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市場雜談二,碩士學歷鄙視鏈》
網路時代有選舉就有學歷糾紛,畢竟選戰就是戰爭,從論文有錯字到論文有抄襲到論文找不到都五花八門招數百出。本文無意幫任何一位候選人辯解,但是寫一下學歷市場倒是很有趣的。
首先第一個問題:最嚴重的論文錯誤是什麼?其實不是抄襲,而是造假。抄襲別人是侵犯別人的產權,造假則是直接假冒出不存在產權。
為什麼說造假會是最嚴重的問題?
因為抄襲最多你就是侵犯了單一或數人,但是造假可能會導致人的資源配置錯誤,而且甚至一連影響十幾二十年。
這邊提一句,華人比較會造假是因為我們都是華人,接收到訊息比較多又大,而實際上造假的本質是人性的普世現象。是不分人種的。
華人的科學家造假案多半只能騙自己國內,韓國某幹細胞的造假案不到一年。惡血不過2013~2018。
但是像Piero Anversa的心臟幹細胞論文造假案。則是從2001~2018整整18年。
自己浪費錢事小,耽誤多少預算的錯置與他人的白工,甚至開玩笑地說,可能其他幹細胞造假的學者都是被他耽誤了才只好鋌而走險(黃遇襲:皮耶羅誤我啊)。
這一點社會科學有著先天的優勢,因為缺乏可重複驗證性,連問卷等數據可能都死無對證,所以你永遠不能說我是造假。
(二)、
學歷鄙視鏈碩博大不同:對於學術通關的遊戲,多數人的觀念就是:學士-碩士-博士。其實嚴格說起來,學士現在拜高教普及化所賜,大家的認知都沒有什麼問題。管你科大還是普大還是醫大,大家都是大學畢業,都是學士畢業證書。
博士也還好,能夠有博士班的學校雖多但還是稀有財,且理工的博士條件都很明確。問題最大的反而是在碩士這個階層產生了不少的花樣。以台灣為例。碩士大概可以分四種,一般生、在職生、在職專班還有EMBA。台灣已經算是很簡單的。美國與歐洲在碩士這一塊可以更複雜。
在華人地區,一般生與在職生幾乎是等價的,就是說這兩者的修業條件與畢業證書幾乎都一樣,唯一的差別就是修業年限與招生條件有差。所以這邊記得,在職生就是一般生,只是有過工作經驗或是有在半工半讀。但是他們的畢業證書是完全一樣的。這次鬧特別大的則是尷尬的補貼來源,在職專班。
(三)、
無論是蘇嘉全還是陳菊還是李眉蓁,他們的碩士都是在職專班,韓國瑜則是正式碩士班、大臺北地區旅遊樓鳳新興性產業分析也是正式的碩士論文。
理論上在職專班應該叫做在職進修碩士學分班,如果把寫論文這個條件拿掉,那實際上跟推廣教育學分班沒什麼差別。其設計的良好目的就是希望高教學術金字塔知識可以普及到更多有志於學習的人。
很多人可能年輕的時候因為家庭或是際遇無法學習需要提早面對社會。之後想重拾書本進修學習,但是又不能完全放棄事業工作與家庭。所以特別開一個課程的學習配套來讓這些人進修。
既然這些人多半有點錢,那學費當然可以收貴一點。那問題來了,人家付錢了來上課,也老實地把課上完作業寫完了。
最後總要給人家一點什麼?修業證明?這好像不是很有價值,名片上也沒有很好看的頭銜。付錢的肯定不答應不會買。
叫碩士的話,一般生就不答應了,畢竟修課事小,寫論文很累。我們辛苦的要死要活,你們這些資本家政二代有幾個臭錢了不起就可以買個跟我一樣的頭銜學歷啊。
當時台灣的高教學歷還沒有貶值得那麼誇張。於是教育部就出了個餿主意,好吧,在職專班也要寫論文,畢業證書上會強調在職專班,但是碩士這個頭銜依然可以使用。於是當時就暫時擺平了這個問題。你寫論文就是碩士,沒寫就是修業證明。
等一下那EMBA呢?MBA在職專班本來想大聲斥責EMBA憑什麼耍高貴又弄個新名堂,但是後來發現EMBA給的錢實在太多了。就只好摸摸鼻子算了。
好。這邊的所有制度設計時有個先天的背景一定要考慮,就是當時台灣的高教學歷還沒有貶值到今天這樣,而學歷的市場價值很清晰而且鄙視鏈的關係明確。
所以這個系統還可以維持一定的運作,而這個系統的先天缺陷就是,就碩士頭銜來看,他壓低了一堆必須努力做研究論文的人拿到的頭銜價值,然後強迫了另一群人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來維持碩士的頭銜。
當然本粉專的粉絲都知道,無論政府多麼干涉,市場是會自己調節的,學歷的市場價值也不例外。而所有參與這個系統的高教人員都是高學歷份子,每個都是以前翰林院的讀書人,很快地就摸清了潛規則。
該放水的要放水,該要求的還是要要求。於是學分價格,學歷,求學過程的要求很快達到了一個平衡。大家也相安無事了一陣子。
一直撐到了2010之後高教學歷大貶值時代。先是學士然後碩士最後博士。這邊我們可以衍伸出一個問題,碩士到底要不要寫論文?
(四)、
碩士到底要不要寫論文?首先這個問題在美國不是個問題。美國對於碩士的分類、要求、各個學科的差異(法律跟醫學獨立出各自的系統)都有精細的定義。該做研究做研究、該補學分補學分、該實習就要實習、最後該繳錢就要繳錢。
要求不同所以拿到的東西也不同。有興趣可以研究一下馬英九當初選舉時被質疑的法律學位資格。
當然可以這樣做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來自於以價制量。學費很貴付錢的就不太會亂搞,能付得起的也不多。美國人不是不想念大學、很多是唸不起大學。一個美國公務員家庭在孩子出生的時候就必須進行財務規劃給孩子念大學籌學費。
但是寫論文到了台灣這就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其實要不要寫論文應該是要先看論文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筆者這邊給一個不精確但是好懂滿足大家的定義。碩士論文是踏入高階研究的試驗以及初階研究能力的總結。
簡單說就是碩士論文其實是拿來看你適不適合念博士走學術研究的考試。你碩士論文寫完了大概心裡就有譜自己適不適合念博士了。反過來說如果升學直接走了學術研究的路線但是發現真的走不下去,那就把成果總結一下拿個碩士也好。
所以更可以說,在職專班這種明確不是要走學術研究路線的存在,真的是不用也不該寫論文,就是個taught degrees。硬是要不用寫論文的一群人寫論文,這些天互相揭瘡疤大賽已經很夠了,目前就是個口水仗大家底子都不乾淨。
吵到現在除了讓已經貶值到不行的碩士學歷再貶值一次之外。就是各大學都倒楣,全部都掃到颱風尾。
學校當年給你們大家方便,你們現在這樣對我,都說我不好。甚至某網紅很快地就把幫他特殊入取的學校院系用公佈成績單的方式給賣掉了。當年說要收他的大概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以後呢?放心,國家論文系統還可以修改,以後大家都不要公開,紙本的話,沒本事的用極機密加上學校幫忙封印;有本事的就找人去圖書館偷出來直接在館內銷毀,要用撕的還是要用燒的自己想辦法。趁安保條件還沒升級趕快進行。祝各位好運。
對於高等教育市場到底在搞什麼,可以先參考之前的文章
https://www.facebook.com/…/a.3574273816319…/535345453840172/
#史萊姆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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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嘍! 大家好,歡迎來到Joyce看世界就是不一樣節目的第三集。
今天Joyce 要和大家聊聊一個現在,社會上非常普及,也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那就是霸淩。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親身經歷的校園霸淩 – 我人生當中遇到過二次校園霸淩,一次是轉學後在我當時就讀的國中;另外一次是在分班後我當時就讀的高中。
我從小就是一個肉肉的女生,什麽纖細啦、很瘦啦。。。都和我無緣,而在青春期的時候,我是滿臉長滿青春痘的,而且是很大顆、很多、很紅腫。。。的哪一種,再加上國中的時候我是轉學生,我想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給了很多其他的同學嘲笑我、討厭我、孤立我的理由。
當時並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霸淩,我只知道,本來很喜歡上學的我,變得很厭惡學校的環境,我也很討厭我的老師,因為我覺得為什麽為人師表可以放任自己的學生去欺負人。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在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在黑板上幫老師寫一些東西,然後有一個隔壁班的男同學進來我們班,他捏了我的屁股然後很惡心的訕笑這離開,然後我們班的同學不管男女都起哄大笑,然後對我指指點點,說很難聽的話;還有一次,有一個坐在我後面一排的男同學在下課的時候和我說:你最好給我小心一點!我當時覺得莫名其妙,但是也覺得害怕。
然後高中文理組分班後,我們原本理組班里面少數幾個同學被分到了一個文組班。我們幾個又變成了少數。當時我們整個班都是女生,女生霸淩的伎倆,就是小動作不斷,什麽排擠啦、說壞話啦、故意找碴啦…這樣的情況時好時壞的持續了一年,我連畢業旅行都選擇不去,因為我不想和一群霸淩我的人去假裝什麽回憶。
現在回想起這些事情,我的負面情緒已經完全沒有了,我可以侃侃而談這段經歷。而我現在更多的是會去思考,是什麽原因可以讓我堅強的走過來,漸漸成長為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到底,什麽是霸淩?
霸淩,英語:Bullying,他的意思是帶有惡意、情緒的評論、言語或行為,無論時間長短,惡意多還是少,都是霸淩,從事霸淩的行為就是一般所謂的欺負他人。不論場所、形式、針對的對象或目的等,霸淩是一種反社會行為,因霸淩而嚴重的傷害他人的,是犯罪行為。
這個霸淩可能是存在於校園之中,就像Joyce曾經經歷過的一樣,也可能是在職場,在社會上各個角落都有可能會发生。如果發生在本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霸淩,則稱為國際霸淩。
霸淩的欺淩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群體,透過對受害人身心的壓迫,造成受害人感到憤怒、痛苦、羞恥、尷尬、恐懼、以及憂鬱;盡管有特定特質的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從事霸淩行為,但是其實,每一個人都可能主動從事霸淩行為、去欺負他人。
因為網絡的发達,網絡霸淩也屢見不鮮。網絡霸淩,英語:cyberbullying,又稱網路暴力。聯合國兒基會在2019年的一項調查发現,約三分之一的年輕人曾遭遇網絡霸淩,五分之一的年輕人曾為躲避網絡霸淩和暴力而選擇逃學。
這項調查采訪了分布在全球30個國家、年齡介於13至24歲之間的逾17萬名年輕人。這個數字非常龐大,但是可能也是冰山一角。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臉書、Instagram、Snapchat和Twitter是網絡霸淩最常发生的社群媒體。
我想跟大家說的是,霸淩會存在於學校之中,霸淩也會存在於職場當中,霸淩會在網絡上发生,當然,在社會上也有許許多多的霸淩。
我們都會可能因為我們的外貌、我們的性別、我們的性向、我們的政治立場、我們的宗教信仰...而被霸淩。
我相信有很多經營自媒體的人、在網絡上有很多followers的人也都經歷過網絡霸淩。
很多的酸民,就會來指指點點,酸民,Troll是一個網絡俚語,指通過發布具有煽動性、令人反感的、或帶有破壞性的言論,來轉移話題焦點、擾亂在線討論,試圖挑釁或激怒他人。Troll一詞來自於古挪威語,意思是巨怪或惡魔。
我不是醫生,我也不是專業的心理心理咨詢師。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親身體驗的經歷,還有我怎麽去面對的心路歷程。
以下3個方法,希望可以幫助你面對霸淩:
1、請你記住,霸淩是暫時的。
不管你是在學校,在某公司、還是因為社會上的某一段時間或者是現象,而你身處霸淩:學校,你會畢業;公司你可以辭職,老板說不定比你更早被辭退;其他的事情,不管它的成因,都會有過去的一天。我知道,當你身處其中的時候,你會覺得這個事情永遠都不會過去,但是這是你當下的心理感受而造成的,他不是一個事實。而是實是它一定會過去,霸淩一定是暫時的。
2、第二點非常非常的重要:請你一定要尋求身幫助。
找到身邊可以幫助你關心你協助你的人。這個人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可能是你的同學或是朋友、也可能是你的老師,或是各種政府機關機構的專業人士,或是一些協助的熱線,不管他是誰,你都一定要尋求幫助,請你不要一個人默默的承受霸淩,你一定要有一個溝通的管道,還有情緒的出口,你也需要有人在你身邊陪你度過這樣困難的時候。
3、第三點是自己自信心的建立。
我希望你記住霸淩完全不定義你這個人,你自己才定義你自己。
有的時候霸淩,其實沒有什麽為什麽?可能就是因為你跟別人不一樣,也可能因為你在當時的環境是處於少數或者是劣勢,但是這不代表你是錯的,也不代表你是不好的,我想,很多時候,我們會发現尤其是在校園里面的霸淩,總是有幾個人是帶頭者,然後很多的其他的人是起哄的,或者是跟班,這些起哄的人或是跟隨的人,他們內心深處或許也覺得這件事情是錯的,他們其實也不想要去霸淩別人,但是他們會選擇從眾行為,因為或許他們覺得他們需要所屬一個團體,也或許是他們害怕,因為如果他們不做,他們也有可能會變成是被霸淩對象。
試問,你有沒有過任意批評別人的外貌而覺得這沒有什麼?(她好醜哦/她好胖/他好娘/他好矮/他痘痘好多/The list goes on…)
試問,你有沒有過隨意在網上留言罵和你意見相反的人而覺得洋洋得意?
試問,你有有沒有在校園裏因為起哄或是想有團體感而排擠某個人?
如果問我自己,我的答案是有的,你問我是不是故意的,我的答案是,不是,我當然不是故意的。可是,是不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傷害了他人?我想,答案是肯定。
或許很多人覺得霸淩離我們很遠,可是其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霸淩隨處可見。尤其,當我們變成少數的時候。
有時候,你知道自己是少數,有時候,你是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少數。
言論自由非常可貴,但是我們必須時刻謹記真正的自由以不傷害他人為前提,不要覺得躲在鍵盤後面,或是隨意在網上說一句沒有什麼關系,就任意妄為,因為,有一天,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被霸淩的少數。
去年,我最愛聽的一首歌之一是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因為她幫許多人唱出了傷痛,傷痛有了見光的出口,才有復原的機會。
Jolin在頒獎是發表感言說:「葉永鋕提醒了我,在任何情況我都可能成為某種少數,所以我更要用同理心去愛任何我身邊的人。這首歌獻給他,也獻給所有曾經認為自己沒有選擇的你,你一定要選擇你自己。」
在舞臺上光芒萬丈的天後蔡依林,曾經,也是被流言霸淩的對象,說她各種不好,從頭到腳都被惡意的批評過。
2000年4月以前,葉永鋕是一個平凡的屏東縣國中生,但是他和大多數男孩子不太相同的是他有偏女性化的氣質。因為這一點不同,他變成了少數,使得他遭受校園霸淩,甚至被要脅在大眾面前,強行脫褲以驗明正身他的性別。他向老師多次反應這樣的情況,但遭霸淩依然繼續,逼著葉永鋕,不敢在正常課間時間去上廁所。
2000年4月20日,葉永鋕倒在廁所的血泊裡的,鼻子嘴巴流血、外褲拉鍊沒有拉上,十幾個小時後,年輕的生命離開人世。
他到底是不是玫瑰少年?沒有人知道,因為他都還來不及長大,知道和確認自己的性取向,但是生命裏早早到來的,是同學們的霸淩。為什麼?因為他有一點點不一樣,是少數。很難想象,同樣是國中生,可以用霸淩奪人性命,也或許人的血液裏,多多少少都有殘忍的因子,尤其,是對待他人的時候。
之前和大家分享的,在國中和高中的部分時光,我自己曾經是被霸淩以及被排擠的對象,可能因為我是轉學生、可能因為我比一般女生胖、可能是因為我痘痘比較多、可能…我自己都不清楚的原因,所以我變成了少數。
後來我長大了,變得越來越堅強,變得越來越強大,尤其是我的內心。有在關注我的人可能知道,George,我的小編兼助理,在他的小編人生開箱文裏面說,他覺得我很從容,其實“從容的能力”是需要磨練培養的,尤其是面對磨難和困難的時候。
在面試的時候,我問George:對於國際工作和國際職涯發展,你有什麼想法? 有別於其他的面試者提出的點,他和我說,他希望國際職場上,平權可以真的達到,這個平權,有種族平權、有男女平權,也有性別平權,因為他希望他不會再因為他的性取向而受到職場霸淩。
去年,我最愛聽的一首歌之一是蔡依林的玫瑰少年;今年,我有了和我一起工作的玫瑰少年,他對於職場平等的追求,讓我對於國際職場的挑戰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也讓我更關注霸淩這個社會現象和問題。
這個世界被霸淩的少數依然每天都在上演,願我們都足夠堅強,能夠保護自己,願我們也都足夠善良,能夠保護他人。
如果現在的你在經歷霸淩,請參考Joyce分享的三個方法:
❤️1. 請你記住,霸淩是暫時的。
❤️2. 請你一定要尋求身幫助。
❤️3. 請你自己建立自信心。
上面分享的3個方法,希望可以幫助到你,也給你一點點的溫暖。
在今天的節目中,想要和聽眾分享一個確定自己目前的心里狀態是否安好的實用方法,就是Joyce整理的 ~ Are You OK?愛自己小表格,希望我們都能夠有健康的心態來面對生活中的挑戰,歡迎到Joyce的官網上,joyceseestheworld.com 免費下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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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分班定義 在 Anita Chen 陳巧茵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芬蘭「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 不只是在家上網課這麼簡單 】
#文長慎入
這篇文章近8千字,有點長,發表於《上海教育》雜誌5月刊。本身我的全職工作是在教育現場,中文寫作其實不是我的強項,只想分享芬蘭教育現場經驗。一個月前的邀稿,幾次的視訊討論和政策解析,我大部分用口語敘述,文丹主筆,竟然有八千字,我也驚嘆文丹強大的文字力量。
寫作此文時,正值芬蘭中小學開展遠程教育的第四周。我們梳理了這四周內芬蘭如何起步做在線教育的戰略部署,從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展開。希望這一套「起步動作」能對中國教育者有借鑒義。
2020年3月16日,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 )宣佈整個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關閉所有公共場所,關閉邊境,關閉學校。
消息一出,整個社會進入了新的運作模式。就教育而言,從孩子到大學生,全部需要在線上課,這對哪怕是全球素質最高的芬蘭教師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
「對芬蘭基礎教育而言,傳統網課與它背道而馳。」赫爾辛基大學附屬學校的教師首先站出來質疑,讓小學生天天在家上網課的荒謬。
為什麼芬蘭教師是這個反應?
因為傳統網課,特別是教師一言堂式的網課,它的核心是知識傳授。它把教師放在教學的中心地位,是主導者;把學生放在聽從的地位,是被動接受者。
而芬蘭基礎教育之所以在21世紀領跑全球,是它把學生放在學習的中心地位,學生是主動學習者,是知識的創造者和體驗者,教師只是學習的引導者和促進者。這個過程不僅看重知識學習,同樣看重學習過程、學習體驗以及在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軟實力。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要走傳統網課的路線,那它就變成只看重知識傳播的網上課程。與其他國家的教育無異。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走的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路線,那它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優勢和本質。堅持自己的本色,或許在未來的遠程教育領域,仍然能夠獨樹一幟。
疫情之下,芬蘭學校和教師被逼到了選擇的十字路口。
到底怎麼走?本文兩位作者作為芬蘭教育界的親歷者,試從芬蘭「停課不停學」政策的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分析,揭開芬蘭給遠程教育下了怎樣的定義。
【分層部署的頂層設計】
隨著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對全國防疫措施的部署,作為教育政策執行者的芬蘭國家教育委員,3月16日當天就發文部署全國教師如何開展遠程教育。可謂非常及時。
一起來看這些措施:
1)3月18日起,關閉所有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全部進行遠程教育;
2)幼兒園和學前班繼續開放,但鼓勵家長能在家帶娃就不要送去;
3)1-3年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4)義務教育十年級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5)特殊教育的孩子可以正常上課;
6)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可以上課。
可以看出,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不是一刀切,不是整齊劃一僅一個動作。他們依然是把學生的具體情況和長遠利益放在首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應對。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套「組合拳」如何解決不同群體的需求:
第一大群體:要畢業的高三學生,政府緊急處理春季高考。芬蘭之所以選在3月16號這個時間點官宣,是因為此時芬蘭春季高考已經提前被壓縮進入尾聲,不提前進入停課、封城、封國,是不能讓疫情耽誤這屆高三學生畢業和今年大學錄取。
芬蘭一年有兩次高考:一次是3月份的春季高考,一次是9月份的秋季高考。歷年,每到二月初的時候,芬蘭高三學生已經結課,接下來是長長的假期,同時也是長長的備考期,所有學生回家自學、備考。他們可以參加3月份的春季高考,如果覺得自己沒準備好,可以參加9月份的秋季高考。
與中國高考不同,芬蘭考生一次只考一門,但是一門要持續考6個小時。從早上9點一直到下午3點。考生帶著午飯坐在考場里,可以在考場吃飯,邊吃邊考,度過「漫長」的一天。
另外一點與中國不同的是,芬蘭高考一共四門。除了母語(芬蘭官方語言是芬蘭和瑞典語)必考之外,其餘三門,學生可以自由挑選。其餘三門的選擇,非常豐富:有第二官方語言、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倫理學、生理衛生、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20多門課。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預期的大學專業方向,選擇高考的考試科目。
定下考試科目後,並不像中國那樣一天考兩門,集中三天完成。芬蘭的做法是:這20多門課,每天只安排一個科目。這樣學生是隔幾天考一門,每個人結束高考的時間不同。這就是為什麼芬蘭高考一考就是一個多月的原因。
疫情之下,芬蘭政府果斷決策,將高考流程壓縮。由之前的一個月左右壓縮到2周內完成。
第二大群體:有些孩子並不適合遠程教育,要讓他們可以繼續上學。從國家層面看,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真的是充分考慮到不同群體、不同年齡段學生的需求,於是安排不適合遠程教育的孩子可以繼續上課。這些群體包括:1)幼兒園和學前班的孩子;2)小學1-3年級的孩子;3)特殊教育的孩子;4)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以及5)義務教育的十年級的孩子。
比如幼兒園的孩子太小,一天的屏幕時間不宜超過1小時。那幼兒園可以照常上課,這樣醫護人員的孩子也有地方可以上學。同時也給家長自主權、選擇權,幼兒園照開,來不來讓家長決定。這背後還有一個考慮,是芬蘭幼兒園內是按小組分班,0-3歲師生配比是1:4,3-5歲師生配比是1:8,教室內人員聚集人數相對較少。
再看小學1-3年的孩子。他們平時只上半天課,每天基本12點、1點左右放學,下午半天要麼是學校托管,要麼去興趣班。平時他們上課可能連課本都沒有,因為一些芬蘭學校不給低年級的孩子發課本,他們覺得這一學段的重點是學生習慣和品格培養,學習動機的激發,以及鼓勵孩子社會化學習,而課本不是學習的必需品。這些孩子很難適應一夜之間所有科目都搬上了屏幕。
再比如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可能是那些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他們對資源的要求很高,在家裡很難操作。也可能是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他們剛來芬蘭,平時所在學校會給這些孩子安排特殊的語言班,幫助他們融入。現在他們連芬蘭語都聽不懂,怎麼讓芬蘭教師給他們在線上課。
需要指出的是,芬蘭政府讓這些孩子可以正常去上學,並不是鼓勵家長這麼做。為了安全和健康,當局是希望家長有條件的話就讓孩子在家學習,沒條件的話也讓孩子有學校可去。這無疑給了家長很大的自主權和選擇權。
芬蘭政府在做的,是在維護每個孩子受教育權前提下,站在好的教育視角下做決策。至於家長在健康權和教育權中間怎麼選,政府完全是把這個決策權給了家長。
第三大群體:讓適合遠程教育的學生「雲上學」。這樣從四年級起,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全部「停課不停學」。
可貴的是,芬蘭教育領導者給一線教師和學生兩天時間準備。政策出來後,不是立即執行,而是讓教師和孩子有個過渡,比如給學生配備電子設備,讓學生把學校里的課本、學習用品帶回來;也讓老師有一定時間熟悉線上操作,並跟學生當面講清楚遠程教育需要注意的事項。
下面,具體介紹芬蘭如何部署遠程教育措施。
【芬蘭遠程教育的部署措施】
相較於學校教育,遠程只是物理空間上的轉變。這是芬蘭開展遠程教育的核心原則。
如果芬蘭在遠程教育中丟失了自己的教育優勢——比如教育公平、學生的自主權、學會學習、關注學生幸福感、對學生的個性化輔導等要素,而僅僅是一股腦兒學習大量知識,那「所謂第一」的頭銜便保不住。
事實上,在疫情衝擊下,芬蘭教育就是從以上這幾方面著手,確保孩子在家上網課不只是聽聽知識點這麼簡單,而是更看重非知識性教學的部署和支持,以確保基礎教育繼續在線上做到公平、高質、關注弱勢學生及學生的整體發展。以下幾個角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芬蘭政府的著手點:
首先,學習材料。芬蘭政府第一時間規定所有基礎教育的教科書、其他學習材料和工具必須對學生免費。因為基礎教育是免費教育,是每個學生的基本權利,無論學生在哪裡,必須讓學生公平獲得學習資源。比如出版社提供免費的電子課本、科技公司提供免費的學習平台和內容。
其次,教學設備。相對於其他國家,芬蘭在遠程教育方面有一定優勢。比如全國性的硬件設備完善,網絡普及率很高。在2010年7月1日,芬蘭已經將上網列為基本人權,明文規定最低上網速度。芬蘭已有約95%人口可以上網,屬全球互聯網最普及的國家之一。
「雲上學」同樣給芬蘭教育帶來挑戰。這麼多年來,芬蘭教育一直在做的努力是不問學生出身,所有孩子都可以享受到一樣高質量的教育。現在孩子要呆在家裡上課,勢必強化家庭經濟背景對孩子學業成績的作用。比如,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沒有設備可用。據2018年的調查,平均每個芬蘭家庭里有3個以上可以連結網絡的電子設備。由於爸媽也要在家「雲辦公」,如果家裡有兩三個孩子,設備遠遠不夠用。
為了讓所有孩子都能平等的「停課不停學」,芬蘭政府帶頭解決孩子的電子設備:
先是要求學校的電子設備外借,允許學生帶回家用。芬蘭一決定停課,學校立即和家長聯繫,調查多少家庭需要電子設備,學校馬上出借電子設備和充電器。
芬蘭總統更是第一個站出來呼籲科技公司捐出不用的電子設備,給基礎教育的孩子用。
緊接著,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官方發文:請求公司將不必要的計算機捐贈給青少年進行遠程學習。
目標只有一個:所有芬蘭孩子可以平等接受在線教育。
此外,對於孩子是否可以使用手機上課,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也做了規定。15歲以下的孩子,由監護人決定孩子是使用他們的移動設備還是家中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15歲以上的人基本上可以自己決定,是使用移動設備還是家用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
學習材料和設備都有了,接下來就是教師在線怎麼教。所幸,高質量的師資隊伍是芬蘭的另一大優勢,他們能相對快速地找到合適的教學方法。
第三,在線教學方法。如上所述,在應對遠程教育的教學時,芬蘭的定位並不是將教師轉變為18線的「播主」,因為那樣更多是在傳播知識。在芬蘭教育政策者看來,屏幕之外的學生能力培養才是最重要的學習內容。因而,在應對遠程教育時,芬蘭這邊更像是打了一套組合拳,從給學生自主權、組織小組合作、強化學生評估方式等等各個方面入手。出台的政策指導具體如下——
用小組合作開展在線教育,培養學生技能。芬蘭學生在一天和一周中,所在的在線小組可能會有所不同。這是因為教師用異質化分組的方式讓學生結隊:一方面鼓勵學生開展同伴學習,在群組中雲互動、共享信息、實時通話;另一方面培養學生在團隊中的溝通、協作和批判性思維能力。
用差異化教學開展在線個性教育和輔導。芬蘭教育部門繼續鼓勵教師在可能情況下,把學生的特殊需求放在日常交流、工作安排和遠程教學中。比如在線個性化輔導、獨立的作業等等。
用獨立學習的方式培養學生的自主權。在進入遠程教育的前兩周內,芬蘭並沒有急著讓教師成為「18線主播」,而是通過家校互通系統(Wilma)用文字、語音方式給學生佈置作業,讓學生適應在家獨立學習,這其實是在保護學生在學校培養出來的自主權。老師把任務發給學生,至於學生什麼時間做、用什麼方法做,學生自己可以選擇,並不是讓所有學生統一時間盯著屏幕。
用反饋和評估帶動在線教學。在芬蘭學校有個說法:「反饋是給孩子的禮物。」意思是說,在日常教學中芬蘭教師很喜歡給孩子及時反饋和過程性評價,肯定學生的優勢、鼓勵學生挑戰困難、給出改進意見。用反饋代替考試,用評估學習過程代替評價學生,這是芬蘭教育的閃光點,即使轉移線上也沒有丟掉。
另外,芬蘭政府考慮到在特殊情況面前,在線教育可能偏離《基礎教育法》中規定的課時數和教學量。所以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給出的指導意見是:教學量和課時數可以減化,但是教學、學習和評估必須以課綱中設定的橫貫能力目標為導向。知識可以少學,但能力培養不能停。
以上這些做法,是要打破遠程教育「以資源為中心」開展教學,停留在蒐集、閱讀各種資料或是在不同平台切換的模式,芬蘭要做的是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讓學生的聲音被聽到、讓學生主導學習內容、讓學生在合作中學習知識和能力。
不過,從頂層設計到一線教學,中間還有一道鴻溝要走。並不是所有芬蘭教師都能一開始就得心應手去應對。赫爾辛基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芬蘭現象教學第一人科斯蒂·龍卡提醒:「芬蘭一線教師有自身優勢,也面臨挑戰。」
那我們就把鏡頭投放在芬蘭教師身上,看他們真實的線上教學。
【一線教師的在線教學現場】
赫爾辛基國際學校的科技資訊總監陳巧茵講述:「遠程學習很難以相同的方式重建學生之間以及師生之間自然發生的、寶貴的、及時的社會互動。老師們必須找到新的方法來提供及時的、具體的反饋意見,以支持學生的成長和學習。照顧學生的差異是我們教學重點之一,同時也是難點之一。要解決這些問題,遠程學習的平台選擇甚為重要。」
這個過程也是有方法的。
一是分階段性目標,循序漸進開展。
回到觀察芬蘭公立學校第一周停課,教師和學校還是處於一個慌亂的狀態,學校忙於確認所有家長的電子郵件和電話,保持資訊傳達。芬蘭教育系統獨有的全國性家校互通平台Wilma,這個時候發揮了巨大作用。它變成一個家校聯繫、學生學習進度溝通、作業指派、反饋學習情況等一站式平台。
此時,芬蘭教師們一方面要確定手邊有所有的教學資源,能夠在家工作的電子設備,也要確定每一個孩子在家是否有安靜的學習環境,穩定的網絡,所需的電子設備和家長支援。
停課第一周,基本停留在指配任務階段。芬蘭老師們透過和家長聯繫分配閱讀、數學、工作表和學習網站,也有指定戶外活動時間,美術、音樂創作、體育課都持續進行。
停課第二周,老師們各自透過個人熟悉的在線平台(比如Skype,FaceTime,Google Classroom)開始和孩子們做一對一或是小組互動。這個階段,芬蘭教師希望能更多地和學生連結,開始制定《遠程學習規範》——保持固定的作息時間,早睡早起和制定線上學習禮儀,準時上線,穿著合宜,準備好學習所需紙筆課本等。一連線,芬蘭老師是先開視頻但不開音頻,讓彼此可以看見。
停課第三周,芬蘭老師開始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希望為學生提供新的機會,讓學生以真實、有意義的方式學習。比如:
如何幫助學生處理由於緊急情況/危機而產生的煩惱、恐懼或孤立感?
作為教師,我可以幫助學生發展的最重要的知識和技能是什麼?該如何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理解力?
這次緊急事件/危機給人們帶來了哪些真正的學習機會?這種情況給學生的好奇心和內在動力是否帶來其他新的可能性?
不同類型的學習者需要不同的支持和指導,該如何設計滿足他們需求的學習體驗?
教師如何以有意義的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
最終,芬蘭老師們在熟悉學生需求和參考各大學習平台後,鎖定Teams和Zoom這兩個平台的分組功能能讓他們照顧差異,給不同小組指派不同任務、不同的討論和對話、或是大班教學。
二是抓重點,教學內容可以減半。
芬蘭老師們在制定課表時有許多考量。孩子上線時間、互動時間、思考時間、做研究時間和創作時間,統統都得考慮。教師之間達成一個共識:知識傳授部分,老師可以事先做好筆記或是短視頻,實際上線時間則鼓勵參與、社交互動和反饋。
於是在芬蘭學校內出現了兩種在線教學方案:
第一種,有些學校按照原本的課表時間上課,只是上線時間為一半,剩下一半讓孩子獨立學習。比如一節數學課45分鐘,線上學習只有20分鐘,另外25分鐘讓學生自主學習。
第二種,有些學校將所有學習移到早上,下午讓孩子和家庭自由安排。這種做法同樣是一節課只用一半時間在線教學,另外一半時間用來上另外一門課,最終實現半天上完全天的課,下午讓孩子自主學習。
各種不同做法,但是共通點是:芬蘭教育者理解遠程學習不能簡單地複製和平時一樣的學習體驗和跟隨原本的課表。老師同樣理解在家學習必然少了教師的及時指導、幫助和反饋,效率會低於學校,所以所有作業和任務都做調整、簡化。
即使一半時間線上教學,教師在線時也要盡量做到簡單、清晰,給學生時間和篇幅限制。例如,製作兩分鐘的音頻和筆記,讓學生學習自主管理時間。如果需要詳細解說,老師們通常就錄視屏解釋或是線上溝通。課表減半的另一個作用是,多出來的時間可以讓學生自主學習,讓教師開展個性化輔導和解答。
這樣屏幕兩端,一邊是學生在家上學,一邊是教師遠程辦公。那芬蘭學校管理層在抓什麼?答案是師生幸福感。
三是關注屏幕背後師生的幸福感。
教育管理者希望在動態中追蹤師生的在線教學感受和能力,進而不斷調整教學策略。一些芬蘭學校每週末會做問卷調查。請學生、家長、老師們反饋他們的工作量、情緒起伏、學習偏好和個人進度。
在這個過程中,師生的幸福感、情感起伏和社交需求得到了極大關注。
比如關注教師幸福感。芬蘭很多學校組織教師開展星期五在線咖啡(Friday Online Coffee)。忙碌了一周的教師,可以打開視頻,端起一杯咖啡,在線和同事們聊聊這一周的艱辛、挑戰或收穫,相互鼓勵、相互支持。
比如學生的社交情感化技能得到發展。在線學習無疑挑戰學校存在的必要性。為什麼要去學校?因為學習具有強烈的社交性。所以,芬蘭在線教育強調要有人、有臉,有人際互動。把學生分組,也是鼓勵他們可以在團隊中加強溝通技能、互動技能和情感化能力。
即使是不同步的學習 (asynchronous) ,老師在設計上也鼓勵互動。例如對於一個課題回答,學生除了自己作答,也要去看其他同學的解答、去評論、去給反饋。
老師在佈置作業時也要賦予同理心。合理的份量,鼓勵學生平衡螢幕前時間和線下時間,創造時間和機會讓他們和家人相處和對話。
同時,芬蘭學校繼續開展主題性課程,讓學生在做中學、在玩中學增強遠程教育的豐富性。比如家庭經濟課、手工課、音樂課、戲劇表演、體育課等繼續開展,只不過場景變成了家裡。這也表明芬蘭的遠程教育遠遠不止是上網課,對芬蘭孩子而言,在生活環境中學習、在大自然中學習早已習慣。
當然,這需要家長的支持。
【家校合作:父母不是孩子的第二位教師】
3月26日,芬蘭「停課不停學」的第二周,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人奧利·佩卡·海諾寧(Olli-Pekka Heinonen)公開表示:「沒錯,孩子遠程教育需要家長的幫助,但是家長們請注意:遠程教育不是在家上學(Home school/teaching)。希望你們不要成為孩子的第二位教師,教學和給孩子輔導仍然是教師的職責。希望你們能讓孩子自己管理自己的學習。」這便給全芬蘭的家長定調。
難道說芬蘭家長只能作為旁觀者,眼看著孩子掙扎、混亂嗎?自然不是。
芬蘭萬塔市教師撒寧·維塔寧(Sanni Virtanen)在芬蘭權威媒體《赫爾辛基日報》的文章受到了芬蘭教師和家長的廣泛認同:「遠程教育不同於家庭學校。家長們不需要懂數學、物理、英語,孩子遇到學習問題,請第一時間找教師輔導。家長一定要明確自己的角色,是在生活方面提供支持,比如跟孩子一起製作日程表,幫助他們飲食、休息、運動。」
芬蘭家長協會會長(Ulla Siimes)同樣提醒家長在新模式下千萬不要忘了身份:「教師和家長的角色劃分需要明確。組織教學的責任在老師,給孩子安全、舒適學習環境的責任在家長。」
給孩子提供健康飲食和舒適學習環境、幫助孩子合理安排學習時間和休息時間,以及督促孩子每天運動和戶外活動。這些就是芬蘭家長目前在做的。
相較於亞洲文化里鼓勵家長多參與孩子學習、多輔導孩子功課。芬蘭在做的其實是「少」,讓家長少插手教學、少插手孩子的功課管理。
芬蘭相信這種「少」一樣能收穫「多」的效果,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成為另一個人的學習動機。
說到底,芬蘭中央政府「停課不停學」政策一出來後,芬蘭教育部負責頂層設計,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部署遠程教育的具體措施,一線教師在摸索中開展線上教學,加上家長從旁協助。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各方各司其職、通力合作的過程。
以上也只是芬蘭中小學遠程教育的起步動作。至於最終能形成怎樣的格局,還得交給時間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