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三、空慧寺與玄奘兄弟的隱秘關係
再回武德元年,玄奘與長捷法師經子午穀、劍閣至成都,當時並沒有到城中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這一細節記載在慧立和彥悰為玄奘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一卷中,「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法師兄因住空慧寺,亦豐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儘管這一傳記有許多小說筆法,記錄內容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但許多關於玄奘的生平經歷還是被研究者重視的。
《法師傳》開篇就提到西蜀佛教的興盛,正因為隋煬帝時期的亂世,許多高僧都投奔西蜀相對安寧,同時南朝以來,成都佛教也發展很快,也才能吸引這些高僧紛紛前來,所以他們兄弟也聞名前往。當時玄奘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小沙彌,《法師傳》雖然添加了一些語言誇張地形容玄奘學問有如天才,引起許多蜀中僧人驚歎,但畢竟玄奘尚屬「應法沙彌」階段,還不具備資格獨行法事,按照規矩也應該是跟著哥哥長捷法師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時常去其他寺廟拜訪學習。也許是空慧寺後來消亡,玄奘兄弟與空慧寺的淵源一直不被重視。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佛學講寺,位於成都西郊某處,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以史料記載,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來。石犀寺最早並不是佛寺,主要留存著李冰治水時鑿刻鎮水石犀牛。南朝蕭梁武陵王蕭紀(武帝蕭衍的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在成都正式改建佛寺,當時叫龍淵寺,是蜀中南朝寺廟的代表之一。據唐代道宣《續高僧傳》記載,蕭紀專門從洛陽請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陳氏,為洛陽潁川陳太丘之後,與玄奘兄弟屬於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後,因為避諱高祖李淵的名字才改名空慧寺。正因為空慧寺的興盛與玄奘兄弟有莫大淵源,所以他們入蜀以後專門前往那裏瞻仰,也就居住在空慧寺。
《續高僧傳•玄奘傳》還記載:「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長捷法師在空慧寺中開法筵講席,「凡講《盤經》《攝大乘論》、《阿曇》、兼通《書》《尚書》、《傳》(春秋三傳),尤善《老》(《道德經》)、《莊》(《莊子》)長捷法師的講筵法席「為蜀人所慕」。當時僧官「總管酂公特所欽重」。
很顯然,唐朝剛剛建立時的大慈寺還沒有後來的名氣,地位遠不如空慧寺,以長捷、玄奘與空慧寺的家鄉淵源,寄居修行於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過空慧寺毀于唐武宗時期,宣宗即位,重興此寺,改名聖壽寺。
北宋人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與南宋馮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並閣記》記述了重興之聖壽寺規模,大略謂寺院占地七頃,共三十院。規模、佛寺一度媲美大聖慈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觀音像一尊,歷經五年方完工,是迄今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觀音像。但由於空慧寺名稱已經不再使用,從此就淹沒了。
空慧寺具體位置歷來也有爭議。據清朝一些史料觀點,認為年羹堯于雍正初年在原來空慧寺、聖壽寺的位置改建了將軍衙門,那麼應該就是今天成都市金河街、東西勝街及將軍衙門一片,這一說法參見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祁和暉《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研究》的考證。(《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總第208期)。但另有一說法則是偏南的文廟街一帶,因為有唐代古籍《續高僧傳》點明玄奘「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支持位置是成都偏南的地方。如袁庭棟的《成都街巷志》一書中,就是在介紹文廟街時順帶提到過空慧寺的情況。
四、玄奘在多寶寺修行而被誤認為是大慈寺
事實上,空慧寺的名聲雖然在隋唐時很大,但玄奘可能也並沒有與哥哥長捷住在一起。因為畢竟《法師傳》寫明只是「法師兄因住空慧寺」,而《續高僧傳》雖然支持說玄奘與長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學與修行可能另有別處,更重要的是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玄奘當時拜訪求學多位元高僧的情況,玄奘修行所在應該是成都城東的多寶寺。這也是一座成都名寺,由晉朝寶掌禪師興建,多寶寺位於城外僻靜的地方,而玄奘和長捷都是潛心向學的人,兩兄弟分別居住更有利於各自修行,這也比較符合研究學問的實際,這是其一。
多寶寺當時聚集高僧很多,其中有一個高僧道因法師年長玄奘十五歲,同樣是玄奘的河南家鄉人,俗姓侯。多年以後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道因法師還被請到長安與玄奘一起翻譯經書,兩人交情極好。另據《大宋高僧傳》,玄奘請教學習的寶暹、道基兩位法師當時也都在多寶寺。這是第二點。
再次,多寶寺位於成都城郊外,當時要出城十多裏。更重要的一點證據是,多寶寺在成都城內另設有戒律院,正好與大慈寺毗鄰,玄奘正式受戒剃度就是當時多寶寺設在城內的戒律院。只不過唐朝中期以後大慈寺因得到玄宗李隆基下旨擴建而出名,吞併了城中原來的多寶寺戒律院地盤,演變為大慈寺的東律院和西律院(東律院原屬多寶寺的位置應該是大慈寺以東靠近府南河一邊),因此後人才會誤認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後來就演變為玄奘一直就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實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正因為成都的多寶寺當時有戒律院,各方高僧雲集,寺廟規模很大,所以具備傳授戒律的資質。而空慧寺雖然聲名遠播,但規模和受戒條件似乎還不夠。關於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斷可見四川文史館馮修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學佺所著《蜀中名勝記》也記載,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空慧寺獲得敕建佛塔,當時在該寺獲得受戒者才700人,這時已經距離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雖然缺乏更多具體證明空慧寺受戒資質的資料,但推測空慧寺在唐朝初年應該還不具備剃度條件。
綜合來說,玄奘當年在成都多寶寺修行五年並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與大慈寺的流傳演變聯繫起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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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為剿太平軍四次陷入絕境 卻終死於清廷之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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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以一介書生而成為軍事集團首腦,鎮壓太平軍挽救了清王朝,四次遇險,最終均有驚無險,於是成就了一代名臣。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1811年11月26日(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南一個名叫白楊坪的偏僻的小山村裡。他在世時,兼有「中興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頭」、「曾屠戶」、「賣國賊」的罵名。1853年1月,曾國藩以在籍禮部侍郎的身份任湖南團練大臣,編練湘軍,從此成為太平天國最強勁的對手。曾國藩從一介書生,搖身一變而為一個軍事集團的首領,指揮湘軍四處征戰,最終鎮壓太平天國,挽救了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這也使得他的名聲威望達到頂點,一度官至直隸總督,成為清王朝最為倚重的漢族官員,死後被清廷追贈為太傅,謚號文正。曾國藩雖然取得了輝煌的個人成就,但是在他十幾年的軍事生涯中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其中,有四次遇險差點使得他功業未成而命歸黃泉。
第一次,靖港大敗。1854年2月,曾國藩已練成湘軍水陸兵勇各十營五千人,雄心勃勃地進行所謂的「東征」,臨出發之際,還發佈了著名的《討粵匪檄》。然而,這次「東征」出師起初並不順利。當他還駐軍長沙時,太平天國西征軍石祥禎部就已經佔領岳州、湘陰、寧鄉等地,兵鋒直逼長沙。曾國藩派軍進攻寧鄉,損兵折將,大敗而歸,初戰敗績。然太平軍情報偵察不明,見湘軍來勢洶洶,以為清軍主力將至,連夜撤到靖港等地。曾國藩急忙派軍進佔岳州,以圖扭轉湘北敗局。適逢太平軍湖北援軍大至,與湖南太平軍一道圍攻岳州,殲滅守軍大部。湘軍水陸傷亡慘重,逃歸長沙。不久,曾國藩也抵達長沙,以保全省城。是時,長沙清軍「二三千有餘,僅敷守垛之用」,力量較為薄弱,而且,由於出征以來連連受挫,官兵心驚膽顫,士氣低落,「人自以為必敗」,「聞吹角及火光,皆自驚」,惶惶不可終日。後來靖港民團前來報告說,那裡的太平軍人數較少而且沒有防備,「可驅而走也」,並稱已經搭好浮橋,願意為湘軍助攻。於是,曾國藩決定對太平軍實施反攻,並改變原先制定的陸路進攻湘潭的計畫,於4月28日親率大小戰船40隻、陸師800人奔襲靖港,妄圖僥倖取勝。但是,由於太平軍已作好戰鬥準備,更加上天時不利——風速過快,湘軍戰船無法在靖港停泊,只得停靠在靖港對岸之銅官渚。太平軍順風勢焚燬湘軍水師戰船10餘隻。曾國藩驚悉水師慘敗,急派陸師分三路進攻靖港,企圖挽回敗局。然「陸勇見水勇失利,心懷疑怯」,亦潰散而逃,「爭浮橋,橋以門扉、床板,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曾國藩見士卒反奔,親自仗劍督陣,並豎令旗於岸邊,上書「過旗者斬」。可是湘軍兵敗如山倒,士卒都從旗邊上繞道而奔。曾國藩又羞又憤,遂決定跳水自殺,一死了之。幕僚陳士傑、李元度見他支開隨從,神情有異,遂指使「小委員」章壽麟乘小船悄悄跟在他後面,以備不虞。曾國藩行至銅官渚,章壽麟見他跳水尋死,急忙搶救,將其背負船上,與陳、李一起勸回大營。曾國藩靖港大敗之後,受到長沙眾多官員的參劾。他悲觀到了極點,甚至密令弟弟曾國葆買來棺材,準備自殺以謝喪師敗北之罪。幸而湘軍悍將塔齊布率陸師於湘潭擊敗太平軍林紹璋部,獲得大勝,使得咸豐皇帝對湘軍刮目相看,救了曾國藩一命,也正由於此,曾國藩遂在湖南士紳官員中站穩了腳跟。
第二次,湖口慘敗。曾國藩從靖港逃回長沙之後,即進行嚴厲的整軍,將在戰鬥中潰散的營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僅留下敢戰之士,連他的弟弟曾國葆也在裁撤之列。長沙整軍使湘軍的戰鬥力大為提高。在經過添募新勇、修補戰船等一系列的休整、補充後,湘軍重新發動攻勢,經岳州城陵磯和武昌兩次大戰,給太平軍水師以毀滅性打擊並奪得上游重鎮武漢。咸豐帝被突如其來的勝利沖昏頭腦,賞給曾國藩兵部侍郎銜,並命令他迅速順流東下,進攻江西、安徽的太平軍。湘軍經過惡戰,亟需休整,但是在咸豐帝的嚴旨逼迫下,曾國藩只得硬著頭皮繼續進攻。田家鎮一戰,湘軍再給太平軍水師以重創,使其基本瓦解。湘軍陸師乘勝連陷湖北廣濟、黃梅,兵臨江西九江城下。太平軍方面,由於上游戰局惡化,石達開再度受命主持西征軍務,督師安慶,與猛將羅大綱共同指揮九江、湖口會戰。太平軍在九江、湖口防線深溝高壘,堅壁不出,使湘軍寸步難行。1854年12月8日,湘軍陸師進攻九江,拉開戰幕,但進攻多日沒能破城,形成相持狀態。
1855年1月3日,湘軍水師進抵湖口之八里江一帶,太平軍早已嚴陣以待。兩軍經連日作戰,均傷亡慘重。太平軍用於防守湖口的木簰水城被摧毀,石達開立即重築湖口防線,命人將大船鑿沈載江中,「實以砂石,僅西岸留一隘口,攔以篾纜」。但湘軍也被太平軍的「驚營」戰術弄得疲憊不堪,由驕而躁,急於求戰。不久,戰端重啟。29日,湘軍水師貿然衝擊湖口水卡,斬斷用以攔截湖口的竹篾纜繩,一百二十餘艘長龍、舢板等輕便船隻衝入鄱陽內湖,橫衝直撞,焚燬太平軍大量戰船。石達開抓住時機,令將士在湖口再行設卡築壘,修築兩座浮橋,橋下填上泥土,構築炮台,斷敵歸路,切斷內湖、外江湘軍水師之間的聯繫,準備各個擊破。同時,他出動小划20餘隻,圍攻外江湘軍快蟹大戰船。湘軍水師作戰,必須快蟹、長龍、舢板等大小戰船相互配合行動。快蟹、長龍火力猛,舢板機動性強,這樣大小相依,火力與機動性相結合,才使得湘軍水師戰鬥力較強。但是長龍、舢板既陷於內湖,「外江所存多笨重船隻,運掉不靈,如鳥去翼,如蟲去足,實覺無以自立」。快蟹大船無法應付太平軍機動靈活的小划襲擊戰術,敗退回九江大營。石達開決定乘勝對九江城外湘軍水師實施第二次打擊,以徹底解九江之圍。2月11日,石達開乘月黑無光、天色迷漫之際,命令三十餘隻裝滿引火之物的小划火攻湘軍水師,另派三十餘隻小划圍攻曾國藩的拖罟坐船,搜獲曾國藩的家書、奏章、地圖和咸豐帝給他的上諭。危急之中,曾國藩再次投水自殺,又被幕僚救起,「急掉小舟駛入羅澤南營」。他遙望江內水師紛紛潰散,念及自己慘淡經營數年的水師竟落得如此下場,既羞憤又心痛,欲倣傚春秋時晉國大將先軫的榜樣,策馬赴敵而死,慌得羅澤南、劉蓉緊緊抓住韁繩,眾幕僚寸步不離,經過好一番拉扯勸解才作罷。
第三次,困守南昌。太平軍自從九江、湖口大捷之後,主力乘勝直搗湘軍後方,力爭向上游進軍,收復武漢。湘軍另一頭子胡林翼這時署理湖北巡撫,要求曾國藩撤回在江西的湘軍主力,回救武漢。而曾國藩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害怕被政敵參劾,更害怕受清廷責難,堅持固守江西。他駐紮在南康府,與內湖水師相互依存,繼續指揮湘軍圍困九江,僅派遣悍將羅澤南迴救武漢。湘軍前期陸師的兩大將領分別是滿人塔齊布和漢人羅澤南。此時,塔齊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已嘔血而死。羅澤南一走,曾國藩手上就沒有得力的將領了。這期間,他在江西主要依靠的是被困在南康的內湖水師和塔齊布的舊部(由塔的助手周鳳山統領)。1855年4月,太平軍三克武昌。在穩定了湖北的軍事形勢後,石達開便帶兵回到江西,乘羅澤南回援湖北之機,在江西展開強大攻勢。自1855年11月起,石達開聯絡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連下江西瑞州、臨江、袁州等府,並圍攻吉安府城。曾國藩只好從九江撤圍,調周鳳山部陸師駐紮在戰略要地樟樹鎮,以圖南下救援。但是曾國藩對能否解救吉安並沒有把握,而且又擔心省城南昌的安危,便命周鳳山在樟樹鎮堅守,以觀望形勢。石達開利用周鳳山軍舉棋不定的時機,於1856年2月攻克吉安,並乘勝攻破樟樹鎮湘軍大營。潰兵紛紛湧入南昌城,曾國藩也只好進入南昌城收拾殘局。
到1856年4月,西征太平軍佔領了江西13府中的8府46縣,曾國藩哀嘆說:「自鄂渚以南,達於梅嶺,賊蹤綿亙數百里,眾號數十萬。」為了挽救江西的危局,曾國藩急調在武昌城外攻堅的羅澤南回救。羅澤南為迅速攻破武昌城以回救其主子,加緊攻城,卻被太平軍擊傷致死。這樣,曾國藩所依靠的湘軍陸師兩大悍將雙雙斃命,處境愈加艱難。曾國藩困守南昌,文報不通,聯繫中斷,連送家書都不得不用隱語蠟丸,化裝潛行,即便如此,送信人往往還是被太平軍識破,被捕殺者達百人以上。曾國藩後來描寫當時的情形說:「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徬徨」,「方其戰爭之際,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可見曾國藩當年的處境是何等狼狽。石達開在樟樹鎮擊敗周鳳山軍後,大可乘勝直搗南昌,活捉曾國藩。很可惜的是,正當曾國藩在南昌城內岌岌可危的時候,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將石達開調回天京參加攻破清軍江南大營的戰鬥,並帶走大批太平軍,使曾國藩得以死裡逃生。1857年3月,曾國藩接到其父的死訊,於是奏請回籍丁父憂,並且不待諭旨到來便委軍而去,離開江西回到老家,借此擺脫困境。
第四次,祁門被圍。1858年7月,曾國藩在家守制未滿,即奉清帝諭令再次出山,先後奉旨增援浙江、福建,將石達開驅入贛南、湘南,遠離主要戰場。8月,清廷應胡林翼疏請,詔曾國藩與胡林翼共圖安徽。曾國藩提出圖皖的戰略總方針:「……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根據這一「翦除枝葉,並搗老巢」的戰略總方針,曾國藩決定發動安慶會戰,與陳玉成決戰皖北,以奪取戰爭的主動權。為此,曾國藩制定了四路進兵的具體計畫,並始終貫徹執行之,甚至因不救蘇、常而受到清廷朝野上下責難也不為所動,終於在1860年6月將安慶嚴密包圍。為便於指揮,曾國藩將大營移至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門。太平軍方面,在二破清軍江南大營之後,領導者們即制定了分兵兩路合取武漢以解安慶之圍的計畫,稱為「二次西征」。根據這一軍事部署,太平軍決定兵分五路援贛,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國藩的祁門大營。
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帶2萬人「突由羊棧嶺竄入,圖解休寧之圍,斷鮑、張兩軍糧路」,但是被湘軍悍將鮑超、張運蘭擊敗,被迫退出羊棧嶺。李秀成的這一次進攻,對曾國藩震動極大,因為羊棧嶺距曾國藩祁門大營僅60餘里。祁門防守兵力單薄,他的身邊僅有三千餘人,而太平軍卻是人多勢眾。當時,曾國藩料定難以活命,連遺囑都寫好了,向弟弟曾國荃和曾國葆妥善安排了後事。然而,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並非欲爭此處,實上湖北招兵」,尤為重要的是,他對「二次西征」始終不感興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實力,故而被擊敗後,便退出了羊棧嶺,致使進攻祁門的大好戰機喪失,使曾國藩絕處逢生,白撿一條性命。不過,曾國藩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太平軍在皖南的實力還是要優於湘軍。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門地區發動進攻,曾國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驚恐之中。他在家書中說:「自十一月以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可見當時情況已十分危急。後來,曾國藩急調悍將鮑超救援,擊敗了太平軍,恢復了糧道,暫時渡過了危機。可是,此後不久卻又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情況。1861年3月起,太平軍連續對祁門大營發起進攻,多次擊敗湘軍的抵抗,進至離祁門僅僅二十餘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國藩文報不通,餉道中斷,陷入絕境。此時,他悲觀到了極點,在日記中寫道:「是以憂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在給兒子曾紀澤的遺囑中寫有「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為震動」、「爾等長大以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針氈」。可見他當時的心情是何等灰暗,情緒是何等沮喪。恰在此時,湘軍另一首領左宗棠於江西景德鎮一帶大敗太平軍,威脅著圍祁門太平軍的後路,迫使其撤圍而去,曾國藩再一次撿回了性命。
至此,太平軍的五路援贛戰略計畫徹底破滅。自到祁門以來,曾國藩就沒有一天輕鬆過。一波三折的戰局使他恐懼不已,經常處於一日數驚的境地中。乘太平軍撤圍之機,他趕緊離開了祁門這一險地。1861年5月6日曾國藩從祁門出發,10日抵達東流,將大營設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師護衛,這樣,就再也不用擔心會遭到太平軍的圍殲了。
這四次遇險沒有要了曾國藩的性命,卻使他最終得以指揮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同歷史上許多功臣一樣,「功高震主」的曾國藩也並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命運。從天京被攻下的那一天開始,清廷便積極對他進行打壓,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使之與其地位相當,以便與他分庭抗禮,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便是曾國藩推行「防河」戰略圍剿捻軍遭到挫折後,清廷便以李鴻章取而代之,諭令他回兩江總督原任。而李鴻章接手「剿」捻事務後,仍舊推行曾國藩的「防河」戰略並取得成功。對於清廷的這種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情由。1868年9月,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1870年6月,著名的「天津教案」發生,天津的愛國群眾打死法國殖民者二十餘人,並焚燬了一些外國人的建築物。曾國藩在處理這次事件時對法國侵略者卑躬屈膝,以極為屈辱的條件接受了法國人的要求,極大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一時間,斥責之聲充滿朝野,愛國官紳對他的痛罵不絕於耳,甚至有人當面把他比作秦檜,給他戴上了「賣國賊」的帽子。曾國藩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本來曾國藩的做法是秉承了清廷的旨意,但在全國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廷不得不讓曾國藩做了替罪羊,而且,清廷借此機會再次對他進行打壓,又派李鴻章來接手「天津教案」。李鴻章對曾國藩先前處理的結果幾乎沒有大的變動,卻得到了清廷的肯定。1870年8月,清廷將曾國藩調回兩江總督原任。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在一片「千夫所指」中,死於兩江總督任上,時年6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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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的軍隊為什麼總能輕易攻破清軍的城池呢?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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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運動是清朝末年由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等人領導的農民起義運動,也是清朝末年最大的反抗清朝統治者、抵禦外國侵略者的一場農民運動。
由於清朝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再加上天災,各地人民都生活的苦不堪言,於是,洪秀全等人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得到了各地農民的響應,太平軍從廣西金田村出發北上的時候,沿途的農民、礦工等紛紛加入太平軍的隊伍。
1853年,太平軍攻克南京城,並在此建立太平天國,清廷上下為之震動,欽差大臣向榮、琦善分別在天京城附近建立江北大營、江南大營對太平軍進行狙擊,以防止太平軍繼續北上。
但是,楊秀清命人堅守天京城並派了李開芳、林鳳祥兩人率領兩萬人繼續北上。
在太平軍從廣西出發直至他們攻克武昌、南京,以及李開芳林鳳祥率軍北伐,太平軍都能接連攻克清軍守衛的城池,李開芳的北伐軍更是直接打到了天津,那麼,太平軍為什麼能夠接連攻破清軍守衛的城池呢?原來是因為太平軍中有一支特殊的兵種。
在說答案之前,我們先來說一下地道戰這一戰術,地道戰又稱坑道戰,是在地下進行的一種攻防手段,在古代就有很多有關地道戰的記載,比如諸葛亮二出祁山攻打陳倉的時候,就使用了地道戰,唐代的李光弼在太原與史思明作戰的時候也使用了地道戰戰術。
火藥發明以後,爆破術與地道戰戰術相結合,成為了一種重要的攻城手段,而太平軍攻打清軍守衛的城池的時候都會使用地道戰這一戰術,太平軍中負責地道戰戰術的部隊被稱為「土營」,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工兵營。
眾所周知,太平軍將士多是窮苦的農民,那麼,既懂爆破術又懂挖掘地道的太平軍土營是由什麼人組成的呢?在《太平軍北伐史資料選編》中是這樣記載的:「賊起廣西,尤不善於攻城,至湖南,得掘煤者數百人,用以穴地道,故所向城池多被陷。」
原來湖南這些失業的礦工無事可做,在太平軍途徑湖南的時候加入了他們,並將打井、開礦等地下施工技術運用到了軍事工程當中,並與爆破技術相結合。也就是從這個時候,太平軍開始設立土營這一特殊兵種。
也正是有了土營,太平軍在攻克武昌、南京的時候,才能成功,另外,李開芳的北伐軍能夠接連攻克鳳陽、亳州等地,也與土營息息相關。在北伐路上,太平軍的一貫方針就是,土營將士先挖地道到清軍城下,然後放置炸藥,將城牆炸開豁口,太平軍的步兵馬兵再在豁口處攻城。
雖然,太平軍中有這一特殊的兵種存在,但是,由於北伐軍的孤軍深入,李開芳林鳳祥最終還是兵敗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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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三鎮位於中國湖北之長江、漢江(漢水)交會處,為武昌(長江以南的市區部分)、漢陽(長江以北、漢江以南市區部分)、漢口(長江西北、漢水以北的市區部分)三城鎮的合稱,範圍即是今日的武漢市區。三城鎮同位於長江和漢水交匯處,隔江鼎立,故通稱「武漢三鎮」。武漢,簡稱「漢」,別稱江城,中國超大城市和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湖北省省會、副省級城市。中國中部暨長江中游地區第一大城市,也是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金融、商業、物流、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樞紐,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有「九省通衢」的美譽。武漢是中國經濟地理中心,中國三大「內河航運中心」之一,也是中國客運量最大的鐵路樞紐和航空、公路樞紐之一。「黃金水道」長江及其最大支流漢水橫貫市區,將武漢一分為三,形成武昌、漢口、漢陽三塊區域隔江鼎立的格局,史上統稱之為「武漢三鎮」。
清中後期至民國,漢口經濟發達,是僅次於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國際大都市,繁榮程度位居亞洲前列,被稱為「東方芝加哥」,而武漢也繼承這一美稱。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發生在這裡,中華民國誕生於此。1927年,國民政府決定將武漢三鎮合併為京兆區(首都),並將其設為中國的第一個「直轄市」。同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遷到武漢,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也搬到武漢,使其一度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在內遷伊始將武漢定為臨時陪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焦點城市。1949年以後,武漢轉型成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教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
廬山別墅是指位於中國江西省九江市境內的廬山上的別墅群,主要分布在牯嶺的東谷和西谷,其中位於東谷的美廬別墅、中八路359號別墅、柏樹路124號別墅、河東路176號別墅、河西路442號別墅已於199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廬山別墅具有重要的建築美學價值,並且「代表著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胡適語),是廬山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原因。
徽商,又稱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舊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徽商來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著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明代《徽州府志》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粵商、徽商、晉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