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從雨傘到反送中的情感核動力 — 當情感由他人回歸自身】
很久以前，英國學者馬寶康就獨具慧眼，開始研究「香港本土主義」。去年他製作了一部紀錄片《香港本色》，訪問了很多思潮和行動相關者。幾年間，我們見過幾次交換意見。向別人分享歷史，也像重新經過歷史，發掘自己都遺漏的細節。
本土運動發展有大形勢配合，但其濫殤還是情感爆發，有時更是負面情感。就像核廢料會毒死人，但用得好也能帶來無限動力。
上世紀香港人向來被視為政治冷漠，67 暴動之後政治事件總是難以開花結果，歷史經驗令很多人陷入失敗主義。政治冷漠不代表沒情緒，只是一直壓抑。偶有發泄，例如《頭條新聞》的戲謔、六四之後類似電影《人間道》的意有所指、達明一派的惶恐和焦慮、討論移民與否……都是負面情緒的移情宣泄，但當然是殘章斷片，無法形成體系。
香港人上世紀的政治情緒大爆發，是因為六四事件。浩大的公眾遊行、全港社會賢達和藝人齊聲和應，既是為彼邦人民吶喊，也是為自己即將到來的命運吶喊。這是個得以流傳的共同情感經歷，也是現時公民社會中老年人的共同心理基礎。為甚麼我們是同一班人，因為我們都經歷了一樣的大時代。然而六四情感經歷，像許冠傑的歌，是共同體的初階，遺民卻是不世襲的，世代交替之下，情感會無法傳承。而且情感是跟時間、地理、人物緊扣。北京六四事件，無法成為香港這個政治族群的核動力，因為「地理」、「人物」都是別人的，只有「時間」這一點勉強中港同沾，不過還是逃不過內部世代交替的影響。所以六四之後，香港人對自身薄情，對中國深情。就像吳叡人評反送中，為何本地社科學者普遍缺席，他認為主要是兩個：
「……一個是香港人文社會型知識分子的運動經驗非常少，非常地學院，他們是親西方的產物，一邊優越感很重，拼命掉洋書包，一邊說自己是反殖民，後殖民，這種自我矛盾的意識非常明顯，讓他們陷入一個深度被殖民的意識裡而跨不出來。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面對年輕人很生猛的東西，年輕人不一定讀過什麼《想像的共同體》或其他理論，但卻用實際的生命在日常生活進行鬥爭。這些事情其實是嚇壞了這些我稱為『葉公好龍』的知識分子。」
上世紀交替之間，中國成為威脅香港現狀的最大可能，但卻被香港人投入最多而罕見的情感。這種遙距情感爆發，只是遙相聲援，最多捐錢、幫走佬，但這情感不會成為變革本地的能量。就像六四後的「三罷」，既是司徒華為了保衛大中國、執迷安全社運而取消，但當時人都是服從，因為情感上他們不會為北京的事情，而無故打爛自己的超穩定秩序。畢竟鎮壓不是在香港土地裡面發生。
14 年《白皮書》和人大決議之後，「中國恩准民主」、「又傾又砌」、「民主回歸」作為香港前途解方徹底失敗，「奪回自身」的新嘗試自然進場。從雨傘以來到反送中，都是香港人嘗試在建制已經不恩准恩賜並且缺席的情況下，試圖使社會契約不再懸空、使情感不再懸空。憲政不是一紙空文，而是長期的社會慣例和情感記憶。香港人從反殖民到反警暴，之後再出現文宣網絡、經濟網絡、秘密結社式的手足情誼、國際外交，是重新填劃自六四後一直懸空的自身：香港社會如果不考慮其他權力，會是怎樣？於是想像，於是理論，於是實踐。
在「去懸空」的過程，投入中國的情感自然減少，所以大學生幾年前開始不去支聯會晚會；到了今年六四，大部份人都在維園、在各區置換了當日主題，變成高叫「光時五缺」和獨立口號。這一代香港人對於過去歷史和情感，是轉折性傳承，就像榮格師從佛洛伊德，卻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香港人從仰望中國，變成仰望自身。證據是作為「離岸中國民族主義」核動力的六四活動，終於被「去中國化」。親中報刊《亞洲周刊》在六四之後，神速發文批判這種改變。香港人不再自我懸空，對中國當然是警號。這種改變，大概也應了 2013 年陶傑說的：
「你心繫中國，起碼都覺得大家係『同胞』。如果唔覺得係『同胞』，大家冇血緣之近，就會選擇唔去六四晚會囉。由中共眼中來看，如果今年六四燭光會由去年十五萬人，變成一萬五千人，你都咪話唔驚？咁可以證明香港獨立意識極之濃厚。兩害相權，如果我係中共，我會想多啲人去六四紀念會。」
香港人傳統上被視為政治冷感，其性亦一窩蜂加三分鐘熱度。然而反送中到今日，仍然死不斷氣，不是因為實際在爭取甚麼。我相信大部份人現在已很少在想自己在爭取甚麼，而是情感。香港有很深殖民歷史和商業背景，「情感」總是被污名為亂事無用之物。然而沒有異常的情感，就沒有異常的堅持。既然香港對大國政治沒有即時的槓桿工具，那麼堅持，至少就是國際政治的入場券。香港人的三分鐘熱度被打破了，被新的傳統所取代。因為有人意外死、有人以死相諫、有游泳健將離奇浸死、還有很多人被打被告、有人要流亡；而鎮壓的現場，是香港土地，是香港商場，是香港鐵路，是香港人自身生活環境。被打被殺的，可能是自己認識的人。這種切身感，是由香港警察賦予的。如果說這一切都是 nation building，那麼警察也是參與其中。作為故事的反面，警察扮演了外國的打手和買辦，而香港人則扮演守衛家園和個人尊嚴的鬥士，在鬥爭過程中的犧牲，會成為後人的記憶和情感資源，並通過時間、地點和人物的同性，成為一個近似信仰的體系。
本土主義和激進抗爭一開始受到民主陣營批評，其實是因為一方情感濃烈，一方太無情。前者是受到尊嚴受挫的反作用力所驅動，而後者在多年的英殖和特區經驗中，患上習得無力感，他們總是問，退聯之後，然後呢？打爛玻璃又如何？打了警察又如何？談了身份認同又如何？去向西方救援會得到回應嗎？……他們很多都是學富五車，理解世界很多事情，但都是彼邦的事情，對於自身卻是不敢想像、像一個深櫃的同性戀者，非常的壓抑，他們窮得剩下功利，可能是因為他們最激烈最青春的感情已經留了在過去，留了在北京。步入中老年之後，他們相信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然而對於大多數運動參與者來說，群眾運動就是不妥協的藝術，自己都不知道會走到哪裡，但總之要努力拉闊形勢、不斷改變戰術、不斷引入新想像；而且他們死不斷氣，因為情感從本地共同經歷源源不絕地輸出，那是核動力，用之不絕，而且裝置在本地。
7.21、8.31 之類慘劇，會留下情緒的精神核彈，然而創傷也是定義一個群體的材料，可能會糾纏這裡一生，然而也定義了我們與別不同的性質。如果說存在先於本質，那麼香港人其實也沒有本質，但後天的形成，卻是決定性。也許 7.21、8.31 之後，標誌著「新香港意識」的誕生。共同情感（特別是創傷）是苦澀的，卻也是綑綁一群人的心之繩。林夕的歌詞問：「難道愛本身可愛在於束縛」，信焉。
中國歷史學家葛兆光曾經說過：
「任何國家的學術，特別是文史之學，必然是與本國問題有關的領域才是主流，沒有哪一個國家，研究外國文學、歷史、哲學可以成為主流的，即使是研究外國的，這個『外國』也要和『本國』的問題相關，否則就是屠龍之術，是紙上談兵，是隔靴搔癢，就好像古詞裡說的，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除非是沒有建立文化主體性的殖民地區，被人家控制了經由學術研究上升為上流階層的管道，你才會『錯認他鄉是故鄉』。」
香港長期來說都是「錯認他鄉是故鄉」，然而經過實踐和受難，通過更深邃的反省，錯認他鄉、無法對自己產生感情的精神障礙，可望步向終結。這是最壞的時代，但同時也是最好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