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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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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文茜的世界周報》

【李敖不顧自身安危 為爭取言論自由坐牢 出獄後仍批判體制 直到戒嚴威權時代結束 解除報禁開放電視台 李敖在台灣才擁有自己的電視節目 那時他已60歲了 但台灣並沒有如中國大陸般地珍惜李敖 這群為台灣坐穿牢底的人 給了我們想要的自由 但台灣是一個遺忘他人貢獻的社會.最後將100%言論自由變成狗仔、媚俗、綜藝、沒有國際觀的古怪新聞的自由 李敖晩年感慨：我曾渴望的文化深度台灣沒有了 思想更狹窄了 這是台灣後代對我們這些先行者的回報嗎？語罷：我要先走了 】

「今天的名稱第一個叫作「李敖來台五十年」，可是他把它，這位老先生，把他自己的名稱改為「李敖禍台五十年」，你們覺得他是禍台呢？還是造福台灣呢？(造福台灣)造福台灣啊，OK。當年，他所寫的書籍，《傳統下的獨白》以及《獨白下的傳統》，在那個時代變成一個絕響。無論他對台灣有什麼樣的抱怨，比如說，他常常抱怨說，台灣是一個島國心態，他嘲笑很多台獨運動主義者；可是這個笨蛋，他卻因此為台獨坐牢了好幾年。我想，五十年來，沒有李敖，台灣太不精彩了！我們歡迎今天的主角--李敖先生！」主持人陳文茜。

「我過去講演從來不帶稿子，因為今天我有一點的緊張，所以寫了一張稿子。文茜你請坐，我怕你搶我麥克風，你請坐。（笑），」主講人李敖。

「過去啊！我一輩子有兩次丈母娘，第一次呢，就是胡茵夢的媽媽，第二次呢，就是我現在的丈母娘。我很少跟我丈母娘講話，什麼原因呢，是因為我的年紀比她還大。我比我太太大30歲，可是我第一任丈母娘年紀比我大很多，她講了一句名言，我覺得講得非常好，她說國民黨太不像話，國民黨太寬大了，怎麼把李敖給放出來了！」主講人李敖。

「我今天跟大家談到"你為我傾倒、我為你開封"，我要開什麼封呢？我有幾個部分我跟大家講一講。第一部分呢，我認為要有眼光，很冷靜的眼光，「冷眼人生」，用冷眼來看人生，我舉個例子來給大家看，有冷眼人生後就不會被騙，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看，好比說，過去蔣介石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大家注意喔，他一開始他不競選總統。」主講人李敖。

「他不競選，為什麼呢？因為按照我們中華民國憲法，總統沒有實際權力，我不要選總統，總統讓給誰呢？讓給胡適先生選。所以呢，這時候很多人反對，說怎麼可以啊，我們打了江山，怎麼可以把總統讓給胡適呢？大家不肯，不肯的話呢，陳布雷，就是現在 以前台北市副市長陳師孟的爺爺，就說有一個辦法可以使我們(蔣)總統來選總統。哪一個辦法呢？就是我們把憲法凍結，另外搞一個臨時條款。然後呢，這時候，當時的王寵惠先生就立刻拿出了臨時條款的草稿，請大家過目。結果大家通過了，立刻呢，就把憲法凍結，用臨時條款，使蔣介石可以選總統。結果，蔣介石就同意選總統，」主講人李敖。

「大家想想看，這種情況，蔣介石是什麼人呢？蔣介石就像是家裡面的男主人，男主人拿翹，因為你們叫我選，可是我不選了，我不選怎麼辦？你們要求我來選，這是什麼？是一種男主人拿翹的方法。還有一種姨太太的拿翹方法。大老婆當年幫著男主人辛苦成家，白手起家，賺來了整個家當，這時候小老婆進場，要搶這些家當。大老婆當年幹什麼呢？美麗島的人，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逃亡的逃亡，可是當時這些人雖然流亡、雖然逃亡、雖然坐牢，他們等於在戰場上，在第一線上作戰，可是當時，有一種人，當別人在戰場上做戰的時候，他們在戰場上撿戰利品。這是什麼人呢？就是當時美麗島的律師群，尤清、蘇貞昌、謝長廷、陳水扁。（掌聲）這就是我所看到的人間的真相，」主講人李敖。

「我跟大家講一句話，我常常有很多的被騙，我們最大的苦惱就是我們在台灣，以為在台灣，我們台灣大的不得了。各位想想看，在1987年3月28日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登出的消息，說「台灣的日月潭是全世界最大的湖」。（眾笑）各位想想看，光蘇聯的貝加爾湖，可以把整個台灣都裝進去，何況你的日月潭！給你舉這個例子，我們台灣啊，犯了一個毛病，自己啊拼命地本土，自己拚命的夜郎自大。今天我以住在台灣50年的資格，勸各位朋友，不要相信這種言論，他們是騙人的，台灣是很小的，很渺小的，我們難免眼裡只有台灣，可是啊，不要眼裡只有台灣，台灣的確是太小了。天安門事件柴玲跑出來，打電話給我，向我致敬。我跟柴玲說，我在台灣鬧了45年，所得到的世界性的名譽，趕不上你們在北京，鬧了45天。什麼原因？你們的戰場比我們好，台灣小，我們的努力，也跟著一起變小了，」主講人李敖。

「人生有很多好的一面，別以為我李敖看不到，只喜歡罵別人，我的書裡面有很多這種讚美別人優點的這一部份，我隨便舉一個例子給大家看。有一個有名的唱歌的女歌星，叫做瑪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她有一次到一個小鎮來唱歌，小鎮裡面有一位旅館的女職員是她的歌迷，想去聽她唱歌，可是那天正好當班，沒有機會去參加她歌唱，就很遺憾。瑪莉安德森她唱完歌以後，這個旅館的這個女職員的朋友，就把這個訊息告訴了瑪莉安德森，瑪莉安德森就叫她的司機開車，一聲不響地開到這個旅館的門口，她站在汽車頂上，一句話都不說，對著這個旅館唱了一首歌，然後走掉。大家看看這個小動作多麼的細膩，多麼的有人情味，所以我認為人生里面有很多這種我們要用青眼來看他的人，台灣太粗糙了，很多有細膩動作的人，我們都忘記了，大家看看在慰安婦的事件裡面，我覺得真正偉大的人就是王清峰，清峰，站起來！」主講人李敖。

「她那麼辛辛苦苦地，在推動這些事情，最後大家還記不記得那個地契，我堅持說這個東西要賣1000萬，我們才賣，不然不脫手，省政府宋楚瑜真的很了不起，陳水扁只出了100萬，陳水扁出100萬，施寄青老師，老師站起來給我們看看。施寄青老師的計謀是叫陳水扁出了100萬，高雄市你能不出嗎？所以高雄市市長吳敦義也出了100萬。黃義交黃委員他能夠本著宋省長的心意，(與何麗玲)捐出了700萬，比那陳水扁的手面大多了。可是我不肯，我說除非1000萬這東西不賣的，有一個人偷偷地加進了300萬，使得我的這個義賣成功，這個人就是王清峰，站起來。所以我說我們人間有很多，值得青眼去看的小故事，從外國到台灣都有的，我們不要忘記了，」主講人李敖。

「人家說我李敖會寫文章，錯的；說我李敖會賺錢，也是錯的；我李敖在中國的標準裡面，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我台灣沒有功可立，台灣誰都沒有功可立，台灣太小了；立言，我寫了這麼多的書，大家以為我在立言嗎？錯了，我覺得我真正的本意在立德，我覺得我給台灣做了一個，對不起，我要吹牛，偉大人格的榜樣。在台灣的這個高壓之下，我能夠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主講人李敖。

「《文茜半生緣》，她裡面有一段話，她說，李敖是她所看到的最聰明的男人，可惜太老了。她說李敖過去跟她說，妳們這種女人，將來不得好下場。她說可是我們這種女人再壞的下場，也不會比嫁給李敖更壞。陳文茜，我告訴你啊，施老師坐在下面她給你鼓掌， 今天我太太在現場，她絕對向你們抗議的，因為她知道陳文茜說錯了，這話是胡茵夢說的話，為什麼妳來說？」主講人李敖。

「在苦難當頭的時候，要用我們的達觀和努力和笑眼、笑臉，我們可以扭轉乾坤的情況出現，表示我們的不屈。 我曾經講過我的一個，最得意的一個故事，我在警備總部的時候，被修理，修理的方法就是拶指，拶指就是說把原子筆，一個一個原子筆夾在的右手，然後他抓住你的左手，放在左手上面，然後他從外面用力捏你的右手，這個力量透過你的右手傳達到你的左手當然很痛，然後呢，他放開手以後呢，還跟我戲謔性的開玩笑：李先生，不要怪我們喔，不是我們使你痛苦，是你的右手使你痛苦。我那時候疼得要死，可是我還會開玩笑，我說：我不怪你們，可是我也不怪我的右手，他們說那你怪什麼，我說我怪原子筆，」主講人李敖。

「朋友們，我們在此分手，因為我要繼續往前走。可是你們不要走，買過書以後再走，」主講人李敖。

「剛才李敖先生講的，他在晚年的時候最偉大的一點，就是他的人道關懷，所以前年(1997年)義助慰安婦的事情，如果不是李敖先生出面的話，我想我跟王清峰女仕，我們都沒有辦法，解決慰安婦的問題。王清峰女仕已經努力了七八年，政府一點回應都沒有，直到李敖先生出面。所以我知道李敖先生有這個盛會，特別把王清峰女仕邀請來，我說我們一起來，跟大家一起來謝謝李敖先生。不管他怎麼批評我們女人，他最愛的還是女人，」已故作家施寄青。

「最後呢，我引用宋朝大詩人陸放翁的一句詩，它叫做「君前作劇莫相笑，我死諸君思我狂」，我在你面前跟你開玩笑，做這些秀，你不要笑我，為什麼呢？因為我死了以後啊，你想我想得發瘋。君前作劇莫相笑，我死諸君思此狂，」主講人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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