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論》台灣距離法治國家有多遠？
作者:王美琇
最近兩件個案判決，恰巧形成強烈對比，一是三一八攻佔立院案，一是馬英九洩密案。兩案的判決，足以說明司法正在歷經什麼樣的價值檢驗。
馬案法官對馬英九引發的憲政危機完全視而不見；三一八案法官則看見「公民不服從」阻卻政府違法的憲政層次。兩種判決高下立判。兩相比較，更反映出台灣的司法依然存在「只見藍綠、不見價值」的嚴重亂象。
談到這裡，我們不禁要問：台灣距離法治國家有多遠？司法要帶給台灣什麼價值？司法要為民主深化立下什麼典範？司法人員如何看待自己的定位？或者甘願淪為政黨鬥爭工具和既得利益的維護者？
司法演進推動美國民主
美國的司法演進值得借鏡。美國之所以成為今天的美國，和他們的司法演進有牢不可破的關係。永不屈服的勇敢人民不斷挑戰司法邊界，催逼著司法判例持續更新，落實民主和人權價值的深化，讓美國成為一個民主成熟的自由國度。
換言之，司法判例就是推動美國民主進步的最大動力，而美國憲法中保障人民權利的修正案，更是不斷成為挑戰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智慧與良知的最終判決依據。
一九五四年的布朗案，最高法院廢除「隔離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法案，讓黑人和白人可以同校就讀；一九一八年阿伯倫（Abram）言論自由案由大法官何姆斯（Justice Holmes）立下影響後世的判決：「…法律不能處罰言語的表達，除非言語的後果必將引起清晰而立即的危險。」
從此以後，「立即而明顯的危險」就成為憲法原則並適用於法院裁判言論自由案的依據。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一九八四年強生焚燒國旗案。被告強生在德州法院被判有罪，但他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一九八九年最高法院宣判德州的法律侵犯到強生的言論自由，違反憲法、判決無效。
一九六一年的麥普案（Mapp）也讓最高法院確立：警察不可非法拘捕人民和扣押證據（第四修正案）；也禁止政府強迫刑事被告作對自己不利的供詞，除非被告同意招供（第五修正案）。保障人民的隱私權、財產權以及緘默權。法院也不得考慮非法取得的證據，否則判決一律無效。
司法判例落實人權保障
一九六六年麥蘭達案（Miranda）最高法院的判決也成為全國各級警察執法時的正當程序，即所謂的「麥蘭達警語」：「警察拘捕被告時必須告知可以保持緘默。若被告要保持緘默，警察必須停止訊問。若被告要求有律師，訊問必須停止；再訊問時律師必須在場。」
一九八七年的馬丁案（Martin）最高法院也確立：檢察官代表政府起訴被告時，檢察官必須負起完全舉證責任，而且證據必須明確到讓陪審團不再有任何的「合理懷疑」 ，也就是必須「超越合理懷疑」。舉證責任和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法則，成為正當程序的基本要素。
一九七四年尼克森水門案更是司法權與總統權的經典對決。最高法院最終認定：「總統享有『行政特權』，尤其是國家安全必須保護，但『行政特權』不是絕對的。面對犯罪的可能時，總統的機密權應該和司法權相互平衡。…」最高法院判尼克森敗訴，國會展開彈劾而下台。最高法院明白宣示：「沒有任何人，甚至總統，可以高過法律。」充分彰顯司法權威和憲政高度，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價值。
美國制憲之初憲法只有七條條文，幾年後國會又通過十條憲法修正案，列舉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權，以及保護人民在政府執法過程中不受侵害的基本權利。然而，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需要公正而獨立的司法系統。
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受到侵犯時，人民可以上訴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負責解釋憲法和最終判決。最高法院可以撤銷地方法院的判決。法律由判例構成，法規由判例演繹。最高法院是終極判決，判例並成為全國執法單位必須嚴守的執法依據。這就是美國憲政法治的基礎。
民主價值需要法治支撐
反觀台灣，我們這部違章建築的憲法及增修條文中，雖不缺保障人民權利的條文，但因戒嚴三十八年凍結這部憲法，司法從此淪為威權統治集團整肅異己和欺壓人民的工具。解嚴至今已歷經三次政黨輪替，但司法和警調人員的腦袋並沒有解嚴，依然揮不去黨國思維陰影，人權價值更形同具文。
所以，看到少數進步法官和檢察官努力嘗試挽回司法的敗壞聲譽時，我們不知道該感到欣慰或者悲哀。
一個成熟民主國家的司法，必須也應該成為三種價值的守護者：一是民主憲政的維護者，一是弱勢人民的守護者，一是公平正義的捍衛者。如果做不到，司法就會成為保守反動者集結孳生的溫床。
因此，司法人員必須好好捫心自問：司法的存在價值是什麼？司法要為民主法治奠定什麼基礎？台灣距離法治國家有多遠？
缺乏法治支撐的民主，勢必搖搖欲墜；法治信念的實踐，需要更多人的膽識與堅持。請讓智慧和良知導引，跨越藍綠政治；讓正義的亮光，照進司法的黑暗角落，重新點亮島嶼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