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甜點裡的台灣》寫作過程比《#法式甜點學》還要艱困許多。或許如同誠實面對自我總是不容易,近距離寫自己的家鄉,遠比能夠保持客觀距離地觀察、分析他者來得困難。
今年五月交稿之後,我一直無法完成序和前言,直到最後被編輯催促時,仍然腦中一片空白,實在不知道該從何說起。最後依著編輯建議,從去年臨時在巴黎家中找到一片口罩開始回憶起,然後才發現,過去這一年波瀾起伏、今晚睡下不知明日身在何處的經歷,確實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決定要寫作本書的心念下得很快,雖然寫得無比痛苦,但終於對過去十數年間困惑的與思索有所回應,最後還是要感謝那個堅持下來的自己。
以下和大家分享收錄在本書中的序(長文預警),如果這本書裡的職人故事、作品解析和相關思考與論述,能在茫茫人海中觸碰到幾個人,為未來的花開繁景種下種子,那所有的辛苦也算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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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既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彼此相連的——在法式甜點中尋找台灣,回答「我是誰」
2020年出版《法式甜點學》的前夕,我在巴黎家中翻箱倒櫃找出一個口罩,當下便上網訂了四天後的機票回台灣。當時只想著新書宣傳完便要回到巴黎,卻沒想到世界轉眼間變了樣。我離境三天後,巴黎便宣布封城,此後一年,巴黎的朋友們在反覆的煎熬中適應新生活;我則仿若被邀請進入了一個平行宇宙,無視全球的疫亂橫行,在這個我出生、成長,熟悉卻認識不深的島嶼進行探索之旅。
#因疫情而起的奇異旅程
由於甜點啟蒙地在巴黎,自己過去十年間在台灣的日子也少,除了本就認識的開業朋友外,我對本地的甜點業者、職人的認識大多來自網路與業界的口耳相傳。滯留台灣的這段期間中,我終於有機會拜訪那些一直列在名單上的店家、希望認識的朋友,也受邀參加了不少餐會。台灣職人們的熱情和靈活令人感動,餐飲界的活力與無框架更使人訝異。如果說在巴黎看到的作品,像是在一個已經構築華美的世界裡持續深入、為一個滿腹經綸的學者持續產出更精闢的見解而拜服,在台灣的所見,則像是造訪一片生機盎然的新天地,處處皆是怒放的奇花異草卻鮮為世界所知。
由於過去數年中,自己扮演的都是將法國的甜點、甜點師推廣給台灣市場的角色,但並未有機會深入了解本地市場,更不用提將台灣的(法式)甜點、甜點師介紹給台灣讀者,甚至國際讀者,我於是很快決定要將自己的經驗發展成系列採訪計畫。雖然明明還在《法式甜點學》新書宣傳期,卻幾乎沒有太多猶豫,立刻將自己在2019年許下「出完書一定要放一個大假,最好能去夏威夷發呆曬太陽」的願望拋在腦後。採訪計畫大致訂定後,我便決定要將其成書,不僅為自己的見聞留下紀錄,也藉著深入梳理台灣代表性職人們的養成及相關作品,在力所能及之處,深入思考身為「台灣甜點人」的意義。
接下來的日子,雖然隨時都像處在壓力鍋中一般,最後甚至幾乎將自己完全耗盡,收穫卻超乎想像地豐富。我每日一面留意法國的疫情消息,做好馬上要上飛機返法的準備,一面依照計畫聯繫受訪者,還透過他們熱心的引介,去了屏東、彰化、埔里探訪可可、芭樂、香草、茶葉等產地,雖然皆是來去匆匆,但已像是打開了神奇寶盒。僅是驚鴻一瞥,便為其中所藏之富而感嘆,每一顆寶石都是一個浩瀚的宇宙、一個涵納百川的汪洋。
#法式甜點中的台灣身分識別
在開始大部分的採訪前,我曾與一位自己極為敬重的出版界前輩有過一次深入且有趣的談話。當時我解釋自己希望寫的,不只是訪談集、人物誌,而是透過這些訪談,反映出台灣甜點師們的自我追尋,在面向世界、選擇究竟要製作何種風貌的甜點時,照見自己腳下稱為「台灣」的這塊土地,及身為「台灣甜點師」的看法。前輩的觀點畢竟實際,認為一般而言,台灣甜點師要在台灣製作法式甜點(或來自西方的果醬、巧克力等),自然會使用本地合適的食材,形成台灣風格的法式甜點更在情理之中。而我試圖在法式甜點中尋找台灣身分識別的角度過於刁鑽,也不會是本討好的作品。
真話總是不那麼美妙,對當時雄心勃勃的我來說,這番話確實有些苦澀,卻也難以反駁。2021年5月,台灣疫情出現破口,很快直升三級警戒,開啟了連續2個月以上的「自主性封城」,所有我在業界的朋友皆受到沉重的打擊,和法國在封城期間,甜點麵包業一枝獨秀,擁有穩定生意、甚至逆勢開店的案例完全不同。原因就是因為甜點、尤其是法式甜點,在台灣不僅是小眾,還是小眾中的小眾。既然不是必需品,生活不便時自然是第一個捨棄的對象;而法式甜點過於嬌貴,以致於外送、宅配風險皆高,即使死忠的顧客也難以一再承擔碰撞毀壞的失望。如果在華麗的外表和巨幅媒體聲量下,它其實是個如此邊緣的商品,我怎麼能不質疑,自己一直以來在做的事是否真有意義?
不過,縱使心中懷著巨大的問號,我並未因此更改太多原來的訪談大綱,決定持續依照計畫進行訪問,待寫作時再一邊思考呈現方式。前輩認為,《法式甜點學》是在帶領讀者看懂、吃懂法式甜點,因此本書的任務,應該是帶領讀者看懂、吃懂「台灣甜點師做的法式甜點」。但對我而言,能夠懂得這一點,必得先回答如「#誰是台灣甜點師?」、「#為什麼要做法式甜點?」、 「#他們做的甜點真的是法式嗎?」等問題。而為了理解甜點師的作品,回答「為什麼他們選擇這麼做」,就需要碰觸到每一位職人獨特的創作哲學、生長記憶及自我定位。更進一步,在國際交流如此頻繁,品牌進軍國際也不新奇的今日,這些職人們也得回答:「#為什麼我和別人不一樣?」、「#為什麼台灣的法式甜點和其他國家的不一樣?」、「#為什麼台灣的甜點師和其他國家的甜點師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而這些問題都指向一個終極的質問,即「#我是誰?」
#我是誰_與_我的甜點是什麼樣的甜點
由於不確定自己什麼時候得回法國、什麼時候能再有機會與受訪者們深入聊聊,每一次訪問我都抱著「錯過這次沒有下次」的心情,也因此,光是訪談大綱便動輒超過2,000字 。在訪綱中,我將希望探討的問題分成五個面向:養成經歷、創作哲學與品牌精神、台灣味與台灣身分識別、對本地市場的觀察、對未來產業樣貌及品牌發展的看法,其下再切出5至6個子題。雖然每一次約訪時,我都試圖先打預防針:「我只是習慣把問題寫得很細。」以減低受訪者們看到訪綱的衝擊,但沒有一次訪談不超過三小時,有幾次甚至分成兩、三次才結束,還不包括事後各種細節確認。令我感動的是,每一位受訪者都毫無二話、非常慷慨地把他們寶貴的時間留給我,和我侃侃而談自己養成經歷中那些難忘的故事,那些他人看來或許微不足道的細節,以及自己對「做甜點」、「成為甜點師」、「經營品牌」的信念。
整理訪談內容及寫作的過程異常痛苦,但對我來說意義重大。那不只是一個「台灣再發現」的旅程,更是「自我再發現」的旅程。藉此機會,我回顧了過去十數年中,每次對外國朋友介紹自己家鄉的種種思量、不知道該選哪一道菜代表台灣參加派對的苦惱,以及在每一個日常生活場景中猝不及防的尷尬片段。受訪者們用他們的生命經驗和作品告訴我,我們既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彼此相連的,而我們應該要為能夠說出「我們」感到驕傲。或許整個亞洲都喜歡蜜紅豆或紅豆沙,但我們曾經一起在暖和的冬至揮汗排隊吃一碗紅豆湯圓;就算日本有抹茶、中國有百年名欉,但我們皆曾和父母一同招待來訪的客人喝茶聊天談生意,也曾用兩根手指拎著半空的軟塑膠杯、嘴裡嚼著珍珠和椰果,走過那腦筋暈眩發脹、彷彿不會結束的夏日午後。
因為有這些生長記憶與生活經驗,所以我們的盤式甜點中能出現冬瓜茶、鳳李冰、麵茶;甜點中能有鹹蛋黃、肉鬆及芋泥。對生根萬華社區的主廚來說,將法式甜點做成「紅龜粿」的形象自然無比,而曾經留法的主廚以「黑森林」(Forêt-Noire)為基底,結合杏仁茶與櫻桃,創作出「白森林」也是信手捻來。在台灣餐廳工作的新加坡籍主廚端得出椪餅與清粥小菜,在新加坡餐廳工作的台灣主廚也能將台星兩地皆能欣賞的摩摩喳喳和綠豆蒜糖球上桌。我於是明白,重要的並非向別人解釋自己是A、不是B,而是接受自己既有A、又有B,但是和兩者都不一樣,所以能堂堂正正地當一個既不是A也不是B的「自己」。
#唯有知道自己是誰_才能更堅定地成為誰
所以,究竟為什麼非得在「法式甜點」(或至少是「舶來的甜點」)中找自己、識別台灣身分?除了延續《法式甜點學中》提出「法式甜點是甜點界的官方語言」,也是「想站到世界舞台上的甜點師都要能流利使用,以訴說自己故事及思想哲學的語言」之論述,或許還因為,縱使「法式甜點」的內涵與定義還未在台灣有廣泛的認知,但以其為基礎的「西點」早已是台灣日常的一部份,也已碰撞出許多火花。想想傳統麵包西點店內的泡芙、焦糖布丁,它確確實實存在於常民生活中。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歐洲中世紀研究專家池上俊一在其著作《甜點裡的法國》中,以一整本書的篇幅論述法式甜點如何作為法國文化的精髓,成為影響世界的「文化霸權」重要武器;在台灣,從「中菜西吃」的風潮到「在fine-dining(精緻餐飲)中尋找台灣味」的討論,乃至餐飲界大量投入、直至獲得《米其林指南》的肯定,更逾數十年。飲食成為文化,以「軟實力」輸出早就不是新聞;飲食便是政治的一環,以飲食區分人我、定義身分實屬稀鬆平常。
「風土」(terroir)概念從法國葡萄酒區分產區發展至今,已超出氣候、土壤等自然環境因素,當地人文與特殊技術皆含括在內。倘以近年來受到國際矚目的「台灣可可」為例,作為世界上少數有能力生產「bean to bar」、甚至「tree to bar」巧克力,並以此製作甜點的國家之一,「台灣的風土」將是我們和世界溝通的利器。再想想那些在國際賽事上拚搏的台灣職人們,若我們將目光更多聚焦在當下或未來,不僅需要向法式甜點及投身其中的甜點師們給予更多關注,也須了解身世來歷、梳理來龍去脈與各方觀點,才有機會迎向無限可能。唯有知道自己是誰,才能更堅定地成為誰。
我懷著這樣的信念完成本書,雖然有許多遺珠和力有未逮之處,但衷心感謝所有受訪者及以各種形式提供援助的朋友們。希望本書不僅回覆了前輩的擔憂,也回答了我旅歐十年間的困惑;不只回應了台灣數十年來的焦慮,也為我輩及後進的職人們提供了前進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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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甜點裡的台灣:味道、風格、神髓,台灣甜點師們的自我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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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萬華你首先想到的是什麼?#疫情與萬華汙名化〕
從萬華區的茶室爆發新冠肺炎群聚感染後,5/24三立新聞台某節目在節目標題中使用「萬華病毒」引發爭議,遭民眾向NCC檢舉有污名化萬華之嫌。
▌什麼是汙名與汙名化?
汙名一詞原意是熱鐵烙下的標記。這些標記通常被打在奴隸、罪犯或叛徒—有污點的人、不潔者—身上。今天這個詞的引申義被廣泛使用,即恥辱和詆毀的標記。
在19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出版了《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高夫曼分析了「被污名化」的人對自身的感受,以及他們與「正常人」之間的關係;探討被污名者如何處理來自他人的排斥以及他們傳遞出的各種信息。
所謂汙名,定義為:「擁有一種使對方受到貶低的特質,透過此特質與某種道德規範連結過程,把完整平凡的普通人變成帶著汙點、價值貶損的一個人」。以及汙名化則是:「是一種針對社會上一些特殊的族群,一般人對其抱持的一種惡劣信念與態度」,其具體特徵有以下四個:
❶貼上可供辨識的標籤
將標籤貼在特定族群,使他們與其他人有所區隔。例如:瘋子、有疾病者。
❷標籤指涉不受歡迎的屬性
社會將標籤連結到不受歡迎的屬性上,例如:瘋子是危險的。
❸被貼上此標籤的人被視為異類
被貼上標籤者,會形成一種「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感。例如:我們不像那些瘋子。
❹被貼上此標籤的人遭受歧視
例如:在我們的社區中不得建造瘋子的收容所。
▌萬華的歷史
事實上萬華由於早在西元1709年,泉州移民從新莊拓墾到此,以「艋舺」稱之,成為台北第一條市街的雛型。
貴陽街是艋舺興盛的起點,早期漢人常到此地與平埔族人交易蕃薯,舊稱「蕃薯市街」;日治時,改名發音相近的「歡慈市街」,並被劃入風化區內,因此街上有不少的妓院。
華西街是萬華區另一條大名鼎鼎的街道。這裡是船夫與碼頭工人的落腳處,也因此娼寮與酒樓林立。
在淡水河淤淺之後,嚴重瘟疫加上民間械鬥不斷,使得艋舺的經濟優勢逐漸消退,因此這裡也聚集了不少商場失意人、行旅病人、離鄉窮苦者,最終形成「乞丐寮」,住有乞食為生的無家者。
最早在1740年就落成的龍山寺,後來又有如青山宮、清水祖師廟等出現,這些當地香火鼎盛的廟宇經常發放物資與許多善心人士捐贈,讓許多無家者得以藉此溫飽。
介紹完相關的歷史,幫各位壯士們總結一下:萬華由於獨特的歷史發展背景,導致萬華地區駐紮更多容易遭受汙名的族群,例如:萬華的「五流」,流鶯、流氓、流浪漢、流動攤販、流動工人。
▌疫情與萬華
有點年紀的壯士們,應該還記憶猶存。
在2003年春,全台陷入SARS危機,自3/14第一起境外感染案例,到7/5台灣正式從世界衛生組織疫區除名,共有664個病例,其中73人死亡,造成全台長達四個多月的集體焦慮與恐慌。
當時台北除了和平、仁濟醫院因為疑似群聚感染而陸續封院引發許多爭議之外,萬華地區也有兩個社群遭到集體隔離:一是華昌國宅居民,居家與集中隔離者總計有775位居民;二是萬華地區的無家者,集中隔離者有160 位。
2003年5月,萬華里長聯誼會發佈聲明稿中說道:
「......遊民、流鶯四處流竄,成為SARS的散播者.......造成萬華區成為一級疫區,頓時成為空城,百業蕭條、人煙罕至。」
許多里長指責和平醫院危機處置不當,使疫情從中正區的院內移轉到萬華區院外,而無家者、流鶯等「偏差者」也被標籤為「SARS的散播者」。
之後由於發生不明發燒與死亡案例,當時聯合報更以頭條新聞發布「水染病毒萬華爆社區感染」,報導台北巿萬華區華昌國宅爆發社區感染SARS;在未經求證之下,蘋果日報更以「社區感染四百居民住以待斃」的聳動標題,渲染社區感染的危機。
當時許多居民與無家者以「疑似SARS案例」為由,被施以與和平醫院同規格的集體易地隔離措施,事後證實這兩個社群並未出現真正的感染案例,也未引發社區集體感染。
對於當時的居民與龍山寺無家者而言,集體隔離無疑是一種汙名化的展現。
先認定他們與其他族群的不同,再將他們視作「帶有疾病的」,並且將「帶有疾病的國宅居民、帶有疾病的街友」視為需要被處置的對象,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最後,再施以行為,也就是隔離。
▌反觀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
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有哪些?在萬華茶室爆發群聚感染後,除了產業衝擊,負面標籤也不斷出現,網路上便充斥著許多對於萬華的歧視言論。
台北市議員吳沛憶指出,近來聽到許多萬華人受到歧視排斥,甚至有公司要萬華人去採檢才能上班。作家林立青也在臉書發文,他表示在這疫情之下,許多物流快遞不送萬華,讓各服務弱勢的團體變得很困擾。
同時,中華文化總會主辦的「萬華大鬧熱」活動官方臉書今天發文表示,「只有病毒才是這場防疫真正的敵人!」。
文總也發起「萬華加油VIVA BANGKAH」換頭貼活動,期待大家意識到汙名化的危險與錯誤,而非指責染疫的人。活動一推出後,馬上吸引許多破萬人的在地粉專、社團陸續響應。
相較於過去SARS疫情時期,今日對於汙名化的抵抗,也在萬華逐漸成形。
▌結語
蘇珊·桑塔格在她著名的《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指出當疾病成為污名化的隱喻時,將阻止病人們尋求完整的治療。
當肺炎被看成是對於參與茶室文化甚至做為八大行業的懲罰時,許多人便因為害怕被揭露、害怕被列在受歧視的名單裡頭而不願意篩檢就醫。
尤其如果所患的疾病即使「早期發現」也不保證有藥可醫治,那麼病人就與其忍受病痛,也不要因就醫而過著飽受歧視的生活。
新冠肺炎如果也成為一種污名化的隱喻,防疫工作將會更困難,因為人們將可能拒絕承認其過往的生活足跡。
面對疫情,我們應該以正確的態度與同理去對待正面臨高風險的人。我們不應該對疫情感到恐懼,而是更加勇敢,因為我們有機會對他人伸出援手,發揮作為社群協助的力量,才能戰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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