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號外》2018年7月號"In Memory of劉以鬯"撰寫了〈劉以鬯的現代主義〉一文，惜編輯將原文裡「他一九四八年來港」一句，轉換成阿拉伯數字後弄成「他1984年來港」！（不知情者以為錯的是作者，無辜，其實發每篇文章前我都會細心校閱），在此謹貼上原文分享吧。
劉以鬯的現代主義
“One must be absolutely modern.” – Arthur Rimbaud
劉以鬯先生仙遊，文學人不少說到他的現代主義，某程度上，劉以鬯的文學人生，也說得上是「絕對現代」的。他作品的現代特色毋庸置疑，但問題是，現代主義在西方從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一戰後，匯聚文學、視覺藝術、建築等不同範疇，不獨於一支，故問題可以更進一步、更細緻地問──當我們說劉以鬯的現代特色，我們說的是甚麼？
或者先從「反面」來說明會比較容易明白。如果說西方文學上的現代主義奠基於法國的波特萊爾，劉以鬯的作品有波氏的城市遊蕩感，但他卻非嗜醜為美、栽惡如花的憂鬱者，雖也寫及酒、妓女、反資本主義，但他不屬耽溺於人性黑暗與破落的「頹廢派」，而毋寧說是更富中國傳統道德感，也因此在現在看來或稍有「潔癖」的。說到現代，劉以鬯也不屬杜象式的那種顛覆傳統的「壞孩子」，以破壞者、挑釁者之姿，燃起「反藝術」（anti-art）之火，在藝術史走到某個情境中，帶來驚嚇效果（但往後已被主流或布爾喬亞美學吸納）。劉以鬯創新，但他不離經叛道。
劉以鬯廣為流傳的創作格言「求新求異，與眾不同」，於此可更好地理解。「異」，非「異見者」（dissident）的異，而是different，其實是「新」和「與眾不同」的同義反覆。這更近於詩人龐德（Ezra Pound）的名言：「給它新！」（make it new！），前衛性主要在藝術本體上，突破美學窼臼，尋求新的表現手法。劉氏的著名短篇〈動亂〉、〈吵架〉、〈鏈〉等，最能見出這種以獨特形式來表現某個主題內容的實驗性。西方的Modern轉譯為「摩登」，其實也特重新潮、對新事物的崇尚（cult of novelty）的一面。形式上每有新意，但語言上劉氏多取簡單易懂之路，這點也有別於西方現代主義某些以艱澀見稱的作品風格（如喬伊思的《尤利西斯》），即使是劉氏的詩化小說，文字富意境但也不玄奧。
說到傳統，在杜象「否定傳統」與艾略特的「個人與傳統才能」兩者之間，劉以鬯更近於後者。不簡單視傳統為包袱或障礙，反之，創新往往建基於對傳統的吸納和突破，作品的存在不是單一的，而屬於一個藝術連續體或有機體的組成部分，每一次有真正創作的出現時，都會稍稍搖動這有機體萬花筒的景觀。劉以鬯的特點，是外接西方現代主義，但內承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年齡上他與張愛玲同代，可能是最後一位可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座標上來檢視的香港作家。這點或多或少可從其名著《酒徒》中看到，一方面它借用的是現代主義技巧，但它其中一個特色是重讀／重估大量五四文學作品。他的「故事新編」可與魯迅的《故事新編》比讀，傑作〈寺內〉以詩的形式寫小說，語言上的詩化實驗比《酒徒》更上層樓，而改寫的是傳統的《西廂記》故事。他其他篇章如〈蛇〉、〈除夕〉以至收在《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中的〈盤古與黑〉，都是吸納中國傳統文學／文化，將之現代化的創作。
除上述之外，劉以鬯的「本土性」當然不得不說。王家衛稱劉以鬯為「象徵了戰後南來作家在香港異地開花之時代的終結」。要注意「南來作家」一說，作為事實陳述沒錯，眾所周知，劉以鬯來自上海。但「南來作家」一說有時也可以是一個負擔或固著（fixation），如一個從中國大陸來香港久住的人仍被稱為「南來」者，或多或少意味他還未完全融入本地，或仍未被看作一個地地道道的人。如是後者，以「南來作家」來稱呼劉以鬯便值得斟酌。劉以鬯編有《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對早年南來作家知悉甚詳，也曾批評其中一些雖寄寓於香港，但筆下始終脫離香港現實。而劉以鬯本人的「本土化」卻是驚人的。他一九四八年來港（岔開一筆，不少南來者當年來港乃為避難，但據劉以鬯自述，他當時來港乃為自己創立於上海的懷正文化社續命，試圖為出版社尋找海外發行渠道，足見其文學之心的「純」近於「傻」），時年三十，正值壯年，以此年齡來說，要重新適應一個新地方，說易不易，說難也非完全。但來了不久，他便切入香港現實進行創作。這點，短篇小說〈天堂與地獄〉有其特別位置。這小說寫一隻「青年蒼蠅」（莫非是他自己的化身？），飛到皇后道一座高樓大廈的咖啡館內，目睹六張五百元鈔票從一個徐娘交到小白臉再至女子媚媚再至大胖子最後回到徐娘手上，側寫香港上流的「金玉其外」，這小說今天看來，擬人法、迴圈作為形式不算太新鮮，我看時倒特別留意它寫於一九五○年（收於一九九一年三聯出版的《劉以鬯卷》，作為一九五○──一九五九年的首篇；另小說末處注明「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改」，隔相當日子改寫前作，是劉以鬯作品的另一特色，但篇幅所限，僅此一提），此時他來了香港不過兩年，此後他絕大多數小說都以香港為對象，特別善於城市空間的描寫（以至以場景描述來取代情節故事如《對倒》），即使多是批判性（尤其針對商品社會如《酒徒》），但肯定是切入香港命脈，與香港這城市同呼同吸。當然，他偶爾也把上海回憶或元素寫入小說中，如《對倒》、〈不，不能再分開了！〉等，這又構成有別於張愛玲「到底為上海人而寫」的香港傳奇，倒是另一種鏡像式將上海納入香港文學的城市書寫。是以，劉以鬯認為「在探索一條現代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此說法頗得其心，他的現代主義，實匯聚了西方現代文學、中國傳統及現代、香港現實社會於一身，成就於香港這個曾幾何時也堪稱摩登都市的異地。
潘國靈
《號外》2018年7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