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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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才是沙也馬蘭的殺手鐗 - 《詭老》
近年每次說起美藉印度裔導演沙也馬蘭(M. Night Shyamalan) ,通常離不開幾個關鍵詞:一再中伏、突破下限、永續爛片等等。近日看到有社交媒體上的電影專頁介紹他的新作《詭老》Old,不少網民留言質疑這套電影會否跟他往常作品一樣地差劣,似乎不少觀眾光了看到導演欄的名字就多少有點卻步。而且,這個對沙也馬蘭的壞印象似乎不止發生在香港,全世界的電影觀眾看來都對這對導演的作品有所保留。
在了解現在大眾對沙也馬蘭的負面評價是否公允之前,必先知道他在很久之前為何被受追捧。曾幾何時,沙也馬蘭是大逆轉結局(Twist Ending)的代言人。透過懸疑性高的故事線,以及完全意料之外的結局,他的電影得到大眾的寵愛。回到他的成名作《鬼眼》The Sixth Sense上映時,大部分觀眾千想萬想也估不到一直治療陰陽眼男孩的心理醫生主角,到頭來竟發現自己正是亡魂之一。那份震憾,相信有看過電影的觀眾都記憶猶新。之後沙也馬蘭乘著人氣,拍了另一部題材不一,但結尾亦相當出人意表的《不死劫》Unbreakable。自此,沙也馬蘭這個品牌就和「結局」掛了勾,彷彿看他的電影就會自然對故事結局有相當期待,看看他會怎樣扭橋,令觀眾大吃一驚。然而,在他接下來的幾套作品,包括《驚兆》Signs、《森魔》The Village、《禍水》Lady in the Water、《破天慌》The Happening等,雖然繼續嘗試不同主題,結局亦有出現招牌性扭橋,評價卻未有如前作般高,相信普遍是由於大眾對大逆轉結局期望落差,而忽略了沙也馬蘭電影本身的質素,以及連貫他的作品的重要元素 – 恐懼。
在這裏,不得不提沙也馬蘭在2013年執導的「大爛片」《末日1000年》After Earth。這段日子沙也馬蘭的評價已經由被捧上天的天才導演跌到地底泥的爛片王。《末》夥拍韋史密夫父子,因角色設定,父親韋史密夫其實出場時間不多,主角其實是兒子積頓史密夫。正值他經歷青春期,由在《尋找快樂的故事》The Pursuit of Happyness裏非常可愛的童星變成一個相貌(比起父親)不算出眾的年輕演員。可能是這個原因,加上觀眾對沙也馬蘭的印象越來越差,電影口碑不好,成為導演其中一個污點。《末》故事單薄處無可否認是弱點,然而在這些局限之下,沙也馬蘭的處理其實花了不少心思,對恐懼與及危機的描寫十分細膩,值得大眾重新評估。導演處理未來末日與荒廢地球,比其他同類型的電影獨到,具有實感之餘亦見新穎。配合場景、聲效、鏡頭運用,有助觀眾一樣置身於同一個環境。最印象深刻的是主角抵達時的那個森林,不用太多情節上的驚嚇元素,但很容易就令觀眾感到心寒。
《詭老》亦然,它的故事簡單而荒誔,若非沙也馬蘭的技巧,這套電影可能會離奇得只會令觀眾感到詫異。電影講述主角一家四口來到熱帶地區一所渡假村,並前往由酒店經理推薦的私人沙灘消遣。怎料到,沙灘上數個家庭皆有成員身體出現變化,小孩的短時間成長成為青年; 中年的又瞬間老化。更可怕的是,他們全部人都離不開這個沙灘,只可以滯留在這個渡假天堂迅速等死。《詭》可能是沙也馬蘭的作品之中最為離奇的一套。它的誇張程度令我想到數年前「臭名遠播」的《媽媽!》Mother!。當年由Darren Aronofsky 執導的極具爭議之作,由一個郊區家庭所遇到的離奇怪事,發展出極度荒誔的暴力事件,借一系列的隱喻對聖經作出諷刺。《媽》的評價非常差劣,差到電影宣傳公司直接把影評人的負評印上電影電報,並以「史上最具爭議性的電影」作招徠。《媽》的失敗很大程度上來自失真,縱使大家都知那是寓言型式故事,但以不合理的情節作隱喻太過明顯,效果出來低手,最後不被觀眾接納。
同是十分誇張的《詭》,則著重於令觀眾瘋狂的恐懼感。電影厲害之處,是導演利用純熟而其他荷里活導演欠缺的技法製造一層又一層的危機,呈現一個時間緊迫卻又離不開的困局地境,令觀眾忙得分身不暇,沒有理會或要求故事上合理性。這個故事的恐懼感沿自幾個要素,第一,是沙灘上有超自然力量,讓人迅速老去; 第二,不知為何,沒有人可以離開這個沙灘,每次有人嘗試離開,皆會因為頭部感受到劇痛而最終昏倒; 第三,則是人性在這困局下的扭曲。換言之,第一點是和時間相關,第二點則是和地理有關,第三點則是人性的懦弱和可怕。
沙也馬蘭透過他擅長的鏡頭移動、中長鏡頭處理,和群戲演員的調度,常把時、地、人三者的關係緊密地扣連起來。他的鏡頭移動速度加上演員進出畫面,配合故事節奏,很容易讓觀眾產生時間過得特別快的感覺。再者,鏡頭不時推至周邊環境,包括一望無濟的海洋、沙灘旁的海上岩石群、沙灘上的生銹垃圾堆、沙灘背後的懸崖峭壁,還有像大峽谷般的唯一通道等等。當把沙灘上的人分佈在這個環境四周,並把所有事情堆積在同一時空下發生,例如有人在營內調情、有人在沙灘正中照顧身體不良反應的病人、有人嘗試不同方法離開現場,有人則坐在一旁作壁上觀,每個環境和置身該處的角色產生關係,角色之間的互動與交織,在壓迫的時間下演化成為各種焦慮。此時,更多人物背景逐漸披露,衝突開始浮現,故事的真相亦現端倪。正如日出前的黎明總是最為黑暗,越是接近真相的時刻越是恐懼和絕望,沙也馬蘭有條不紊地把故事劇情推向更絕望的邊緣,使角色人物一個個離去。要到主角靜下來,把龐大的恐懼感與現實中危機感分隔出來,才突然看到一絲希望,以行動解除恐懼,觀眾才可一起鬆一口氣。
聖光聖經地理 在 Dd tai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節錄自"聖經考古"網站:
苦路的來歷可追溯至主後14世紀,由聖方濟會修士Franciscan 為當時的朝聖者設計的。在1335年,聖方濟會成了聖地的管理者。他們的責任有兩方面:
1. 在耶路撒冷聖墓堂和伯利恆的主誕堂定時舉行拉丁文的崇拜;
2. 照顧歐洲而來的朝聖者,特別是發生衝突時,他們是朝聖者和本地權貴的中間人;另一方面,聖地的導遊。
在14世紀時,朝聖者通常會留在耶路撒冷10-14天,他們會遊覽各地點。有見及此,聖方濟會漸漸發展出一套朝聖路程,繞圈子的參觀耶路撒冷多個地點。行程編排方便之餘,又要有系統,加上不同的傳說,行程增加了不少權威性。其中一個傳說,提到馬利亞在晚年時,會沿著這路程,查訪有關她兒子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事蹟。這些的傳說,更使當時的朝聖者難以批判。
當時的苦路,路程是這樣的:
1. 從錫安山的聖方濟修道院開始
2. 先看當時在城西的該亞法院和亞拿院
3. 途中經過聖墓堂,之後往東出城,攀登橄欖山
4. 從橄欖山下山,走到南面的西羅亞池
5. 從西羅亞池再攀上西山,回到錫安山的起點
6. 這個繞圈的路程上,加上聖經的經文和事蹟,幫助朝聖者的屬靈經歷。
現在的Via Dolorosa是中世紀朝聖路之其中一段,當朝聖者離開聖墓堂之後,他們會向東行,路上有不同有關耶穌事蹟的站,例如:耶穌跌倒的石板、審判之門Judgment Gate,在那裡耶穌被判死刑被帶到城外的各各他(這門尤其重要,因為要表明主是死在城外; 希 13:12 ),士兵給耶穌酸酒的蘆葦(可 15:36 ),聖維羅妮卡之家 ,財主之家(路 16:19 -31),古利奈人西門為耶穌背十架的路口(可 15:21 );耶穌遇見耶路撒冷女子的地點(路 23:27 -31);當馬利亞追上去見耶穌時跌倒的石級;耶穌被判罪的拱門;馬利亞小時候的學校;彼拉多之院(可15:1);希律安提帕之院(路23:6-12);法利賽人西門的家,那裡是抹大拉馬利亞被赦免(路 7:36 -50);聖殿美門(徒3:2);主的聖殿(路 2:27 );安尼之家,傳說馬利亞出生之處;近羊門的畢士大池(約5:2);最後,出城門到約沙法谷。朝聖者會停在每一個站祈禱和默想。朝聖者對歷史的真實性不大關注,導遊只是講道者,使旅客感到心靈的感動而已。到了15世紀,朝聖者不約而同地感到聖墓堂和彼拉多之家的一段,應具有特別的地位,因為在這段路程上,主為我們的罪慢長的受死,便將這段路倒轉而行,不但更合情理,更使朝聖者可以親自行在十字架的路上。這樣的做法,正式在1530年開始,當時由一位西班牙的聖方濟修士Antonio of Aranda描寫。只是,這段早期的苦路,只在3個站:
1. 耶穌與跌倒的馬利亞相遇
2. 古利奈人西門為耶穌背十字架,而耶穌同時對耶路撒冷女子說話
3. 聖維羅妮卡為主抹汗
當時是奧托曼Ottoman時期,教徒不能太公開表現信仰,朝聖者會分為小組,在不同的站上默禱思想。這種苦路朝聖感動了不少的朝聖者,他們回到歐洲之後,將之發揚光大,使不能到聖地朝聖的信徒也得到幫助,歐洲沒有禁止基督教,所以漸漸苦路加上了不少的創見,站的數目便加多了。到了14世紀,其中一個歐洲版的苦路─比利時的盧萬(Louvain in Belgium)─漸受歡迎,Jan Pascha得了靈感,寫了一本靈修書Spiritual Journey,之後在1563年由Peter Calentyn出版,這書第一次使用Via Crucis「十架路」一詞。接著在1584年,又引發另一位作者Christian van Adrichom寫了一本耶路撒冷地理的書Description of Jerusalem at the Time of Christ,這書被翻譯成各種歐洲語,非常受歡迎,直到19世紀,一直成為耶路撒冷地理的經典。 Pascha和van Adrichom所列出的苦路站,與現今苦路14站相近,但是當時仍對耶路撒冷的苦路朝聖影響不大。 到了17世紀,Pascha和van Adrichom所寫的苦路14站靈修書深受到廣大歐洲基督徒歡迎。但是,當他們來到耶路撒冷時,發現苦路到了Judgment Gate便完畢,便感到失望,因為他們預期苦路的終站是聖墓堂。耶路撒冷當地的聖方濟修士的解釋不被接受,所以某些修士為了迎合朝聖者的希望,便將苦路路線作修改。最後,到了18世紀,聖方濟修士Elzear Horn在1724-1744年間於聖地事奉,他同時又深受van Adrichom的著作影響。他是第一位把van Adrichom苦路放在當時的地圖上。這就是現在的苦路的最早版本,14站的位置與現今的各站位置大約相同,地圖上的圓形數字是18世紀時各站位置,方形數字是今天苦路各站的位置。苦路本身不是以歷史和考古來定義,而是以信仰為本,所以並不符合考古和歷史的資料。但是,它是歷代信徒響往基督經歷的表達,這正是信徒來朝聖的原因,朝聖之時,在默想和祈禱中找到屬靈的真實,正如Murphy-O'Connor一文標題所說,苦路是「信心的地理」(geography of faith)。但是,因著聖經考古學的發現,我們現在得到更多的考古資料,可以重新的找出耶穌當日苦路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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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地可/蒙特利爾聖母院Notre-Dame Basilica始建於1672年,1708年進行首次擴建,在1772年的大規模擴建中建造了側面的2座鐘樓,隨著信徒的增多,1734年聖母院再次擴建,建造了連接教堂主體和兩側鐘樓的環廊。1822年為避免當時的教區被劃分,滿地可穌爾比斯會決定建造新的大教堂,1824年由紐約建築師James O'Donnell重新設計的聖母院開始修建,新的滿地可聖母院在1829年建成後成為當時北美地區最大的宗教建築,James O'Donnell甚至由新教改信羅馬天主教,以求死後葬入這座親手設計的宏偉建築。滿地可有不同規模的教堂450多座,走在滿地可街頭各種教堂隨處可見,因此滿地可有“百座鐘樓的城市”一說,又被稱為“尖塔之城”。北美最為重要的天主教教堂滿地可聖母院就位於舊城區,緊鄰滿地可中國城,聖羅倫斯河,與老港(Old Port)歷史建築群。對面既是滿地可市政廳。雖然與巴黎聖母院(Notre-Dame)同名,但在建築風格與哥德式的巴黎聖母院有所區別,滿地可聖母院的新哥特風格更多表現在裝飾效果而非建築結構上,聖母院內的多層圓弧形尖頂、拱廊、玫瑰窗和鐘樓尖頂都是吸收了哥特式建築元素的傑作。滿地可聖母院的玻璃窗上繪有彩色的聖經故事和350多年的教區歷史,以胡桃木和金葉裝飾的牆壁上有精緻的彩色雕刻和繪畫,整個教堂內部主要以深藍、天藍、紅、銀和金的色調裝飾,頂部還有用金滔製成的星星。聖母院中還有從17世紀到20世紀的繪畫和雕塑等宗教藝術品。滿地可聖母院後的小禮拜堂建於1888年,1891年正式開放,純木建造的禮拜堂是為舉行婚禮和宗教會議而建的,可容納1000人。1978年禮拜堂遭遇火災後進行重建時,雕刻家Charles Daudelin創作了禮拜堂祭壇後面的一組青銅雕刻,32塊青銅板上雕出了世人經歷各種塵世磨難走向天堂榮光的朝聖之途。蒙特利爾聖母院西側鐘樓上的大鐘是北美最大的鐘之一。聖母院中由7000個小管組成的管風琴共有97個音栓,由4個鍵盤和1個腳踏板控制,管風琴演奏時常會在廣播中播放,十分知名。
尼亞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源自印第安語,意為「雷神之水」。加國華人也稱之謂「拉格科」)是由三座位於北美洲五大湖區尼亞加拉河上瀑布的總稱,平均流量2,407立方公尺/秒,與伊瓜蘇瀑布、維多利亞瀑布並稱為世界三大跨國瀑布。尼亞加拉大瀑布以美麗的景色,巨大的水利發電能力和極具挑戰性的環境保護工程而聞名於世,是非常受遊客歡迎的旅遊景點。
加拿大廣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是加拿大國營的廣播公司,亦是加拿大歷史最悠久的廣播業者,開播於1936年9月6日。旗下擁有全國性的電視和電台網絡。。1945年開辦國際廣播,1952年開辦電視,1966年用NTSC制式播出彩色電視。公司對議會負責,經費由議會審查批准,總經理由政府任命。1968年加拿大廣播法規定,該公司應向全國播出以加拿大內容為主的英語和法語的廣播電視節目,並滿足不同地理區域公眾的需要。1987年,該公司英語和法語電視網共有電視臺34座,轉播台 591座,另有部分私營電視臺和轉播台播出該公司的電視節目。2套電視網分別覆蓋英語、法語居民區的99%。中波廣播網和調頻廣播網分別有廣播電臺36座和28座,轉播台294座和236座,部分私營廣播電臺和轉播台也參加這2 個廣播網。此外還有使用愛斯基摩等語言廣播的地區性廣播電視節目。國際廣播使用12種語言,每天廣播2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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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聖經考古"網站:
苦路的來歷可追溯至主後14世紀,由聖方濟會修士Franciscan 為當時的朝聖者設計的。在1335年,聖方濟會成了聖地的管理者。他們的責任有兩方面:
1. 在耶路撒冷聖墓堂和伯利恆的主誕堂定時舉行拉丁文的崇拜;
2. 照顧歐洲而來的朝聖者,特別是發生衝突時,他們是朝聖者和本地權貴的中間人;另一方面,聖地的導遊。
在14世紀時,朝聖者通常會留在耶路撒冷10-14天,他們會遊覽各地點。有見及此,聖方濟會漸漸發展出一套朝聖路程,繞圈子的參觀耶路撒冷多個地點。行程編排方便之餘,又要有系統,加上不同的傳說,行程增加了不少權威性。其中一個傳說,提到馬利亞在晚年時,會沿著這路程,查訪有關她兒子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事蹟。這些的傳說,更使當時的朝聖者難以批判。
當時的苦路,路程是這樣的:
1. 從錫安山的聖方濟修道院開始
2. 先看當時在城西的該亞法院和亞拿院
3. 途中經過聖墓堂,之後往東出城,攀登橄欖山
4. 從橄欖山下山,走到南面的西羅亞池
5. 從西羅亞池再攀上西山,回到錫安山的起點
6. 這個繞圈的路程上,加上聖經的經文和事蹟,幫助朝聖者的屬靈經歷。
現在的Via Dolorosa是中世紀朝聖路之其中一段,當朝聖者離開聖墓堂之後,他們會向東行,路上有不同有關耶穌事蹟的站,例如:耶穌跌倒的石板、審判之門Judgment Gate,在那裡耶穌被判死刑被帶到城外的各各他(這門尤其重要,因為要表明主是死在城外; 希 13:12 ),士兵給耶穌酸酒的蘆葦(可 15:36 ),聖維羅妮卡之家 ,財主之家(路 16:19 -31),古利奈人西門為耶穌背十架的路口(可 15:21 );耶穌遇見耶路撒冷女子的地點(路 23:27 -31);當馬利亞追上去見耶穌時跌倒的石級;耶穌被判罪的拱門;馬利亞小時候的學校;彼拉多之院(可15:1);希律安提帕之院(路23:6-12);法利賽人西門的家,那裡是抹大拉馬利亞被赦免(路 7:36 -50);聖殿美門(徒3:2);主的聖殿(路 2:27 );安尼之家,傳說馬利亞出生之處;近羊門的畢士大池(約5:2);最後,出城門到約沙法谷。朝聖者會停在每一個站祈禱和默想。朝聖者對歷史的真實性不大關注,導遊只是講道者,使旅客感到心靈的感動而已。到了15世紀,朝聖者不約而同地感到聖墓堂和彼拉多之家的一段,應具有特別的地位,因為在這段路程上,主為我們的罪慢長的受死,便將這段路倒轉而行,不但更合情理,更使朝聖者可以親自行在十字架的路上。這樣的做法,正式在1530年開始,當時由一位西班牙的聖方濟修士Antonio of Aranda描寫。只是,這段早期的苦路,只在3個站:
1. 耶穌與跌倒的馬利亞相遇
2. 古利奈人西門為耶穌背十字架,而耶穌同時對耶路撒冷女子說話
3. 聖維羅妮卡為主抹汗
當時是奧托曼Ottoman時期,教徒不能太公開表現信仰,朝聖者會分為小組,在不同的站上默禱思想。這種苦路朝聖感動了不少的朝聖者,他們回到歐洲之後,將之發揚光大,使不能到聖地朝聖的信徒也得到幫助,歐洲沒有禁止基督教,所以漸漸苦路加上了不少的創見,站的數目便加多了。到了14世紀,其中一個歐洲版的苦路─比利時的盧萬(Louvain in Belgium)─漸受歡迎,Jan Pascha得了靈感,寫了一本靈修書Spiritual Journey,之後在1563年由Peter Calentyn出版,這書第一次使用Via Crucis「十架路」一詞。接著在1584年,又引發另一位作者Christian van Adrichom寫了一本耶路撒冷地理的書Description of Jerusalem at the Time of Christ,這書被翻譯成各種歐洲語,非常受歡迎,直到19世紀,一直成為耶路撒冷地理的經典。 Pascha和van Adrichom所列出的苦路站,與現今苦路14站相近,但是當時仍對耶路撒冷的苦路朝聖影響不大。 到了17世紀,Pascha和van Adrichom所寫的苦路14站靈修書深受到廣大歐洲基督徒歡迎。但是,當他們來到耶路撒冷時,發現苦路到了Judgment Gate便完畢,便感到失望,因為他們預期苦路的終站是聖墓堂。耶路撒冷當地的聖方濟修士的解釋不被接受,所以某些修士為了迎合朝聖者的希望,便將苦路路線作修改。最後,到了18世紀,聖方濟修士Elzear Horn在1724-1744年間於聖地事奉,他同時又深受van Adrichom的著作影響。他是第一位把van Adrichom苦路放在當時的地圖上。這就是現在的苦路的最早版本,14站的位置與現今的各站位置大約相同,地圖上的圓形數字是18世紀時各站位置,方形數字是今天苦路各站的位置。苦路本身不是以歷史和考古來定義,而是以信仰為本,所以並不符合考古和歷史的資料。但是,它是歷代信徒響往基督經歷的表達,這正是信徒來朝聖的原因,朝聖之時,在默想和祈禱中找到屬靈的真實,正如Murphy-O'Connor一文標題所說,苦路是「信心的地理」(geography of faith)。
但是,因著聖經考古學的發現,我們現在得到更多的考古資料,可以重新的找出耶穌當日苦路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