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 「張愛玲-天才夢」的文字裏發現了,每一個人其實從小都有著往哪去的特質!即便人生給了很多功課,但本質是與生俱來的!#文字是靈魂裏的養分
張愛玲: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1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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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瓦格涅,通譯為瓦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國作曲家、文學家,一生致力于歌曲創作,代表作有《尼伯龍根指環》等。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畫复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于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于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游記》与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并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征賦稅,并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与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著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种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筑,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里有沒有電影院与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著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里演奏。
對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象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1、“melancholy”2,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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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plendour,輝煌,壯麗
2melancholy,憂郁
在學校里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侮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苹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發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里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儿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里,我等于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适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后記得拉上窗帘;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万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惊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划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蘇格蘭兵吹bagpipe1,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与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种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飽,爬滿了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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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agpipe,風笛。
(原刊《天才夢》,1941年上海西風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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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好茶客 ,背後竟扯出一大段故事 I 長知史
小編最近一周以茶為題,為各位看倌們搜羅有關茶的歷史,及歷史上知名茶客的動人故事。原因是小編身邊也的確有好些愛茶成癡的親朋好友,閑時茶聚聊聊各自的尋茶經歷,為繁亂忙碌的日常添上幾分精彩。小編身邊有一位老先生,退休前是一名資深老師,除了精通各式棋藝數理之外,也是一名茶癡,退休前後,這些年來花在喝茶上的茶錢足夠在香港購買一個物業,為了喝一口好茶,老先生更經常親赴亞洲不同城市,搜尋清朝真品古董茶具,據他的說法,古代陶器製造較粗糙,導致茶具的結構氣孔較大,用此茶具泡出來的茶,茶香四溢,自是醉人。
為了喝一口好茶,願意花費不少茶錢的茶客,古往今來都有好些。今天小編想為大家講講蒲松齡與茶的故事。
蒲松齡,明代山東人也,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傳頌千古的《聊齋志異》,內文涉及490多篇文言體小說,內容驚世駭俗,故事情節扣人心弦,當中的人鬼戀情如泣如訴,妖魔邪神震懾人心⋯⋯在蒲松齡的眾多鬼故事當中,傳唱最為廣泛的應該是《倩女幽魂》,而聶小倩及寧采臣的影像亦深入民心,過去數十年間香港影藝界多次以《倩女幽魂》作為故事藍本,重現聊齋先生筆下的驚濤駭浪,動人心弦的人鬼情事。但原來深入了解蒲松齡的生平,才發現如果沒有了茶,可能就沒有聶小倩及寧采臣的故事創作了。
揭開歷史追蹤現實生活裡的蒲松齡,才知道聊齋先生出生在一個逐漸衰落的鄉紳家庭,一生經歷多次科舉不中的窘況,內心郁悶難舒,家境困苦,閑時在家唯有劈土種桑樹栽種菊花,並輔以品茶、研究養生學為日常寄託,聊慰心靈。原來除了在高齡寫成世界著名短篇小說《聊齋志異》外,聊齋先生亦是一名茶學家、養生學專家。為了喝上一口有養生功用的好茶,他鑽研大量醫藥典籍,自行研制了一款名為「菊桑茶」的花茶,並自行在家開闢藥圃,種菊栽桑再加上飼養蜜蜂,以達致延年益壽之療效。小編找了一下,大概了解到聊齋先生的「菊桑茶」配方如下:菊花5克,桑葉6克,蜂蜜適量,熱水沖泡代茶飲。
至於說到今天的戲肉,原來當年一直名落孫山的窮苦讀書人,後來忽發奇想,居然想出以茶換故事的方法。聊齋先生在老家村前的老樹下,一個人擺攤了一個茶檔,招呼路過的山野行人喝口好茶。然後他的茶檔還有一個不明文規定「只要茶客能說出一個故事,茶錢分文不收」。於是乎不少山野茶客東拉西扯了一大堆民間傳奇,奇聞趣事,鄉野逸事,可能也有人為了「蹭口茶」胡亂堆砌故事,但聊齋先生統統傾耳聽之,並將當中打動他的情節一一記錄下來,終創作出傳頌千古的曠世奇書《聊齋志異》。
對於上述的歷史情節,到底孰真孰假,小編再花了一會功夫,終查明此情節之出處,乃出自清末民初的文人鄒濤《三借廬筆談》裡的記載:蒲松齡作此書時,常設茶煙於道旁,「見行者過,必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只要山野行人能說出一些民間神神化化的妖邪鬼怪奇談,除了茶錢全免,還可獲得一碗小米綠豆粥,並「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但小編不得不說明一下,鄒濤擅長創作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鄒濤《三借廬筆談》被歸類為中國通俗小說而非紀實文學,當中有關蒲松齡「以茶換故事」的情節,可能是史實的一部分,亦有可能只是文人穿鑿附會之談,並非真正史實。魯迅先生亦曾經撰文指出箇中情節未必可信。
事實上,這篇有關茶癡的歷史故事,我們的態度是:學習歷史,不宜一口咬定孰真孰假。學習歷史應抱著存疑態度來學習、研究。如果對於上述歷史描述,有深入研究的朋友,歡迎提出新的歷史證據以說明之。
#蒲松齡 #聊齋誌異 #古董茶具 #倩女幽魂 #茶癡 #茶客 #菊桑茶 #鬼怪 #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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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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