想法與反饋，進而不知不覺將觀看、同理、以及實際幫助拉成等號。
殊不知，在影像過後，或許多了關注，但閱聽者絲毫沒有改變，這樣的作品的影響卻僅只加強了所謂的「刻板印象」，只是在刻板印象之外，好像多了某些「這群人其實也有情緒耶」的體悟。
或許有人會問，同樣的故事，為什麼散文與劇情影集兩者我的想法會差這這麼多，我是不是一個議題自助餐的雙標仔？並不是（雖然感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雙標仔，也很難去實際解釋）。對我來說，林立青的散文，之所以真實可信，且具有感染力，是因為它寫作的動機，以及其自身的出發，讓我們在閱讀文本的當下，便假定了它有可能為真，因此如何解讀這些可能為真的內容，成了閱讀散文最大了樂趣。
然而，當這樣「假定為真」的散文，成了「虛構真實戲劇」改編之後，觀眾思考的出發點就成了「假定為假」，因此如何在這個假定為假的狀況當中，得出戲劇作品的意圖，它又如何呼應真實世界也成了一個有趣的過程。
以此延伸，《做工的人》最大的問題便是它在一個假定為假的前提下，將整個故事以一種「紀錄片假定為真」的方式進行推展，打著真實事件改編的大旗，將虛構的事件丟入劇情中，讓觀眾無從得知何者為真，何者為假，並因此將這樣虛構的事件誤認為真實世界就是如此，從而對工人的處境表示同理，最後自然而然地接受結局溫情的號召。
當然我了解，所有的真實事件改編作品一定會因戲劇的因素而有所虛構，但我在意的是這樣的虛構，會是幫助我們更加理解作品的意圖、讓作品更加接近真實，還是反而誤導我們，將觀眾帶往一個假定、只有意圖，難以經的起辯證的情境。
同時讀過散文，看過影集的人都知道，影集《做工的人》以散文集中的〈走水路〉作為原型，並補足了人物細節，同時加進了樸攏共三人組等設定，以此延伸成今日劇集的樣貌。在〈走水路〉中，故事主角同樣是阿祈、阿欽兩兄弟，阿祈住在彰化的老家照顧父親、阿欽則北上工作，時常塞錢給嫂嫂。
雖然起初相安無事，但久病床前無孝子，在經濟與家庭分工下，照顧父母的重擔逐漸落在阿祈妻子身上，兩兄弟一個顧家、一個北上掙錢，無奈也好、逃避也罷，都以工作麻痺自己，一直到阿祈中風之後，這些背地裡的病痛以及情緒才一次爆發出來。最後阿祈為了不要再拖累自己的家庭，不想再麻煩妻子，請阿欽成全自己，將毒品注射至自己體內，告別人世。
試想，若按照這樣的劇情照搬成影集，其實與實際成品的後半段有著高度重疊，一樣是在生活邊緣掙扎（先不說他有房還有地），一樣不想成為家人的負擔拜託弟弟阿欽殺了自己，但唯一不同的是，劇情在原先這樣生活的無奈，以及為了家人未來所做的體貼當中，加了意外的「兩百萬」，然後將之轉化成某種阿祈的殉道。
更要加上妻子的淚聲俱下、同事的懷念理解，最後結束在滿滿的溫情召喚之中，讓原先以現實為走向，喜劇為包裝的工人生活真實改編劇，成了某種具有道德宣傳效果，甚至可說是中產階級自嗨、自慰的產物。
「兩百萬」究竟有什麼問題？我們設想一個狀況，一個正常沒有急迫經濟壓力的人，如果中了兩百萬，會怎麼做？我相信除非有巨大的理由，否則絕不會把獎金全數捐出，而是拿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或者滿足其他的物質慾望。
並不是說中獎者不可能回饋社會，但我以為全然的奉獻與無私對於人類而言是多麼困難。然而，今天《做工的人》給予我們的是，一個一心想要發財的人（恰巧他又是一個普遍印象中缺錢、然後劇中前三集塑造成很想發財的人），朝思暮想終於中了發票獲得兩百萬，但此時編劇又給觀眾一個比他更慘的對照組（還要單親、外配加兒子唐氏症，有沒有這麼煽情？），提供一個情境給這個當事人：「好像此時不捐，那我就根本不是人」（但他看起來也沒有真正很缺錢，這又是另外一題，但或許是某種合理解釋，因為他可能比較沒有後顧之憂，最大的經濟問題在他自殺後解決了）。
進而推展出一個結論：「這些人雖然窮，但道德卻是高尚的，這些人生活雖然困苦，但仍是善良的。」
如這真是整個劇集最後想要說的，那我可不可以隨意延伸？回到前面的說法，既然這些人道德高尚、人很善良，他們的舉措、他們的生活，相當值得同情、有可能獲得同理，我的觀看代表了某種關心，縱使我對於他們制度下的結構性悲劇所知不深，但我相信他們會過得很好的。
基於這樣的理由，我會覺得影集《做工的人》結局給出的溫情號召相當噁心，看似要在這樣的情境之下讓人有所救贖，然後欺騙觀眾一切都沒事，事情總會過去的。但，真的有人相信這種屁話嗎？如果不相信，那為什麼大家愛看？
在此稍微解釋一下我所說的救贖，最後一集很多人在哭，主角死後生前的善事被揭露，老婆覺得悔不當初、阿全的女神回來、昌哥昌嫂相擁、阿欽的前後任女友在墓前若有所思。我當然明白某種程度上這代表，縱使面對過去的悲慘與現實的苦悶，還是要咬著牙繼續下去，因為希望可能就在雲後面。
但我也同時以為，這樣的溫情是一種方便的手段，因為追根究柢我們無從得知他們努力的後果，又或者說在他們失敗之後，他們又突然被拯救了，這種拯救可能是廉價的：兩百萬、觀眾的善心、影集的溫情、女神毫無理由的回歸等等，所以說，我不禁懷疑，那是否代表當一個人慘到某種地步，就會有某種東西來拯救、來告訴你事情都會過去，然後就有救贖的可能？（對自己、對別人皆是）
因此，結局噁心的地方在於—它的設計不是一種對劇中角色關心後的解放，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拍攝者、又或者是對觀看者某種心理負擔的救贖，它告訴那些因為被劇情設計（兩百萬、聖人、殉道）而感動的人，能夠暫且忽視真實世界的慘，純粹被情感所感動。
然而將觀看與同理、幫助化為等號，再繼續前往下一個地方，觀看／關心另一組可能「引起」興趣的題目，給予觀看／幫助。然而，這世界會因為此種高關注、低涉入的行為有什麼樣的改變嗎？更悲觀點想，這反而造成某種刻板印象的深植，所以看完了《做工的人》，我們對於做工的人的印象是什麼？回頭想想，搞笑、天真、善良、重義氣、高道德？我真不希望是這幾個字。
回到最初的故事，我以為在之所以有機會碰觸到工人的結構性議題，是因為我並不把那個來我們家修繕的水電師傅作為不同的人（雖然我那樣寫可能會被誤會），而若以此出發，身為一個人，在遭遇困難時如果墜落了，那麼他有多少的機會有可能被這世界接住，他的家庭不至於分崩離析？
我相信人是多變的，家庭是複雜的，環境縱使影響一個人很深，但或許無法完全改變人的本性。因此在各行各業中有各式各樣的人，我以為《做工的人》最終要回去討論人本身，一個人是如何生存、如何與世界互動、又是如何落難、落難後又該會是如何？
而不是創造出一個情境、創造出一個兩百萬，強制這些本應該有權利自私的人封聖、殉道，如果真是這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一個結構性的工人問題？還是一個特殊高貴的道德情操？並不是說兩者沒機會兼顧，但以高貴道德情操，認為可以偷渡結構性問題，就顯得有些拙劣。
註一: 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2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