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投機的理論——馬英九錯在什麼地方
【前言：文章貼出後，從以下的回覆來看，有兩個前提應該先加以說明：
第一，本文所謂的投機主義，是自英文opportunism翻譯而來，並不是在批評馬英九投機，而是一方簽訂契約後又可能毀約或鑽條文漏洞的行為。
第二，目前多數人批評馬英九的方式，是認為中共簽約之後，可以任意毀約，所以中共不可信（如報導中的觀眾提問）。
但是馬英九的回答則是中國遵守了很多約定，所以並非不可信（見報導中馬英九的回答）。
目前多數批評馬英九的人，要是馬英九更聰明一點，其實很容易被反將一軍：如果中國真的如你們所說的如此不可信，那麼台灣就不應該和中國簽訂任何契約，但這顯然與事實不符。
多數批評馬英九的人之所以如此容易被馬英九一方反駁的原因在於，答案不應該是非黑即白，而是要解釋在何種情況下的哪種問題，可以與中國簽約，何時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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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傳媒》報導，在馬英九基金會的「國家不安全研討會」上，一位頗有見識的觀眾發問：
「馬總統我有疑問，共產黨在歷史上有多少次背信忘義的紀錄，跟共產黨和談可能嗎？它說的話可以信嗎？」該觀眾指出，「1945年毛澤東和周恩來飛到重慶簽訂雙十協定，隔年就在國統區發動戰爭；一國兩制宣稱50年不變，現在香港如何？當年823砲戰時，蔣公屈服了嗎？中美斷交時，經國先生屈服了嗎？台海危機時，李前總統屈服了嗎？你現在談這些事情，對得起張靈甫、邱清泉、黃百韜將軍嗎？」
馬英九回答道：
「共產黨說話不一定可靠，但是不是一定不可靠，要看他們表現。」馬英九說他任內跟大陸簽了23個協議，都規規矩矩遵守，至少在他執政8年裡都是。當時大陸要設M503航線，我們要它離中線遠一點，陸方也做到了，「並不見得一個常說謊的人永遠不會說真話，要看你用什麼態度對待他，我們可以慢慢檢驗。」
馬英九的說法正好與美國現有政策形成強烈對比。與中國打交道多年，美國付出慘痛代價，才習得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並無法改變中共；而且與中國往來和蘇聯最大的差別在於：對於蘇聯，要信任但驗證（trust, but verify)；對於中國，要不信任且驗證（distrust and verify）。
「信任但驗證」的策略來自雷根，他提出信任與武力的悖論：「國家之間彼此不信任，不是因為彼此均有軍備。反而是因為國家之間彼此不信任，所以彼此才均有軍備。」（Nations do not mistrust each other because they are armed. They are armed because they mistrust each other.）據此美國在雷根任內與蘇聯簽訂中程核子導彈條約，但是也發展出嚴格的檢驗程序。
但是這一套對中共並不管用，中共的狡猾與契約精神付之闕如，使得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來一再付出代價，因此從信任但驗證轉變為不信任且驗證。
雖然馬英九的語言與思想都陳舊而復古的，依舊活在美中交往、彼此信任的過去，但是這個問題卻是普遍存在的：當一個政治人物公開宣稱未達633要捐半薪卻又反悔時，我們是否還能夠繼續相信這個人？我們應該如何從思想原理與哲學上，根本理解這些想法的差異？
諾貝爾獎得主Oliver 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論，對於人性有一個頗有爭議的假設：當亞當・斯密假設人皆自利（後世美其名曰理性）時，Williamson假設人皆自利「且狡猾」，對他的理論而言，這個人性假設實屬必然。
但是這也是Williamson被批評最多的地方，甚至連他的老師——卡內基學派掌門人——Herbert Simon都表示，他難以相信人類組織的基本原理要建立在如毀約等投機主義上。
Williamson對此提出反駁，他認為人皆自利並有投機主義的傾向，並不是認為人一定會投機。正好相反，如果我們知道凡是人皆會投機，事情就好辦多了，我們只要能夠衡量出人的投機傾向，就可以設計出簡單的制度（如保險）輕而易舉地解決投機主義的問題，而不需要大費周章設立組織。
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並不知道哪些人會投機，哪些人不會，這種投機傾向難以評估的特性，產生了行為不確定性，這種行為不確定性，無法簡單地以保險制度來解決，因此我們必須對於可能因為對方投機行為而獲取的利益大小（專有名詞是可被佔有的準租），來設計不同的保障措施（safeguards)，當誘惑很小時，可以用比較簡單的保障措施；當誘惑很大時，就要用比較複雜的保障措施；當誘惑極大而行為不確定性又極高時，就必須使用組織來處理投機主義的問題，因為這時市場上已經不存在相信對方又可以用簡單保障措施，就可以解決投機主義的空間，只能用併購等方式，讓對方成為自己的下屬，以命令的方式解決投機主義的問題。
這種解決的方式在於不存在更高的第三方（如超國家機構）可以驗證又能強制執行的時候，就必須將對方可能毀約等投機主義的行為不確定性列入考慮，否則就會蒙受極大的損失。
具體來說，當現實並不存在高於台灣與中國之上，能夠驗證雙方合約的內容又有能力能夠強制執行時，雙方就必須考量彼此締約時的利益大小與投機主義傾向，對方毀約造成不可回復的利益越大，而且對方的投機主義傾向越強時，越需要強烈而複雜的保障措施，才能確保契約的遵行；當利益極大而且對方投機主義傾向極高時，甚至可能達到市場無法存在，而必須以併購的組織方式來處理。這也是為何在某些層次，台灣可以與中國簽訂某些契約，以及加上何種保障措施，但是在另一些層次卻必須避而遠之的原因。
對於環境變化、投機主義可能造成的利益大小、與投機主義傾向渾然不覺，才是馬英九對這個問題認識的天真所在，也才是他可能造成台灣國家安全漏洞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