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
久沒發文了，匯流一下最近的日記。
我喜歡作為一個聆聽者與觀察者，匍匐在社會的暗潮中，看見光未君臨之處存在的騷動。
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權威，有光、有筆、有鏡頭，才有歷史產製並保留。
作為一個人，就是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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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那麼愛新聞，對我而言是各個偶遇，事件連結起素昧平生的人們，也更傾向將他們還原為立體且具有肉之軀的個體，端詳他們過往的生命歷程。
我習慣晨起打掃、配著國際新聞背景音播送，認知世界在流動中的衝突與融合，大部分的聲音是槍響，從愈加劇烈的緬甸內戰，到加薩走廊的哀鴻遍野。
今早，一個稚嫩的十歲加薩女孩話音讓我放下手邊工作，擦乾手坐回螢幕前聆聽她故作堅強的顫抖，那是個本該在鞦韆上只需要記得天空的年紀，她從廢瓦殘堆中拖出一個書包，裡頭盡是種種緊急逃難用品，擁著弟弟吻了他的額頭說愛他。
他們說好，一有任合動靜就立刻到客廳集合，即便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手足之情深，是我最刻骨銘心的愛的樣態，而這句震耳欲聾的愛，壓過了隆隆砲火、穿過了半個地球，另一個處在承平盛世的我潸然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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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恐懼，是台灣人心中未發的芽，或無從選擇的聽天由命、或因恐懼而生的責備彼此。
線性史觀中，普遍認為迎來和平或民主化後，就像童話故事結尾般的從此過著幸福和平的生活。
其實綜觀歷史，戰爭與離散才是常態，並不是不動聽的威嚇或目的性鬥爭，那就是個逃不了的事實，所有事情都在看似不動時變動，像冰河奔湧大地，在緩慢無法察覺中破壞一切如常。
我們與南韓都是未終戰的國度，硝煙味仍在前線瀰漫，沒有一方擁全掌控權，都受制於世界各方傾軋之中，外部環境決定一切。
『《浪潮》用一個1967年發生在美國加州中學的真實社會實驗告訴我們：一旦外部環境嬗變，政治文明的退潮，可以很快。』
「世界離極權只有五天。」
民主國家對極權的想像遙遠、承平時期也對戰爭無知，哪個會先來到、對台灣而言，真的說不準。
整套機制緩緩捲動，牽引出些微徵兆，小的不起眼不受普遍重視，通常驚覺之時已為時已晚，能力挽狂瀾的關鍵時刻已被集體無意識而貽誤。
這些徵兆體現在一個個新聞上的標題、社群下的留言、一次次集體的盲從和過度的狂熱與深信、或對於改變現況的過度迫切，甚至樂觀，都可能將集體社會推向深淵。
如二戰前的世人孤注一擲相信狂人將領他們邁向新生脫胎換骨、如文革時的紅衛兵相信有為青年將破除舊陋習並創造新中國，那種充滿希望的嚮往未來，一片廢墟裡的內在興榮假象，以及在大鳴大放與六四前波瀾壯闊的討論新可能的思潮，人們相信著變得柔軟的社會可以包容言論並激盪出更自由而開放的走向，換來的卻是以時代為單位的腥風血雨。
在我這並不長的廿四年歲，已經遇過幾位從這種心態巨變走出來的人，對我生命造成的震撼，無以言表。
速度感是比較而來，人們無法從單一此刻的座標發現位移，因此需要接觸外在、需要新聞、需要記者，協助我們在日復一日的平常之中定位自己與外在的動態變化，並保持看待事件的批判和懷疑。
一個國家最脆弱的時刻，是在一個瞬間的事件發生、所有人驚愕且未知之時的言論爆炸，也炸開銳實力侵蝕的巨大破口，會瞬間凝聚一大票社會內的自體攻擊能量，穿鑿附會的陰謀論更會成為主調、無以擺脫。
（若要舉例，最近一次就是大停電當下的社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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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起國安法前潔平的一段話：
「惡是一整套的機制，無聲運行於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常。
每個人的動作只要在這機制中適應一點點，或者扭曲一點點，捲入所有人的深淵就形成了。
擺脫它的成本會越來越高，高到遠超普通人可以承受，甚至就算離開，與這機制互動出的默契依然留存在你的身體習慣上。
而這時，從外看來，無論內裡多少抵抗與掙扎，所有人已逐漸固化成同一個惡的符號。
難題在於，你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身處其中」，什麼時候可以「置身事外」。
疫情之後、走向冷戰的世界，民主國家的諸多應對決策，暴政的因子，早已潛藏其中。
若把政治的場域縮小，即使在自由法治的社會，家庭、學校、職場、教會等各類大小組織中，暴政運作的因子，更是無處不在。」
亂世落重典，香港的墜落僅僅一瞬，快得令人反應不來。
我曾說過，之所以想學政治，是想知道我與我的國家是如何死去，一個悲壯淒美而無用的原因，將歷史與世界的終點視為一場毀滅、將自己置於四維座標系之中，知古今、談中外；也將自己本身的終點視為一場消亡，要怎麼在自我煙滅之前，將自己狀態調整到能從容就義、並為所愛鋪好後路。
這個所愛的範圍，小至家人、大至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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