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戰二〇一六》 第三章 第二節 習近平和中共“太子黨”
——腐朽強權尚能迴光返照的人格原因
【按語：用民主大革命摧毀中共暴政的思想大潮已經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主流意志，中共為之驚慌失措。近期，中共的御用宣傳機器和混跡於中國海外民運中的垃圾、中共的思想走狗，如劉路之流，開始不斷發文，企圖論證中共暴政是不會死亡的萬年帝國。面對這種情況，徵得出版社同意，摘發袁紅冰所著《決戰二〇一六》一書中的第三章第二節，希望讀者能夠從中理解到中共暴政已經是屍居餘氣，處於滅亡前的迴光返照之中。 ——《自由聖火》編輯部】
極權政治以個人或者寡頭集團的意志為國家意志。所以，極權國家總是隨強人梟雄的崛起而崛起，並達到興盛的頂點，然後，在國家權力的腐爛中走向衰敗，終至由陰鬱猥瑣的鼠輩政客為其送葬——這個過程表述歷史的必然鐵律，也是上蒼為極權政治安排的宿命。
中共暴政本來也是上述必然鐵律中的囚徒，也是迸濺在宿命上的一片猩紅的獸血。只不過多了一次迴光返照。
毛澤東視萬物為芻狗，以鐵血梟雄之勢，將中共強權推向其命運的峰巔；毛澤東生命朽敗之後，鄧小平又用強悍的人格，挽狂瀾於即倒，繼續維持中共強權的巔峰狀態，雖然巔峰之上少了幾分毛澤東時代的狂霸之氣，多了一些黑手黨政治的冷血風格。然而，毛澤東、鄧小平之後，中共暴政再無巨擘強人，似乎毛和鄧已然耗盡中共的運數。
江澤民，一個十五億中國人中醜陋至極的上海小男人，一個比年老色衰而春心如花的妓女更喜扭捏作態、搔首弄姿的癟三，一個比更年期的悍婦更令人恐怖的喜怒無常的動物，一個性淫勝鴇、淺薄虛榮的三流政客，竟繼鐵血強人之後，主政中國二十年。江澤民人格之醜陋猥瑣，可謂千古一絕。如此不堪的人格主宰中共權力意志，仿佛上天有意以此在世界面前羞辱暴政；上天的羞辱中，也隱喻著歷史必然的鐵律對中共的詛咒。
國之將敗，必有妖孽當道。如果説毛、鄧是嗜血的狂魔厲鬼，江澤民則為淫慾焚心的妖孽。江澤民主政，演繹極權宿命的第二個階段，即由強人政治的峰巔向國家權力腐敗的深淵墮落。
用普遍腐敗的允諾收買官員的支持——這是無德無能的江澤民鞏固自己權力地位的首要的為政之道。此道儘管污穢不堪，卻十分有效。中共官僚集團之所以能容忍江澤民在中共權力之巔縱情恣意展示其人格的千般醜態，萬種妖姿，且長達二十餘年，全在於江澤民實行“權力腐敗利益，官員人人均可分贓”的國策。
江澤民打開國家權力腐敗的鐵閘，千萬狗官如尾巴上被點著的野豬，嘶吼狂嘯，揚鬃奮蹄，奔向極權國運的衰敗之路。遙想當年，古羅馬帝國一夕傾頹於腐敗之前，羅馬貴族徹夜狂歡，向上天高呼：“要更多美女，更多美酒！”今日中共千萬貪官污吏，體態如懷孕的野豬，左手高舉美酒流溢之盃，右擁艶色如紫霞之嬌娃，漫舞於腐敗權力之上，向歷史發出如此感概：“作共產黨的官，乃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職業。”
中共國家權力早已腐爛入骨，傾太平洋之水難以滌盡其污穢，舉天雷之烈焰無法使之凈化為灰燼。江澤民之後，胡錦濤主政，拉開前述極權宿命最後階段的黑色帷幕，即狐鼠政客為中共極權送葬的末日悲劇。
胡錦濤，雖邀上天之倖，得男兒之身，實卻心靈無種、精神自閹之鼠輩。宿命選定江澤民，以其人格出類拔萃之醜，向中共暴政臉上撒尿，以示羞侮辱刑之懲罰；宿命又選定胡錦濤，用其直追馬英九之令魔鬼都絕望的無能，作中共斂屍送葬之人。
胡錦濤怯懦陰晦如鼠，其情商只堪作一庸碌卑鄙小吏。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胡氏鼠輩，亦有激盪於荒墳古墓間的狡狐之黠。憑狐黠之智，胡錦濤循循奔走於中共元老之門，顯唾面自乾之忍；殷殷如奴，侍奉中共權貴於左右，且數十年不輟，終有大成，獲主政中共之權威。
怯懦陰晦的鼠輩人格，復之以黠狐之智，胡錦濤雖榮膺大寶，也畢竟只是狐鼠之屬，無法用猛獸之爪，在鐵鑄的歷史上刻出痕跡。主政十載，胡錦濤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進不能鼎革佈新，退不能抱殘守缺；智無法阻遏勢如荒火燎原之權力腐敗，勇難以壓抑千萬貪官污吏傲慢燭天之氣焰，鎮日裡只能蜷縮於權力之巔，面如土偶，神似朽木，混吃等死。
巨樹頂部的葉片最先感知秋季的凜冽寒意。中共官員和附屬於腐敗權力的奸商惡賈，就是中共政權這株巨樹頂端的葉片；這個群體最瞭解，中共權力之腐敗，已如腐屍潰爛，無藥可醫，無方可救。胡錦濤主政期間，中共貪官污吏和奸商惡賈開始將移居國外視為最重要而緊迫的“家族事業”之一。
這個在中國的土地上獲得豪華的權力和暴富機會的群體，即擁有最大權勢和最富有的一群，卻急不可待地試圖離開中國，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比其他所有中國人都深刻而真切地感覺到，中共國體在潰爛的國家權力侵蝕下，已如千年朽棺，即將灰飛煙滅，而他們想在大危機大崩潰到來之前，逃往異國他鄉，去尋找安全——擁有權力和最富有的人都試圖逃離，足證中共之國已魂飛魄散，只待骨銷形亡。
二〇一二年，胡錦濤主政最後一年，中共內部權力之爭奪，或者明目張膽，勢若瘋虎，如薄熙來竟干犯中共天條，私自動用數十輛裝甲車，越省界，包圍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是為震驚世界的王立軍事件（注：見《台灣生死書》第一章第三節）；或者暗潮洶湧，鬼影幢幢，如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薄熙來等蓄謀已久的宮廷政變式的權力交接計劃；如果不是由於變生不測，突發王立軍事件，致使此次宮廷政變“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現在中共政權早已內亂蜂起，分崩離析，東亞大陸上的共產帝國的巴士底獄很可能因此化為歷史廢墟。
然而，王立軍事件如一陣凜冽寒風，突襲而來，吹落萬枚紅葉，中共強權又偶然躲過一劫。真令人欲仰首悲問蒼天：莫非上天有意，再次用偶然性延長中國人作中共政治奴隸的卑賤與屈辱，以示對這個過分長久地容忍了暴政的民族的天譴之意。
不過，哲人説偶然中有必然；詩人說：“偶然性是必然性之鏡中映出的花枝。”儘管偶然性以王立軍事件的名義又一次拯救了中共極權的血光之災，但是，中共依然具有迴光返照的生命能量則取決於一種必然性，即強悍的權力人格是衰敗的極權政治的最後一支強心劑。更明確地講，中共政權此次迴光返照所表述的，是強悍的權力人格的迴光返照；承載這種強悍權力人格的群體，就是被稱作“紅二代”的中共“太子黨”。
胡錦濤可以說是現代“閹竪”政治的經典代表，“太子黨”卻是殘存在中共腐爛政治生命中的強人政治的基因。中共十八大之後，“太子黨”全面主導中共權力意志。這意味著毛澤東和鄧小平式的強人政治鬼魂的復活。當然，“還魂的鬼是醜陋的”，“太子黨”雖然能夠以其強悍的權力人格形成屬於中共極權的迴光返照式的“輝煌”，只不過，“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沉落於黑暗的虛無，才是中共極權不可改變的宿命。
我曾在《台灣生死書》中作出界定，中共“太子黨”原則上是指中共建國少將和建國地區級以上黨政官員的子女。這個群體，一般出生於中共建政之年，即一九四九年前後五年，現在的年齡在六十至七十之間。按照中共極權的政治運作邏輯，這個年齡正是壟斷權力意志的時期。
究竟是“命運決定性格”，還是“性格決定命運”？這兩個相悖的生命哲理的爭論恐怕萬年之後也難有定論。不過，正是這兩種生命哲理的疊加效應鑄造出中共“太子黨”的權力人格。
一九六六年，為把權力競爭者踐踏在腳下，毛澤東拉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歷史總在騙局中蹣跚，毛澤東試圖掩飾個人權力意志鬥爭的本質，賦與政治陰謀以政治道德之美，編造出“文化大革命”同“壯麗的共產主義理想”之間虛假的理論聯係。
當其時也，中共“太子黨”的主體正值少年。少年，那是渴慕璀燦的人類理想勝過迷戀美人雪白肉體的純情的生命。毛澤東以共產主義的上帝的名義，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宣示，賜給中共“太子黨”壯麗理想的代言人的特權。這個少年群體的血燃燒起來了，他們比太陽更熾烈的眼睛裡熔鑄出瘋狂的神聖感。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天性之一，就是用仇恨培育神聖的信仰。歐洲中世紀千年黑暗，對異教徒的仇恨構成信仰神聖性的情感之源；當代共產主義則把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奉為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情感獻祭。
以仇恨為情感動力的理想，必定演進成現實社會中的瘋狂獸性，而且理想的表述越壯麗，越神聖，獸性便越瘋狂，越凶殘。一九六六年盛夏，少年“太子黨”成為毛澤東的政治刀鋒，劈斬在中國歷史上。他們組成“老紅衛兵”——類似希特勒的黨衛軍、衝鋒隊的反人類罪犯罪組織，用野蠻時代的極其原始的酷刑，摧殘了數百萬知識分子和“階級敵人”，無數人的生命在酷刑下破碎，其中包括不諳世事的嬰兒和歷盡滄桑的垂暮之人。
命運使少年“太子黨”變成在理想主義的金焰中狂舞的嗜血之魔。然而，命運對少年“太子黨”人格的詛咒並沒有就此結束。由於政治局勢的急劇動盪變化，絕大部分少年“太子黨”的父輩被毛澤東視為權力鬥爭死敵劉少奇的政治基礎，“太子黨”，這個奉毛澤東為共產主義之神，並為證明對其的忠誠而犯下反人類罪的群體，竟一夕之間被“神”拋棄了。
“太子黨”的地位，從昂視闊步於理想主義雲端的天子驕子，瞬間就落入社會最底層，淪為他們不久前剛剛踐踏過的“政治賤民”。過去從雲端俯視時，他們看不清這個社會；現在從最底層向上仰視時，他們理解了中國人的卑賤。
直到毛澤東死去，重新隨父輩回到權力的聖殿，“太子黨”經歷了十年地獄之苦，十年焚心之痛。為在充滿艱難困苦和歧視敵意的環境中活下來，他們必須讓自己變得像蛇一樣陰險，像荒野之狼一樣凶狠狡猾。命運又一次在他們的人格上刻下深深的痕跡。
二〇一二年，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共“太子黨”，這個由浴血的命運創造出的權力人格走上權力之巔，開始“性格創造命運”的歷史過程。為準確預言這個歷史進程的結果——是中共極權的中興，還是中共極權末日的“政治狂歡”，有必要對命運所創造的中共“太子黨”的權力人格的各種特質進行討論。
在政治情感上對毛澤東熾烈的懷念——這是中共“太子黨”權力人格的第一特徵。
如前所述，“太子黨”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以“老紅衛兵”的形式成為毛澤東的黨衛軍；這個群體把少年的真情和生命的初衷獻給了毛澤東——那是純情少年獻給共產主義之神的初戀。戀情之中，毛澤東極權政治的恐怖主義和征服世界的野心，以壯麗理想的名義，在他們少年的白骨上灼出如花的傷痕。這少年白骨上的傷痕是他們心靈的宿命，是他們不可改變的生命誓言。
當年毛澤東對這個“太子黨”群體的垂愛並不長久，共產主義之神很快就拋棄了他們。即便如此，“太子黨”雖然對毛澤東懷有幾分棄婦的幽怨之意，但卻無法改變獻祭的深情。在此，共產主義之神更接近魔鬼——一旦把靈魂出賣給魔鬼，就只能終生作魔鬼的情感奴隸。
人既有情感，又有理性。不過，情感的價值取向凝成的意志，則構成人類歷史的根本動力；人的本質因而是情感的，而非理性的。所有的情感樣式中，最強烈的莫過於懷戀。現在，“太子黨”全面主導中國權力意志，在“太子黨”權力人格中燃燒的對毛澤東的政治懷戀將點燃歷史；“太子黨”也將以毛澤東遺囑嫡系繼承人的資格，再次試圖用毛澤東的極權恐怖主義政治和全球擴張的意志，主宰十五億中國政治奴隸的命運。
對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尊重——這是中共“太子黨”權力人格的第二特徵。
毛澤東和鄧小平代表著氣質迥異的政治風格。前者盡顯極權梟雄的狂橫不羈風格和濃烈的血腥氣，後者則展示出政治黑手黨的陰險狠毒和窒息良知的銅臭氣。但是，“太子黨”在迷戀毛澤東的同時，也把對鄧小平的尊崇奉為其政治原則之一。當然，“太子黨”對毛澤東的迷戀意味著政治情感的沉醉，對鄧小平的尊崇則是基於實用主義哲學的考慮。
鄧小平時代，全面重建中共“太子黨”的政治特權；鄧小平設計的權貴市場經濟，則使“太子黨”依仗其政治權勢成為財富利益的第一序位受益人。與此同時，權貴市場經濟短時間內湧現出魔幻般的經濟能量——當然，這種魔幻般的經濟能量是以踐踏理性與良知，摧毀中國的自然生態環境為代價——又給“太子黨”實施毛澤東式的全球極權擴張野心提供了物資基礎。
於是，歷史的懷戀和功利實用主義的利益，就這樣通過“太子黨”的權力人格扭結在一起，“太子黨”不僅意味著毛澤東政治之魂的當代復活，同時也是鄧小平政治遺產的繼承人。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個獨裁者的政治之吻的魔鬼吻痕，就重疊在中共“太子黨”的權力人格之上。中國的命運將因此進入最黑暗的歷史時期。
強悍、冷酷、機警——這是中共“太子黨”權力人格的第三特徵。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太子黨”的這項權力人格特徵，正是青少年時代苦難命運對他們的祝福。如前所述，毛澤東運用少年“太子黨”為“文化大革命”殺開最初的血路之後，便將他們放逐到人間地獄之中。十年苦難艱辛，十年悲情血淚，生存的刀鋒雕刻出“太子黨”強悍、冷酷、機敏的人格特質。
少年淪為政治賤民的命運，使“太子黨”失去了接受正常教育，並得到知識救贖的機會；命運讓這個群體的知識水平定格在中學水平，而且，屬於他們的淺薄的知識系統中，覆蓋著毛澤東政治的血色晚霞。那種定格在“文化大革命”時代的知識系統猶如一座鐵牢；囚禁在鐵牢中的不可保釋的百年死囚，正是中共“太子黨”的靈魂。儘管重獲政治特權之後，通過權錢交易獲取各種學位成為“太子黨”群體的一種時尚，但是，那並不意味著對知識的渴慕，而只表述庸人俗物的虛榮。“太子黨”是被知識拋棄的一群。
不過，“太子黨”雖然被知識拋棄，但又獲得強悍如猛虎、機警如野狼、冷酷如滴血屠刀的人格特質。正是憑藉這種人格注入權力意志的生存能力，才使中共極權政治在權力徹底潰爛的凶險關頭，能夠再現崛起的假象。是的，當前中共的再崛起是一種假象。我之所以如此判斷，是基於上述對“太子黨”三項權力人格特徵的審視。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恐怖主義政治的道德基礎隨他的生命一起崩潰，中共極權專制面臨末日的危機。當前，東亞大陸民怨沸騰，民怒如山，表明鄧小平的權貴市場經濟和黑手黨政治也走入絕境死地。
中共“太子黨”前兩項權力人格特徵，恰好是以對毛澤東政治和鄧小平政治的雙重繼承作為宿命的結論。顯而易見，這意味著“太子黨”所能繼承的並非解決大危機之道，而是繼承了雙重的絕境死地。同時，受淺薄的知識結構所限，“太子黨”也沒有引領中共走出絕境死地的理性能力。
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共極權在潰爛中消亡已是昭昭天道的預示。“太子黨”只是借諸強悍的人格能量，為中共極權贏得一次迴光返照、“末日輝煌”的機會。迴光返照豈能長久，“末日輝煌”之後必然是敗亡的悲涼。中共“太子黨”的政治努力乃逆天道而行；逆天道者，必因天譴而敗亡。
（摘自《決戰二〇一六》 袁紅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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