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多次誇讚Dimon，之前說誰敢投資比特幣我就炒誰，也是個風險意識高的價值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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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非不敢承擔風險，而是為經濟衰退週期做好準備，對不懂的業務認真學習，懂得其風險所在。他初入摩根大通時，“大家都知道”他“不喜歡的事務有兩個，一個是複雜的衍生品，另一個就是承擔自營風險。”，但“在摩根大通的第一年他花了整年的時間去瞭解他從未接觸過的市場，最終有效地支持了公司的衍生品業務。”
戴蒙在 2008 年寫給股東的信中寫道：“只要監管得當，衍生品所造成的系統性風險就可以極大地減少，而不會影響公司對風險的能力。”2005 年，摩根大通銀行就將其僅有的一個 SIV (結構性投資工具) 出售，並在 2006 年大幅削減了次貸相關業務。
2007 年至 2008 年第二季度末，摩根大通在高風險的 CDO 及槓桿貸款方面的虧損僅為約 50 億美元，同期花旗、美林證券及美國銀行的虧損分別高達 330 億美元、260 億美元和 90 美元。
為什麼戴蒙就能這麼厲害地判斷風險？從本書看，一是他直覺和商業邏輯、分析能力強，二是能採納下屬合理意見。2006 年，“溫特斯毫不費力地說服了戴蒙相信了他的憂慮。於是摩根大通開始撤回了所有資產支持擔保債務憑證的承銷，同時在當年也出售了大部分源於公司的次級抵押。”
“他本質上是與數字打交道的人，他需要盡力計算出其中的風險之後，才會安心地進行交易。”當然，戴蒙也不是神，也並非沒犯別人都犯的錯誤，比如 2007 年“花旗集團發現其帳簿上高達 570 億美元槓桿貸款再也賣不出去了。身陷困境的並非只有花旗集團，長期以來在槓桿貸款市場一直作為領頭羊的摩根大通也具有 410 億美元的槓桿貸款”。但至少它犯錯誤比別人犯的少，沒犯毀滅性錯誤，就是相對更成功。
在金融危機前因戴蒙的相對謹慎和保守，摩根大通表現並不出色。“從 2005 年初一直到 2006 年中期，摩根大通的市場份額只上升了 7.7%，而高盛則飆升了 44.6%。摩根士丹利的市場份額上升了 13.8%，而沒有‘戴蒙效應’的富國銀行也以 7.9% 的增益險勝了摩根大通。華爾街已經對戴蒙失去了興趣。”
“2006 年，摩根大通在資產支持擔保債務憑證發行量中排行第 19 位，遠遠落後於花旗集團、美林、雷曼兄弟、貝爾斯登以及瑞士聯合銀行 (United Bank of Switzerland) 。評論家們並沒有去懷疑是不是其他公司一味追求所謂的‘套利交易’的擔保債務憑證而對於它們的資本的處理顯得過於懶情，而是認為摩根大通表現得太過謹慎了。
戴蒙在旅行者集團時多年的老同事鮑勃·維拉姆斯塔德 (Bob Willumstad) 說道，‘對於 CEO 來說最難的工作之一就是看到其他人正在做的各種傻事而自己不會去做。因為或許你才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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