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美國退伍軍人待遇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一段對東方人振聾發聵航運界背後的”海運野史”(轉譯自2021/6/25 gCaptain)

作者：John Konrad 船長(gCaptain) 今天是海員節，我想講一個故事，而不是參與我們行業的常規廢話。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因為它是真實的。
幾十年前，世界第二大煙草公司遇到了一個重大問題。在1969 年，他們明白，當公眾了解到這個致命的秘密時，他們的產品會被淘汰，銷售也會消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購買了 20 世紀最偉大的發明——貨櫃，以及由其發明者馬爾科姆麥克萊恩創立的SeaLand公司。這解決了大型煙草公司的問題，因為它使他們能夠將現金從垂死的行業轉移到快速發展的行業。
到 1980 年代，RJ Reynolds Tobacco遇到了更大的問題。數十億美元的集體訴訟有可能導致其強大的船隊被扣押，海陸集裝箱數量不計其數，其碼頭和物流樞紐網絡也將關閉。它的資產需要法律保護。它需要強有力的保護，因此在 1984 年將公司分拆出來，但仍由大型煙草公司高管負責。出售給哈羅德·西蒙斯和CSX但是，到1999年，香煙造成404750人過早死亡 在美國，$ 157十億每年的醫療費用，以及數百萬全球死亡。SeaLand 剩下的那些從煙草中獲利的大煙草所有者比在大屠殺中遇難的人更多，需要一個瑞士來隱藏他們的黃金，他們需要一個小而強大的歐洲國家來隱藏他們被尼古丁污染的船隻。
最大的煙草”轉進”國家是丹麥，他們委託資產的公司是 AP Møller – Mærsk。
軍工園區
如果我們進一步倒回時鐘……更多的真相就會暴露出來。傳統的說法是 SeaLand 是 Malcolm McLean 的孩子，他是一名卡車司機、發明家和企業家，致力於顛覆一個行業。正如 Mercogliano 博士的著作《第四條防線》所述，事實是，到 1967 年 SeaLand 瀕臨破產，貨櫃運輸注定要失敗，直到與五角大樓達成協議，將武器和致癌化學品運往越南.
當您點擊馬士基網站上的”關於我們”時，您會被告知：“AP Moller – 馬士基擁有一段傳奇的歷史，我們為自己的悠久歷史感到自豪。” 在核心價值觀下，它說：“我們公司建立在開拓性成功和增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傳統之上。我們的悠久傳統和價值觀每天都在指導我們的業務，並確保我們明天可以開展業務。”
向下滾動他們的時間線，您可以大致了解該公司歷史上的每一個重大事件，從它作為 Dampskibsselskabet Svendborg（Steamship Company Svendborg）的誕生到最近的 Maersk Drilling 分拆。提到了幾項合併和收購，但沒有提到公司歷史上的三大事件：馬爾科姆·麥克萊恩的發明、越南戰爭以及它與大煙草公司內部人士達成的交易。
馬士基要對多少尼古丁污漬負責？有多少大煙草高管從此次收購中獲利？馬士基在越南戰爭中留下了多少污點？也許沒有，但很難說他們網站的歷史記錄何時被刪除。
記者將這種審查公關稱為粉飾。
根本沒有提到一個對他們成功至關重要的詞：癌症。
這不僅是馬士基的故事，也是 gCaptain 的故事。在抵達越南凸輪拉恩終端1969年海集裝箱被裝上卡車，並交付給新山一空軍基地西貢我父親工作作為一名醫生。三十年後，就在馬士基和 SeaLand 的高管會面敲定他們職業生涯中最大一筆交易的那天，我的父親因暴露於橙劑而死於癌症。今天他躺在阿靈頓國家公墓，但他並不孤單。由於貨櫃非常有效，美國軍方能夠運送大量這種化學品，超過 300,000 名美國人因暴露於橙劑而死亡，這幾乎是在戰鬥中死亡人數的五倍戰爭期間，數以百萬計的平民被殺或致殘。
從 1967 年到 1973 年，SeaLand每月向越南運送1,200 多個集裝箱，為美國國防部帶來了 4.5 億美元的收入。橙劑裝在這些集裝箱中運輸，MSK的官方歷史始於 1973 年，越南戰爭剛剛結束。
馬士基從未就 SeaLand 在我父親去世中所扮演的角色向我的家人道歉……但這沒關係。我不是辯護者。這篇文章不是關於取消文化的。我不在乎他們的企業道德聲明或喚醒價值觀。我關心海員。我關心真相。他們顯然願意抹去的真相類型。關於海員的真相。
跟隨金錢弗蘭克
關鍵是在這個行業的表面之下流動著資金、政治影響和法律操縱的海底暗流。大多數這些影響都與美國的大企業、軍工複合體以及美國現代軍隊的無聲之手有關。
在越南之前，我國已經解決了當今海員面臨的許多問題。今天，我們慶祝少數港口為海員接種疫苗，但在越南海員訪問美國港口之前，可以在聯邦政府資助的大型海洋醫院無限制地獲得疫苗和免費醫療。我們有自己的醫生、護士、退伍軍人福利、免費的養老院、墓地和資金充足的養老金計劃。
馬拉德仍然很重要，雖然五角大樓取消了大部分這些福利並將美國商船隊推到了一邊，但他們保留了對政策的大部分控制權。許多海員待遇法律仍在製定中，但美國以外的人甚至很少知道MARAD 的存在，儘管來自福布斯等大型媒體組織的壓力，拜登的最佳候選人是（例外）行業未知數。
MARAD 和 IMO 的弱點是因為疏忽還是設計？
二戰後，海上條件很差，但美國（和幾個歐盟船旗國）確實為美國國旗船上的海員待遇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們不再樹立一個好榜樣。今天，負責倡導美國海員的政府組織 MARAD 在 IMO 中甚至沒有一個席位。坐在我國席位上的是美國軍官，而領導IMO的最有權勢的人是一位兩星的美國軍旗軍官。
然而，歐洲或亞洲很少有人考慮美國在海洋政治中的揮之不去的作用。美國商船已經死了。瑪拉德無能為力。美國海岸警衛隊資金不足且分散。海軍對航運不感興趣。
航運界認為美國軟弱，但一些最大的方便旗的總部設在美國領土上，與五角大樓簽訂了國防協議，並僱用了無數退休的美國軍官。華爾街和美國對沖基金是當今最大的船舶融資機構。許多大型航運公司（例如嘉年華）都在我們的證券交易所上市。美國海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船東，擁有 2117 億美元的年度預算、兩黨的支持以及北約的國際影響力。
歐盟和亞洲業內人士可以（而且通常確實）忽視美國的航運利益，然後想知道為什麼推動變革如此困難。原因是五角大樓和華爾街的影響力比任何人都想承認的要大，但它們的影響卻是沉默的。
您最後一次在行業會議上註意到美國或北約海軍高級軍官是什麼時候？也許你應該邀請他們？郵輪公司的董事會上有五角大樓的旗官，他們可以輕鬆地談判新規定或獲得數十億美元的緊急疫情融資。他們僱傭美國海軍上將，也許你也應該？
或者，也許您可以通過支持海事記者來幫助揭露整個海底五角大樓的權力和影響力？無論哪種方式對我來說都很好，只是不要繼續無視 MARAD 和華爾街、五角大樓和美國記者，並期待 IMO 或歐盟的結果。
馬士基的政治影響力超乎你的想像
有人說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崩潰。也許吧，但是馬士基和其他大公司如何有能力讓當地港口當局花費數十億美元的美國納稅人的錢來籌集資金橋樑、拓寬道路和重建碼頭，以淹沒像紐瓦克這樣絕望的貧困城鎮？澤西島有數千個巨型集裝箱？他們怎麼能通過國會強制納稅人資助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而拜登總統卻不能？
他們怎麼能強迫世界各地的港口、運河、船旗國和船級社共同花費數千億美元來容納他們的新巨型船舶，但他們無法讓 MARAD 或 IMO 就基本排放標准或海員權利規定達成一致?
馬士基首席執行官上一次訪問 MARAD 或在 IMO 委員會捲起袖子，或派頂級海事記者前往丹麥是什麼時候？如果Søren Skou真的想要就海員權利和排放標準達成共識，他會這樣做。
今天，國際海事組織的“海員日”，世界上每一個航運公司、每一個海事組織、每一個國家都會讚揚海員的工作，並禮貌地要求做更多的工作來改善海上惡劣的條件。當然，他們不會使用“犯罪”這個詞，但會找到一些更溫和的委婉語來描述問題。美好、善良、協作和包容，將成為當今的流行語。垃圾。
海員不需要善良。我們需要真相。
事實是，某些海事、軍事和金融實體確實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們只是不選擇使用這種影響力來促進海員的擔憂。為什麼？
自殺是無痛的
就在此刻，IMO 或 MARAD 或馬士基發布了他們的海員日聲明，海上的海員將寫下不同類型的筆記。遺書。
This is not an article to point fingers at Maersk. I do not know what lengths they went through to protect the SeaLand legacy from class-action lawsuits. I don’t know what legal liability they have today. Is it possible that pulling SeaLand from the grips of big tobacco was a good thing? I don’t know. Nobody does. Most of the people who made the Maersk/SeaLand deal are retired or dead. Who even cares? Not I. Several of those executives passed away from lung disease. Is that Karma at work?
這篇文章的目的很簡單。沒有調查和宣傳，我們就無法知道真相。為了改善海上條件，我們需要兩件事：確鑿的事實和政治意願。我們不知道 SeaLand/Maersk 交易背後的事實，因為在 1999 年，大型海事媒體利益——Lloyds List、FairPlay 和 Tradewinds——沒有投資於揭露完整故事所需的調查性新聞。
故事很重要，但不幸的是，馬士基、國際海事組織、五角大樓和我們今天的行業講述的故事不是由記者或歷史學家撰寫的，它們通常是由公共關係部門撰寫的。
如果一棵樹倒下
可悲的事實是，每次有公司副總裁更替時,我們的收件箱都會收到大量公告。每次 IMO 召開另一次委員會會議時，Twitter 都會響起我們的電話。每次有水手被強姦或自殺時，我們都會被沉默的嘈雜聲轟炸。
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並不便宜，但我們行業在公關和社交媒體活動上花費的數百萬美元也不便宜。解決方案是講述更準確的故事。但是什麼故事最有效呢？講述完整真相的故事。
相關視頻：講故事的力量 | 安德烈吉布斯，TED 演講
我們確實知道其他一些事件背後的事實。
船級社的誕生、普利姆索爾線的發明、SOLAS 的創建、直升機救援游泳者計劃、Gumby 套裝指令和OPA90（僅舉幾個保護海員的進步）都有一個共同點。
大多數人說共同點是生命的損失，他們說今天的安全規定是用過去海員的鮮血寫成的。這不是真的。直到今天，我們幾乎每週都會損失一艘船，甚至很少有人被調查。他們怎麼會考慮到我們收集的VDR 黑匣子錄音不到 30% ？
事件不會導致監管變化。
調查性新聞+行業合作=政治意願=變革
船級社從公眾集會中誕生。載重線是強制性的，因為艦隊街開始調查丟失的船隻，並為塞繆爾·普利姆索爾提供了與議會中強大的船東國會議員對抗所需的所有墨水。SOLAS 不是因為泰坦尼克號沉沒而創建的，而是因為像歐內斯特·海明威這樣的偉大記者追隨金錢並發表了圖片標題。雙殼油輪沒有被強制執行，因為埃克森瓦爾迪茲號撞上了岩石，他們被強制執行是因為Intertanko明白媒體在清理之前不會休息。
我們知道這是真的，因為即使是很小的事故也會對海員的安全產生很大的影響。1980 年，SS Poet 號沉沒，34 名海員在海上失踪。它幾乎沒有被調查，也沒有改變任何法律。然後在 1983 年 2 月 12 日，一艘類似的船Marine Electric因同樣的原因沉沒，但這次費城問詢報給了羅伯特·弗朗普一個完整的調查小組，並花費了數十萬美元研究此案。結果迫使美國海岸警衛隊推動變革。該救生員程序和救生服的任務是問詢努力的直接結果。
馬士基和國際海事組織
了解影響力，報導真相，講述海員的故事是在海上獲得基本人權的關鍵，但馬士基和國際海事組織都不會在新聞業上花錢，因為他們知道在這里花的錢會花在報導的記者身上。真相。整個真相。整個骯髒不舒服的真相。
了解和報導這一事實是海事新聞機構的工作，但這樣做的成本很高。不僅僅是我們。馬士基用於支持 Splash 24/7 的預算不到 0.001%。Tradewinds、Maritime Executive、The Shipping Podcast、FreightWaves、TheLoadstar以及諸如Frank Coles、Rachel Slade、Ally Cedeno和Sal Mercogliano等無數其他媒體都在發布真相。很少有海事新聞機構有資金深入調查這些問題。請問有多少人被邀請到 IMO 談論他們的發現？
你知道誰花錢支持海事新聞嗎？五角大樓。他們知道權力和影響力的秘密。
如果我們想幫助海員，我們不能依賴 MARAD、IMO 或馬士基。我們必須推動他們說真話，支持願意支持行業本身和希望獲得基本人權的海員的記者。我們需要馬士基停止抹殺歷史並開始投資航運業的第四產業。

【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

相信很多人現在都感到非常焦慮，覺得美國社會似乎被中共滲透得很厲害，會不會像被白蟻蛀空的百年老屋一樣，「砰」一聲地就塌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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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點，非主流歷史學家劉仲敬先生的這段問答，值得我們做個參考。文章非常長，我簡單給大家節錄幾個要點，與摻雜一點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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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仲敬舉出前後三雄時期，托勒密王國（埃及）對羅馬元老院的行賄與滲透活動為例。他認為，埃及之所以嘗試用錢去滲透羅馬，並不是因為羅馬衰弱，相反地，是因為羅馬豪強。如果埃及的實力值得與羅馬一搏的話，埃及人應該會集中精神強化自己，以武德充沛的方式與羅馬決一雌雄。埃及人之所以選擇賄賂羅馬元老院，正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實力比不過，只好採行二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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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一個邦國，例如羅馬，成為了世界霸權，意味著全世界的權力鬥爭，都不可避免地要綁定或牽扯到羅馬內部的權力鬥爭。羅馬當然會產生腐敗，而羅馬內部的黨派競爭，就成了防止羅馬墮落的「防腐劑」。首先，當一派從外邦拿錢，而在黨爭中獲得不正當的優勢時，另一派是不能袖手旁觀的，因為袖手旁觀就會讓他們在黨爭裡佔下風。這不是什麼道德正義感使然，而是兩大黨之間的恐怖平衡一定會讓他們不敢坐視對手跟外邦收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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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而一個世界帝國裡，也必然有武德充沛與費拉不堪的兩種人。會從外邦拿錢的人，必然是比較軟弱、想過爽日子、費拉性格較重的那種人。而相對的也必然有比較堅強，能忍受辛苦，會自我惕勵的人。然而這世界競爭最終的基本盤，就是武力鬥爭。武德充沛的那個陣營，勢必要把費拉不堪的軟弱者給整肅掉，並且吞吃所有的利益，這比滲透行賄什麼的都大得多。而武德派在國內整肅掉費拉派，最好的大義名份就是他們收了外邦的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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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黃金打不過戰士的鐵，這是自古以來不移不易的規則。上天最終的達爾文式的公平就在這裡，羅馬不會敗給經濟力強大但內部費拉不堪的埃及，但是會亡於身無分文但武德充沛的蠻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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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代替美國人回答什麼問題，但我相信，美國的現況雖然腐敗，但尚未完全丟掉武德充沛的那個面向。而中國則根本沒有建立武德的那個思想環境。因此，上天最終的達爾文式的公平，恐怕還是要判決給美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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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對了，還有一個自古以來不移不易的規則，就是有鐵就有黃金，黃金是鐵血賺來的。也就是說，偉大航道上的寶藏終究還是要贈給最有鐵有血的那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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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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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現在的中國，強大到足以向世界西方國家強力滲透，達到了不可阻擋和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與世界文明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的。這是因為跨國性的教團和跨國經濟團體的失敗和削弱所造成的，還是相反的作用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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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
恰好相反，這個明顯是羅馬秩序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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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的埃及什麽時候才會到羅馬去搞滲透活動？當然是在迦太基、馬其頓和安條克已經次第瓦解，羅馬的仲裁權在希臘世界已經變得不可抗拒的時候。當迦太基還在，世界的霸主還沒有確定的時候，他們是沒有必要去賄賂元老院的議員的，因為羅馬的權力還非常遙遠，羅馬人跟迦太基無論誰贏了，都還不至於越過馬其頓和敘利亞打到埃及來，他們沒有什麽好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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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二流的列強一個接一個倒下，羅馬的權力變得無法抵抗，而埃及人要跟努比亞人、利比亞人和以色列的各個小王國打交道的時候，隨時都要顧及羅馬人的意見。即使是打了勝仗，也有可能被羅馬人趕出去。這時他才會感到，埃及人無論在埃及做什麽，都趕不上派一群特工、帶一箱金銀去賄賂一個羅馬元老院議員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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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麽在迦太基戰爭的時期，埃及人從來不收買羅馬元老院的議員，而到了凱撒的時代，埃及人卻把國家預算的大部分都用在收買元老院議員和雇傭羅馬軍團的退役老兵這兩件事情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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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不是埃及強大的標志，而是埃及和羅馬之間的實力差距已經大到了如果不從內部收買羅馬、就根本混不下去的地步了。迦太基和馬其頓並不想收買羅馬元老院的議員，不是因為他們軟弱，而是因為他們強大，他們自認為和被認為可以跟羅馬決一雌雄。雖然他們打敗了，但是他們正像是納粹德國和蘇聯一樣，雖然失敗了，但是在失敗以前還是跟美國真刀真槍地打過幾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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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能力打贏的話，你就不用去行賄了。你行賄的對象是什麽呢？就是你惹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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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自己就是一個處長，你難道會向你手下的科長行賄嗎？你可以直接命令他，甚至是強迫科長向你行賄。如果你只是一個科長，那麽什麽人才是你行賄的對象呢？當然不是跟你同級別的科長，至少也應該是級別比你高的處長才行。你向縣太爺行賄，是因為縣令可以滅你的門。你不向你的鄰居行賄，不向比你更窮的貧下中農行賄，是因為鄰居坑不倒你，貧下中農也害不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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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行賄的對象就是有能力害你而你卻害不了他的人。這裡面的階級地位是很明顯的。如果你有能力戰鬥或者是你自以為有能力戰鬥，你就沒有必要做這些事情。當然，行賄的一方就是弱者的一方，強者都是要接受別人行賄的。強者有可能因為行賄而變得軟弱，但是弱者從來不可能因為行賄而變得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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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盡管這樣反反覆覆行賄，最後還是被羅馬人吞併了。搞到最後，他們行賄的做法反而成了羅馬人吞併他們和消滅他們的理由。他們最大的行賄就是我們知道的埃及艷后，她把國家元首本人都賠了出去，收買了羅馬最大的官—凱撒的繼承人安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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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當時的意義就像是，你今天把美國總統本人都收買了。美國還有比總統更大的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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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收買成功的結果，卻使羅馬內部發生了政變，使得屋大維這一派本來沒有資格繼承凱撒軍團的人跳出來說：「現在安東尼已經代表了腐敗勢力，要把羅馬變得像是東方國家一樣腐敗而專制，羅馬傳統的支持者和羅馬自由的維護者都要跟我來，跟我發動政變，維護羅馬人的真正傳統，維護元老院的尊嚴，把安東尼和埃及艷后一起消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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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大維就是憑著這個號召，才能夠得到元老院保守勢力的支持，以恢復共和和羅馬古風為理由，以打倒東方專制主義的代表為理由，把埃及艷后和安東尼一起消滅掉了。埃及介入羅馬黨爭的結果就是，一旦被他們腐敗了的那一個黨派，在羅馬黨爭中失敗，那麽勝利的黨派就必然連帶把埃及一起消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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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希拉蕊或者其他什麽政治家真的受到了中國的收買，然後他們被川普或其他敵人揭發出來一敗塗地以後，那麽中國必然要變成罪魁禍首，附帶地也被收拾掉。這都是一樣的道理。你如果沒有捲進去的話，那麽這件事情跟你無關；你捲進去以後，你就會變成被收拾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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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馬自己的角度來講，這是羅馬腐敗的象徵。以前羅馬跟迦太基打仗的時候，兩黨的議員雖然各有各的意見分歧，但是他們誰都不是外國的代理人。搞到最後，羅馬快要征服埃及、已經征服了大半個世界的時候，羅馬的權力已經比迦太基戰爭的時候要強大得多了，但是元老院內部居然出了一大批受人收買的人。這當然是羅馬憲制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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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國當然已經比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時代要強大得多了，但是居然會出現像「通俄門」這樣的事情，或者像最近川普揭發出來的中國黑客攻擊這些事情，這說明了什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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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羅馬不再是一個地方性的邦國。羅馬的憲法跟世界的權力結構和憲制結構已經不可分割了。全世界的權力鬥爭都不可避免地要體現於羅馬的黨派鬥爭，因為大家都能夠看到，無論你自己打得有多好，只要羅馬人說你必須撤退，你就必須撤退。無論你多麽失敗，只要羅馬人說這些地方是你的，那麽你的敵人都非交出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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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帕加馬和托勒密這樣的國王甚至想到，保衛國家安全和防止自己的子孫後代遭到政治清算的唯一手法，就是在遺囑中把自己的國土饋贈給元老院和羅馬人民。而羅馬人經常拒絕他們的饋贈，理由就是，接受了這樣的饋贈，這筆easy money會在羅馬黨爭當中產生不利效果。得到這筆巨大資產的黨派會取得不公正的優勢，破壞羅馬憲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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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邏輯跟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北方的議員堅決反對古巴和拉美各邦加入美國，而南方的議員就很有吞併古巴和拉美一些地區的欲望，理由是相同的。因為拉美普遍是承認奴隸制的，而北方議員是反對南方搞奴隸制的。如果南方把實行奴隸制的古巴或者其他地方拉進了美國，那麽在國會當中南方就要占便宜；反過來，把這些地方盡可能踢出去，那就符合北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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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貴匪強力介入，從李文和那個時代開始收買美國政治代理人的結果，必然就是這個樣子的。它會使美國內部政爭的野火燒到自己頭上，會使自己站在失敗的黨派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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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你會站在失敗的黨派一邊？因為總有人容易收買，總有人不容易收買，容易受到收買的那一方面必然是比較腐敗的那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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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屋大維收買不了，安東尼就可以收買。但是，屋大維和安東尼之間是誰更強大呢？當然是屋大維更強大。為什麽？因為需要埃及黃金來收買的這批羅馬人就是厭倦了征戰、想要過舒服日子的羅馬人；堅守羅馬傳統、高喊反對東方腐敗的那批人就是跟著凱撒在高盧征戰、仍然保持了羅馬共和國時期尚武傳統的那一部分人。尚武的人跟腐敗的人打，那肯定是腐敗的人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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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腐敗的東方專制國家，你要收買人的話，誰會接受你的賄賂呢？當然是厭倦了征戰、想要腐敗過好日子的那一批人。能打的人，正如凱撒和他的繼承人所說的那樣，能夠通過征服獲得戰利品的人，為什麽要小裡小氣地在密室里面接受你那點可憐的賄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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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征服埃及，把你整個吃下來，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擁有鐵的人注定要成為擁有黃金的人。你之所以賄賂我，是因為你怕我，但你既然怕我的話，我為什麽不能征服你，取得比賄賂更多的戰利品？這個悖論是你沒有辦法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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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落到了非行賄不可的地步，那麽願意接受你賄賂的人就是世界統治者當中比較軟弱而腐敗的那一部分人，而比較尚武而強大的那一部分早晚會以清算腐敗的名義，首先吃掉你過去送掉的賄賂，然後把你自己一起消滅掉，在消滅你的過程中間取得比你付出的賄賂多幾倍、大得多的利益，而且還非常理直氣壯、名正言順，以憲法保衛者和羅馬清廉正直的平民階級和羅馬軍團戰士的利益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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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艷后雖然把安東尼服侍得體體帖帖，但是她怎麽能夠比得上屋大維征服埃及以後用埃及的全部財富來犒賞出身平民的廣大羅馬戰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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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羅馬戰士衷心支持的人才能夠征服世界，而你沒有能力收買所有的公民戰士，你只能集中收買幾個腐敗集團。而那幾個腐敗集團得到了你的錢，也就得到了在政治鬥爭中不公正的優勢。然後沒有得到那些錢的人必然會煽動公民戰士出來：你看，你們為國犧牲，到處征戰，而這些腐敗分子卻輕輕鬆鬆得到了這麽多錢，然後得到這些錢以後還要把你們這些清廉正直、流血犧牲的人得不到的好處分給那些腐敗分子，你們能夠容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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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位英勇善戰的、像麥坎那樣為國家流了血的美國老兵，或者是像小加圖那樣的羅馬老兵，你能容忍像安東尼這種人把羅馬戰士用鮮血得到的戰利品，為了個人的好處和腐敗小集團的好處，輕而易舉地讓給克萊奧帕特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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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屋大維反對安東尼和埃及艷后時最有煽動力的動員就是，羅馬軍團戰士自從盧庫魯斯和龐培以來百戰經營得到了一些東方屬國，僅僅是因為埃及艷后賣了一下色相，就由安東尼慷慨地贈給了埃及艷後的兒女，你們能容忍這些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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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格拉古就是因為許諾把這些征服來的土地分配給羅馬軍團的老兵，才引起了羅馬的政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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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屋大維告訴你們，我們要清除東方專制主義的腐敗，恢復羅馬人驕傲的傳統，不能讓高貴勇敢的羅馬戰士在東方腐敗的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我們羅馬的公民戰士見了執政官從來不會下跪，而東方的大官和宰相見了君主都要下跪。你們如果讓安東尼當了權，那麽我們羅馬戰士的子孫後代都要像東方人一樣奴顏婢膝，你們能夠容忍嗎？埃及艷后的好處給了安東尼和他的大將，而我打敗安東尼以後，從安東尼的財庫和埃及的財庫裡面得到的大量的財寶，會像凱撒的遺囑一樣，分配給每一位軍團的老兵，還會捐獻給羅馬的平民，為他們運來非洲的獅子，給他們看好戲，為他們分發非洲的糧食做成的麵包。於是，羅馬的平民和羅馬的軍團戰士自然而然要擁護屋大維去打安東尼和埃及艷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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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今天的羅馬—也就是美國搞的那些腐敗活動，得到的結果必然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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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前線退伍下來的老兵回到自己的家鄉，卻發現他們的工作機會消失了，他們找不到工作，房租上漲了，因為原有的鋼鐵廠已經搬到中國或者其他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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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川普許諾，我們要加高關稅，使鋼鐵廠搬回來，使羅馬的公民戰士重新得到工作和尊嚴。請問他們會支持誰呢？一些人把自己的廠家遷到中國境內，賺了很多錢，這些錢一部分肥了中國的腐敗官員，一部分肥了美國的全球主義者，永遠地離開了美國。他們的工人都是中國的血汗勞工，被中國公安局嚴密監視著，因此他們不敢向美國的公民戰士一樣要求很高的福利待遇。只要稍微有一點不軌，進了廠連身份證都被公安局沒收了。他們像奴隸一樣勞動，因此可以忍受很低的工資，擠掉了那些享有高工資和高福利的美國公民戰士。因此，依靠這些血汗勞工和低人權優勢多餘出來的這些錢，就由中國共產黨的腐敗官員和投資到中國的美國企業家瓜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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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美國企業家得到的僅僅是錢。如果有朝一日美國發生政治衝突，他們能夠依靠中國公安局給他們撐腰嗎？他們跟中國公安局的那些關係，在美國政壇中就是一個負面因素，像安東尼和克萊奧帕特拉的關係一樣，足以使他們受到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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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的敵人如果得到那些退伍老兵的支持，一旦發生真正的政治衝突，一旦政治衝突真的到了刺刀見紅的時候，你們這些全球主義者無論從中國的血汗勞工身上賺了多少錢，古老的規則仍然會發揮作用：你們的黃金鬥不過公民戰士手裡面的鐵。公民戰士會揚起自己的戰刀，索取自己的權利。你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他們準備的，最後的結果必然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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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最基本的法則是不可能修改的。你不要玩小聰明，玩小聰明只會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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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你已經淪落到只能靠行賄來生存的地步，那就是說，你的鐵是不頂用的。你的黃金從哪兒來？只是依靠瘋狂地剝削血汗勞工。而血汗勞工既然能夠被公安局恐嚇，他們當然是不能打的。能打的人能夠讓公安局把身份證都拿去沒收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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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把美國工人和退伍軍人的身份證拿去沒收，扣押在警察局裡，這是有可能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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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的勞工不能打，而別人的公民戰士能打，那麽你在中間耍的這些小聰明，無論經過多少個曲折，最終的結果無非是把你和你的所有財富都作為戰利品和俘虜，贈送到能夠為自己的權利流血犧牲的公民戰士團體手裡面。共和國就是武裝公民的團體。無論在伯里克利時代、在馬基雅維利的時代還是這今天，都沒有例外。沒有武裝的公民團體，就算是名義上叫共和國，也一定是假共和國。中國就是一個假共和國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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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絕不可能依靠什麽啟蒙知識分子的理論或者是學了什麽哪怕是普通法或者其他先進的法律制度，就變得民主了，因為法律永遠離不開執行法律的人。普通法的基礎，首先就是能夠用他們的刀槍指著國王、迫使國王簽署大憲章而且必須遵守大憲章的那些封建武士，現在就是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用血來捍衛民主的公民戰士。沒有這些人，任何法律、任何偉大的思想都是一紙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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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有這些人，你是一個軟弱的、腐敗的專制政體，你的人民不能打，所以你的統治者才能夠花天酒地，欺負人民而得到超額利潤。而別人的人民是能打的，所以別人的統治者是不敢花天酒地、不敢欺負人民的。所以，你的統治者必然要變成羅馬公民戰士團體的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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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基本盤是你推不翻的。人民的博弈習慣，改變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就算是能夠改變的話。最快的速度也需要跨代，怎麽說也要兩、三代人的時間。所以，你沒有這樣的時間了。早在你能夠改變（如果你還有可能改變）以前，你們早就已經注定要變成羅馬老兵的俘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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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羅馬浴場Thermae Rom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