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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新聞新媒體中心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1年3月

目錄

序言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四、社會持續動蕩威脅公眾安全

五、貧富日益分化加劇社會不公

六、踐踏國際規則造成人道災難

序言

“我無法呼吸！”

——喬治·弗洛伊德

美國國會大廈暴力事件亂象是政治高層散布重重謊言、蔑視民主、煽動仇恨和分裂導致的惡果。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對人類生命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戰勝疫情需要世界各國守望相助、團結合作。但一向自認例外和優越的美國，不僅自身疫情失控，而且與之相伴的還有政治失序、種族沖突、社會撕裂，留下了“山巔之城”“民主燈塔”侵犯人權的新紀錄。

——政府應對疫情任性妄為導致失控，釀成人間悲劇。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但截至2021年2月底，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超過50萬美國民眾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民主制度失序引發政治亂象，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金錢政治扭曲壓制民意，選舉成為富人階層“獨角戲”，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政治極化日益嚴重，仇恨政治演變為全國性瘟疫，選後暴亂導致國會淪陷。

——少數族裔遭受系統性種族歧視，處境艱難。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非洲裔新冠肺炎感染率是白人的3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四分之一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的目標。

——槍支交易和槍擊事件創歷史新高，人們對社會秩序失去信心。在疫情失控、種族抗議和選舉沖突交織影響下，2020年美國的槍支銷量高達2300萬支，比2019年激增64%，首次購買槍支的人數超過800萬人。美國全年共有超過41500人死於槍擊，平均每天達110多人，全國共發生592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平均每天超過1.6起。

——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殘忍跪壓致死，引燃美國社會怒火。50個州爆發廣泛持續的種族抗議浪潮，政府武力鎮壓示威民眾，1萬多人被逮捕，大批新聞記者頻遭無端攻擊和拘捕。

——貧富差距加速擴大，底層民眾生活苦不堪言。疫情失控導致大規模失業潮，數千萬人失去醫療保險，六分之一美國人、四分之一美國兒童面臨饑餓威脅。弱勢群體成為政府消極應對疫情的最大犧牲品。

面對如此糟糕的嚴重人權問題，美國政府不僅缺乏應有的反思，還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及虛偽性。當今時代，人類社會發展正處於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面臨新的嚴峻挑戰。希望美方能夠懷謙卑之心、憫國人疾苦，放下虛偽、霸道、大棒和雙重標準，與國際社會相向而行，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美國號稱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醫療資源和醫療護理能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卻一片混亂，成為世界上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應對疫情不力造成慘重後果。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的數據，截至2021年2月底，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已超過2800萬例，死亡病例總數超過50萬例。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12月20日報道，僅加利福尼亞州就已經報告了184.5萬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22599例死亡病例，相當於每10萬人中就有4669人確診、57人死亡，這還不包括許多未得到診斷的輕癥或無癥狀感染病例。如果美國能夠科學應對，事情本不必如此。美國流行病學家、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原負責人威廉·福格認為，“這是一場屠殺”。

領導人無視科學警告刻意淡化疫情風險。根據《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復盤的美國疫情時間線，美國特朗普政府一再忽視疫情警告。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在2020年1月初就收到情報，預測病毒將在美國蔓延。時任白宮貿易與制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在1月29日撰寫的一份備忘錄中，詳細列舉了疫情暴發的潛在風險：可能會有多達50萬人死亡，並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時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紮等衛生官員和醫學專家也多次警告疫情在美國暴發的危險。但美國特朗普政府不僅對各種警告置之不理，反而專註於控制信息傳播，甚至發布虛假信息誤導民眾，稱新冠肺炎病毒是“大號流感”，感染病毒的風險和死亡率“非常低”，疫情會很快“奇跡般地消失”，導致防控疫情的“黃金窗口期”被白白浪費。《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指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寧肯相信自己的直覺也不相信科學，錯失時機，斷送了大量無辜的生命。

政府選擇不作為導致疫情失控。在美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過30萬人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教授戴維·哈耶斯-鮑提斯塔指出，美國其實不應死那麽多人，是政府選擇了不作為導致悲劇的發生。哥倫比亞大學疾病研究人員通過模型分析顯示，如果美國政府2020年3月13日發布的疫情防控措施能夠提前兩星期，那麽約83%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2020年5月17日罕有地發表社論指出，美國政府總是“著迷於”找到快速結束疫情的方式——疫苗、新藥，甚至指望病毒會就這麽消失了，但事實是只有依賴病毒檢測、感染追蹤及隔離等基本的公共衛生準則，才可能終結疫情。即便疫情已經在美國大範圍蔓延，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已升至全球第一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出於政治私利，依然急於重啟經濟。沃克斯新聞網2020年8月11日評論稱，一些州在4、5月份就忙於重啟，使得病毒傳播的重災區從最初的紐約地區向南部、西部擴散，並最終擴散到全國其他地區。盡管許多醫學研究已經證實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防止感染病毒，但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和一些州政府官員卻長期拒絕實施強制口罩令。

疫情防控指揮混亂使得民眾無所適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5月9日的評論指出，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混亂不堪，缺乏全國性的指導方針和組織領導，各州只能自行其是，甚至不得不相互競價爭搶醫療物資。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與公共衛生機構、醫學專家發布的有關疫情防控信息相互抵牾、反復無常。專家們呼籲聯邦政府統籌全國病毒檢測和醫療物資供應，領導人卻讓各地政府自己解決；聯邦政府剛剛公布分階段重啟計劃，領導人卻接著呼籲各州加快重啟；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強烈建議公眾佩戴口罩，領導人卻長達幾個月堅決拒絕佩戴口罩；更為荒誕的是，領導人竟提出讓民眾註射消毒劑治療新冠肺炎。

任性自負推卸責任。盡管在疫情應對中昏招叠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卻拒絕承認有任何失誤，反而用各種說辭自我美化、推脫責任，罔顧事實將美國確診病例全球居首歸因於做了更多的核酸檢測，聲稱自己對病毒檢測系統的混亂低效和死亡率的不斷攀升“沒有任何責任”。而白宮顧問、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指出，數據不會說謊，美國確實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老年人成為政府抗疫不力的“犧牲品”。疫情中原本就面臨更大風險的老年人群體，在混亂不堪的疫情防控體系中被進一步邊緣化，面臨著生命貶值、尊嚴貶損。2020年3月23日和4月20日，得克薩斯州副州長丹·帕特裏克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兩次表示，“寧願死也不願看到公共衛生措施損害美國經濟”。《聖叠戈工會論壇報》網站2020年8月18日報道，根據新冠肺炎病毒追蹤項目公布的數據，養老院等長期護理機構中的居民占美國人口的比例不到1%，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的比例卻超過40%。《華盛頓郵報》2020年5月9日的評論稱，美國的抗疫行動成了“一場國家批準的屠殺”，它故意犧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

貧困人口面臨更嚴重感染威脅。研究發現，美國貧富差距和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死亡率密切相關。紐約州的基尼系數最高，同時其死亡人數也最高。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3月21日報道，疫情期間美國富人優先進行新冠病毒檢測，而低收入從業群體大多無法居家辦公且不享有帶薪病假，不得不為了維持生活使自己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8日報道，公共衛生官員指出，洛杉磯縣低收入社區居民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是其鄰近富裕社區的3倍。蓋洛普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七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如果自己或家庭成員出現新冠肺炎相關癥狀，將因為擔心負擔不起治療費用放棄治療。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指出，美國窮人正受到新冠肺炎病毒最嚴重的打擊，更容易感染病毒，死亡率更高，而一個混亂的、註重企業利潤的政府應對措施未能充分顧及他們的利益。

殘障人士和無家可歸者處境維艱。非營利組織“公平健康”2020年11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與普通人群相比，有智力和發育障礙的人死於新冠肺炎的可能性要高出3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14日報道，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使得美國無家可歸者人數暴漲45%。無家可歸者中有很多年邁的老人和殘障人士，他們原本身體健康狀況就不佳，生活和衛生條件惡劣，是病毒的易感群體。疫情期間，流落街頭的無家可歸者遭到嚴厲驅逐，被迫住進臨時收容所。路透社網站2020年4月23日報道，美國各地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因人員擁擠難以保持社交距離，使得病毒極易傳播。《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稱，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成為紐約市疫情的“定時炸彈”，超過1.7萬人住在為單身成年人準備的集中收容所中，睡在床上幾乎可以手碰手。《波士頓環球報》網站2020年5月4日報道，波士頓市無家可歸者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占當地該群體已接受檢測人口的三分之一。

監獄疫情暴發威脅囚犯生命健康。美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12月19日報道，美國至少已有27.5萬名囚犯感染新冠肺炎，1700多名感染者死亡，監獄系統的感染率大大高於周邊社區。根據美聯社和非營利新聞組織“馬歇爾項目”共同收集的數據，在州和聯邦監獄管理局管理的監獄中，每5名囚犯中就有1人感染新冠肺炎，是普通人感染率的4倍多；其中24個州監獄的感染率更高，堪薩斯州一半囚犯感染，是該州總人口感染率的8倍；阿肯色州每7名囚犯中就有4人感染。

疫情失控給美國人心理帶來嚴重陰影。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不力對美國人造成的負面影響超過病毒本身，人們感到壓力重重、孤立無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14日公布的一項研究顯示，2020年4月至6月，4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出現心理健康問題，3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患有焦慮或抑郁癥，而這些數字只是冰山一角。與此同時，13%的成年受訪者表示開始或增加使用藥物，11%的成年受訪者認真考慮過自殺。2020年6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疫情期間美國自殺救助熱線電話接聽數量上升了47%，某些危機幹預熱線電話接聽數量暴漲300%。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美國自詡為民主制度的“樣板”，動輒打著所謂維護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對許多國家指手畫腳、肆意打壓。然而，金錢政治痼疾深重，民意操縱與謊言泛濫，美式民主不僅難以彌合日益極化的政治分歧，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導致美國民眾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有名無實。

金錢支配下的政治選舉實質上成為“錢決”。金錢是美國政治的驅動力。美國的金錢政治扭曲了民意，把選舉搞成了富人階層的“獨角戲”。2020年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的總支出高達140億美元，是2016年的2倍多。其中，總統選舉花費再創歷史紀錄，達到66億美元；國會選舉花費超過70億美元。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網站2020年11月1日報道，在2020年的選舉周期中，排在前10位的捐款者捐款總額超過6.4億美元。除公開登記的選舉捐款外，大量秘密資金和“黑錢”充斥著2020年的美國大選。根據紐約大學布倫南司法研究中心的分析，匿名捐款的“黑錢”組織通過廣告支出和向各類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提供的捐款創了新的紀錄，共為2020年的選舉投入7.5億多美元。

民眾對選舉的信任陷入危機。蓋洛普公司網站2020年10月8日公布的調查顯示，對總統選舉非常有信心的受訪者比例僅有19%，創下自2004年以來該調查的最低紀錄。《華爾街日報》網站2020年11月9日評論稱，在2020年的選舉中，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

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嚴重。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對立逐漸從政策之爭變為身份之爭，政治部落屬性日趨明顯，兩黨在諸多重大公共事項上僵持不下、無所作為，使國家治理陷入低效無能的泥淖。政客自甘墮落爭權奪利，相互傾軋、攻訐纏鬥成為美國的基本政治生態，各種醜陋攻擊和低俗抹黑競相上演。支持不同黨派的選民在極端政客的挑唆煽動之下勢不兩立，情緒日趨狂熱、溝通愈發艱難，仇恨政治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瘟疫，成為社會持續動蕩撕裂的根源。皮尤研究中心網站2020年11月13日報道，美國社會出現了不同尋常的政治分裂。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在經濟、種族、氣候變化、執法、國際參與以及其他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日益鮮明。2020年的總統選舉使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進一步深化。選舉前一個月，兩黨候選人的支持者中有約80%的登記選民表示，他們與另一方的分歧不僅在於政治和政策上的不同，更在於核心價值觀上的對立，約90%的選民擔心對方的勝選會對美國造成“持久傷害”。

權力制衡異化為否決政治。兩黨分裂強化了美國體制中固有的否決現象，權力分割和權力制衡變異為相互否決。兩黨惡鬥不止，使國會陷入癱瘓，決策陷入僵局。在疫情暴發失控的危機局面下，兩黨不僅在諸多議題上一再纏鬥，還把應對疫情沖擊的第二輪紓困法案當作競選工具，為了撈取選票拉鋸扯皮拒不妥協，導致數百萬底層民眾生計艱難。否決政治造成國會和行政系統、聯邦和州的尖銳對立。疫情期間，共和黨總統和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矛盾不斷，聯邦政府與民主黨執政的“藍州”沖突頻發，不僅同各州搶奪抗疫物資，還屢屢和“藍州”執行截然相反的疫情應對政策，導致民眾無所適從。馬薩諸塞州緊急購買的300萬個N95口罩在運抵紐約港後竟被聯邦政府攔截。

選後暴亂凸顯美式民主危機。選舉沒有解決美國政治分歧，反而使對立白熱化。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11月4日指出，無論誰贏得選舉，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國家，憤怒和仇恨將成為政治遺產。敗選的共和黨陣營指控大選存在多項欺詐，不接受總統選舉結果，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和佐治亞州等提出訴訟，並對當地選舉官員施壓和恐嚇，要求重新計票以推翻選舉結果。特朗普一再堅稱絕不接受選舉結果，並號召支持者前往華盛頓抗議國會確認選舉結果，選舉爭議最終演變為暴亂。

2021年1月6日，拒絕接受選舉結果的上萬名示威者在華盛頓舉行“拯救美國”示威集會，大批示威者隨後越過警衛線翻墻闖入國會大廈，與警察發生激烈肢體沖突。警察發射催淚彈並開槍射擊，國會議員們戴著防護面罩慌忙躲避，示威者占領會場後肆意妄為。事件造成數人死亡，導致正在認證選舉結果的參眾兩院聯席會議被迫中斷，華盛頓特區相繼進入宵禁和緊急狀態。美國國會警察局局長史蒂文·桑德2021年1月7日稱，成千上萬參與暴力騷亂的人用金屬管、化學刺激物和其他武器襲擊警察，華盛頓特區和國會大廈共有50多名警察受傷。警察總計逮捕了100多人。2021年1月7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發表聲明稱，該事件清楚地表明了政治領導人持續、蓄意歪曲事實以及煽動暴力和仇恨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

華盛頓上演的政治亂象令世界震驚。美國媒體稱這是美國現代史上權力移交第一次“在華盛頓權力走廊內演變成一場實體對抗”，“暴力、混亂和破壞動搖了美國民主的核心”，是“對美國民主燈塔形象的一記重擊”。法國《費加羅報》評論稱，這一暴力事件激化了美國社會不同陣營間的怨恨和不信任，使美國陷入新的政治危機。《外交政策》評論稱，美國已經變成了美國領導人經常譴責的樣子：無法在權力交接過程中避免暴力和流血破壞。黎巴嫩外交官穆罕默德·薩法在社交媒體發表評論稱：“如果美國看到美國正對美國做的事，美國肯定會入侵美國，以從美國暴政的手中解放美國。”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在美國，種族主義是全面性、系統性、持續性的存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對這一現狀無奈地表示：“因種族而被區別對待是數百萬美國人悲劇性的、痛苦的、憤怒的‘常態’。”2020年6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連發兩條媒體聲明，強調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引發的抗議活動不僅凸顯了美國警察對有色人種的暴力執法問題，也凸顯了美國在衛生、教育、就業等方面的不平等和種族歧視問題。如果美國想要結束種族主義和暴力的悲慘歷史，就必須予以傾聽和解決。6月17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3次會議召開種族主義問題緊急辯論，這是人權理事會歷史上首次就美國人權問題召開緊急會議。11月9日，美國在接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輪國別人權審查時，因種族歧視問題遭致國際社會嚴厲批評。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等機構指出，美國的種族主義令人震驚，白人種族主義者、新納粹分子和三K黨成員公然使用種族主義的標語、口號，宣揚白人至上，煽動種族歧視和仇恨；政治人物越來越多地使用分裂性語言，試圖將種族、族裔和宗教少數群體邊緣化，等同於煽動和助長暴力、不容忍和偏執。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認為，對於非洲裔美國人來說，美國的法律體系已經無法解決種族不公與歧視。

印第安人權利遭受侵犯。美國政府在歷史上對印第安人進行過系統性種族清洗和大屠殺，犯下罄竹難書的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行，美國印第安人今天仍然過著二等公民般的生活，權利飽受踐踏。美國許多低收入社區中的印第安人等土著人遭受核廢料等有毒環境影響，罹患癌癥、心臟病的比率非常高。很多土著人生活在危險廢物處置場附近，出生缺陷率畸高。2020年8月5日，聯合國危險物質及廢料的無害環境管理和處置對人權的影響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36/15號決議發布的報告指出，美國土著人面臨采掘業、農業和制造業釋放或產生的有毒汙染物，包括遭受核廢料放射性影響，並且采礦廢物造成的土壤和鉛塵汙染對其健康造成的影響遠超其他群體。聯合國宗教或信仰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聯大74/145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美國政府未經土著群體同意，或違反其傳統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將印第安“立巖”蘇族部落等的土地開放接受投資。聯合國適當生活水準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43/14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少數群體和土著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最具破壞性，美國土著人的住院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5倍，死亡率也遠超白人。

對亞裔群體的欺淩加劇。疫情暴發以來，亞裔美國人在公共場合遭受羞辱甚至攻擊的事件比比皆是，一些美國政客對此更是有意誤導。《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6日指出，“新冠病毒肆虐期間，在美國身為亞裔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感覺”。全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9月17日報道，一項針對美國亞裔年輕人的調查顯示，在過去一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國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目標；在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種族主義言論的推波助瀾下，近一半受訪者對自身所處境遇表示悲觀，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對自己及家人所處的境遇表示恐懼。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2020年3月23日和4月21日先後指出，有關國家政客主動發表公開或暗示性的仇外言論，使用別有用心的名稱來替代新冠肺炎病毒，這種把特定疾病與某個具體國家或民族相聯系的仇外表達不負責任、令人不安。美國政府官員公然煽動、引導和縱容種族歧視，無異於對現代人權觀念的悍然羞辱。

仇恨犯罪居高不下凸顯種族關系惡化。聯邦調查局2020年發布的報告顯示，在2019年執法部門報告的8302起單一偏見引起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6%涉及種族族裔身份，其中高達48.4%是針對非洲裔，15.8%是針對白人，14.1%是針對拉美裔，4.3%是針對亞裔。在種族仇恨犯罪案件的4930名受害者中，非洲裔多達2391人。《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5月20日報道，一些美國人將疫情的暴發歸咎於亞裔，對亞裔的歧視、騷擾和仇恨犯罪事件越來越多。民權組織“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與太平洋島居民”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前7個月，美國共發生2300余起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洲裔死亡案件頻發。2020年3月13日，26歲的非洲裔女子布倫娜·泰勒在自己家中被警察射中8槍致死。2020年5月25日，46歲的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當街殘忍“跪殺”。2020年8月23日，29歲的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萊克在打開車門要上車時被警察從背後連開7槍導致重傷，事發時布萊克3個年幼的孩子就在車上目睹了這一恐怖經過。“警察暴力地圖”網站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警察共槍殺1127人，其中只有18天沒有殺人。非洲裔只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被警察槍殺人數的28%，非洲裔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2013年至2020年，約98%的涉案警察未被指控犯罪，被定罪的警察更是少之又少。

有色人種受疫情危害更大。2020年8月21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非洲人後裔問題專家工作組向人權理事會第45次會議提交報告指出，美國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體現了明顯的種族差異，非洲裔的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別是白人的3倍、5倍和2倍。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20年5月15日報道稱，“沒有什麽比這場疫情下的生與死更能體現美國的膚色差異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7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疫情中的種族差異擴大到了兒童。拉美裔兒童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9倍，非洲裔兒童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6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7月10日報道，洛杉磯公共衛生總監芭芭拉·費雷爾指出，病毒對非洲裔和拉美裔居民造成的嚴重影響，根源在於“種族主義和歧視對獲得健康所需資源和機會的影響”。《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10月22日評論指出，有色人種死於疫情的人數遠遠多於白人，可歸因於不平等的教育與經濟體系導致有色人種得不到高薪工作，住房歧視導致有色人種居住密集，以及以犧牲窮人為代價的環境政策等。在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10個縣中，有7個縣是有色人種人口占大多數；在死亡率最高的前50個縣中，有31個縣的居住者主要是有色人種。

有色人種面臨更嚴重的失業威脅。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4月28日評論稱，“最後被雇傭，最先被解雇”是非洲裔美國人最無奈的現實。美國勞工部2020年5月8日發布的報告顯示，4月份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失業率分別飆升至16.7%和18.9%，創歷史最高紀錄。《華盛頓郵報》網站2020年6月4日報道，經過嚴重疫情後，只有不到一半的非洲裔美國成年人還擁有工作。美國勞工部2020年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非洲裔的失業率比白人高出近一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20年7月20日報道，工會領導者呼籲美國勞工在20多個城市罷工，以抗議在疫情期間加劇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經濟不平等。

執法司法領域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信使》雜誌網2020年12月17日報道，在路易斯維爾市，盡管非洲裔美國人僅占當地駕齡人口的20%，且在搜查中發現違禁品的比率遠低於白人，但警察對於非洲裔的搜查卻占搜查總次數的57%，近3年內被逮捕者中有43.5%是非洲裔。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6月1日報道，盡管非洲裔僅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監獄囚犯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每10萬名非洲裔中就有1000多人被監禁。美國全國州議會會議網站2020年7月15日發布的研究顯示，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艾奧瓦公共廣播新聞網2020年12月18日報道，在艾奧瓦州的監獄中，非洲裔的監禁率是白人的11倍。即使犯同一罪行，非洲裔也更可能被判更長的刑期。《洛杉磯時報》2020年9月15日報道，美國聯邦司法系統死刑適用中也存在著種族偏見，殺害非洲裔比殺害白人面臨死刑的可能性更低。當受害者是白人時，重罰有色人種犯罪嫌疑人的傾向更為明顯。《戴維斯先鋒報》網站2020年12月4日報道，自1976年以來，有色人種在美國的死刑執行中占比高達43%，目前等待執行的被告人中55%是有色人種。《邁阿密先驅報》網站2020年12月18日發表評論認為：“在我們的國家，刑事司法制度是由妳的錢包和膚色來決定的。”

這篇給了我們很多的反思，當高雄迫切地找尋轉型的路，政府大手擎劃華麗的大建設，但同時也遭到不少市民對於財政負擔的批評、或是質疑面臨停滯甚至萎縮的高雄，難道蓋幾座大型建築就有可能完成城市轉型嗎？
　
我想，問題從來不是建設必須投入多少成本，而是未來是否能夠創造遠高於投入成本的價值？
　
成功的轉型經驗，從來不是為了建設而建設，而是回歸到「人的需求」。
　
如何有效地吸引人的聚集、發展不易被取代的高產值服務業，而在既有的工業基礎上走向高值化、加強研發端，透過人與智力的聚集，才能解決高雄長期以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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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根漢的成功，讓以下的方程式後來大量被複製：
　
1. 在舊工業帶或衰落市中心取得一塊位置優良土地規劃博物館/美術館/表演中心等「文化建設」

2. 辦理國際競圖，最好請普立茲克獎等級大師設計數億美元造價的大型公共建築

3. 在興建與完工後，帶動地價水漲船高，把周邊土地標出去興建賣場，飯店，辦公室等，完成「產業轉型」
　
當人們重新檢視這些重大文化工程的投資，常常發現在效益估計上，根本缺乏合適的指標。至於工程以外實質的營運，最好能外包的外包，放生的放生，常常沒有公私合作的完整計畫。』

糟了！是世界奇觀 —— 華麗的大建設＝城市轉型？
　
下班之後，搭上高雄輕軌，途經軟體科學園區站後，一座座外型搶眼的大型建築就在軌道左右拔地而起，先是靠海側出現雙圓弧波浪造型的高雄展覽館，接著右手邊的高樓群中，座落著一座層層樹叢點綴著玻璃帷幕的方盒建築，這是台灣最大的市立圖書館。
　
電車連續轉彎，通過新光碼頭由鋼架懸吊起來的觀景平台後，碼頭邊有個正在架設結構的大工地，各種形狀的鋼骨幾乎沒有一根是直的，這將是台灣最大的郵輪碼頭以及台灣港埠公司總部所在。
　
電車繼續向前，愛河灣出現在眼前，在夕陽的金光中，海水被渲染上褐橘到鮮黃一系列的顏色，波光中可以望見，對岸有兩座雙塔，一高一低，背靠而立，當列車駛近看得更清楚，其立面是一個個六角形蜂巢組成，再用不規則的直線連接起來，好似外星生物的作品。
　
這一座座爭奇鬥豔的建築在高雄內港沿岸開工到矗立，前後不過五六年左右的時間，背後有一個更大的藍圖和野心：翻轉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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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英國東北，美國繡帶，德國魯爾與洛伊納等例子中都可看到，舊工業城市的轉型涉及了各級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透過打造產學研生態系，進行產業結構翻轉的漫長過程，其中動員的人力與資源均龐大無比，過程漫長崎嶇。
　
因此，不論是想在任期中做出突破的政客，或是殷殷期待的市民，都想要問：有沒有更快的方法？在後工業城市轉型中，有一類廣被討論的方式，是透過引入文化資本完成的。
　

　
但在台灣，這樣的政策被簡化之後，往往變成「蓋一座文化場館」來完成城市轉型。這樣的簡化，或許有助於政府滿足於「做了一件大建設」的自我陶醉和公關光環，但能否達到原有的目標，卻極少人好好檢視。
　
是什麼原因使台灣人常常把問題簡化到這種程度呢？ 或許有個太過燦爛美好的例子，西班牙的畢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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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和過去的博物館長得不太類似，伸長自由曲線構成的扭曲結構，披上鈦金屬的外殼，在陽光下散發出銀亮的光澤。1997 年古根漢完工後，這座特殊的建築立刻一炮而紅，畢爾包的觀光客從 1994 年的 140 萬人，增加到 2005 年的 380 萬人，同年畢爾包的人均 GDP 高出西班牙全國 20%。
　
時至今日，博物館帶給畢爾包當地的經濟貢獻已經超過 35 億美元（1050 億台幣）。博物館似乎也協助畢爾包走出了 80 年代重工業與港口衰退的陰霾，搭配城市一連串的工程，例如改善地鐵，引入新路面電車，新機場和博物館所在的畢爾包河沿岸景觀重造，讓畢爾包重新轉型為以大膽創意為城市特質的城市。從工業到文化，看似一條又乾淨，又有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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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特別點一：重新定義「大型地標」在城市中的角色。
　
城市中地標性建築過去並不少見，紐約中央車站，費城市政廳，都是歷史悠久的案例。19 世紀末，提倡「都市美化活動」的美國記者暨作家查爾斯.馬爾福德.羅賓遜（Charles Mulford Robinson），認為城市中的公共建築「得達到高品味，高奢華的程度」，影響所及，當時美國大城市出現一系列以新古典風格為主的車站，如法院，市政廳等公共建築。但這些建築的重點並非突顯自己，而是融入整體城市美學中，並充滿足生活實用性（因此多半是運輸或行政建築）。
　
至於那些更大尺度，石破天驚的創新地標，則在建造之初並不一定就能獲得人氣力挺。例如巴黎鐵塔在完工之初飽受巴黎人批評，包含一百多位藝術家著名人士的連署反對。其中一位簽名的文豪莫泊桑，日後常常到巴黎鐵塔的空中餐廳用餐，理由只是「這是唯一看不到鐵塔的地方」。
　
當然，潮流會隨時間而改變，正如巴黎鐵塔日後成為巴黎象徵一樣，雪梨歌劇院在興建過程中預算嚴重超支，讓建築師黯然離職，但之後卻成為全市，甚至全澳大利亞的地標，但這些並非業主以及建築師烏松（Jorn Utzon）一開始想像的。
　
儘管城市一直都需要代表市民信心與榮譽感的的大型建築，過去是教堂，皇宮，政府機關，商業大樓，後來變得越來越抽象。但過去很少建築被賦予翻轉城市的大地標這樣的重責大任。
　
1991 年，當建築師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參加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國際競圖時，古根漢博物館館長和巴斯克自治區的人便直接跟他說，他們需要的是某種能「一炮而紅，為畢爾包做點事」的建築。
　
蓋瑞不是蓋的，他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創造了他們需要的建築。
　
各位讀者有沒有發現，我們到這邊為止，完全沒有討論到博物館裡面展出的是什麼。在不知道「文化」是什麼，但是知道「文化的外殼」長怎樣情形下，畢爾包效應就這樣被不斷複製傳頌出去。
　
古根漢的成功，讓以下的模式後來大量被複製：
　
▸▸ 1. 在舊工業帶或衰落的市中心取得一塊位置優良的土地，並規劃博物館／美術館／表演中心等「文化建設」

▸▸ 2. 辦理國際競圖，最好請普立茲克獎等級大師設計數億美元造價的大型公共建築

▸▸ 3. 興建與完工後，帶動地價水漲船高，把周邊土地標出去興建賣場，飯店，辦公室等，完成「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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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特別點二：在令人驚訝的「畢爾包效應」過了 10 年，20 年之際，越來越多人發現畢爾包是特例，不是通則。
　
古根漢博物館的擴張並不成功，例如拉斯維加斯古根漢博物館開館 7 年後閉館，台灣台中爭取過的古根漢博物館，合約充滿陷阱和不確定能否回收的效益，最後破局。古根漢基金會收取高額權利金，販賣品牌與代理策展運作的模式，被諷刺的稱為麥古根（McGuggenheim）。
　
蓋瑞雖然早已其超乎預期的建築變化聞名，但畢爾包一案成了他變身「建築名牌」的開始，微軟創辦人之一保羅艾倫便找他為西雅圖設計搖滾博物館，這座建築位在太空針塔下，單軌電車直接穿入建築中，一樣有蓋瑞招牌的扭曲金屬外殼，更多了一種迪士尼明日世界度假區的氣氛，但開幕參觀人數卻似乎不如預期，此建築重新轉型為科幻博物館和名人堂 ，去年又改名為大眾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Pop Culture）。蓋瑞在加州興建的迪士尼音樂廳，儘管確實發揮作用，但建築卻和周邊街廓缺少連結，大部份開車的聽眾直接開入地底停車場，大概也來不及看幾眼音樂廳。
　
一些較小型的地標建築計畫，下場似乎更黯淡，例如英國雪菲爾德的國家流行音樂中心， 1999 年開幕後只達到原本觀光客的 1/4，同年就黯然關閉，現變成當地大學活動中心。西雅圖郊區的柏優美術館請來史蒂芬霍爾設計，意在讓建築凌駕都市計畫，但也在短短 3 年後因門可羅雀關閉，
　
或許集大成的是阿布達比「快樂島」，這裏有蓋瑞設計的又一座古根漢博物館，努維爾（Jean Nouvel）的羅浮宮分館等諸多夢幻建築，原先還預定有哈蒂（Zaha Hadid）的表演藝術中心，安藤忠雄的海事博物館等建築，但除了阿布達比羅浮宮工程進入尾聲，其他館舍似乎遙遙無期。
　
當人們重新檢視這些重大文化工程的投資，常常發現在效益估計上，根本缺乏合適的指標。至於工程以外實質的營運，最好能外包的外包，放生的放生，常常沒有公私合作的完整計畫。
　
■ 或許，更好檢視這些「世界奇觀」最務實的方式是「減法」。
　
如果今日把畢爾包古根漢夷為平地，古根漢仍然是一個充滿19世紀新藝術建築，令人想起大航海時代的狹小古樸巷道，同時又具有便捷大眾運輸路網，河流，綠地和眾多創意建築的河畔城市，也有相當的金融與創意產業基礎。而如果把雪梨歌劇院移除，遊客漫步在達令港的碼頭邊，仍然可以體驗到充滿活力的海港風情。
　
「也就是這些成功案例，並非靠少數地標翻轉了城市，而在於城市整體都市計畫，產業結構的並進提升。」
　
文化投資的確在城市改造上扮演重要角色，但計畫者必須足夠務實，了解到投資基礎建設真正的回報不只是觀光收入，而是打造宜居城市和創意環境，吸引更多有技術的居民移入。城市要真正轉骨，水岸再造，大型投資不可少，但串連新舊資源投入和整體都市品質提升更加重要。
　
也就是說：要能畫龍點睛，你得先做出一隻龍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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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大師。

【音樂節序：音樂大航海仍在進行中 】　作者／黃大旺

　　從2015年11月初開始，在台北不同場地接連舉行的「第一屆台灣國際即興音樂節」，在台灣的表演藝術類節目中即使不是破天荒的頭一次，至少已經是勇氣可嘉的大冒險。作為演出的第一彈，主辦單位邀請了德國著名的長笛演奏家馬克‧阿班‧若茲（Mark Alban Lotz）吹奏兩種長笛、一隻短笛（piccolo）以及印度竹笛（bansuri），先舉行工作坊，再與台灣即興樂圈兩大怪物─薩克斯風手謝明諺與鋼琴手李世揚「對決」。若茲的即興演奏經驗相當豐富，不僅在於爵士的領域，更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故在此借題發揮，略論什麼叫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其實說穿了沒有多麼了不起，只是許多人聽到即興都只會想到爵士樂，想到爵士樂就聯想到都會夜生活，想到都會夜生活就聯想到紅酒，想到紅酒就想到生活情調，於是爵士樂就變成了生活情調與優越品味的代名詞，在台北成為一種小資階級與音響發燒友的浪漫禁臠，放諸四海都顯莫名其妙。

　　顧名思義，即興演奏就是不靠視譜，也不靠記譜，完全從第一個發出的聲音開始，以自己的即時想法開枝散葉「即時作曲」的演奏型態，聽起來可能跟亂敲亂打很像，但是合乎定義的即興演奏，在亂敲亂打之中，多半存在著自己的規則，即使沒有讓聽者習慣的四四拍子和十二平均律，都還能找得出演奏者的思考脈絡。與其去理解背後的意涵（有些錄音或演奏，演奏者會以文字說明），不如用心去感覺，即使未必是享受，但只要敞開心胸、放下成見，即使不是那麼浪漫、優質、高品味的雅痞音樂，都具有自己的血肉與靈魂。

　　其實即興表演的能力，早就根植於人的情感表達能力之中，只是後天的各種行為制約、道德禮教不允許我們這樣做。一開始，音樂與舞蹈還不是為祭典、儀式服務的表演，打擊樂器與笛類、弦樂器是依照經驗逐漸改良，才有了我們認識的樣子。各種音樂形式，乃至於中世紀黑暗時代歐洲的吟遊詩人，還是絲路綠洲都市賣藝的樂手歌手，除了細心準備表演內容以外，也必須要有一些即興，才能得到觀眾的打賞。

　　而且在莫札特、貝多芬出現之前的古典音樂，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前後的古典音樂，由於樂譜的不發達，以及對於歌唱的偏重，樂手依照主旋律即興演奏和音，乃是司空見慣之事。後來有類似協奏曲與奏鳴曲等型態出現，獨奏的裝飾音（cadenza）往往需要即興演奏（記譜法發達以後，才有作曲家或演奏家譜寫裝飾樂段）。再者，根據音樂史紀載，莫札特與貝多芬等大作曲家，都很擅長即興演奏，或是以即興演奏發展作品。十六世紀住在義大利的西班牙作曲家奧提斯（Diego Ortiz , c.1510 – c.1570），就曾經在羅馬發表《古大提琴演奏之裝飾論與變奏論》（Tratado de glosas sobre cláusulas y otrosgénéros de puntos en la música de voilones nuevemente puestos en luz, 1553），不僅提出了許多主題裝飾變奏的譜例，更透過里切卡爾（ricercar）這種更複雜的旋律，開拓了即興演奏與作曲的可能性。到了十八世紀以後，為古典音樂奠定重要基礎的莫札特或貝多芬這些人，其實都以即興演奏聞名於世。

　　提到中國，漢人最具代表性的即興演奏是古琴。無關於江南貿易都市名商巨賈的風雅，古琴有譜可以參考，但不是最理想的記譜法，彈奏者可以知道左右手的位置，如果沒有老師帶進門，或是參考錄音可以記住，光憑臆測速度，是很難彈成一首像樣的曲子的。尤其聽者的想像力豐富，光是看人操琴就覺得好有品味，左手按絃或顫音的細部動作，以及古琴特殊的擦絃聲（小音量樂器，故需要極端安靜的環境），再加上房內的薰香（什麼時候開始的？），由操琴者及時判斷的部分，往往被聽者忽略；古琴音樂的欣賞，如果沒有演奏者或解說者的引導，很容易就成為紫砂壺、沉香、七子餅之類的風雅，大爺說一句，你就模仿一句；沒有了大爺，你什麼都不是。

　　到了二十世紀，既然在作曲技法上有了更長足的進展（由白遼士到印象派，由華格納、馬勒到荀白克、魏本與貝爾格，由穆索斯基到史特拉汶斯基……由有調到無調），古典音樂就已經不再是那些什麼「春之聲」、「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的故事」了。巴黎音樂院教授奧立維耶‧梅湘（Olivier Messiaen, 1908 – 1992）的另一個身分，是巴黎聖三一教堂的管風琴司琴；他在鋼琴與管風琴的即興演奏中，大量模仿了各種鳥類的鳴叫聲，這些即興演奏留下的旋律，也被引用於他的許多作品之中。義大利貴族後裔，「頻譜樂派」（école spectrale）的精神導師─賈沁托‧謝爾西（Giacinto Scelsi, c.1905 – 1988）使用鋼琴與早期的電子合成器（主要是ondioline）即興演奏並錄音，並交由其他的作曲家採譜完成各種配器的作品，多半由一個單音發展成為密集而高動態的音牆；這樣的作曲流程，對於日後以更進步技術分析聲響，並且譜成聲音色澤豐富作品的作曲家，帶來的啟發可說非常深遠。出身自前蘇聯韃靼共和國，拜師於蕭士塔高維契的女性作曲家索菲亞‧古拜都琳娜（Sofia Gubaidulina, 1931 - 　），也曾經在一九七○年代，與志同道合的另兩位作曲家維克多‧蘇斯林（Viktor Suslin, 1942 - 　）、瓦切斯拉夫‧阿爾徹莫夫（Vyacheslav Artyomov）合組融合各種民族樂器與人聲的即興合奏團「阿斯特亞」（Astraea），錄音作品屈指可數，在二手唱片市場上千金難求。

　　新大陸的古典音樂，不僅從美國民謠或黑人靈歌取得經驗（蓋希文；柯普蘭），還有更加挑釁的即興演奏。來自法國，歸化美籍的瓦雷士（Edgard Varèse, 1882 – 1965）的曲風，一則完全無視調性與音列，二則旋律好走不等拍，三則導入各種特別的編制，比方說全打擊樂編制、手搖警報器、倒吊在半空中的鼓（以濕布上下摩擦栓在鼓皮正中間的竹棒發出聲音，巴西傳統樂器cuica），乃至於電子音響、預錄磁帶，在他的作品中都習以為常。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七月，瓦雷士與包括約翰‧凱吉（John Cage, 1912 – 1992）、現代音樂理論家詹姆士‧譚尼（James Tenney, 1934 – 2006）、「開放形式」代表厄爾‧布朗（Earle Brown, 1926 - 2002）等當時美國最前衛的作曲家，以及一群前衛音樂的愛好者，請來了包括低音提琴手查爾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 1922 - 1979）、小號手亞特‧法默（1928 – 1999）等當時活躍的爵士樂手，進行一種特別的嘗試：在完全沒有樂譜的情形下，由瓦雷士本人「指揮」即興演出，並且把這些無調性、無節奏的和聲錄下，放進日後的電子音樂作品中。作為一種完全原創的音樂類型，自由即興的精神就是不斷開創未知領域；瓦雷士也曾經因為作品難以被當時的觀眾理解，而在首演時接受音樂廳滿場的噓聲與謾罵（《沙漠》﹝Dèserts﹞一九五五年巴黎首演，薛爾亨指揮合奏團）。同一時期，想要追求音樂上突破的爵士樂手們，也不再滿足於既有的各種形式。薩克斯風手查理‧帕克（Charlie 'Bird' Parker, 1920 – 1955）一度想要拜師瓦雷士門下，當瓦雷士完成了上述《沙漠》的巴黎首演回到紐約，帕克很可惜已經飛向彼岸。同樣在紐約的薩克斯風手奧內特‧柯曼（Ornette Coleman, 1930 – 2015）也企圖在爵士樂中加入更多當代音樂的元素，最後造就了他自由爵士一代宗師的地位。一九四九年，雷尼‧崔斯坦諾（Lennie Tristano, 1919 - 1978）與弟子們的六重奏，在紐約嘗試六人同時即興演奏，成為自由爵士過早開放的一朵奇花；一九六○年代美國的爵士樂日趨複雜，火花飛散到歐洲，更形成了歐洲自由爵士的百花齊放，乃至於東歐國家如東德、波蘭或立陶宛，都曾經舉辦自由爵士與即興演奏的國際音樂會。

　　即興演奏不僅講求腦筋動得快，也要讓自己發出來的音色與其他樂手調和。台灣古典鋼琴界的叛徒李世揚在2012年冬至與法蘭德斯資深鋼琴家佛列德‧凡霍夫（Fred van Hove）於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的現場演奏，兩人的平台鋼琴對置，並且將共鳴響板拆除，周圍的觀眾都可以看到演奏雙方的細微動作。這場台灣少見的鋼琴決鬥，光看照片會以為是兩個調音師傅在比誰調音快，在當時的演奏中，實則包含了非常豐富的音響對位與和聲；再加上「預置鋼琴」手法的充分使用，充分擴增了鋼琴演奏更多的可能性。據說即興演奏在歐洲，不但已經成為演奏廳常見的節目，還有不少幼兒園或是安養院，會把即興演奏排進例行節目表。

　　第一屆台北即興音樂節除了上述的洛茲與台灣即興演奏家合奏以外，還有董昭民老師與荷蘭特殊歌唱家馬克‧凡‧佟赫仁博士（Mark van Tongeren）的論壇（詳見節目資訊，以下同）、荷蘭人聲藝術家亞普‧布隆克帶來的聲音即興表演（受到包浩斯主義建築師Kurt Schwitters啟發，拆解語言要素成為類言語人聲）、本土樂手與海外來賓的交鋒，最後的壓軸，則是來自瑞士的木管演奏家漢斯‧柯赫（Hans Koch）與電子音響操作者湯瑪士‧彼得（Thomas Peter）的二重奏。這一連串的即興演奏音樂會，既不是沒有樂譜就可以胡作非為，更不是拿到樂器就可以亂吹；在聲音中音樂的輪廓可以變來變去，甚至會帶給人聽爵士樂的感覺，但就如同節目名稱所述，今天不是來跟你們講爵士樂的，我們在音樂的探測船上，探索前方未知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