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自由福利體制的特徵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我之前分享的繁殖論，這已經是國際常識了！還問哪裡有文獻找不到，反而老師說什麼，教科書上有才會相信。
當時我看澳洲電視，他們不是像台灣的許多節目，只是為了衝高娛樂效果，上節目滿滿講幹話。
我當時觀看的每一集，都會請來不同研究人員、或科學實驗人員、醫學知識、學者等⋯ 有如Discovery 頻道，當然不是空穴來風，況且我講的繁殖論，這根本是常識！因為生活在你我周遭，包括「全球正在上演」，不懂可以多出國看看，世界走透透，真的不懂上網找資料，怎麼會沒有？！打開一堆相關報導。
好比很多人說 在西方國家，通常窮人比較肥胖，這也是常識⋯ 你再說 哪裡有文獻。
這根本生活在周遭事件，並不是個人主觀意識，這是比例論。
因為外國的麥當勞等速食，相較來說 比較便宜，所以窮人通常都是吃速食店，而且熱量高容易飽足感，相較之下CP值更高。
你再跑了問我⋯ 哪裡有文獻？！
我真的無限傻眼，畢竟我不是生活白癡，用一下思考邏輯，自然有答應。
再來 外國人很喜歡做實驗，喜歡例如分兩組，一組只吃蔬果一年、另一組只吃肉類一年，或照現有的案例，然後分類研究。
好比 從小接觸寵物的小孩，反而減少生病率、並提升免疫力。
這你認為天方夜譚嗎？因為你沒知識。
外國醫院都在 pet therapy,你還在狗好髒唷！怎麼可以進醫院。
這些都是分類研究出的結論，人家反而都有真實研究，不是三姑六婆只活在自己社區妄想出來的。
我以上舉例的肥胖論是常識，也是分類出來的結論，你再一直跳針 哪裡有文獻的概念，真的很好笑。
好比 我之前一篇，窮人普遍生較多小孩，許多人都知道的常識，與各大學者都在討論的、與分類研究顯示的結論，一直說哪裡？
我來跟你講常識！而且不懂、少與世界接觸的人，可以上網Google。

窮人生小孩比例比較高 歸功很多原因

1、兒童死亡率高
由於發展中的國家兒童死亡率很高，父母可能故意擁有大家庭，因為嚴峻的現實是有時兒童無法生存，在布基納法索，令人震驚的8.5％的兒童會在五歲生日之前死亡。

2、受教育的機會有限
通常一個國家的教育程度和人均GDP越高，出生率越低，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布基納法索，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民能熟練地讀寫，這裡每戶的平均孩子數在5到6之間，在澳大利亞識字率為99％，平均每對夫婦育有1.77個孩子，受過正規教育的婦女，比未受過教育的婦女更有可能使用避孕藥具，後來結婚，生育的孩子更少。

3、教育較低的女性，生小孩機率高。
隨著時間的流逝，女孩越來越多地上學也降低了生育率，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很可能往後結婚，並生育較少的孩子。

4、早婚和性別角色
在某些落後國家/地區，預計女人的角色將是妻子和母親，在發展中國家，三分之二已婚的女孩常常承受著盡快懷孕的壓力。 這通常意味著結束女孩的教育，這可能會限製女孩的生活選擇，並導致使貧窮狀況永久化。

5、避孕方法有限
這些婦女大多數生活在地球上最貧窮的國家，四分之一的育齡婦女由於許多原因，包括信息有限，避孕方法的選擇和避孕方法的使用，文化或宗教的反對，以及供應鏈通常不會延伸到偏遠地區或農村地區。

6、照顧長者
在某些發展中國家，政府不提供退休金或社會保障福利，因此父母必須依靠孩子照顧他們的老年，夫妻可能會選擇有大家庭，以確保他們長大後能得到支持。
例如，在印度法律要求子女和孫子如果無法自給自足，則必須為其父母提供食物，住宿和保健服務。

7、需要額外的勞動
世界上超過70％的貧困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大多數家庭依靠勞動密集型農業生存。 在這些社區中，可能會有文化上的期望，希望有大家庭來應對他們對額外勞動力的需求。

8、不聰明的人生的孩子比聰明人多
令人擔憂的原因，我們大腦皮質中所有的信息處理能力，最終將使我們能夠解決現代的重大問題，使我們的後代能夠堅持到遙遠的未來。
恐龍比蟑螂聰明得多，但蟑螂的運行時間更長，人們反而普遍認為它們智商較高。

可考慮一些歷史與研究
1）家庭較大的人的智商較低。
2）在現代世界中，受過一般教育的人比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早繁殖，並擁有更大的家庭。
3）受過一般教育的人比受過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持有保守的宗教信仰。
4）保守的宗教信仰與反對節育和流產有關。 傑森·韋登（Jason Weeden）的數據表明，這一點實際上接近自由左派和保守右派之間分裂的核心。
一些保守的宗教，例如LDS教會，積極鼓勵大家庭。
其他保守宗教，例如羅馬天主教會，通過禁止大多數計劃生育手段間接地鼓勵大家庭。
5）較大的家庭可能會更貧窮，貧窮會導致青春期提前和生殖早衰（大量最新研究表明，這種現象與生物生活史模式有關，並且獨立於宗教或地方的任何規範投入而展開 文化）。

9、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如今的家庭較小。

10、如果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宗教保守主義者的人數增加，並像他們投票一樣繼續投票，則教育和科學研究的資金也可能減少，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不僅會導致人口規模的上升，而且還會導致經濟螺旋式下降，原因與海納·林德曼（Heiner Rindermann）和詹姆斯·湯普森（James Thompson）的一些令人著迷的發現有關。
這些研究人員檢查了90個國家/地區中智商變化的經濟後果，分析了每個國家/地區總體人口的平均智商，以及“知識精英”（人口的前5％）的平均智商，以及 最低的5％人口。
正如各國的財富分配不同，智商的分配也不同，例如，加拿大和美國的智商最高的人（120）相同，但加拿大最低的5％的人比最低的5％的美國人的智商高5點（75比80）。
倫德曼（Rindermann）和湯普森（Thompson）的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擁有高智商的知識分子階層-許多在科學，數學，技術和工程領域都有成就的人-直接轉化為一個國家的更多財富。
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平均公民每增加1 IQ點，一個國家的平均GDP就會增加229美元，而知識分子精英每增加1 IQ點價值468美元。
知識分子的高水平表現還與發達和較自由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有關，反過來又鼓勵該國的“認知資源”得到更多的發展，這被林德曼和湯普森稱為“良性循環”。
自由的氣候成為高智商創新者創新創造力的催化劑，他們因此解放出來重新思考舊的做事方式，並擴展到新的科學領域。
反過來，這又激發了新技術以及更新，更有效的經商方式，並為培育下一代創新者提供了更好的氛圍。

芬蘭的每個男性都必須參軍並接受智商測試，所有財務信息都將公開，因此這裡確實有大量有關智商，和其他人口統計特徵的信息。
答案顯示收入較高，結婚的可能性更高，但生孩子的可能性則更低。
智商低的人群有32％有孩子。 相反智商較高的只有26.6％的人有孩子。

許多報導文獻指出人們變得愚蠢那不是判斷； 這是全球事實。 在許多領先國家中，智商得分已經開始下降。
儘管對智商和智力之間的關係存在合理的疑問，並且人們普遍認為成功與否取決於毅力等其他美德，但當今全世界使用的智商測試確實確實捕捉到了有意義且持久的東西，數十年的研究表明，個人智商得分可以預測諸如學業成就和壽命，更廣泛地說，一個國家的平均智商得分與經濟增長和科學創新有關。
20世紀的智商增長步履蹣跚，使用各種公認的智商測試和指標進行的一系列研究發現，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英國，德國，法國和澳大利亞的分數均在下降。

震驚世界的研究表明，西方國家正在變得笨拙，因為聰明的人不再擁有比愚蠢的人更多的孩子。
研究表明我們的整體智力水平可能在1000多年以來首次下降。
西方的整體智慧正在下降，因為聰明的人沒有以前的孩子那麼多，而愚蠢的人卻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殖和繁衍。
聰明的人更有可能使用藥丸、避孕套或其他避孕藥具，受過教育的婦女比智商較低的婦女的嬰兒要少，這進一步降低了基因庫的整體智慧。

許多窮人為什麼養不活還要生？
因為窮人普遍沒有的自制力，貧困迫使他們短期思考，心理學研究表明貧窮使人們難以關心未來，並迫使他們生活在現在。

窮不會讓你變成罪犯，但是罪犯大多數都是低下階層的窮人，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有個經濟學家名叫蓋瑞貝克，他這麼解釋 富人生孩子是為了讓生命更完全，因為他的生命已經不用煩惱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 所以他們生孩子（在馬斯洛金字塔上生孩子是在滿足上層需求）。

女性不想生孩子的原因有很多，智商也是其中一種因素，英國一項研究顯示，智商跟願不願意生孩子之間存在著一種明確的關係：智商越高的女人，越不願意生小孩。
發表這份研究的倫敦經濟學院的研究員金澤聰表示，女性的智商越高會讓她生子生子的慾望越低，智商每增加15點，當媽媽的慾望就下降25%。金澤聰還參考了英國國家兒童發展研究中心的數據，並增加了經濟狀況及教育等因素，也發現了相似的結果：女性越有智慧，就越不願意生孩子。
英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自90年代以來，英國不願意生小孩的女性數量已經是以往的兩倍，平均每5名45歲的女性當中，就有1人沒有孩子，而在擁有學位的女性當中，沒有孩子的比例更是升至43%，這一數據也證實了金澤聰的研究，針對這一現象，英國約克大學的社會學家分析，越來越多的女性認為天倫之樂並不能帶來幸福，而當了母親後，會遇到太多繁瑣的日常生活問題，因此一些高智商、高知識的女性會擔心生兒育女會影響到自己的幸福感與生活空間。
好了！說到這裡⋯ 不然講不完，很多事 我都是點到重點，不要一直問 哪裡證明？這些都是常識，動點腦袋與推理，你就能更聰明。

若能看熟、看懂、看透，是您的福氣。

大家好，我現居於德意志維也納這個國家，兩年沒回台灣了。作為一個不接地氣的犁地菁英，我想談一個完全不接地氣的問題：

一系列在選舉和公投中全部槓龜的民主理念和開放社會的價值，是怎麼在過去歷史中生根的、又是怎麼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的。

我試著粗略地抓出一條主線，分段說明。大家有閒的話，就當故事聽聽。我沒有什麼好建議，就是寫寫故事。全文5700字，懶得看完也沒關係。

1、這些理念和價值，於歷史上站穩基礎，是在二戰後的北美和西北歐。我暫時限定在歐洲來談。當時人們為了避免二戰前的覆轍，著手處理引發戰爭的兩大癥結：民族衝突和階級衝突。關於民族問題，抓緊戰爭所造成的大規模流亡遷徙潮，順勢重新整理歐洲各民族的邊界，穩固了各個民族國家。關於階級問題，由民族國家出面，以大政府的姿態主導經濟、並且作為仲介的平台，讓勞資雙方達成共識。

2、此時勞資雙方是能互相妥協的，因為戰後急需重建與和解。勞方獲得了工時、穩定工作與社會福利等保障，有時也會接受不調漲薪資的條件（例如奧地利刻意將薪資成長壓在比通膨還低的水準）。資方則接受工會協商、投資改善工作環境、保障員工福利等等。工會與政府關係密切，而且由於大型企業多由國營，政府和資方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所以國家事實上就是一個大型的勞資橋事場。

3、我們現在所想到的很多「左派」的勞權概念，就是在這時候開始大規模落實的。之所以能落實的最主要理由是：此時國家經濟命脈，是各種大型工廠，而社會的中流砥柱，就是工廠的技術勞工，國家要靠他們生產、市場要靠他們消費，講話當然能大聲。

4、這時候人們對經濟運作的想像是：盡可能追求經濟成長，而要經濟成長，關鍵是要不吝於投資，甚至要靠舉債來投資，盡可能提高工廠的生產力；在生產之外，同時還要不斷開發市場、提高產品銷量，怎麼開發呢？就是讓勞工分潤利益，他們工作和生活被保障好、有錢有閒，就會大量消費。大量消費又回頭促進資方投資的意願，形成良性循環。良性循環剛好就表現在每年維持1~2%合理的通貨膨脹上（這時候人們才跳脫20世紀前30年的那種對通膨不由分說的恐懼、以及「遇到經濟不景氣就要撙節開支、減少投資」的迷思）。這種舉債、投資、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模式，以及勞權和社會福利的保障，在民族國家大政府的介入主導下，成功形成平衡。然後大家就在1950~60年代間爽過了十幾年。西方復活啦～

5、然而，這種經濟模式，是會隨著發展逐漸改變的，然後就動搖了原先的完美平衡。促發改變的關鍵點，剛好就是追求提高生產力的動機本身。要極致提高生產力，工廠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流程的組織都要不斷改進。改進的方向除了砸大錢成立研發部門外，也要把生產流程化整為零、追求每一步驟的專精化，甚至針對一個環節就成立一個公司來做。當產業朝這個方向發展後，科技、管理、溝通，就成為產業運作的重點，而這三項都和一件事有關：資訊／知識的傳遞與交換。所謂的「知識經濟」就出現了。（「知識經濟」不單純是指靠科技知識和「高知識人才」來發大財，而更是指「依賴資訊交換來運作」的經濟方式，秘書和總機的工作，都是最典型的知識經濟型的工作。）隨後，坐辦公室的白領、經理人、研發人員，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並逐漸排擠了生產線上的技術勞工。（對此有興趣的人可查詢關鍵字：Fritz Machlup）

6、「知識經濟」模式所追求的是打破原有產業和社會的框框條條，化整為零，然後用傳遞訊息的網路把所有單元都串連起來（1950~60年代，這時候人類社會早已跨進「網路時代」了，只是那時候的網路技術不是光纖和行動通訊）。同時，促進經濟成長的切入點，還從原先針對企業組織更往下突破一步，對焦到個人身上，要求個人要盡可能地發展才能、提高個人的產值。隨著企業生產方式的多元、分散和彈性化，原先「工會 + 資方 + 政府」主宰一切的社會鐵三角也就被鬆動，並且因應地出現了一系列針對個人的新教育理念：讓個人適性、自由、多元發展。相應地，就要提倡改變社會，提供讓不同個性的人、不同的生活風格、不同的文化價值、乃至於不同的家庭形式，都能共存的社會環境。而這一切的背後，有個很基礎的經濟理由：個人的適性解放，是為了促進生產力極大化、消費量極大化。如果以前每個個人都是大工廠裡的小螺絲丁，有上級規範的框框條條和保障；那麼現在，就是強調個性化的「人才」，而這背後的意思就是：每個個人都被鼓勵成為一座迷你工廠，並且崇尚的是在職場競爭中自負盈虧的責任制。大家各自發大財喔～

7、此時差不多就是1960年代後期了，也出現了所謂「新社會運動」，高舉的就是我們現在最熟悉的那些「左派」理念、開放社會的價值：女性解放、同志運動、素食運動、環保運動、少數族裔運動（例如黑人運動）、反核運動（50~60年代的經濟信念是和崇尚核能綁在一起的）、以及「歷史清算」（也就是後來說的「轉型正義」）......等等，並且同時都拒絕一直以來的「工會 + 資方 + 政府」那套權威代理人橋事情的模式。我們要知道，50~60年代運作得那麼棒、讓大家都吃飽飽的民主，不是我們現在理想的「審議式民主」或「參與式民主」，而是在大家都怕戰爭（二戰之後還接著冷戰）、想要和諧穩定的社會共識下，靠權威代理人來橋事情的民主，所以在我們現在看來都是滿滿的「父權」和威權的。而當時那種以男性技術勞工為主的硬左派，跟我們現在很多人喜歡的那種軟左派，是天差地別。左派文青們如果穿越到當時，你喜歡的應該會是你原本很討厭的右派中的自由主義者（這也是為什麼，當今有些老左派的信徒，會嘲笑文青左派是拿著Apple蹲咖啡館的假左派真小資）。

8、「新社會運動」從根源上看是當時產業轉型所帶來的趨勢，但實際上則表現為追求新文化和多元價值的運動。容我先簡化地下個評斷：因為搭上正確的浪潮（亦即「知識經濟」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性別平權、反核、轉型正義......等價值，即使還沒成為政治上的主流，但它們都成了經濟和文化上的主流，在社會生了根，而且聲勢也難以撼動。在70年代初期，我們就看到一連串的政治翻轉：德奧的社會民主黨都收割了這場運動（以68學運為高潮）的紅利而上台，翻轉了過去長期由保守派主導的政治，也開啟了一連串的改革。配合著70年代前半經濟大好的局面，邁向「開放社會 + 社會福利國」的體制。這一段發展，就是我們常常羨慕他們好「先進」的關鍵時期。

9、這段發展的背景，其實正好是知識經濟的白領族群成為產業中堅、而技術勞工逐漸退場失權的時期。這也反映在這件事情上：「新社會運動」的各種開放多元的價值觀，和老左派階級鬥爭路線的價值觀，兩者彼此橋不攏。一個例子就是70年代德國的同志運動，他們曾經嘗試把爭取平權理解為階級鬥爭、並和老左派結盟，但隨後告吹，同運和老左派分道揚鑣。

10、新左派和老左派彼此橋不攏，除了反映兩者在經濟背景和政治想法上的競爭關係外，也反映在兩個族群的不同性質上。白領不像過去的藍領那樣能形成緊密連繫的階級，相反地，白領崇尚的是個人自由、個性表達、和個人生涯成就，這特別表現在新左派運動的特徵上：他們依賴一系列不尋常的詞語和概念來表達自己、並且區分異己。對他們而言，道德價值，與其說像老左派那樣是表現在集體行動上，不如說是先表現在每個個人對詞語的使用上。每每用錯一個詞，你就要有成為眾矢之的的心理準備。要學習正確的詞語使用法，就要訴諸一套政治審美觀、一種特定的生活風格姿態。而這種種不同的生活風格姿態，正是被知識經濟下的「人才社會」所保障。（這些政治審美姿態，隨後就變成現在貶義遠大於褒義的「政治正確」。）如此的白領新左派，既難以形成一個具體且行動一致的「階級」，也難以統一橋出一個窗口和別的階級合作。內部小圈子派系林立、要合作則難有共識、外面有事時則先關門審查隊友的情況，則是常態。

11、就在知識經濟、人才社會、新左派政治成為主流時，遭遇了歷史的偶然（以巴衝突），爆發了兩次石油危機。1950年代以來的那套「大政府 + 凱因斯主義 + 社會福利國」的經濟模式宣告失靈，80年代後期，以柴契爾和雷根為首進行改革，大家把希望寄託在自由市場的自癒能力上。（蘇聯解體、新興市場......中略）從此，實體經濟逐漸讓位給金融經濟，白領族群在經濟上的權力，也逐漸讓位給菁英經理人族群。白領的生產力隨時可以替換，國家經濟命脈靠的不是你土里土氣的才華，才華是留給會玩金融煉金術的菁英經理人在講的。

12、這樣的發展，形同讓本來就沒有固定政治領地的白領新左派，其經濟根基也被釜底抽薪了，新左派逐漸變成了檯面上的紙老虎、沒穿褲子的泳客，就等著被戳破、海水退潮的那一天。而老左派早已死在沙灘上兩次，其中不少人隨時都可以轉投極右派的懷抱。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正好是歐洲又開始零星出現右翼民粹的時候，例如奧地利自由黨（FPÖ）的Jörg Haider。

13、時至1990年代，終於進入了我們現在所稱的「網路時代」。網際網路的普及和突飛猛進，是金融經濟融入知識經濟後，所必然發展的結果。它需要更徹底的化整為零、高速連結的技術。於是就回頭找到了網際網路，這個早在數十年前就被開發出來的技術。頓時，我們才有「網路時代突然降臨」的表象。事實上，「網路時代」早在1950年代就隨著知識經濟而降臨了，1990年網際網路普及後的其社會效應，都是過去發展的延續。

14、網際網路是最適合白領這種生活型態的工具：人際關係可以針對個人客制化、高度流動性、沒有組織綁定、點與點之間可以自由選擇連結或隔離、不必拉起一個點就連起一大串粽子。

15、但是，網際網路的普及，也加速了以白領為基礎之新左派的自我分解：網際網路為形塑各種高度分化的小圈子提供了最方便的工具（例如，有空可以看一下，FB提供了多少性別選項供你選擇）。這一點不必多說了，以當前台灣的台獨運動和性別運動為例，我們可以數一數，至今在社群網路上可以看到多少小圈子和多少派系，以多少不同的風格姿勢和多少不同的詞語習慣，在進行多少不同的唇槍舌戰。處在外面的人，大概都會以為所謂「進步派」是鐵板一塊，事實上遠非如此——從50年前的西方社會開始就不是這樣了。

16、當前，人們面臨的處境是，無論老左派、新左派、還是哪一派，都不再是經濟趨勢所眷顧的天之驕子。在同樣都失去經濟上的主角光環的情況下，白領的整合則更為困難，因為他們之間除了過去的學校和現在的辦公室之外，缺乏共同的組織平台。他們可以有一致的政治理念，但是無法像以前老左派工會那樣，落實成有力的組織行動。因為經濟生活的形式與此不容，用大家都聽得懂的話——啊就上班沒空啊。他們的政治參與，落在經濟生活之外、排擠休閒時間，並且以網路參與為主（所以當然只剩下鍵盤參政啊，不然還能怎樣？工會嗎？），流水席式的政治嘉年華、以及不綁約的小清新講座為輔。但是這樣虛飄無力的白領，卻得負擔撐起過去所有「左派」所累積下來的理念：民主、人權、勞權、性別、環保......。這也許是最沈重的一代。

17、白領本質上其實就是「不接地氣」的族群。「接地氣」事實上應該是指，在一個固定的領地裡你說了算，別人要辦事橋事的話，都要以你的姿態、你的語言、你的腔調為標準，過來「接上」你。換言之，得要進入那些位置、那樣去營生、過那樣的生活、牽起那樣的人際網路、進入那樣的行會組織，然後你的政治觀念就會變成那樣的形狀，因為政治觀念的後面都牽扯到你的利害和動輒得咎的人際網路，於是你就接地氣了。辦公桌、派遣式、接案式的經濟生活是接不了其它行當的地氣的。嚴格地說，白領不是不接地氣，而是自家的「地氣」天生就稀薄。當今歐洲左派一片慘兮兮，所遭遇的根本問題是同一個：多數人感覺社會不公、經濟不好、難民太多，左派剛流失了藍領鐵票（多有轉投右翼民粹者）、又無法組織整合起白領、給予他們穩定的經濟和政治基礎，社會游離出不小的一群曖昧搖擺者，又不知道該怎麼吸納，到最後都變成民粹和「另類勢力」的版圖。這問題目前無解，歐洲人沒辦法，我也不覺得在台灣講「接地氣」就真的會有什麼辦法，因為我們面對的根本上不是說服和溝通的問題，是經濟變化造成社會解離的問題。溝通的姿態，主要作用是讓社會解離的情況不要進一步惡化、或是產生不必要的反效果。但根本的處境，也許必須等到全球經濟轉型、階級洗牌後的下一次穩定期。另外，台灣還面臨一個不可說的「佛地魔」問題，非常嚴峻。

18、總體來看，台灣的情況，就像是《怪醫黑傑克》漫畫裡有一個單元，一個10幾歲的少年因為嚴重意外，在病床上昏迷了70年，昏迷期間都保持少年的樣貌。結果他被動手術醫醒的那一刻，幼小的心智都還弄不清楚狀況，就瞬間快速經歷了全面老化的過程，最後還沒反應過來就死了。台灣是個心智幼稚、身體早衰的社會：人家從前民主進入成熟民主再到後民主，我們民主還沒成熟就後民主了；人家從前事實政治（就是50~60年代的政治橋事場）進入事實政治（70年代的新左派政治）再到後事實政治，而我們才剛要邁向事實政治就又掰了；人家老左、新左、高階經理人一個接一個上下台，完成各階段的政治任務、理念與價值、並留下政治後遺症，我們在短短幾年內得要一次搞定，結果還搞不定就也瞬間都掰了，後遺症則一個不漏地一次爆發。

19、最後，敷衍地談一下我們能怎麼辦：前述那些理念與價值的支持者，也許該做的是增加自家的「地氣」，而不是接上別人家的地氣。所欠缺的是一種半政治式的共同生活平台，能提供台灣人一般欠缺的社會支持（例如照顧小孩小狗......），又能形成政治認同和政治力量的平台。這次歐巴桑聯盟從親子共學起步，我覺得是個很好的模範。

20、在做事之前，「認識你自己」總是好的。我們所追求的那些理念和價值，都有讓它們生根的土壤、成長的氣候、以及枯亡的氣候。過去這一段歷史，可以說是人類社會曲曲折折地前進，發現並肯定這些理念的過程。去了解這些經濟、政治、社會的變遷，以及理念與價值的實現與困境，我認為會讓自己比較坦然一點、也會知道怎麼理解不同意見、乃至於說服不同意見者，而不是空泛地談「同理心」。另外，對自己的理念知道得越多越深入，就比較不會一遇到反駁時就氣急敗壞。因為氣急敗壞，往往都是急著要反駁又臨時組織不出理據，然後就見笑轉生氣了。

以上是我臨時記寫，不可避免地會有缺漏、誤判、或錯誤。談這麼多，不是要宣教，只是想向大家介紹，我們可以從這些角度去理解我們所擁抱的這些理念、我們的位置、以及問題的癥結。然後檢視一下，我們是不是對台灣過去至今所走的路，理解得都還不夠。

看看西方國家民主開放社會的成長歷程，想想台灣的民主發展 https://www.facebook.com/1848679903/posts/10210383608587073

大家好，我現居於德意志維也納這個國家，兩年沒回台灣了。作為一個不接地氣的犁地菁英，我想談一個完全不接地氣的問題：

一系列在選舉和公投中全部槓龜的民主理念和開放社會的價值，是怎麼在過去歷史中生根的、又是怎麼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的。

我試著粗略地抓出一條主線，分段說明。大家有閒的話，就當故事聽聽。我沒有什麼好建議，就是寫寫故事。全文5700字，懶得看完也沒關係。

1、這些理念和價值，於歷史上站穩基礎，是在二戰後的北美和西北歐。我暫時限定在歐洲來談。當時人們為了避免二戰前的覆轍，著手處理引發戰爭的兩大癥結：民族衝突和階級衝突。關於民族問題，抓緊戰爭所造成的大規模流亡遷徙潮，順勢重新整理歐洲各民族的邊界，穩固了各個民族國家。關於階級問題，由民族國家出面，以大政府的姿態主導經濟、並且作為仲介的平台，讓勞資雙方達成共識。

2、此時勞資雙方是能互相妥協的，因為戰後急需重建與和解。勞方獲得了工時、穩定工作與社會福利等保障，有時也會接受不調漲薪資的條件（例如奧地利刻意將薪資成長壓在比通膨還低的水準）。資方則接受工會協商、投資改善工作環境、保障員工福利等等。工會與政府關係密切，而且由於大型企業多由國營，政府和資方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所以國家事實上就是一個大型的勞資橋事場。

3、我們現在所想到的很多「左派」的勞權概念，就是在這時候開始大規模落實的。之所以能落實的最主要理由是：此時國家經濟命脈，是各種大型工廠，而社會的中流砥柱，就是工廠的技術勞工，國家要靠他們生產、市場要靠他們消費，講話當然能大聲。

4、這時候人們對經濟運作的想像是：盡可能追求經濟成長，而要經濟成長，關鍵是要不吝於投資，甚至要靠舉債來投資，盡可能提高工廠的生產力；在生產之外，同時還要不斷開發市場、提高產品銷量，怎麼開發呢？就是讓勞工分潤利益，他們工作和生活被保障好、有錢有閒，就會大量消費。大量消費又回頭促進資方投資的意願，形成良性循環。良性循環剛好就表現在每年維持1~2%合理的通貨膨脹上（這時候人們才跳脫20世紀前30年的那種對通膨不由分說的恐懼、以及「遇到經濟不景氣就要撙節開支、減少投資」的迷思）。這種舉債、投資、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模式，以及勞權和社會福利的保障，在民族國家大政府的介入主導下，成功形成平衡。然後大家就在1950~60年代間爽過了十幾年。西方復活啦～

5、然而，這種經濟模式，是會隨著發展逐漸改變的，然後就動搖了原先的完美平衡。促發改變的關鍵點，剛好就是追求提高生產力的動機本身。要極致提高生產力，工廠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流程的組織都要不斷改進。改進的方向除了砸大錢成立研發部門外，也要把生產流程化整為零、追求每一步驟的專精化，甚至針對一個環節就成立一個公司來做。當產業朝這個方向發展後，科技、管理、溝通，就成為產業運作的重點，而這三項都和一件事有關：資訊／知識的傳遞與交換。所謂的「知識經濟」就出現了。（「知識經濟」不單純是指靠科技知識和「高知識人才」來發大財，而更是指「依賴資訊交換來運作」的經濟方式，秘書和總機的工作，都是最典型的知識經濟型的工作。）隨後，坐辦公室的白領、經理人、研發人員，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並逐漸排擠了生產線上的技術勞工。（對此有興趣的人可查詢關鍵字：Fritz Machlup）

6、「知識經濟」模式所追求的是打破原有產業和社會的框框條條，化整為零，然後用傳遞訊息的網路把所有單元都串連起來（1950~60年代，這時候人類社會早已跨進「網路時代」了，只是那時候的網路技術不是光纖和行動通訊）。同時，促進經濟成長的切入點，還從原先針對企業組織更往下突破一步，對焦到個人身上，要求個人要盡可能地發展才能、提高個人的產值。隨著企業生產方式的多元、分散和彈性化，原先「工會 + 資方 + 政府」主宰一切的社會鐵三角也就被鬆動，並且因應地出現了一系列針對個人的新教育理念：讓個人適性、自由、多元發展。相應地，就要提倡改變社會，提供讓不同個性的人、不同的生活風格、不同的文化價值、乃至於不同的家庭形式，都能共存的社會環境。而這一切的背後，有個很基礎的經濟理由：個人的適性解放，是為了促進生產力極大化、消費量極大化。如果以前每個個人都是大工廠裡的小螺絲丁，有上級規範的框框條條和保障；那麼現在，就是強調個性化的「人才」，而這背後的意思就是：每個個人都被鼓勵成為一座迷你工廠，並且崇尚的是在職場競爭中自負盈虧的責任制。大家各自發大財喔～

7、此時差不多就是1960年代後期了，也出現了所謂「新社會運動」，高舉的就是我們現在最熟悉的那些「左派」理念、開放社會的價值：女性解放、同志運動、素食運動、環保運動、少數族裔運動（例如黑人運動）、反核運動（50~60年代的經濟信念是和崇尚核能綁在一起的）、以及「歷史清算」（也就是後來說的「轉型正義」）......等等，並且同時都拒絕一直以來的「工會 + 資方 + 政府」那套權威代理人橋事情的模式。我們要知道，50~60年代運作得那麼棒、讓大家都吃飽飽的民主，不是我們現在理想的「審議式民主」或「參與式民主」，而是在大家都怕戰爭（二戰之後還接著冷戰）、想要和諧穩定的社會共識下，靠權威代理人來橋事情的民主，所以在我們現在看來都是滿滿的「父權」和威權的。而當時那種以男性技術勞工為主的硬左派，跟我們現在很多人喜歡的那種軟左派，是天差地別。左派文青們如果穿越到當時，你喜歡的應該會是你原本很討厭的右派中的自由主義者（這也是為什麼，當今有些老左派的信徒，會嘲笑文青左派是拿著Apple蹲咖啡館的假左派真小資）。

8、「新社會運動」從根源上看是當時產業轉型所帶來的趨勢，但實際上則表現為追求新文化和多元價值的運動。容我先簡化地下個評斷：因為搭上正確的浪潮（亦即「知識經濟」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性別平權、反核、轉型正義......等價值，即使還沒成為政治上的主流，但它們都成了經濟和文化上的主流，在社會生了根，而且聲勢也難以撼動。在70年代初期，我們就看到一連串的政治翻轉：德奧的社會民主黨都收割了這場運動（以68學運為高潮）的紅利而上台，翻轉了過去長期由保守派主導的政治，也開啟了一連串的改革。配合著70年代前半經濟大好的局面，邁向「開放社會 + 社會福利國」的體制。這一段發展，就是我們常常羨慕他們好「先進」的關鍵時期。

9、這段發展的背景，其實正好是知識經濟的白領族群成為產業中堅、而技術勞工逐漸退場失權的時期。這也反映在這件事情上：「新社會運動」的各種開放多元的價值觀，和老左派階級鬥爭路線的價值觀，兩者彼此橋不攏。一個例子就是70年代德國的同志運動，他們曾經嘗試把爭取平權理解為階級鬥爭、並和老左派結盟，但隨後告吹，同運和老左派分道揚鑣。

10、新左派和老左派彼此橋不攏，除了反映兩者在經濟背景和政治想法上的競爭關係外，也反映在兩個族群的不同性質上。白領不像過去的藍領那樣能形成緊密連繫的階級，相反地，白領崇尚的是個人自由、個性表達、和個人生涯成就，這特別表現在新左派運動的特徵上：他們依賴一系列不尋常的詞語和概念來表達自己、並且區分異己。對他們而言，道德價值，與其說像老左派那樣是表現在集體行動上，不如說是先表現在每個個人對詞語的使用上。每每用錯一個詞，你就要有成為眾矢之的的心理準備。要學習正確的詞語使用法，就要訴諸一套政治審美觀、一種特定的生活風格姿態。而這種種不同的生活風格姿態，正是被知識經濟下的「人才社會」所保障。（這些政治審美姿態，隨後就變成現在貶義遠大於褒義的「政治正確」。）如此的白領新左派，既難以形成一個具體且行動一致的「階級」，也難以統一橋出一個窗口和別的階級合作。內部小圈子派系林立、要合作則難有共識、外面有事時則先關門審查隊友的情況，則是常態。

11、就在知識經濟、人才社會、新左派政治成為主流時，遭遇了歷史的偶然（以巴衝突），爆發了兩次石油危機。1950年代以來的那套「大政府 + 凱因斯主義 + 社會福利國」的經濟模式宣告失靈，80年代後期，以柴契爾和雷根為首進行改革，大家把希望寄託在自由市場的自癒能力上。（蘇聯解體、新興市場......中略）從此，實體經濟逐漸讓位給金融經濟，白領族群在經濟上的權力，也逐漸讓位給菁英經理人族群。白領的生產力隨時可以替換，國家經濟命脈靠的不是你土里土氣的才華，才華是留給會玩金融煉金術的菁英經理人在講的。

12、這樣的發展，形同讓本來就沒有固定政治領地的白領新左派，其經濟根基也被釜底抽薪了，新左派逐漸變成了檯面上的紙老虎、沒穿褲子的泳客，就等著被戳破、海水退潮的那一天。而老左派早已死在沙灘上兩次，其中不少人隨時都可以轉投極右派的懷抱。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正好是歐洲又開始零星出現右翼民粹的時候，例如奧地利自由黨（FPÖ）的Jörg Haider。

13、時至1990年代，終於進入了我們現在所稱的「網路時代」。網際網路的普及和突飛猛進，是金融經濟融入知識經濟後，所必然發展的結果。它需要更徹底的化整為零、高速連結的技術。於是就回頭找到了網際網路，這個早在數十年前就被開發出來的技術。頓時，我們才有「網路時代突然降臨」的表象。事實上，「網路時代」早在1950年代就隨著知識經濟而降臨了，1990年網際網路普及後的其社會效應，都是過去發展的延續。

14、網際網路是最適合白領這種生活型態的工具：人際關係可以針對個人客制化、高度流動性、沒有組織綁定、點與點之間可以自由選擇連結或隔離、不必拉起一個點就連起一大串粽子。

15、但是，網際網路的普及，也加速了以白領為基礎之新左派的自我分解：網際網路為形塑各種高度分化的小圈子提供了最方便的工具（例如，有空可以看一下，FB提供了多少性別選項供你選擇）。這一點不必多說了，以當前台灣的台獨運動和性別運動為例，我們可以數一數，至今在社群網路上可以看到多少小圈子和多少派系，以多少不同的風格姿勢和多少不同的詞語習慣，在進行多少不同的唇槍舌戰。處在外面的人，大概都會以為所謂「進步派」是鐵板一塊，事實上遠非如此——從50年前的西方社會開始就不是這樣了。

16、當前，人們面臨的處境是，無論老左派、新左派、還是哪一派，都不再是經濟趨勢所眷顧的天之驕子。在同樣都失去經濟上的主角光環的情況下，白領的整合則更為困難，因為他們之間除了過去的學校和現在的辦公室之外，缺乏共同的組織平台。他們可以有一致的政治理念，但是無法像以前老左派工會那樣，落實成有力的組織行動。因為經濟生活的形式與此不容，用大家都聽得懂的話——啊就上班沒空啊。他們的政治參與，落在經濟生活之外、排擠休閒時間，並且以網路參與為主（所以當然只剩下鍵盤參政啊，不然還能怎樣？工會嗎？），流水席式的政治嘉年華、以及不綁約的小清新講座為輔。但是這樣虛飄無力的白領，卻得負擔撐起過去所有「左派」所累積下來的理念：民主、人權、勞權、性別、環保......。這也許是最沈重的一代。

17、白領本質上其實就是「不接地氣」的族群。「接地氣」事實上應該是指，在一個固定的領地裡你說了算，別人要辦事橋事的話，都要以你的姿態、你的語言、你的腔調為標準，過來「接上」你。換言之，得要進入那些位置、那樣去營生、過那樣的生活、牽起那樣的人際網路、進入那樣的行會組織，然後你的政治觀念就會變成那樣的形狀，因為政治觀念的後面都牽扯到你的利害和動輒得咎的人際網路，於是你就接地氣了。辦公桌、派遣式、接案式的經濟生活是接不了其它行當的地氣的。嚴格地說，白領不是不接地氣，而是自家的「地氣」天生就稀薄。當今歐洲左派一片慘兮兮，所遭遇的根本問題是同一個：多數人感覺社會不公、經濟不好、難民太多，左派剛流失了藍領鐵票（多有轉投右翼民粹者）、又無法組織整合起白領、給予他們穩定的經濟和政治基礎，社會游離出不小的一群曖昧搖擺者，又不知道該怎麼吸納，到最後都變成民粹和「另類勢力」的版圖。這問題目前無解，歐洲人沒辦法，我也不覺得在台灣講「接地氣」就真的會有什麼辦法，因為我們面對的根本上不是說服和溝通的問題，是經濟變化造成社會解離的問題。溝通的姿態，主要作用是讓社會解離的情況不要進一步惡化、或是產生不必要的反效果。但根本的處境，也許必須等到全球經濟轉型、階級洗牌後的下一次穩定期。另外，台灣還面臨一個不可說的「佛地魔」問題，非常嚴峻。

18、總體來看，台灣的情況，就像是《怪醫黑傑克》漫畫裡有一個單元，一個10幾歲的少年因為嚴重意外，在病床上昏迷了70年，昏迷期間都保持少年的樣貌。結果他被動手術醫醒的那一刻，幼小的心智都還弄不清楚狀況，就瞬間快速經歷了全面老化的過程，最後還沒反應過來就死了。台灣是個心智幼稚、身體早衰的社會：人家從前民主進入成熟民主再到後民主，我們民主還沒成熟就後民主了；人家從前事實政治（就是50~60年代的政治橋事場）進入事實政治（70年代的新左派政治）再到後事實政治，而我們才剛要邁向事實政治就又掰了；人家老左、新左、高階經理人一個接一個上下台，完成各階段的政治任務、理念與價值、並留下政治後遺症，我們在短短幾年內得要一次搞定，結果還搞不定就也瞬間都掰了，後遺症則一個不漏地一次爆發。

19、最後，敷衍地談一下我們能怎麼辦：前述那些理念與價值的支持者，也許該做的是增加自家的「地氣」，而不是接上別人家的地氣。所欠缺的是一種半政治式的共同生活平台，能提供台灣人一般欠缺的社會支持（例如照顧小孩小狗......），又能形成政治認同和政治力量的平台。這次歐巴桑聯盟從親子共學起步，我覺得是個很好的模範。

20、在做事之前，「認識你自己」總是好的。我們所追求的那些理念和價值，都有讓它們生根的土壤、成長的氣候、以及枯亡的氣候。過去這一段歷史，可以說是人類社會曲曲折折地前進，發現並肯定這些理念的過程。去了解這些經濟、政治、社會的變遷，以及理念與價值的實現與困境，我認為會讓自己比較坦然一點、也會知道怎麼理解不同意見、乃至於說服不同意見者，而不是空泛地談「同理心」。另外，對自己的理念知道得越多越深入，就比較不會一遇到反駁時就氣急敗壞。因為氣急敗壞，往往都是急著要反駁又臨時組織不出理據，然後就見笑轉生氣了。

以上是我臨時記寫，不可避免地會有缺漏、誤判、或錯誤。談這麼多，不是要宣教，只是想向大家介紹，我們可以從這些角度去理解我們所擁抱的這些理念、我們的位置、以及問題的癥結。然後檢視一下，我們是不是對台灣過去至今所走的路，理解得都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