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府前國策顧問黃天麟仙逝消息傳來，心中悲傷難平。黃前輩從第一銀行基層行員做起，後成為第一銀行董事長，一生關心台灣國政。雖也曾擔任國安會諮詢委員及國策顧問，但他最重要的身分是扮演知識份子的良心，這份良心既輔佐也批判當權者，樹立堅毅的典範，當令世人永懷追念。
最後一次見到前輩是今年一月在交通部。台灣國家聯盟前來探訪，席間，黃天麟、姚嘉文、吳樹民等前輩給予我許多提點與鼓勵。三月，黃前輩出版《金融鬥士》，口述他的一生，讀來宛如進入台灣金融發展的時光隧道。前輩贈書，我將其置放於光合基金會的精選書架上。
李登輝總統的年代，黃前輩擔任國安會諮詢委員，是我在國安會的前輩。解嚴與開放兩岸交流後，台商急欲西進。然而，前輩篤知中國長期磁吸，除了令台灣經濟失去自主性外，將使台灣陷入產業空洞化危機。於是他上書李總統，提出對中國的投資要有比例的限制，高科技、基礎建設、五千萬美元以上大型投資案不能放行，爾後都成為戒急用忍政策的關鍵內容。在台灣智庫李登輝學的研討會上，與會者曾多次提及黃前輩的貢獻。
二○○○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筆記型電腦、八吋晶圓等電子產業，甚至是金融業，再次拋出西進壓力。前輩多次參與台灣智庫會議，與林鐘雄董事長、吳榮義董事長、陳博志教授等先進奔走奮戰，整合知識界力量，提出制定對中國投資的總量管制比重，在歷史的關鍵轉折點，為台灣守住了半導體發展的命脈。
馬英九上任推出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強行推動兩岸服貿協議，導致太陽花學運爆發。期間，黃前輩雖已八十多歲高齡，仍秉持其對守護台灣經濟路線的堅持，他筆鋒如劍，擲地有聲，以知識為經，良心為緯，在混亂的時代，屹立如昔。
在美中戰略競爭日熾的今天，與同價值理念國家建構可信任產業鏈，成為主流。但這樣的觀點在五、六年前卻被視若敝屣，難以撼動當時期望連結中國走向世界，打造大中華經濟圈的風潮。這也凸顯了當年黃前輩顧本強台政策主張的先見之明，與其不憂讒畏譏，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知識責任感。
在世人認為沒有騎士的時代，黃前輩從一而終，一以貫之的主張，似乎與許多既得利益者格格不入。我則感念他是一位守道者，一生堅守台灣主體價值，是一位愛台知中的金融領袖，貢獻無法盡數。長老們雖陸續先走一步，後生晚輩的步伐當更堅定，莫辜負前人昂然闊步所留下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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