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盡我心
【零和之外，沒被看見的「第三條路」】
在看到黃致豪律師的仗義執言後，有些話題就該打住了。
醫界有人自認為不該姿態太高讓社會觀感不佳而跑去法律人的地盤自謙謝罪、而法界也有人認為不該害到別人、自鳴得意而說出不同的意見，這其實表示了各專業都有不同性質的人物存在。如果法律人在指控醫療人唯利是圖、置病患自由與利益不顧之後，可以找個「我針對的不是醫療而是國家機器」的台階來下；那醫療人也可以說「我針對的是立法和體制的不公不義，而不是法律人」來結束這場雙方都在自爽，但無益於受苦病患及家屬的嘴砲。
「搖搖哥」的事件與法庭審理，也許讓很多人一夕之間自high了起來，畢竟在現實世界「對抗萬惡國家機器」成功，那種成就感可強過打敗虛擬的電動遊戲守關大魔王。但問題是…，現實世界中，真的有「我好人、你壞人」這麼簡單的分類法嗎？
病患不會是遺世而獨立的個體，他會有父母、有家人、有所在的社區，還有和他千絲萬縷的人際網絡。很多法條、規範，不是立法者的樂高積木，用一些方方正正的理念和法理拼湊起來，就可以和現實世界一模一樣來運作的。
如果醫療界在面對無法彌補的生命缺憾時，多數都會很遺憾的說出一句「很抱歉，我們盡力了，現代醫學就只能達這個地步」，那麼法律的制定者，你們會真心的去發掘出樂高積木的世界和現實生活中的差距，以及在這個差距中受苦受難的人們嗎？會因為一直抱著歉意和遺憾，更加努力的研究如何修補嗎？
我當然明白很多法條有它的極限，全世界都是如此。而為了這些限制、為了更美好的價值，法學也做了某些“不得不然”的妥協，甚至因此讓努力堅守法學限制的法律人，背上了恐龍的罵名，這些我都能理解…，但這種妥協不管背後的理念是什麼，那都沒什麼值得說好嘴的，「有人因為我們的存在而更幸福」，那才值得驕傲；如果「只是一部份人幸福，但代價是妥協傷害了另一群人」，那負責任的態度，應該是競競業業的反省自己的不足，並隨時關心因此而受害的人。
如果支持現行制度、認為現行制度背後妥協的理由高尚而完美無缺的人，還不清楚這世上還有誰正在受害，那請聽我說一個故事：
文玲是個28歲廣告公司企畫，因為能力優秀、盡責誠懇而頗受上司賞識。不只做為一個現代女性受到了週遭所有人和男友一家的欣賞，她和感情甚篤的雙胞胎弟弟文龍，更是父母眼中的驕傲。不算富貴，但不愁吃穿的中產家庭，在多數人眼中除了幸福美滿，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形容詞了。
當然，世事通常不會一直美好。某日弟弟文龍突然辭去薪資優渥的程式設計師職位，不為什麼，只是突然想要「靜下心來思考，不想再被工作綁住」。而永遠尊重個人選擇的這一家人，當然只有支持，沒有多餘的意見，更何況文龍之前的存款，就算讓他去趕流行「壯遊」個兩、三年也都不會出問題。
可事情沒那麼簡單。
文龍開始不出門、不洗澡，常常關在自己房間內，一個人自言自語。這時文莉自然開始覺得不對勁，“我的弟弟不是這樣的”，她期待弟弟去求醫，當然得到的回應是直接拒絕。
“我又沒有問題！姊姊妳這樣是污蔑我！”
這時，如果有人強押著文龍去就醫，不知大家會做何感想？也許這時正義使者就該出場了，“一個人不可以有自言自語的自由？一個人連洗澡習慣都要成為被迫害的理由？…”；講真的，說到後面我都快要痛哭流涕了，什麼時候「就醫」和「就義」畫上了等號？讓一個人和精神科醫師見面，和進刑場或拘留所是等價的？啊我們不就該感激莫名、扣首謝恩，感謝偉大的理念者賞給我們超大的自由、不受“國家機器”的侵害？
是啦，這個階段，多數的醫師是還不會妄下斷語，但也不是就只能放著不管。很多重大精神疾病，出現所謂的「前驅期」時，早期的醫學，在這段「將壞未壞」之際，確實是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病情變壞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下結論。但腦科學的進步一日干里，其實現在已經可以試圖用精密的認知心理學檢查（如果自費的錢很多，甚至可以做功能性核磁造影或正子掃描），來試圖測出大腦功能在前驅期的明顯敗壞跡象。
所以，文玲什麼辦法也沒有。整個家庭也開始愁雲慘霧，老人家四處求神問卜，做著台灣精神病患家屬在初期時幾乎都會做的傻事。
噩運當然不會放過這一家人。
就在6個月後，文龍衝進文玲的公司開始大哭大叫、語無倫次，在文玲上司和男友面前隨地大小便之餘，還說出了奇怪的妄想。
“姊，爸媽是假的！是魔靈殺了他們，穿起他們的皮膚，妳一定要想想辦法！”
其實到這個階段，多數精神科醫師會告訴你診斷應該可以確立了。而且文龍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特異型態的妄想，叫做「卡波哥拉斯」症候群（Capgras syndrome）。
不過，如果你是文玲，在現在的台灣，你會和她一樣一籌莫展。即使文龍已經因為混亂的行為，害文玲搞砸了一個重要的工作，讓男友驚嚇之餘取消了和她的婚約，很抱歉，只要文龍堅持不看醫生，依現行法律沒什麼「國家機器」能給這個家庭幫助！
「他也許夠“怪異”，但他可以養活自己，不到不能處理自身事務」、「他沒傷人、沒傷自己」、「說有人被鬼附身就要剝奪他的自由？那一堆廟裡的乩童要不要都抓去關？」…。
講到這裡，我真的又要再度流下感激涕零的眼淚了！多高尚的價值啊！為了捍衛人類有特立獨行的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保護人民不被侵害，我真的要再度跪下來扣首謝恩了（呃…，不過精神科看起來真的有那麼像刑場、酷刑室喔？叫一個人來跟精神科醫師談一談比較恐怖，還是去見法官檢察官比較恐怖？精神醫學有那麼遜喔？界定不出「疾病」的概念？）。
就在文玲因為日夜心神不寧、工作表現不佳而被辭退之後，男友也因為擔心「基因不良」而與文玲分手；而文玲因為傷心，出門接受了朋友千篇一律的安慰：「分了也好啦！這種人也讓妳藉機看清他了！…」。
（在這裡插播一下，我以對心理學還稍有認識的身份誠懇的告訴大家，愛情關係禁不起測試的，別有事沒事給它來個壓力測試，「如果他真的愛我，他就應該要吧啦吧啦…」，這種話如果你真的信，也照著做，我保證你未來的關係前景堪慮，愛情很脆弱的ok？）
其實到了這時，文玲的折磨也差不多到盡頭了。
因為就在文玲心情稍復，回到家時，一開門一鼓血腥氣讓她嚇呆了。只見文龍手執菜刀，坐臥在父母的血泊中，父母的屍身上體無完膚。而文龍哭喊道：「姊姊，我替爸媽報仇了，這兩個魔靈被我殺了，我要他們把爸媽的皮還給我！我要安葬他們，讓他們能夠投胎…」
恭喜，強制送醫、強制住院接受治療的條件完滿達成。
接下來的新聞攻擊、某位藝人說要立法「讓家人因為沒處理，而要連坐受懲罰」…，這類的言論都不構成傷害了。因為文玲早就因為失去一切而走上絕路。
我上面說的故事，如果有任何一位精神科專科醫師能告訴我它完全不符合精神醫學，在現實中絕對不可能發生，我會立刻撤文向所有人道歉。其實也有同仁不滿意我的故事，因為這個故事「太聳動了」，會加深對病患的污名化…。
但依我個人眼前所見，大家忙著罵市長、罵第一線人員，甚至還罵對現行制度很有意見的苦主；可就是很少有人出來說，其實在病患沒辦法理智判斷之下而決定的「不治療」和後續的大腦惡化；病患家屬因患者的「不治療」而必需承受的痛苦，這中間其實也都包含著很多很重要的人權？人權不是更全面的東西嗎？除了自由之外，別變成白痴、別變成在校園裡露鳥被人嘲笑的人、讓自己未來能活得更有尊嚴，這些都不重要嗎？
這世上的事，不是只有全有或全無。醫療的給予，也不只有強押和完全不管的這兩極選項。除了在立法時宣揚理念之外，如果制度上看不見全面的考量，不能聆聽這套制度所影響的每類人的聲音，立法參與者自以為是的善惡二分法，其實只會讓社會看不見零和遊戲之外的第三條路。
後記：
1. 病患對妄想症狀的因應行為差異很大。絕大多數的因應方式是退縮、逃避，用暴力來解決問題的比例，和一般人用暴力來解決身邊問題的機率幾乎相同，但是，沒人能確知什麼時候會出現暴力。
2. 其實精神科治療的障礙更常來自家屬和宗教。早年我不以為意，但近年腦神經科學的研究發現，放著不管，大腦的功能會不斷惡化。像搖搖哥那樣完全放著，雖然滿足了某種浪漫，但依醫學而言，搖搖哥的功能幾乎無可避免的，會越來越糟。若有這麼一天他需要完全仰賴他人全面照顧時，我希望幫忙他做出「不接受治療」這個決定的人們，可以出來幫他洗澡、餵飯、換衣服，一如眾多辛苦的家屬、精神科病房同仁每天都在做的一樣。
3. 對同仁、心理學界抱歉了。我知道這種個案式的寫法，會誤導理性。有某種可能出現精神病患污名化的後果。但是，我們已經在臉上被人塗滿油彩，在「正義使者」的劇本中，扮演蝙蝠俠的對手小丑的邪惡角色了，那現在還能怎麼辦呢？不這樣寫，有人會拿同情路上小貓、小狗的一半心情，拿著憾衛「人身自由」偉大理念的一半精力，來幫忙我們爭取病患就醫權、家屬免於擔驚受怕求救無門的權益嗎？
4. 別拿醫德來要求精神科了。如果社會要我們見病不救，我們樂意遵辦。眼前這個制度從來就不是精神醫學界心嚮往之的制度。而制度一旦產生不良的後果，又要我們用「醫德」犧牲自己來彌補，要我們犯法去治療病患，我想這也不是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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