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陣子沒有貼文了
一來真的是忙
二來有時覺得心境沒有跨過
緩解下來不過是又一個無常的顯現
似乎也沒有好說的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境
境就是呈現自己心的樣貌
每天讓我們忙東忙西的就是心境的現前
最近讓我焦灼的是:要不要打疫苗?
當全世界面對疫情只有一種聲音-打疫苗時
我很懷疑只能這樣嗎?其他沒有被聽見的聲音在說什麼?
有人說這是利益操控
有人說疫苗有很多未知的風險
有人說在疫情嚴重時大規模施打反而會加速病毒變異
而且打疫苗死亡的人,雖然不多,卻持續累計中
也無法在打針前提出明確的施打評估
顯示,世間有太多是超越我們無法算計的
那是否歸於天命?
我也用我小小的腦袋在推演
假設病毒最後是要跟全人類共存
那麼走打疫苗的路線會是什麼?
走不打疫苗的路線會是什麼?
以及打針進去的危害真的會是一輩子的嗎?
再用有限的中醫理論來思考
難道增強體內環境不能抵抗病毒嗎?
因為病毒不也是一個因緣和合?
避免濕熱的環境是否就能阻止被傳染
還有...疫苗的研發製作來自於動物
有些甚至不得不取走牠們的性命
用這些動物的死亡來換我們的生
甚至用有沒有疫苗來象徵可不可活下去的權力(強國欺壓弱國)
好像我們只能被疫苗來控制我們的未來
這樣對嗎?難道我們原原本本的免疫系統沒辦法運作嗎?
那怎麼解釋無症狀感染又自己復原產生抗體的人呢?
也有不少影片在講疫情的發生是因果業報
是全人類的共業,是每60年就會重新上演
牽涉到行星運轉、陰陽五行以及成、住、壞、空的運行
彷彿,在人類自身命運、國家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輪
訴說每個人會生在哪個地方、與哪些人相識、有怎樣的境遇
都跟周圍息息相關
就像一個鐘擺放進一群鐘擺裡
最後頻率會變成一致
很多人難解的至少有兩點
1.我又不是自願生在這裡的,為何受傷害的是我?(如:被性侵的印女)
2.別人的事情與我何關?(我想到一個真實故事,大陸一名女性公車司機,在途中遭遇兩個打劫犯,兩個人用小刀向乘客勒索錢財,最後看司機有點姿色,拉到車外性侵,全公車的人目睹著,沒有人出手相救,只有一個男生看不過去,可過去後卻被歹徒拿刀子刺傷。司機回來後,怒視著全車的人,大家默默地低下頭沒有人說話。司機把救他的人趕下車繼續上路。最後她把車子開入懸崖,讓全車的人陪自己死)
從微觀來講,我們只會看見自己內心呈現的樣貌
生出對與錯的分別
但從更大的視角來看
每個生命體都是息息相關
既是彼此的因緣
又是彼此的因果
如果一個人只看自己的時間與空間層面
或是只看與自己有親緣的時間與空間層面
就不會想到此時此刻發生的事情跟自己有何關連
這讓我又想到「橘子的故事」
出自一行法師的書
書中說「一個修習專念的人可以從橘子裡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一個留心察覺的人可以看到那棵橘樹、春天時橘樹的花朵和滋養橘子的陽光及雨水。細看之下,我們可以看到一萬樣導致橘子產生的東西。看著橘子,一個修習專注的人能看到宇宙間的奧妙和萬事萬物的相互關係。孩子們,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像橘子一樣。就如每個橘子是由片片的橘子肉組成,每一天也是由二十四小時組成。一小時就如一片橘子肉。
生活了二十四小時就如吃完了全部的橘子肉。我所找到的道路,就是要把每一個小時都活在專注察覺之中,心念永遠只投入目前這一刻。與此相反的做法,就是活得大意糊塗。如果是這樣的活著,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是活著的。我們沒有全面去體驗生活,因為我的身和心都沒有投入此時此處。」
所以回到面對要不要打疫苗這件事
如何選擇都有其風險
可是選擇的心念卻是一個可大可小的因
選擇保護自己、保護家人是一個因
選擇不要造成別人麻煩也是一個因
選擇為了出國而打也是一個因
選擇能趕快上工、恢復生計也是一個因
選擇不受疫苗傷害、不到處亂跑也是一個因
選擇相信因果,努力拜懺而不打也是一個因
選擇全民施打的政策也是一個因
選擇搭配中醫診脈評估再打也是一個因
選擇相信國外疫苗,不相信國產也是一個因
然而,我覺得最困難的是找到真正的安心
無論我怎麼煩惱,所做的決定都會影響身邊的人
所以打或不打已經不是能安心的關鍵了
我靜下來想想
是人都會死
連活得很不快樂的人也努力求活
那是一個朋友跟我說的
她的惡婆婆常常跟人起衝突
孩子因她而走上絕路
她還是看不見自己的過錯
都90幾歲高齡了還身體硬朗地去打疫苗
反倒我的朋友,老公往生了頓時失去生命意義
回想過往只會怨嘆自己當時不會看人
一直糾結在婚姻家庭裡得不到自己要的
現在孑然一身
應該是解脫了
她卻覺得茫然、無望
這給我很大的感觸
人生做錯一個決定可能會後悔一輩子
但會延續一輩子也來自於
在當下沒有辦法從自己的習氣中跳出來
因此,回到原來的問題
表面上我是怕失去工作
以及承受周圍人的壓力
但心底更在意的是我看的夠不夠廣
心夠不夠穩定
修煉有沒有進步
還是一直在某個圈圈裡繞不出去?
的確一個人的選擇跟其他人都有關連
而我們也被種種的輿論、傷害、善意、惡意包圍著
它們用各種方式隱藏著,以致於我們很難清楚地去分辨
有時起一個的小小的貪念,就讓我們不小心買到假貨
可是這小小的貪念誰不曾有呢?
因為如此,我們太習慣順從自己、認定自己
很少去想
此刻的我在為什麼而苦?
我是誰?哪些因素、條件成就我?
過去的煩惱是我?
當停下來什麼都不想時
有我嗎?
我,很重要嗎?
為什麼我很重要?
想著,停下,再想著,再停下
其實真正重要的是
我們很少去善護自己的心
很少認真地去看自己的心發出什麼念頭
為了什麼而苦
為了什麼而樂
多數都是說完就忘了
而多年之後會想起的不過是一個模糊的影像
但卻卡自己卡很久很久
就像前幾天看到的一句話
我們追求快樂,但卻很少去製造樂的因
我們逃避痛苦,但卻很容易去製造苦的因
這場思索寫得很發散
可是最終收回一心還是什麼也沒有
等到下一刻心再作用時
注意反觀己心
一切都有改變的可能
或許分辨不出對錯
可是總能分辨自己所發出的一念心
總能看見自己心的停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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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訴求若由下而上,必定產生對經濟利益平均分配的不滿。江南地主階級有了錢,即蓄養知識分子,並非附庸風雅,而是中國社會的鄉紳制度,令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出現了司法仲裁、理性討論的空間。
地主僱用知識分子固然也有士農工商的尊儒意識,也為滿足地主的子女禮樂知識的儒家思想需求。
因此,東林黨在東林書院開始逐漸形成。其首領,也就是黨主席顧憲成指出:「此地財賦,當天下大半,干係甚大。」所謂干係甚大,意思就是不公平。
偏偏開國皇帝朱元璋,對江南地區心有疑忌。以蘇州松江為中心的三吳地帶,在元末是朱元璋政敵張士誠的根據地。朱元璋消滅張士誠軍事勢力之後,為斬草除根,撲滅張系的反對威脅,曾對蘇州松江一帶的富戶人家展開鎮壓,如沒收張士誠勢力集團支持者佔有的土地,改稱官田。
此所以有江蘇富商沈萬三誠惶誠恐,向皇帝捐獻,只為了保存身家性命。但後來沈萬三也被剷除,朱元璋更制訂規條,不准蘇浙江南人出任高官,對江南人歧視排斥。此舉一直維持到萬曆的張居正。
16 世紀初,明朝皇帝在北京專權,對知識分子不予重用。稍有猜疑,不但斬殺,還革回原籍。
東林黨的一干領袖人物,幾乎都是中央政府的中下級官吏,進士出身,後來遭到貶官。蘇浙人做不到高官,中下級官員還是有的。既貶革回籍,就在鄉間聚集講學,組成東林書院,每月講學一次。
東林書院講學,影響愈來愈大,吸引了許多失意知識分子,逐漸又提出自己的訴求:反對貴族大地主壟斷利益,並要求均衡參政。
東林黨人高攀龍提出:「天下之事,有益於國而損於民者,權國為重,則宜從國。有益於民而有損於國者,權民為重,則宜從民。至於無損國有益於民,則智者不再計宜決,仁者不宿諾而行以。」
這段話,可謂中國最早的自由主義宣言(Liberal 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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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從 2014 年開始的改造 — 愛國者治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方動手,要整頓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將「非愛國者」排除出體系。這件事其實不是反送中導致的,因為類似的思路在 2016 年已經開始。
2016 年政權剝奪青年新政和獨立泛民的議席之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強世功就在中國媒體多維接受訪問,表示(大意)如果反中國人士能夠進入體制,用體制作為平台去反對憲制秩序,這套秩序就會因自我否定而陷入內爆和崩潰。政治正確的新標準是,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中國憲法,香港的政治權力由中國授權,如果有反中國人士進入制度,就等於利用中國憲法給予的權力來反對中國,無異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即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正在合法地系統地進行自我摧毀和自我瓦解」。
「創意運用」的香港式選舉
中國認為這是一個體制漏洞。原先開放部份選舉,雖然沒有真正決策權,但香港人長年與制度相處,即使政府是行政主導,但也有人慢慢「創意運用」選舉,將之變成政見和思想傳播平台,視選舉為政治運動,推動各種思想議程。
本來選舉制度無異於科舉,用功名利祿將你跟體制綑在一起,無血消減激進力量。事實卻是各路人馬為了爭奪議席爭相發明新議程,他們對中國的權力推進也想法不一樣,議會在運行過程中,慢慢由維穩力量變成變動力量。選舉的結果不重要,因為沒人會執政,而是更在乎「選舉過程」和「選舉文化」所產生的啟蒙作用。
2014 年是歷史的死亡交叉,議會先驅啟蒙的大眾開始「反攻議會」,民意開始超前並牽著議員,經過持續數年的「批判—團結—批鬥」,人民成功將議員「爭取過來」,令他們不敢再批判激進抗爭者,甚至跟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因素」進迫之下,議會保守派也只能承認議會不是用來議事,自己根本無法「得君行道」轉變管治,之後就出現連泛民都利用議會平台拖延和抗爭。
此一演變無疑加速了北京整治系統漏洞的時間表,不過無論過程如何,目的地都是一樣,所以 DQ 開始不是本土派的錯,2019 年的一系列後果也不是泛民阻礙法案所致。這些殺著恐怕在 2014 年制定「白皮書」時已經在預備列上。
「有限選舉」的長期影響
因為任何「真選舉」都會與社會思潮互相影響,導致「政治狂熱」。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是真選舉,真選舉的過程和期待會令人民逐漸尊嚴覺醒,越來越不能忍受自己被外物控制。所以打從一開始打真軍,遲早會生出寶寶 — 香港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對選舉有特殊看法。選舉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協商」,是一種讓地方菁英馴服、共同守護政治現況的機制,他們不想要可能導致政局和人心不穩定的競爭性選舉。
因此中國不會准許香港實行「真民主」,半民主都尚且如此,真民主香港不就藩鎮化?中國自 2014 年之後,對香港便一步一步切香腸,雖然中間有各種突發事件,節奏加快減慢,主旋律還是一樣。首先封鎖民選特首的可能,再對立法會動手,殺雞儆猴,引入恆常 DQ 機制;2019 年之後則要動區議會,將整個系統的真選舉成份逐段切除,也就是削除反中人士利用「中國香港體制」的空間。
其實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愛國者治港」,因為北京也不能保證愛國者治國,一些官員把錢和人偷偷放到外國去,就不太愛國,中國尚且如此,香港就更是沉累深遠,「歷史不清白」。他們可能亦預計香港的政治菁英亦一樣,自己打著愛國旗號,但家人可以移民外國搞移民生意,但因為北京信任,所以不會用「不愛國」的名義將之打倒。
說穿了「愛國者」是「北京可信任之人」,反之,要摘除誰人公職的時候,不用糾纏法理和典章,簡化為「不愛國」的道德指控便可了事,其實是將 2016 年以來的 DQ 制度套上民族大義的合法性,永存於通例之中。
這也一定程度打通了香港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隔離,種下了中國黨派鬥爭正式入主香港的新局面。「愛國者」之間互相指責同行「不夠愛國」之互相傾軋,已是可以預期,如今亦已見端倪。因為形勢的各種變化,一些人可能一夕由愛國者被打成不愛國者,一直獲得信任的人又可以一夕失去信任,見 2012 唐梁之爭。
因此香港還是會亂,只是北京可能認為香港反正都是亂,不如採取主動以亂達治,將混亂的節奏掌握在手中,好過香港用自己的節奏混亂。然而這說明了甚麼問題?就是體制自設計起就並不和諧,自身帶著衝突甚至自我毀滅的基因。
因「錯誤」而生的香港
強世功可能代表中國內部某種對政策祖宗的修正主義思維。固然上一代香港從政者作為被統戰對像,得到過中國禮遇,他們就一天追念鄧小平承諾過甚麼。當初中國為了統戰香港,對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依計令香港從政者產生玫瑰式幻想,認為將來自己有機會共治香港。
鄧小平當年是這樣定義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又說: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初衷聽來好像十分寬鬆,然而這三十年間,形勢已發生變化。強世功評價一國兩制的「初衷」,便甚具批判意味:
「要把『一國兩制』這種政治理念與基本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區分開來。『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創舉,但具體制度設計可以完全不同。事實上,鄧小平當年對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傾向非常不滿。因為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今天中方的新講法是,你支持一國兩制,就要一併支持輸出這個秩序的中國。那中國不是純粹的理念中國,而是具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你支持一國兩制,想有權利,就要先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共就等於反對自己的存在基礎。
今天遺留在香港社會的特殊國家觀念,即大家多年來相信的「愛國不等於愛黨」、「反共也是愛國」,已不再獲得容忍。當年起草香港制度太過自由化,產生了各種「問題」,包括邦聯假想、平行中國、分化的國民身份、本土主義乃至獨立火苗,對中國而言解決新問題的方法就是將制度盡量單一化,將香港和中國提綱挈領的整合起來。
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想放棄掌握資源的議會,資源即生死存亡,然而要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接納,要從根本層面打倒自己,要支持中共,而不只是「愛國家民族」這樣的象徵層面。若做到那一步,又不知如何跟越來越堅定的選民交代?
將錯就錯的香港未來
三十年周折,由中共「糾正錯誤」而一切回到原點。結果是沒有浪漫,沒有量變化為質變,沒有民主中國,也沒有民主香港。不過經時間催化,當日的「問題」已經結出果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弔詭地乘中國的妥協政策之變,又安全地醞釀多三十年,最後變成了別的東西。當中很多假戲真做、或者糊裡糊塗、或者痴心錯付,細緻地看,是全盤失敗;長線來看,卻為來香港的想像提供了過程跌跌撞撞的基礎。功利地說,政治啟蒙和社群意識已經用完了議會,用完了體制機緣,已經金蟬脫殼,不需再寄生保守路線,而是走入尋常百家,甚至溢出海外。
現況比起以前民眾寄望菁英,然後菁英又寄望趙紫陽集團由上而下自由化政改並獲准共謀,或者寄望議會和法治單天保至尊,都少了一點欺騙性。香港不那麼容易自主,但期待中國有天將香港想要的東西送到門前,亦是妙想天開。從 2014 到今天其實都是說明一個事實:單純寄望中國開放和政治自由化、或者外國打救的己願他力路線,行不通。
香港多年來將資源投入不那麼有效的路線,但市場還是有其機制力,人們慢慢就會發現資源有更好的用法,新的路線便慢慢由改變資源運用的集體行為,推陳出新,近年的新活動形式也不是由誰發明,是由下而上改變、適者生存的例子。如果香港是一個生物,它的存亡便取決於進化和演化速度是否能超過它的掠食者;因為中國的回歸政策有過「錯誤思路」,一些燦爛的東西就誤打誤撞養殖了出來。今後香港人如何創造利用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便是新時代的新博弈、新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