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不虛南謫八千里 ,贏得江山都姓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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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彎彎
韓愈的人生,與潮州有著不解之緣。
說起他,潮州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雖然他治理潮州的時間並不長,可潮州人卻以一切方式表達對他的思念和紀念。韓愈的潮州之行,是他人生的貶謫之旅、苦難之旅,可對潮州人民而言,卻是一件幸事,一種福分。他最終也在潮州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朝奏夕貶 命運多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說這句話的人就是韓愈,他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韓愈言其心志,也吐露了天下所有讀書人的心聲。他步入仕途的路,走得比誰都艱難。從前期的科舉考試,到後期的博學宏詞科,韓愈屢次落榜,經受一次次的失意和打擊。長安求仕,蹉跎十年,抑鬱不得志。他明明是千里馬,奈何遲遲遇不到賞識他的伯樂。可他從未認命,永不服輸,一心只想入仕救國。最終,他憑一己之力,促進了古文改革運動,一掃頹唐氣息。
韓愈大半生仕宦坎坷,五十歲才因參與平淮有功而擢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憲宗派使者將鳳翔府法門寺的佛骨迎入宮廷供奉,一時間,長安上下掀起信佛狂潮,官民無不敬香膜拜。以復興儒家文化為己任的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書《論佛骨表》。他建議「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言辭足夠激烈,觀點犀利至極。憲宗看後,龍顏大怒,要將他處以極刑,後經裴度等人多方求情,最後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責求即日上道。
宋朝有一位詩人徐鈞,他曾為韓愈寫了一首詩,很好地評價韓愈這個人和這件事:「排斥異端尊孔孟,推原人性勝荀楊。平生膽氣尤奇偉,何止文章日月光。」韓愈早晨剛把一封諫書上奏給皇帝,晚上就被貶官到路途遙遠的潮州,朝奏夕貶,算得上最神速的貶謫了吧。他倉促收拾下就開始上路,走到藍關時,侄兒韓湘趕來送行。此時,陰雲壓頭,籠罩秦嶺,回首遙望,家又在哪裡?大雪紛飛,雪擁藍關,連馬兒也踟躕不前了。他寫下這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一朝被貶,回望長安的那一刻,請問他該如何去悲嘆這多舛的命運。一切是那麼猝不及防,可痛斥佛骨,他絕無怨悔。他想為帝王除去禍患,怎麼還會顧惜自己時日不多的殘生餘年呢。潮州距離長安八千里之遙,唐時還是個蠻荒之地。他叮囑侄兒,恐怕此去凶多吉少,再活著回來的希望很渺茫了。倘許這一別成為永別,到時記得在潮州瘴氣瀰漫的江流邊把他的屍骨收斂吧。「時運不齊,命途多舛。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王勃在《滕王閣序》裡的句子,用來形容韓愈是這般貼切。韓愈就是這樣一個義憤填膺的人,縱然出身孤寒,卻一身膽氣,縱然屢遭磨難,依然敢為人先。
女兒喪命 百年慚痛
不知是政敵伺機報復,還是有司落井下石,這次貶謫,韓愈的家人深受牽連。有司衙門以他們是罪臣家屬,不讓他們逗留京師,責他們也速速上路。韓愈在後來寫文說:「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正值隆冬,天寒地凍,一家老幼,受盡顛沛流離之苦。當時,韓愈十二歲的女兒生病在床,這一路顛簸勞頓,風餐露宿,又得不到治療和照顧,在途中就病死了。到潮州的路,韓愈一下子走了近一百天,這一程跋山涉水,落寞至極。因通訊不便,他抵達潮州後,才得知小女病逝的消息,禁不住掩袂淚下,痛心疾首。韓愈給唐憲宗上了一封言辭懇切的奏章,奏章中訴說了他一路的艱辛,潮州地域環境的凶險。憲宗也有悔意,認為對韓愈的處分太重了,想重新啟用。就這樣,韓愈任潮州刺史僅僅八個月,就被改授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江山已經易主,唐穆宗下詔調任韓愈為國子祭酒。返京途中,原本興高采烈的他卻忽然情緒低落,原因是他經過了去年埋葬女兒的層峰驛附近。他看著那一方矮矮的墳冢,睹景思人,內心湧動著悲痛和內疚。灑淚憑弔之餘,他寫了一首詩《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數條藤束木皮棺, 草殯荒山白骨寒。
驚恐入心身已病, 扶舁沿路眾知難。
繞墳不暇號三匝, 設祭惟聞飯一盤。
致汝無辜由我罪, 百年慚痛淚闌干。
標題長達四十七字,將韓愈這兩年的傷痛經歷都包含進去了。女兒死後草草殯葬,屍骨在這荒山野嶺之中與山魈為伴,聽山風悲鳴,成為無人祭祀的孤墳。身為人父,不能保全心愛的女兒,反倒因自己政治上的失利,致使年幼的她無辜受到連累,這的確是令人肝腸寸斷的傷心事。韓愈深知,這都是他這個老父親的罪過,一時間老淚縱橫,自責萬分。
道濟天下 福惠萬家
韓愈曾三下嶺南,少年時就跟隨兄嫂南下過。做官後,又兩次被貶廣東,一次是貞元十九年(803年)被貶為陽山縣令,一次是被貶潮州。陽山天遠地偏,虎豹成群,癘疫肆虐。潮州民生凋敝,學廢日久,還有鱷魚侵擾百姓。思國憂民如韓愈,縱然突遭橫禍,前途渺茫,卻廣施善政,解民之苦。即使遠居嶺南,身處僻壤,也甘願鞠躬盡瘁,為民造福。在潮州一上任就為老百姓辦好事,驅鱷除害、關心農桑、釋放奴婢、興學育才。其中,韓愈振興潮州教育的影響最為深遠,他曾帶頭捐出薪俸,用於辦學,還親自授課。他靠著興辦教育、清廉為政,為這塊蠻荒之地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在潮州短短幾個月,他的政績早已造福一方,惠及後世。至宋代時,潮州已成為人文鼎盛、重禮崇儒的「海濱鄒魯」。他的精神和氣質,伴著歲月的迴響,就像江流中那起伏的浪濤,在那片土地上日夜澎湃。滔滔韓江,奔流不息,韓江之上有湘橋,韓江之畔有韓山、韓堤,潮州人民還修建了韓文公祠,昌黎路上還有昌黎路小學。
正是韓愈懷著一心為民的初衷,腳踏實地務實進取,才讓潮州人民感念他,也讓那裡的山山水水都跟著他改了姓。
正如趙朴初先生所言:「不虛南謫八千里 ,贏得江山都姓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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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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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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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在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時期發生氣候變化,引發了全球性的嚴重洪水災害。在這個漫長的大洪水時期,我國黃河下游的山東龍山文化和長江下游的江浙良渚文化,都因為遭受洪水災害而逐漸衰微。華夏文明的重心被迫向黃河中上游的中原地區遷移,我國最初的夏王朝便是出現在這一地區。
當時我國正處於堯舜禹時代,許多古籍對大洪水都有記載,也提到了先民為躲避水患而遷徙的事蹟:
《孟子 ·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淮南子·本經訓》:「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
《淮南子·齊俗訓》:「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
堯舜禹為了躲避大洪水,先後分別建都平陽 (今山西太原)、蒲坂 (今山西永濟)和安邑 (今山西運城)。但事實上在他們之前的三皇五帝,大都居於江河下游的東部地區,王國維就曾說過「堯舜之前如神農、黃帝、太昊、帝嚳皆居東方」。
可見這場大洪水的暴發,影響了華夏文明的落腳點,成就了開啟居中之國的夏王朝。否則,隨著山東龍山文化和江浙良渚文化的發展融合,我國最初的王朝極有可能出現在東方的近海地區。
一開始負責治理水患的是「有崇氏」鯀。鯀其實很善於治水,他修築堤壩圍堵洪水的「堙障法」並非一無是處,治水失敗的更主要原因還是嚴峻的氣候和落後的物質條件。鯀被追責後,他的兒子大禹接過了治水的重任。
《山海經·海內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大禹上任後改「堙障」為「疏導」,但是仍然見效緩慢,因為他花了漫長的十三年時間才「成功」。對於這樣的成功,屈原就不大相信,他在《天問》中質疑「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河海應龍,何盡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
屈原大概覺得,以他通達天地的高超思維都想不通的事情,很可能是假的。
大禹如果有機會親口回答屈原的質疑,他至少能夠說出兩大理由來證明治水確實需要耗時十三年!
第一個理由就是打贏部落戰爭、一統天下需要這麼長時間。大禹是禪讓制轉變為世襲制的關鍵人物,這十三年時間是他為江山傳子,助兒子啟開創一代王朝創造條件的關鍵時期。
其實經過堯舜時代向高海拔地區的西遷之後,水患對先民的威脅已經不那麼急迫,否則也不可能給大禹十三年的時間去治理。換句話講,大禹能夠在治水總指揮的位置上坐穩十三年,事實上是另有原因的。
這個原因就是部族衝突和戰爭。只有消滅敵對部族,有效地控制不同部族,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的國家才能夠建立起來。三皇五帝都在做這樣的事情,但都沒有取得最終的成功。上古時期部族之間衝突與戰爭的記載,在古代史籍中非常多見:
《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
《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
《荀子 ·議兵》:「堯伐讙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
《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
所以大禹並不是像他父親鯀那樣,傻傻地只想著設法治水。他的成功並不是治水方法的成功,而是藉治水之名不斷擴充自己的實力,實力壯大才是真實的成功。當時華夏大地上的主要矛盾,是水患的威脅與先民渴望安居之間的矛盾,子承父業、接班治水的大禹是大多數部族都能接受的人物。
大禹被舜任命為司空,並兼任總領聯盟事務的「百揆」,有權指揮各個部族的人力物力進行治水。在治水大權之下,大禹也就能以妨礙治水為名,征討不順從的部族,「禹伐共工」就是例證。
共工氏在我國上古時期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部族,女媧、顓頊、帝嚳以及堯舜等人都和共工氏發生過戰爭。古籍提到共工氏時,最常見的說法就是「振滔洪水」,只要一發生洪水就說是共工氏作怪。
所以大禹完全可以說,三皇五帝都沒有擺平共工氏,他自然更需要一些時間去搞定共工氏,才能把水患的禍根除掉。
就這樣在治水的十三年時間裡,手握大權、可以號令四方的大禹以治水之便,將各個部族的民眾按照地域劃分,建起早期的社會管理組織,具有國家意義的管理機構也在這基礎上逐漸形成,成為其後正式建立國家的基石。
大禹要說的第二個理由絕對是重量級的。水患是天災,天不降災,人間自然無禍。大禹完全可以說,經過他十三年來的努力,上天深受感召而決定不再讓災禍降臨,於是水患自然根除。
事實真相是這樣嗎?根據現代科學的推斷,確實很可能就是這樣的。
地球上多雨時期一般發生在暖期氣候向冷期氣候的轉變,這個變化過程相對緩慢,所以多雨時期常常持續很長時間。而大禹恰恰趕上了氣候發生相反變化的時期,冷期氣候開始向暖期氣候轉變,這是一個快速突變的過程,有雨過天晴的效果。因此,隨著氣候的快速好轉,氣候帶北移離開華夏地區,季風、降雨變得正常化,植被逐漸得到恢復,洪水災害也就自然得到消除。
所以說,大禹的成功並不是隨隨便便得來的。在等著聽天命的過程中,必須竭盡人事,奪取並鞏固地位和權勢,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是鯀以生命為代價,給他講清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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