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1946年中華民國「制憲國民大會」臺灣區代表當選人名單。
12月25日是聖誕節,也是中華民國的行憲紀念日。
1946年12月,制憲國民大會所通過之中華民國憲法和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中規定「本憲法在1947年12月25日實施」,即在此日之前應當選出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以便在行憲之後產生中華民國政府。
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在國民政府公布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當選名單之後,於1947年12月21日發表了聖誕節廣播講話,以下為內容摘要: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就是耶穌降生一九四七年的聖誕節,將是我們中華民國和全體人民統一獨立平等自由新生機運肇始的一天。我們新憲法特點,就是它保證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普遍的給予我們全國的同胞。這個新憲法確認了全國國民的各種自由權利,它在國家統一與自由之下,於一個自由人民的精神中孕育誕生。我們認為新憲法的實施,只是完成我們建設新中國的最後目標的初步。但這對我們中國三千年來專制政體和封建社會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我願我們全國同胞,憑著信仰和虔誠,共同一致,努力前進。」
民國36(1947)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憲法正式實施。
在行政院將行憲紀念日定為國定假日後,自1962年至2000年間的每年12月25日均放假一天,而從2001年公務人員實施周休二日之後,行憲紀念日便成了只紀念不放假的國定紀念日。
回顧制憲過程,民國25(1936)年5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五五憲章」,但旋即進入戰爭階段,因此擱置憲法制定事宜。
民國34(1945)年9月9日,何應欽將軍代表於南京接受日本降書,仍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則於民國35(1946)年5月5日遷回首都南京,政府機關也陸續回到南京。
民國35(1946)年1月10日,由中國國民黨邀集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及社會賢達人士等36位代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原訂5月5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後因協商破裂,國民黨宣布於11月12日舉行制憲國民大會,而共產黨、民主同盟拒絕出席。
制憲國大代表有分配政黨名額共700席(其中中國國民黨220席、中國共產黨190席、中國青年黨100席、民主同盟80席、社民黨40席、其餘無黨人士70席),各省區域代表有770席,職業代表437席,特種代表(僑選、蒙藏、軍隊、婦女等)143席,共2,050席。
包含臺灣、東北等日本占領區則在戰後選出,於11月15日國民大會制憲大會開幕式,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致詞時也有提到這二處。
此次制憲國大代表,臺灣區分配到18名,包含臺北縣、新竹縣、臺中縣、臺南縣、高雄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等8縣各1人、臺北市1人、婦女代表1人,高山族代表1人、農會代表2人(含漁業代表1人)、工會代表2人(含鐵路工人代表1人)、商業代表2人(含航業代表1人)、僑選1名。
上述之國民大會臺灣區區代表及職業團體代表於民國35(1946)年10月31日舉行的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臨時大會上選出,當選人分別為:顏欽賢(臺北縣)、黃國書(新竹縣)、林連宗(臺中縣)、李萬居(臺南縣)、林壁輝(高雄縣)、張七郎(花蓮縣)、鄭品聰(臺東縣)、高恭(澎湖縣)、連震東(臺北市)、謝娥(婦女)、南志信(高山族)、洪火煉(農會代表)、劉明朝(漁業代表)、吳國信(工會代表)、簡文發(鐵路工會代表)、陳啟清(商會代表)、紀秋水(航業代表)及郭耀廷(臺灣華僑代表)共18位制憲國大代表。
至於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方式,並非由臺灣省民直接選舉,而是採間接選舉方式,由各縣市議會以及各代表協會組織推舉候選人,並經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核定後,由臺灣省參議會投票決定。
當時臺灣省參議會有30名參議員,其中多位「帶職參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包括副議長李萬居,以及洪火煉、高恭、林連宗、顏欽賢、鄭品聰、林璧輝、劉明朝等參議員均獲選制憲國大代表,而時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的長葛敬恩,亦以特種(軍隊)代表的身分出席南京的制憲大會。
當年臺灣代表團於11月15日赴南京國民大會堂(今南京市人民大會堂)報到,出席制憲國民大會。
大會於11月22日選出主席團主席48人,吳敬恆為大會主席,臺灣代表黃國書名列其中。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於11月28日進行1讀,12月21日完成一讀,12月24日完成二讀並通過10條「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規定憲法於隔(1947)年元旦公布、12月25日實施。
制憲國民大會於民國35(1946)年12月25日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日後便以12月25日為「行憲紀念日」以茲紀念。
不過,這批制憲國大代表屬於任務團隊,因此當制憲工作完成後,制憲國民大會隨即解散。
民國36(1947)年11月21日,全國舉行大選,由全國國民以無記名方式直接選舉3,045名國民大會代表,是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也是日後因政府遷臺遲遲無法改選而遭受批評的「萬年國會」。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第一屆國大代表名單 在 高雄好過日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為何中國黨派出的市長候選人都是這等貨色?】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被民意唾棄的「被罷免人」韓國瑜,今晚將回到高雄,推薦李眉蓁為他的繼任人選。
很多高雄人都很好奇,為何中國黨在高雄,只剩下這樣的貨色能競選市長?
言必稱庶民的韓國瑜,當然不是「菁英」,但頂多是「墅民、土豪」,而不是「庶民」,他象徵了黃復興黨部與數股非主流利益的合流。然而在中國黨打倒在高雄執政二十年的民進黨,爽的要死的時候,背後顯示出來的警訊,卻是中國黨人才培養系統的徹底崩潰。因而在韓國瑜被罷免後,只能推出學歷造假,連話都講不清楚的二流派系政二代李眉蓁。
全台第二大黨,把高雄人藐視到這種程度,恐怕連在地的一些中國黨支持者都不一定能接受。
這篇文章又是一篇長文,但若你是「解嚴後」一代,我們邀請你花點時間,了解中國黨是怎樣在高雄政治佈局,怎樣培養地方到中央的行政人才,卻佈局佈到全盤敗退,連在地市長的人選都派不出來;又是怎樣不得先用叛將,再被一個養出大批親衛軍的黃復興鐵藍+雲林土豪挾持的?
#省轄市時代的派系政治
這個故事當然很長,最關鍵的那年,還是1979年。
當年7月1日,高雄升格院轄市,資源變多同時,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再也不用選高雄市長了」,每一屆市長,從此都會由中國國民黨直接指派,在選舉制度改變前永無政黨輪替可能。這招,在台北升格時中國黨已經嚐過甜頭。中國黨在台北市長的選戰中,先是意外輸給黨外的高玉樹,好不容易做票贏回來,卻又被美國警告首都市長作票試試看而再輸。在台北升格後,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任意的安插自己人。
在1979年以前,高雄市長大致上是派系輪替的格局,由於高雄是1920年代後才快速成長的移民城市,因此在早期,高雄的地方政治由外縣市移民基於同鄉情誼產生的派系維繫,大致分為澎湖派、台南派,和本地政治家族三大勢力。
在實施地方自治後,第一、二任市長謝掙強是澎湖派,第三任市長陳武璋是台南派,但在陳武璋任內,由於十全路開闢工程、愛河原木浸泡等案圖利岳父,而被議員巫義德發動高雄史上的第一次市長罷免,但中國黨動用國家機器,硬是透過威脅利誘,讓已經連署罷免的市民紛紛放棄,巫義德也被列為重點觀察名單,但他仍然繼續爭取「真普選」(國會改選)而被警備總部以「中(華民)國版國安法」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顯示雖有選舉,但沒有人民表達政治理念的空間。
然而,中國黨也發現陳武璋的施政引發眾怒,因而第四任市長提名本地派的陳啟川參選,並連任到第五屆。陳啟川家族實力、名望都足夠,震得住各方,但在他卸任時,中國黨因再次提名過了風頭的台南派陳武璋,引發認為應「派系輪替」的澎湖派不滿,導致中國黨分裂,雖然在選戰過程,中國黨不斷打壓政敵,黨外的楊金虎(也是台南出身)仍意外當選第六屆市長,成為第一位非中國黨籍市長,亦是戰後學歷最高(台大醫科,日本醫科大、南洋大學博士)的市長。
不過,楊金虎並非堅持民主改革的堅定反對派,在中國黨統治的環境下,也受到「中央」種種政治干擾,不得不妥協求生,在任內將壽山和愛河改名「萬壽山」與「仁愛河」來諂媚蔣介石,但又涉及市府顧問洪劍鋒「賣官鬻爵」案,詳情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結果就是楊金虎一屆任期結束就被收押,官司纏訟17年,至死都未定案。
1973年,中國黨提名本地出身,政商雙棲的前市議會議長王玉雲競選,擊敗已退黨的「澎湖派」謝掙強成為第七屆市長,這顯示了兩點:
一、派系與中國黨的結合大抵只出於利益,而若得到黨的加持,一對一廝殺大致都能獲勝。
二、到了1970年代後,高雄成為人口近百萬的工商大城,早期同鄉移民的「人親土親」影響力漸漸減弱,地方的家族取而成為政壇要角。
有趣的是,王玉雲原本僅小學(公學校)畢業就出社會發展,但擔任議長後,竟然取得「日本產能短大工商管理系」學位,引起對手謝掙強質疑。謝掙強敗選後還一狀將王玉雲告上法院,控告偽造文書(學歷),並向庭上表示,如果王玉雲能從頭到尾把26個英文字母寫完,他就不姓謝,改姓王。當然,在當時的環境下,揭發中國黨籍的政治人物偽造學歷還是不了了之,眉蓁若活在當時可能會很羨慕吧!
#官派時期
在王玉雲連任第八屆高雄市長就任期間,高雄升格直轄市,「高雄市長」這個職缺在升格後,與台灣省長、台北市長並列,成為層級最高的地方行政首長職位。由於中央部會官僚和行政首長政務性質仍有不小差異,因此當時黨國想培養的重點對象,大多要經歷「院級地方首長」歷練。但對中國黨來說,高雄在他們眼中最低下,因此也成為一個「入門級」職務。
在高雄升格院轄市之前,中國國民黨的選舉要擺平各方不同的派系勢力,還要抗衡黨外逆襲,升格之後就沒這種煩惱,因而王玉雲當完任期後,中國黨不再讓地方派系出任市長,在院轄市官派時期,前後共指派四位市長,分別是楊金欉、許水德、蘇南成和吳敦義接掌高雄,其中楊金欉和許水德卸任便升任台北市長。以下我們就簡單介紹為何是這四位。
楊金欉是「台電幫」出身,典型的「技術官僚」,他能獲派素無淵源的高雄市,是因為擔任行政院長的老長官孫運璿力挺。楊金欉剛進台電時,被派到水力發電廠,就曾讓前來孫運璿留下好印象。因在台電表現優異並曾赴沙烏地阿拉伯擔任技術團團長,1978年在台電協理任內被拔擢擔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又以黑馬之姿出任高雄市長。但僅做不到一年就「升任」台北市長,是史上任期最短高雄市長,看來只是來高雄過水,但孫運璿中風後,楊金欉身體亦有狀況,政治道路最高止於台北市長。
接下來三位,許水德、蘇南成、吳敦義則是延續蔣經國「催台青」風潮下,逐漸成為中國黨主流的「本土藍」地方政治菁英。
在1970年代,中國黨政權在長期堅持僵化與脫離現實的外交政策下,最終走進死巷,退出聯合國,也和美國漸行漸遠。當時蔣介石的生命已如風中殘燭,稍微務實一點的中國黨人也都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自己的命運和他們佔領的這個島嶼再也分不開,於是實際領導人蔣經國,在1973年掌握大權後,一面繼續鎮壓反對運動,一面把把中國黨加入本土化的成分,推動了「催台青」政策,提拔台灣籍的官僚進入政府較高層位置,讓台灣菁英有支持政府的誘因。
在蔣經國統治下,台灣人能做到最大的實權行政長官職位是「台灣省長」,而在內閣裡面只能做到「內政部長」,而與外交、國防無緣。這隱含著你們台灣人跟英國統治下的印度、馬來人一樣,地方可以給你們族人「自治」,提拔你進中央政府已經是極大恩惠,但我們「中華民國」的法統還不能直接給你。至於打破這點的人叫李登輝,其政治手腕實在無人能及。
1931年生的許水德,教育界出身,歷任高雄市、屏東縣、台灣省教育,社會等公職,在王玉雲任內擔任市府秘書長,自創「水車哲學」,認為現實與理想要兼顧,屬於處事圓融之官僚,卸任後出任台北市長。
1936年生的蘇南成,曾退出中國黨,在1977年參選台南市長當選,其貼近民眾,舉辦活動,大興土木的風格,已是嫻熟於選舉的一號人物,當選後被蔣經國再度「收編」回到中國黨,於1985年空降高雄,任期中和地方家族派系為主的議會頗多摩擦,在1990年卸任後轉任國策顧問,侯任國大代表與議長。
接下來這位,大家就很熟悉了,他是年輕許多,1948年出生的吳敦義。
台大畢業,由中國時報記者從政,歷任台北市議員,南投縣長,當時是中國黨培養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成為末代官派市長,他和議會的關係稍微圓融,也順利當選第一屆民選市長,然而,吳敦義任內市政格局突破不大,無法解決市民關切的交通、環境等議題,而在1998年敗選。
吳敦義在1998年的敗選,以及接下來2000年中國黨失去政權,李登輝被趕出黨內,讓中國國民黨地方的發展,從此走上另一條道路。
最大的直接影響,就是中國黨差不多忘了有高雄這個地方。
#後李時代的地方崩潰
在後李登輝時代的中國黨,黨內保守勢力復辟,排擠所謂本土藍,先是造成一波親李登輝人士出走,仍有強大勢力的黃復興黨部等死硬組織,從此對「台籍人士」充滿戒心,並將中國黨路線帶向極端化,在李登輝之後,20年間,竟然沒有所謂「本省人」再度代表中國黨參選總統!
當「高雄市長」不再是個可以培養領導人的方便空缺,而天龍人也不願意「下」高雄深蹲打辛苦選戰,中國國民黨在吳敦義的副市長黃俊英兩戰皆墨後,只能再次由派系中擇人出戰高雄市長。
然而,在長期地方勢力缺乏向上發展機會的狀況下,地方派系以佔領議會,鞏固地盤為優先,在高雄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幾大家族紛紛跨足地產、金融等多元產業,形成政商複合集團,既然中國黨殖民體系不容許本土派進入層峰,那對政二代而言,守護家族的地方利益,就比起政治上的專業更加重要。
再者,由於中國黨既失去地方執政權,又不願意從頭培養專業素人參政,在沒有一套世代交替的遊戲規則下,地方黨部放任小諸侯政治分贓,割據一方,卻又沒有一個明顯霸主。在金權政治影響下,2002朱安雄議長賄選案中,許多家族雖被牽連其中,包含李眉蓁父親在內,但都隨即派出妻子兒女出馬競選,更令年輕一代選民感到厭惡。
因此,當中國黨要從地方政治人物中挑選市長候選人,不是自己有案底、就是家族或樁腳涉案,就算我們看本人就好,這些地方議員的學經歷或談吐,大多一看就是靠爸才有辦法從政的。
在2010年黃昭順慘敗,首次落居第三後,中國國民黨迫於無奈,只能在2014年啟用叛將楊秋興出戰。可以看出,在韓國瑜出現之前,中國黨地方人才庫已經山窮水盡。
#中國黨引狼入室
韓國瑜的背景特別之處,是作為黃復興鐵桿深藍出身,但又娶了雲林地方砂石派系的女兒,成為中國黨「外省權貴」和「本省派系」的匯流,因而能調動許多高雄境外資源參與選戰。
但在韓國瑜靠著矇混詐騙的風格獲勝後,沈溺在勝選中的中國國瑜黨,不知耕耘地方,治理能力一塌糊塗,把高雄當墊腳石落跑,惹惱93萬高雄人,進而將他罷免成功。
韓國瑜任內,其實也沒有培養任何人才,一幫挺韓市議員在議會荒腔走板的護航,一下唱歌,一下追蹤器,當主子被罷免後,要從這其中挑人出戰,還真是不容易的任務。
因此,我們就看到李眉蓁,一個二流政治家族,講話講不清楚,比韓國瑜還草包的地方政客,竟然雀屏中選。在短短一個多月的選戰中,鬧出申辦已經截止的亞運與世大運,用抖音拍片侵權,發明丹丹沒有的食物,論文整本抄襲還不誠懇道歉,主張全民種甘蔗釀蘭姆酒,全市引海水沖馬桶.......除了給予市民一些樂趣外,只是讓中國黨難堪而已。
中國黨在高雄提名這些人選,等於在羞辱全部高雄市民。
事實證明,中國國民黨永遠沒有下限,而且從來都輸得不夠慘。明天再一次出門投票教訓中國黨,讓他們連陳其邁的1/3票數都拿不到,早早瓦解進入墳墓,才是唯一正途。
第一屆國大代表名單 在 蘇嘉全Su Jia-chyuan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台灣民主先生李登輝前總統在今天蒙主寵召,離我們而去,聽到這個消息,就彷彿胸口突然壓了一塊大石,如此沉痛、令人難捨!
相信在此時此刻,許多人一定跟我有著同樣的感受,因為李前總統的一生,承載著台灣人從殖民、威權走向民主、自由的寶貴記憶。
回想我與李前總統的初識,要從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說起,時任副總統的李先生在晚間宣誓繼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那時成立不久的民進黨跟國民黨,始終是站在對立抗爭的兩端,而當年我是民進黨十一位國大代表中最年輕的一位,我們原以為李前總統也會跟傳統國民黨保守派一樣,抗拒民主化浪潮,然而當李前總統在二月政爭的驚滔駭浪中成功連任後,隨即召開國是會議,廣納各界建言,結合民進黨的主張與爭取,開始推動一系列的民主改革。首先即是修憲終止動員戡亂,廢除臨時條款,然後讓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使「萬年國會」走入歷史,國會得以全面改選,更修憲推動總統直選,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從此開始迅速發展。
1996年總統首次直選,那時李連搭檔競選,我那時已連任立委,同時也擔任彭謝配的競選執行總幹事,再次與李先生競爭。96年總統大選是台灣人第一次當家作主選擇自己的未來,當時社會內部眾聲喧嘩,外部則有著中國進行飛彈軍事演習威脅。然而,就在這樣內外交迫,國際注目的重要時刻,儘管最終由李連配獲得54%的得票率,當選第九任正副總統,但台灣人不畏挑戰,勇敢投下自由意志的選票,選擇自己喜歡的候選人,也贏得國際社會的肯定,可說是最後的贏家。
在李前總統主政的十二年中,他戮力推動台灣民主化,從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政黨政治架構的建立、軍隊國家化、解除黑名單,以及使人民告別威權統治,白色恐怖不再。這段寧靜革命的成就,讓已故國際知名政治學者杭亭頓曾公開表示:「李登輝過世,台灣將留下民主,但李光耀過世,制度隨之而去」,台灣成為第三波民主化中最耀眼的國家,可以說李前總統民主先生的稱號當之無愧!
即使2000年卸任後,李前總統也沒有卸下重擔享受清福,繼續用背著十字架的精神,為台灣的民主鞏固與發展四處奔走。在大腸癌治癒後,他走遍台灣各縣市,對每個地方的發展與建設如數家珍,在走完這趟生命之旅後,他主張台灣應該推動第二次民主改革。可以說,李前總統燃燒自己有限的生命,化作永續發展的養分,喚醒台灣人對腳下這塊土地的重視,建立追求自主的意識,確立台灣的獨立存在。他一再呼籲台灣人必須脱古改新,揮別民族主義,讓民主成為台灣人的共識,提醒我們永遠記得要抬頭挺胸的在世界上立足,以身為一個台灣人而驕傲,從此告別悲哀。
李前總統的離去,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新的開始。在新的時代裡,台灣要面對的挑戰,比過去更加巨大,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那個笑容溫暖敦厚,目光犀利堅定的阿輝伯替我們一肩扛起,所以台灣人一定要更加勇敢、更加團結,我也堅信在天上的阿輝伯,一定會時時刻刻照看台灣,保佑台灣。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再不捨也還是要擦乾眼淚揮手道別,阿輝伯請您放心的回到天父懷抱安息,過去是您揹著台灣一步一腳印,在民主與自由的道路上,風雨無阻的向前邁進,是時候該好好休息,換台灣人背負您的意志,做自己國家的主人,走出屬於新時代台灣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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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第一屆國民大會臺灣省代表
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於1947年(民國36年)
11月21日至11月23日在全國同時舉行。應選3045席實選2961席,
其中包括吳三連、余登發、連震東等具代表性的臺籍菁英。
隨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者一直沒有進行改選,許多代表一
直當到過世,未過世者則一直擔任至中華民國80年底才全面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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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行憲後 確實有台灣省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
台灣省地區人民接受這部憲法無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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