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光倒轉，我會堅持放回父親的鼻胃管嗎？】
父親在過世前一年多，一年內因吸入性肺炎住進台大醫院三次，在與六位兄弟姊妹討論過後，我代他簽署了「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同時最後與醫療團隊商量下，決定接受「鼻胃管攝取營養」的醫療決定。
我深知對一位神智清楚，最喜歡美食的老人家，接受這種生活方式是何等的困難，但在理智的衡量下，他十分勉強地答應了。最初他偶爾在深睡中，不自覺地自己動手拔掉鼻胃管，而他老人家尷尬地向我道歉的神情至今仍是我的夢靨。
之後每個月在幫他更換鼻胃管時，都會在前一晚拔管，讓他當晚睡得十分舒適，而隔天一早再幫他換上新管。幾個月後，他開始告訴我，他實在不願意再插回鼻胃管，「這種存活沒有尊嚴，沒有品質，不如不要活」。
後來他甚至一直搖頭拒絕，直到我告訴他，再這樣拖延下去我上班會遲到，他才閉上眼睛，滿臉不高興地讓我插上新的鼻胃管。在上班的捷運車上，有時我會想到幾分鐘前父子互相道歉的情景，而忍不住流下淚來。
2008年父親在沈睡中安詳過世，但我偶而仍會回想到那一幕我堅持他接受鼻胃管的難忘情景，而不自覺的愧疚落淚，因為我實在沒有理由強迫他接受這種他認為「沒有尊嚴的存活」。父親過世時雖然已經衰弱臥床好幾個月，但他心智清楚，他的意見應該被尊重。我們提供營養，延長生命固然重要，但當事人對「人生的意義與目的」的看法，應該遠比家人活過百歲的紀錄來得重要，我們這樣執意繼續使用鼻胃管到底是為了誰？
當台灣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之後，我常會想起，如果我們當年有機會讓他老人家主動與子女們討論自己人生旅程的最後階段要怎麼「走」，讓家人了解他的願望，我們一定能使他更無憾地走完美滿的人生[1]。
■我是醫師，我不要被插鼻胃管
第一次看到這位病人，只見她的雙手被綁著，很激動一直要去扯鼻胃管，甚至連腳都扭動起來。老太太的兒子對我說，她在家裏就是這樣，一不小心，鼻胃管就會被扯掉，把手綁起來是不得已的。
我試探性的問了這個兒子，「如果是您自己，您要這樣插著鼻胃管，然後被綁手嗎？如果是我，當我吞不下，我就要死了，我不要被插鼻胃管。」
兒子說：「最好不要插，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呀！一個人不能吃，就沒有營養，沒有營養會死吔，總不能看著媽媽活活被餓死吧？醫師，沒有鼻胃管，怎麼可以呢？」
結果，這個病人住院三天中自拔二次鼻胃管，就在第二次自拔管路當下，我剛好走進病房，我說：「鼻胃管不見了！」，只見媳婦冷眼的對著外籍看護說：「妳是怎麼顧的？」，可憐的看護說：「我就要翻身，才鬆綁，她就自拔了。」
好令人心酸的場景，但這樣的場景、類似的對話，每日不斷地在臺灣各地上演著，這是一個講究孝順的國度嗎？
在加護病房裏，曾經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先生向我哭訴：「醫師，我又沒有做壞事，為什麼把我綁起來？」被插鼻胃管的病人吃下的食物，沒有經過味蕾的品嚐，無法感受到食物的酸甜苦辣，他們常說：「醫師，我都沒吃。」[2]
■居家醫療醫師陳乾原，自插鼻胃管實驗後的省思
試想插著一條塑膠管，從鼻腔通往胃，過一天的生活。吃飯、洗澡、睡覺，都不能拿下，那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居家醫療醫師陳乾原，曾嘗試自行插鼻胃管，親身體驗患者的感受。
根據衛福部的最新統計，全台65歲以上的住院人口當中，插鼻胃管的人數多達12萬人，比例為17.94%。換言之，65歲以上住院的患者，幾乎每5人就有1人選擇以經鼻腔灌食的方式，維持身體所需的營養。儘管在醫療現場極為常見，鼻胃管卻也是生命末期最常引起爭議的醫療處置之一。例如，知名作家瓊瑤就曾為了先生平鑫濤在失智、中風後是否該插鼻胃管灌食，和繼子女發生衝突。
倘若有天，我們因故失去了自行進食的能力，究竟該不該插鼻胃管？比起紙上談兵，深耕居家醫療領域的醫師陳乾原決定自己試插鼻胃管，了解這項醫療處置對患者的身心影響。親自當過一回病人，才能以新的角度思索生命的困難抉擇。
陳乾原醫師笑說，第一次插管雖然不到3分鐘就放置完成，但插入不久後就有明顯不適感，他馬上拔出。吃完晚餐後，他再試插2次，結果竟然因為管路刺激腸胃蠕動，胃裡的食物全吐了出來！就這樣來回折騰了幾次，插管第4次，才成功完成灌食、睡過夜。
他形容，從鼻胃管灌食雖然沒有特別不舒服，但鼻腔始終有異物感，有時會需要張嘴呼吸。除了流眼淚、鼻涕外，夜間睡眠也受到影響，很難進入深層睡眠狀態。隔天一早灌完牛奶，他拿掉鼻胃管，最大的感想是：「以口進食真好！」
■既然鼻胃管會造成患者的極大不適，為什麼在臨床上仍如此常見？
陳乾原醫師解釋，插鼻胃管的患者，通常是因為疾病、老化導致吞嚥困難、容易嗆咳，或者經醫師評估以口進食所獲得的營養不足、大型手術或治療前需要灌食以獲得充分營養等。
儘管鼻胃管具有灌食、給藥方便、可快速補充營養等優點，陳乾原醫師也提到，不少意識清醒且還有力氣的患者，會因不舒服而自行拉扯鼻胃管。到頭來，家屬必須約束患者，限制其行動。
此外，愈來愈多研究也顯示，插上鼻胃管不會降低吸入性肺炎的機率。甚至若缺乏復健，口舌等咀嚼相關的肌肉會持續退化，將來誤嚥機率更高、更難恢復以口進食。
陳乾原醫師指出，從醫師的角度，若插鼻胃管無助於改變病程、增加復原機率，也不能讓患者過「自認有品質」的生活，就要審慎考慮插管的必要性。像是他有位患者是重度失智的奶奶，原本營養師評估，灌食可讓她多少恢復力氣。
但插上鼻胃管後，奶奶原有的褥瘡等問題都未改善，後來又發生吸入性肺炎。女兒同時照顧重病雙親，心力交瘁。他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插鼻胃管的意義就不大。
■「透過餵食，家屬可以好好陪伴患者，反而是一個療癒的過程」
陳乾原醫師說：若吞嚥功能不佳又不想插鼻胃管，可考慮胃造口手術，藉由腹部上的管路直接灌食。或者，當患者年事已高、處於疾病末期，本人又沒有進食意願時，也可以只提供水分不餵食，不失為一種善終的選擇。
有些家屬擔心，不用鼻胃管或其他方式積極地給予營養，是不是就等同於讓患者「活活餓死」？陳乾原醫師提到，居家醫療的現場，常有許多年邁、接近生命終點的患者。他最大的體悟是，無論人的意志有多強、醫療有多進步，生命往往有自己的出路[3]。
■放棄無效醫療，讓病人走得安心！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黃勝堅總院長：「唯有認識死亡，才懂得如何善終」；鼻胃管，真的有必要嗎？鼻胃管的使用在台灣相當普遍，許多末期病人如癌症、失智症的患者，醫療人員為了維持其生命，通常都會建議使用鼻胃管提供營養，但對患者來說不但不舒服，對自尊也是一種傷害。
事實上，現在國際上的最新觀念是，不推薦末期失智病人使用任何管路，建議經口餵食，以細心的手工餵食方式，為病人保留尊嚴，並把時間留給患者和家屬。
黃勝堅院長舉例，曾經有一位腦部受傷的96歲老先生被送到急診，老先生的兒子主動告訴主治醫師：「拜託不要幫我爸爸插鼻胃管。」醫師回答：「可是不放鼻胃管就沒有營養，而且有用鼻胃管比較不會吸入性肺炎。」
兒子反問：「難道用了鼻胃管，就一定不會肺炎嗎？我爸爸都96歲了，他需要的不是再活那麼久，應該是尊嚴擺第一！」於是，老先生轉出加護病房，在子孫環繞、手中抱著愛貓的情況下安然辭世，了無遺憾又保有尊嚴[4]。
■身心健康五戒：吃對、運動、睡好、微笑、刷牙
老後最理想的境界是無病無痛，自己和家人都不必為難。在陳乾原醫師的診所中，貼有一張提醒自己和患者的「身心健康五戒」：吃對、運動、睡好、微笑、刷牙。
▶吃對：
是以低脂、少糖、少鹽為原則，吃多色蔬果並喝足夠的水。
▶運動：
每週應有3次、每次至少半小時，胸、臂、腹、腿都要動到。
▶睡好和微笑：
則是早睡早起，心情愉悅，保持身心穩定。
▶刷牙：
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刷牙，其實和老後的生活品質關係極大。陳乾原醫師指出，牙齒刷乾淨，才能維持咀嚼能力。再加上近年研究已顯示，牙周附近的細菌會提高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機率，也會引發身體的炎性反應，導致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影響認知功能。可以說，口腔清潔做得好，需要插鼻胃管的機率也會減少[3]。
尊重生活品質與生命尊嚴的國家，退化的老人不會被插鼻胃管，照顧者會細心地、慢慢地進行餵食，如果真的不行了，不會強迫灌食，然後老人就順著生命自然的軌道，離開人間，展開另一段靈性之旅。
在歐美澳等國，他們不會為無法自然進食的臥床老人插鼻胃管，或採取經腸道營養等延命措施，他們認為，人終有一死，如果讓老人家這樣延長死亡的時間，反而讓其人權與尊嚴受損，是倫理不容的壞事。
陳乾原醫師說「我覺得人怎麼生活，大概就會怎麼死去。」。修行在日常，好好照顧自己，生命才會有圓滿的結束！[2]
黃勝堅醫師表示「時間到了，該怎樣就怎樣」，死亡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完整的死亡才會讓生命更圓滿，無論醫師或民眾都必須了解死亡，唯有認識死亡，才懂得如何善終。當醫病雙方都具備「死亡識能」（Death Literacy），理解醫療也有極限，彼此才能互相尊重，成為生命共同體，一起幫助病人走向美好的善終，而不是強制施以插管、電擊、心肺復甦術（CPR）等急救[4]。
【Reference】
1.來源
➤➤資料
[1](元氣網)「醫病平台／如果時光倒轉，我會堅持放回父親的鼻胃管嗎？」：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01/5685714
[2](幸福熟齡)「我是醫師，我不要被插鼻胃管 陳秀丹醫師：期盼十年後的台灣，沒有被捆綁的老人」：https://thebetteraging.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detail/201906210032
[3](50＋好好：用新的方法，創造自己的理想老後)「居家醫療醫師陳乾原，自插鼻胃管實驗後的省思：老後不想插管，現在該做哪些準備？」：https://www.fiftyplus.com.tw/articles/20911
[4]幸福熟齡「放棄無效醫療，讓病人走得安心！黃勝堅：唯有認識死亡，才懂得如何善終」：https://bit.ly/2URlK46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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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十九歲的我爭議 在 [新聞] 給十九歲的我︱兩主角表態反對公映阿聆萬字文批無尊重學 的推薦與評價
新聞網址：https://bit.ly/3HVsGGy
歷時十年製作、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自公映以來受社會熱議，電影紀錄了英華女學校
六位學生的真實成長過程。不過，片中兩位主角向傳媒表示，曾向校方表達反對電影公映
，惟校方未有好好處理，批評此電影處理學生私隱及道德倫理等問題實在過於粗疏。
其中主角之一的阿聆，親筆撰寫萬字文，指她「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
公開放映」、「公開放映並非我意願」，知情後盡最大努力清晰反映予校方和導演張婉婷
交涉，但校方說法朝令夕改，由以學生意願出發，到只用法律角度去解釋所有問題。
阿聆又指，對於學校選擇和拍攝團隊同一陣線，只以法律角度出發處理而感到詫異，認為
校方可以認同創作者有法律根據，也應該協助創作者去理解及尊重學生意願。
阿聆向《明報周刊》表示，與其他數位於電影最終剪接（final cut）版本出現才的同學
，是在校內首映（2021年12月）半年至數月前才首次接到通知校方和導演有把電影公映的
打算、校方截至上述時間亦從沒表達紀錄片會用作公映，對外包場放映（private
screening）及參展電影節等用途。她就此曾不少次間接透過校方，及直接跟導演反映希
望得知剪輯內容，故事大綱等。但當時「導演以每個人都要求刪這段刪那段的話紀錄片便
剪不成的理由拒絕」。
各主角不知情下已送電檢
信中指出，校方通知她電影有公開放映的可能以及2021年12月校內首映前，校方和團隊從
來沒有給予她觀看任何片段的機會，並在沒有知會各主角的情況下把最終剪接（final
cut）片段送往電檢，校內首映時方第一次看這齣電影。
阿聆認為，校方代表得悉她和另一位拍攝對象首次看到電影成品後有情緒不穩的狀況，表
示沒有意料到事情會這樣發展，又為引述當時校方當時回覆的錄音：「千萬不要覺得我們
是刻意bypass（忽略）你，因為沒有可能的，六個參與者就是要六個consent（同意）。
」但她質疑：「為何校方在校內首映前不debrief（詢問）我們並確保得到各人同意後才
放映？」
她又提及，校內首映之後，她曾向校方表達不願意及認為沒有要讓電影公開放映的責任，
「多年來的配合都是因為我從不知道電影有公開放映的打算，甚至我在校內宣傳活動時拍
的訪談片段時我亦沒有看過電影，我是從張導演口中知道電影大概會是這樣，希望我可以
幫忙宣傳給校友。」
心理醫生指不宜公映 影響阿聆情緒
她指，觀看電影前沒有很強硬的反抗公開放映，是因為校方代表及導演以此片能對他人有
正面影響等原因循循善誘，亦認為應該先觀看電影才能評估能否接受讓校外的人觀看我的
片段，但她觀看後已感不妥：「而首次觀看《給》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我恐懼並拒絕《給
》公開放映，這個想法亦有充分地反映在我的情緒上我需要並有即時向校方提供的心
理醫生求助。心理醫生診斷後也表示以我的狀態，電影是不適合進行公映的。」
12歲時父母簽署的通告 成上映法律理據
阿聆表示，校方期間亦有與其他拍攝對象交涉，草擬了一份「同意書（consent ）form」
，簽了就等親自授權校方進行對外包場放映（private screening）和參與電影節。她直
至現在亦沒有簽署此文件，而其他五位主角已簽署。但她指，這一份consent form在半年
後便被校方，「導演和監製以一份我父母於2012年簽署的『通告』徹底推翻。」
阿聆指，參展電影節後是需要有公映場次，導演和校方代表向她游說時，曾強調只是一兩
場的場次，「沒有人會看的，叫我不要介意」。校方、導演和監製在參展電影節游說不果
後，第一次把「通告」的正本呈現於她眼前，「原來我多年來以為是一份簡單通告，竟然
是有如此詳盡細則的同意書。校方、導演及監製稱他們已經尋求法律意見，如果我仍要繼
續阻止的話有機會有法律責任。即使我沒有簽署任何文件，我在成年後仍有繼續參與拍攝
的行為是給了『silent consent』，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她認為校方及導演選擇在這時
間點才解開此誤會的處理，對她很不公平。
她坦言，在沒有心理準備底下看到有關宣傳，對情緒控制或多或少有影響，當初曾向校方
提出要刊登宣傳物料前想事先得知，但學校在完全知情的情況底下選擇不作出通知。
信中指，她在最後一次與校方及張導演的會面中，校方及導演指出因為導演已與發行商簽
署合約，即使她反對他們亦無力改變任何事情，無論她準備好與否，公映都會如期進行，
校方會提供心理醫生對她的情緒作支援，亦願意在正式宣傳片，給傳媒提供的照片等等公
開宣傳電影的場合把有關她名字和照片都抽走。
她又提及，在拍攝期間亦想過退出，「但最後沒有的原因是，在我眼中，我感覺到攝製隊
對我們躲避拍攝的不滿，而大人們在一個十多歲的女孩面前展露出不滿的一面其實對於女
孩來說是很具阻嚇性的。這亦是我一直以來不太敢直言對攝製組不滿的原因。」
阿聆又指，導演張婉婷及後翻查很多影片片段，找到了一條證據說明她中五的時候已清楚
知道電影會公映。「片段中的內容大概是導演說找到了發行商播放電影，另一位同學大哭
，我安慰她說觀眾都是看一次便會忘記，希望她能看開點。」
「我不停自問他們為何能高舉如此高尚的理念，但背後卻如此不尊重學生意願。」
阿聆指，本以為他們心裡其實清楚他們做的選擇之沉重，會盡量低調處理紀錄片事宜。但
看到鋪天蓋地式的個人專訪，有關他們教育理念的報道，「我不停自問他們為何能高舉如
此高尚的理念，但背後卻如此不尊重學生意願。」
阿聆最後表示，很可惜的是此電影處理學生私隱及道德倫理等問題實在過於粗疏，與其在
電影中所呈現的影像可說是相映成趣。
阿佘：曾反對公映 電影揭起過去所有傷感引起情緒起伏
片中阿佘另一主角亦接受《明報周刊》表示，不滿並無看過電影最終剪接（final cut）
版本，提及「這些雖然是我的生活，始終不是你透過把口訪問我的經歷，而是將別人也拍
進去，我覺得不是太好。」她又提及影片中偷拍她吸煙的鏡頭，有點不太好，「你想拍我
吸煙，有好多機會拍，不需要這樣偷偷地在對面街zoom-in來影我」。
阿佘指，電影之中形容中三、中四時拒絕拍攝是因為踏入「反叛期」是一種怪責，用一個
藉口夾硬說我們反叛才不想拍攝，又以電影描述阿聆和朋友之間的關係為例，認為戲中有
些旁白是導演多嘴，加多了她的主觀想法。
本身患有抑鬱症的阿佘坦言，因電影引起其情緒起伏，而電影提及她的戀愛和家人關係，
揭開她過去所有的傷感：「點解你想拍一套戲，一開頭會覺得，好似將你的快樂建築在我
的痛苦上面，為了拍到好的戲出來這樣，但是最後，我覺得，其實可能我睇化了，其實這
些講到大眾都要睇（的電影），都係睇你自己怎睇你自己，所以最後消化完之後就好些。
」
她又認為，導演拍攝時稱自己「樹窿」只是她一廂情願，至於張婉婷提及一蚊都無收、幫
她們拍了好久，「個人覺得有少少（情緒）勒索」、「好似（如果）我們不讓它出街，就
會浪費了一番心思」。
其實阿聆即使沒有簽那份文件，這部戲終於還是上映了，如我當初估計一樣，所以最後我
做過一大輪掙扎之後，跟那些大人雞同鴨講完，我便認為算了，我簽吧，純粹是改變不到
別人就唯有改變自己，抱這樣的一個態度。《給十九歲的我》主角之一阿佘
報道刊出後，英華女學校現任校長關翰章向傳媒表示，對於主角有表達不滿感覺「有點愕
然、有點奇怪」，又指學生由第一次正式看過全片到公演，有接近十四個月時間，校方要
平衡多人及很多方面。關翰章指，學生由第一次正式看過全片到公演，有接近十四個月時
間，諾詢過校董會和法律意見，亦聯絡過專業輔導人士。
前校長李石玉如則指，最近才聽到有關拍攝手法或不尊重的投訴，除了考慮保護學生，亦
要考慮守信用、守承諾，「所以很大掙扎」，倘有同學不願意可早點提出，並如其他同學
般退出，但可惜「錯過了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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