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第二代 台灣第一代的馮光遠,身上背負的故事就如同無數外省N代或眷村小孩一樣,認同有轉變的時刻,只要能從土地與人民的角度出發,你的認同就會在腦海裡成為支撐自己的力量!
四點半吧，會在《自由時報》與平路、為廷、飛帆他們上報紙網路的節目，現在先去內湖當一下「割闌尾」的志工。
今年六月，在《自由時報》曾經刊登過一篇談自己「台灣意識」是如何產生的文章，刊出之後，很多人都說很感動，我也因此與文章中提及、失聯多年的張先生、張太太又重新聯絡上，這是我今年最高興的事情之一。
今天很忙，就先重刊一次這篇題為〈第二代外省人，第一代台灣人〉的文章。
※※※ 第二代外省人 第一代台灣人 ※※※
1979年秋，負笈至美，在康州唸書。唸的是一個小學校，華人學生不多。有天，學生顧問傳了個訊息給我，說有台灣家庭想請台灣來的留學生吃飯，那是我第一次去張家。
張先生是位工程師，張太太家管，另外，三位千金兩位唸大學，老三還是高中生。張家住學校附近的小鎮Westport，我後來買車之後，有時張家有家庭聚會，都會請我去玩；偶爾，我也會與張先生約去他家附近的社區網球場打球。
我去張家作客的經驗於我而言非常特別，我與張先生張太太聊天還能用國語，可是與三位張小姐之間的談話，用的就都是英文，因為她們根本聽不懂國語；從小，她們與父母親之間的對話，不是英文，就是母語台語，所以我與她們父母親之間的對話，她們一旁聽了也只是鴨子聽雷。
對於一個成長過程中完全暴露在國語環境的外省第二代而言，這其實是一種「文化衝擊」，幸好自小在三重埔長大，台語還能聽，所以倒也能參與張家小姐們與她們父母親之間的閒聊，不過要用英文插話就是了。
這個「文化衝擊」，倒是讓我第一次真正思考作為一個台灣人的意義，一個台語不輪轉的台灣人。因為在我的經驗裡，真的很少，可以說根本沒有，在多人聚會的場合聽的講的都是台語。姑且不論在出國（1979年）前，一個外省家庭平常哪有機會講台語，其實五零六零年代，大家也都知道，在推行國語的高壓政策下，我想連許多本省家庭大概都逐漸放棄了講母語的習慣。
有回，張家請客，客人來自大紐約地區，職業不一，大家都用台語交談，當然，他們知道我的背景，所以跟我聊天時，也就自動恢復國語。那一次除了語言，另外一件讓我眼界大開的事，就是，大家談起美麗島事件，都是從黨外觀點切入，我想，那應該是我台灣意識啟蒙的一個關鍵時刻。
從小，父母親就從不吝於我在閱讀上的花費，喜歡看書，使我得以在抵美之後不久，看了不少在台灣不可能看到的資訊之後，於最短的時間之內，就把國民黨灌輸的那一套棄之腦後了，張先生夫婦與他們客人之間的話題，也很快成為我有興趣去追索的內容。
研究院畢業那年暑假，有天張先生與張太太問我，要不要跟他們一起去麻州大學Amherst分校參加台灣人夏令營活動，我正好也想去那裡找資料，就跟他們去了。雖然沒有正式參與他們的活動，可是人生第一次見到「張家們」齊聚名校校園，那種震撼也是刻骨銘心的。
這些台灣家庭的長輩，多是關心台灣前途的早期台灣留學生，他們散居全美各地，參與各式與台灣有關的民主活動，其中有些人甚至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國省親、奔喪；至於這些家庭的小輩，也許社交活動對他們的吸引力大於台灣議題的討論，可是耳濡目染久了，他們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有些人用情之深往往超越我們的想像。
前兩個月，我在立法院的議事廳見到老友宗顯的兒子「襄」，一個從小生長在紐約市的小孩，他也積極參與了這次學運，工作是負責將各式宣言、新聞翻譯成英文。看到「襄」，我突然想起當年在Amherst校園見到的那些年輕台灣人，他們從小到大，也許只是寒暑假回台灣探視阿公阿媽外公外婆，可是當台灣需要他們的時候，我相信他們也會跟「襄」一樣，義不容辭地回來投入台灣的各式民主工程，理由無他，只因為他們從小到大，在一個自由的國度裡，聽聞他們的長輩講述發生在台灣這個還屬民主襁褓國家的諸多不公不義惡行；只因為他們身體裡，流的是台灣人的血。
上個星期，我參加「李江卻台語文教基金會」的募款會，突然想起張先生張太太，思及他們對我這個外省第二代、台灣第一代「台灣意識」的啟發，我想說，謝謝您們的照顧，謝謝您們用最素樸的方式，讓我清楚自己的台灣人身份，一個台語不是那麼輪轉的台灣人。
（圖說：八零年代，於萬華地區的一張自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