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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月17日感謝！地政事務所葉課長積極的幫我們尋找資料！從日據時代到目前,花了兩個多鐘頭,拼湊成功我們要的東西,真的太厲害了！我們非常的感動得流淚了！！

109年9月12日 法院強制拆除 建國自助餐154坪
【新聞稿】20200616
《屏東高工撤銷土地徵收有先例請教育部協調歸還陳家祖厝土地》

針對屏東高工強制徵收該校創校捐地義人陳山茶先生後代安身土地一事，今天屏東縣議員蔣月惠及陳山茶先生後代陳鵬弘孫子等一行再搭夜車從屏東北上向教育部陳情，請教育部作主要求屏東高工撤銷土地徵收還地給陳山茶先生後代。

陳椒華委員今天也一起陪同來到教育部，向教育部說明土地不當徵收爭議應該盡速處理，陳椒華委員表示到屏東後，聽到陳山茶先生兒子陳炳榮說明，更清楚事情原由，陳山茶先生於民國42年捐地約8000坪，70年代陳炳榮先生也被屏東高工強制徵收約1000坪土地。共約3000坪土地原來都是陳家的土地。

陳椒華又表示，屏東高工曾經徵收共五十多筆土地，其中多數土地都已撤銷徵收歸還地主，而且附近也有地主不同意被屏東高工徵收就撤銷徵收的先例，今天陳山茶先生後代沒有領土地徵收費，只有曾經領建物徵收費120萬，這是因為陳家後代曾經接受當時省政府時代「以地易地」的決議才領建物徵收費，但是「以地易地」沒有兌現，陳家也沒有領土地徵收費，土地卻已被過戶，這筆建物徵收費120萬陳家可以退還，屏東高工依情依理都應該撤銷土地徵收，請教育部盡速處理爭議還地給陳家。

陳山茶孫子陳鵬弘也表示，當年曾協議「以地易地」方式辦理徵收，但陳家同意將土地過戶給學校後，原本協議會給陳家155坪土地已被地主轉賣，陳家都被蒙在鼓裡不知情，陳家願意退還已領取的地上物補償金請屏東高工歸回土地，但校方卻以司法訴訟手段要拆陳家房舍強制搬遷，實在沒有天理。
蔣月惠議員表示，只要屏東高工同意廢除徵收，還是可以歸還土地拿回120萬建物補償金，請教育部還陳家人公道。

媒體聯絡人：蕭小姐0223586551
百姓沒有土地居住正義權自救會陳情書
主旨:懇請 教育部布達，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撤銷法院強制執行令，强制拆除屏東市建國路23號
地上房屋，亦程序、條件有瑕疵尚釐清，目前行政
訴願進行中，勿讓被害人權益受損。
訴求:
1. 懇請教育部出面協商，重新啟動，雙方條件談判，
勿讓被害人沒有土地居住正義權。
2. 屋主陳王孟淑約90年至法院領地上補償金120多
萬元亦想補償金還國庫。
3. 亦有3筆土地交換之權益，至今主管機關沒有履行
當初設立之契約，期盼出面協議。
4. 拆除建國自助餐，建國路23號，154坪數房屋，亦
旁邊有屏東高工自己10米寬的土地 可以當體育館的
逃生出入口，不一定要拆到民宅。
5. 若10米寬的逃生出入口不夠寬，地主願意協調，
讓出 70坪的土地，留下一半的土地，能夠讓他們做生意維持生計。
6. 目前疫情嚴峻，經濟蕭條，政府應落實照顧弱勢百姓
生計，以落實憲法第10條人民有居住之自由、聯合「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所保障國民適當的居住權利及縣長「安居樂業」的政策。
7.空間就是權力：怪手，推倒的不只有家園，被迫遷
居民，心理受到的傷害像是失去一個最親密的家人一樣，住宅不只是一個空空的殼子搬家，也不是將物品從一個盒子放到另一個盒子裡，每個人需要一個熟悉生活地點，能遮風避雨每天醒來看到熟悉空間，繼續做昨日所未完成的事，有一個緊密的社會支持一個熟悉的散步與購物的路線，這些熟悉連續的生活空間讓人的生命可以繼續向前，因此安置計畫必考量居民可以繼續維持生計，小孩可以到同一個學校上學和熟識同學玩耍，熟識的鄰居互相安慰，保有生活的連續性，這關係著一個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對於處在經濟、年齡與行動能力弱勢的人更是如此。建國自助餐，他是一個連鎖鏈，單價便宜，照顧底層弱勢百姓，讓他們的生活能夠往前進。
說明:
1. 中華民國109年4月30日屏院進民執巳字第109司
執19730號債務人陳王孟淑遷讓屏東市建國路23號地上房屋強制執行，5月18日騰空遷讓返還屏東高工，依強制執行法第124條第1項規定辦理。
2. 事由：強搶民地
事件：施行爆政者：國立屏東高級高職工業學校 ，配合強行徵收者亦即共謀者：屏東縣政府當初土地代表中央政府主持土地拹調委員會之省議會員代表者：台灣省議員董榮芳，邱茂男.....等幾位重量級省議員。
3. 受害者：
a. 原始地號899,899-1 性名：陳王孟淑，陳炳榮，陳裕元，陳鵬弘，陳麗蓉•••••等10位。
b. 敘述過程：民國42年間受害者祖父陳山茶先生，亦即屏東高工創校人當初康慨免費捐贈土地2.6267公傾及捐贈大量金錢，及協助暮捐興建學校及校舍，亦當時屏東高工僅是初中學校，在陳山茶先生多方奔走，用其之關係學校升格為高中職學校，亦讓其為縣立再升級為省立學校，嗣後廢省亦改為現今之國立屏東高工，對學校是出土地出錢又出力，並擔任其家長會長達5年之久，陳山茶先生亦在民國49年過世。
c. 學校竟在陳山茶先生過世後，沒幾年將祖厝（家）規劃為學校機關用地。
d. 陳山茶先生祖厝就在學校旁邊，被預定於學校機關用地，房子即不得動或蓋。
e. 民國55年及民國70年間陳炳榮先生，康慨讓其廉價徵收0.3776公傾土地，讓其興建校長宿舍及其學校活動中心，目前少子化，學生活動中心使用率不高，委外出租收費辦民間婚禮等之類之活動。
f. 民國72年3月間當時的校長宋國元先生，為感念陳山茶先生及陳炳榮先生為學校所做之貢獻特立了一塊石碑將其石碑嵌立在學校的活動中心的大石柱上，為了做為學校其由來過程之歷史上之紀念。
g. 民國79年學校竟與縣政府之配合下，3天之內，陳山茶先生遺留899地號分割為2塊地，從地號899變為多一個899-1（因繼承的關係）然後強制過戶到屏東高工合併為校地，亦既強制徵收，也未曾經過陳山茶先生後代之同意“實屬匪類惡質”然後丟2筆土地補償費，一筆是2百91萬多，另一筆是3百萬多一點，然而2筆錢陳家族皆未去領，一筆已歸國庫充公，另一筆則先凍結在縣府公庫。
h. 試問屏東市中心將近一分的建地，竟丟了6百多萬就將其強制徵收，還是在無人點頭同意之下的做為。
i. 3百萬在全臺灣最鄉下的屏東市連1間公寓都買不起。
j. 同時共有51筆土地在相連接地段同時被強制徵收，最後大約都在101年都幾乎撤消徵收或還給原地主土地。
k. 因為當時風波鬧很大，在壓力下縣政府不得不用都更通盤檢討去變更為住宅區，將其土地歸還他人，有的甚至打行政訴訟打贏了，縣政府也不得不撤消徵收，所有徵收戶幾近全開放撤消徵收。
l. 僅剩陳山茶先生遺留899地號，屏東高工死咬著不放是何道理天理何在？出地，出錢，出力卻連根也要拔起，枉費了教育之不忘本之大綱，如此典範實為教育之恥，而且陳山茶先生在學校活動中心的紀念碑，被現任校長鄒春選到任後沒多久即被其抹滅。
m. 強制徵收其間陳家族到處陳情，嗣後亦由當時的台灣省議會議員董榮芳，邱茂男等多名重量級的省議員所主持的協調會，最後歷經4次的協調，終於在民國83年6月14日完成最終協調， 其協調內容即是以地換地，將復興路建國段地號938.942.943之3筆土地分配給陳家族，在學校履行諾言給予陳家族土地後，則陳家族在1個月內無條件搬離讓出土地，全部過程縣政府，屏東高工，還有當時組成的土地保留委員會成員，所有關係人均到場在省議員主持下圓滿達成結論
n. 民國84年間屏東高工，卻告知陳家族要拆屋還地。
o. 初所做之承諾未履行憑什麼陳家族要拆屋還地，憑藉著當初強制過戶土地已是學校名字，硬是告到討到底，1審法官竟判學校勝訴，陳家族上訴到高等法院遇到了一個同理心有良心在審案的法官，不護短，判決我們勝訴，學校不服上訴最高法院，這最高法院直接裁決駁回原判決發回更審，這ㄧ來ㄧ往已來到了民國87年又好幾個月了，但這次駁回發回更審高等法院卻突然宣布停止訴頌，這ㄧ停卻20年又過幾個月，108年10月左右又宣佈開始繼續訴頌，陳家族當然抗告，然而卻遭最高法院裁決抗告駁回，訴訟繼續進行且因纏訟多年換了好幾任法官，這次換到ㄧ位女法官接任，卻ㄧ直急於結案要直接了當的判決陳家敗訴，最後在縣政府與學校間推來推去，騙來騙去之下我們決定了不再相信縣政府。
p. 決心要走行政訴訟這條路才能有機會要回陳家族現所居住的土地及房子，因為陳家也被縣政府騙了3年又5年的繼續騙，到現在什麼都是空，本來滿心期代縣政府說要用通盤檢討把我們的土地納入公共設施ㄧ併處理，最後再以土地太小用不了這ㄧ小塊的土地來做公供設施，再將其歸還於原地主，結果幾年騙過幾年，最後一次說的是107年5月31日的通盤檢討就會還地於我們，結果等來的卻是無聲無息，白白浪費了我們幾年打行政訴訟的時間，早若不相信縣政府能真好心會幫助人民的話，就不會被拖住打行政訴訟的寶貴的時間，早把土地要回來了。
q. 屏東高工，當初協調要將地號938.942.943要與之換地予陳家卻失信，而且也永遠不可能兌現承諾，因那3筆土地應歸屬陳家，但卻是最後歸還原地主，且原地主已逝，土地由其子嗣繼承，繼承之後又已將這3筆土地快速賣給第3人，這是經過省議會公開表決的案件竟然能無視於他的存在，這是具有法律效用的調處結論，最後竟然可以用牽強的法律為私權爭議來解釋，還要陳家自行打官司要賠償。
r. 陳家決定不要附代條件裡的那3筆土地，因為屏東高工已無法履約，更重要的事是已少子化.學校的土地已大到以學生做比率來講，在學校最興盛時期3，4千名學生時也只要32000多平方公尺就夠了！更何況學校此時面積已達87000多平方公尺以上，而此時全校學生才將近1700不到，這學期呢？更少！試問學校永遠不須要會再擴校了！為何不撤消告訴 ，上表申請書給中央主管機關請求撤消徵收還地於民呢！很多學校都已併校，甚至關校倒閉。
連絡人: 百姓沒有土地居住正義權自救會
陳鵬弘0968269006 .
屏東縣議員蔣月惠 0936812315
109年5月11日地方法院 公文 至屏東高工
暫緩執行拆除建國自助餐限7日內回文
請縣政府函文給屏東高工
109年5月8日 地政申請 戶籍謄本 可以打都市計畫法 21年未執行 與律師討論 提告
109年5月7日 是 法院 申請停止 執行命令 拆除房屋 要等候核准 但核准後也只能停止3個月
109年5月5日縣政府陳情 結論至地政事務所 申請日據時代的地籍圖與地籍謄本
109年4月27日縣府陳情結論
如需地機關確認已沒有使用的必要得撤銷徵收發致土地該地都市計畫是否應先 完成變更程序與其是否得申請撤銷徵收之要件無涉
109年4月20日縣府陳情結論
建國自助餐都市計畫科以個案來做處理
109年4月13日 下午3點45分至縣政府 陳情案有關於建國自助餐 徵收案 相關資料 縣政府 有答覆
109年 三月 23日下午3點45 縣府 縣民服務案
有關於建國自助餐 被屏工強制徵收都計科說屏工有這個需求， 現在 地的名稱是屏東高工 要變更為住宅區 要還地於民 都計科 無依法， 走行政程序 廢止徵收
109年3月6日下午4點半縣民時間服務案
結論
文字敘訴：若通盤檢討通過，附送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變更實施，將已徵收之土地恢復為住宅區，那徵收之地未依徵收開發使用之，故恢復為住宅區後就廢止徵收還原地主。
要等通盤檢討通過之後 再來變更住宅 下次還是要找都計科
109年2月21日
廢止土地徵收 把名字變更為恢復原地主 在找都計
期五下午4點半縣府縣民時間服務案
訴求： 建國自助餐納入通盤檢討變成公共設施之後 ，土地還給 原地主，然後回饋三分之一
結果：
2月14日
內政部會議記錄縣府呈轉

有要回當初計畫圖 有教室，實習工廠 ，辦公室， 沒有體育館，後來 屏東高工看上建國自助餐要當出入口 目前爭取中退回徵收
原資料原用：
屏東高工旁邊有10米寬的出入口要列上文
11月28號縣長有答應 納入通盤檢討
10月29號已送資料
兩個禮拜後 等都市計畫委員會的通知
今天申請原計畫書的繪製圖送的只有文字檔
配置圖要跟屏工要
縣政府沒有完整的
108年12月27日下午2點開 通盤檢討有補資料， 地權科會再補送屏東的10米寬的地籍圖 還有贈地證明的附件資料會轉送內政部
.===引用自屏東高工活動中心旁碑文===
紀念碑
陳山茶先生自民國四十二年至四十六年止，曾擔任本校學生家長會達五年之久，其間慨讓售其承耕臺糖土地二．六二六七公頃，促成本校遷移現址，並協助募捐興建校舍貢獻良多。民國五十五及七十年其哲嗣陳炳榮先生復先後讓售建地○．三七七六公頃，供本校興建校長宿舍及學生活動中心，裨益學校發展至鉅，全體師生為表彰其愛護本校及對職業教育發展上偉大貢獻，謹刻製石碑一座，以示紀念與感謝之忱。
校長 宋國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
========================
.不願意 放手 仗著 合法的法條
來了5年多的校長 要在退休前才對建國自助餐下手 圖謀不軌
屏東高工聲明稿
有關建國自助餐業者陳鵬弘向立委陳椒華陳情一事，本案訴訟多年，於民國 84 年開始訴訟，到 108 年 7 月 31 日判決確定，本校推行校務，完全依情、依理、依法進行，說明如下，以解外界疑慮
一、政府依法徵收 不是強佔民地
建國自助餐附近土地，是屏東縣政府民國 80 年辦理校地徵收成為校地，當初徵收之土地計有 51 筆，50 筆均完成徵收補償拆遷，僅 1 筆土地拒絕拆遷（本案當事人之地上物補償金 121 萬餘已於 89 年領取），校方基於管理權責於 84年提起訴訟，希望佔用人拆屋還地。這期間經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本案未確定前停止訴訟程序，至 107 年9 月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撤銷停止訴訟程序（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自行裁定回復訴訟程序），因此重啟再審理，並於 108 年 7 月 31 日判決定案，亦即確定佔用人必須房屋騰空遷讓。本案雖已定讞，但校方並未立刻要求當事人遷讓，希望柔性勸導，佔用人思能主動自行遷讓，惟佔用人置之不理。為順利推動校務，不得不請求法院執行命令。
還原歷史 感謝陳山茶先生慨讓售其承耕台糖土地 促成遷建
屏工在遷建現址時，陳山茶先生當時是家長會會長，願意讓售其承耕台糖之土地二．六二六七公頃，而後其子陳炳榮先生也同意讓售建地○．三七七六公頃，使學校順利有價取得土地完成建設。（當年陳山茶先生讓售土地的經過，在紀念碑上都有完整呈現）
三、感謝陳山茶先生慨讓售土地 校方立碑紀念
本校全體師生為了感謝陳山茶先生願意慨讓售土地，於民國 72 年立碑紀念，鑲嵌在學生活動中心大門右側牆上，期間雖經過活動中心外表整修，但校方始終完整維護該紀念碑，目前仍在原處未曾移動。紀念碑已有 37 年之久，但碑文仍字字清晰可見。
內容如下:
陳山茶先生自民國四十二年至四十六年止，曾擔任本校學生家長會達五年之久，其間慨讓售其承耕臺糖土地二、六二六七公頃，促成本校遷移現址，並協助募捐興建校舍貢獻良多。
民國五十五及七十年其哲嗣陳炳榮先生復先後讓售建地0、三七七六公頃，供本校興建校長宿舍及學生活動中心，裨益學校發展至鉅，全體師生為表彰其愛護本校及對職業教育發展上偉大貢獻，謹刻製石碑一座，以示紀念與感謝之忱。
四、百年樹人教育 盼各界共同推動
有關屏工校地徵收作業，均是政府依據相關法令辦理，雖訟訴多年，終究底定。而法院的判決，校方基於財產管理單位立場，必須負起土地管理之責。
回顧屏工遷校歷程，因為陳山茶、陳炳榮父子願意讓售台糖土地承租權與自有建地，屏工才能順利完成遷校、改善教學環境。全校師生迄今不敢或忘，努力辦學，以回饋社會大眾對屏工的期待，迄今栽培社會 4 萬多個精英。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期盼各界與當事人能體察實情，尊重法律判決與教育的宗旨，共同協助屏工順利推校務，為學生建立完備的受教空間保障學生的受教權。
校方根本一派胡言死不認錯教育之恥，啟動停止訴訟的司法程序不承認，87年屏工怕輸申請停訴訟，我方不同意抗告被駁回，其間又申請復頌還是駁回，真是官官相護啊！等到107年9月底屏工都已安排通了天了，才復頌，但換我方不願，因為被縣府跟屏工騙怕了，所以要走行政訴訟，但抗告復頌又駁回混蛋法院未審理就告知我們律師要判我們輸（未審先判），我們二審是勝訴的竟判我們輸，法官還當庭教屏工律師如何打官司，這可是本人生平從所未見之事，判決後才知原來審判長法官教的是，原本告我方拆屋還地，最後變成只剩房屋沒講到地，變成150萬以下2審判決完就不得上訴，房屋只有121萬，真是爛法官用賤招可惡，當出繳給法院的仲裁費是拆屋還地4百多萬的仲裁費耶！竟能如此司法霸凌可惡！最重點你屏東高工卻從不敢提，就是省政府中央核准的以地換地，你屏工臭俗辣從頭到尾都不敢提，欺人太甚，發這什麼謊話連篇的臭俗辣聲明稿，呸，無恥，有種就對以地換地提出聲明，並把資料公諸於世，你屏工若沒有資料我提供給你，看你怎扯，我看你學校是提著汽油在滅火吧！教育之恥！

為什麼要憲改？憲法如何影響我？講授於李登輝基金會主辦「憲改青獅營」，淡水，台灣綜合研究院，2017/3/11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及發展學系教授

憲政改造的正當性及必要性
不管是從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還是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所面對的課題有三，也就是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國家肇建涉及如何確立國家主權的獨立，民族塑造關心如何凝聚住民的民族認同，而國家打造所進行的是政治制度的擘建。一般而言，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包含憲政體制、政黨體系、以及選舉制度；除了說政黨體系大致會反映社會結構以外，憲政體制、以及選舉制度是比較可以直接透過社會工程的方式來建構。
『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於戰後移入台灣所帶來的，並非台灣人自己加以選擇的。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先後進行六次憲改，重點在如何從事民主轉型特別是國會的全面改選（1991）、以及總統直接選舉（1992），真正牽涉到中央政府體制調整的部份，是將憲法文本中的內閣制特色逐一割除，包括取消閣揆（行政院長）對於總統人事令的副署權（1994）、以及廢除立法院對於閣揆的人事同意權（1997）。民進黨執政後所主導的第七次憲改（2005），重點在國會減半（由225席減為113席）、區域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廢除國大、以及公投復決（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不過，由於目前的「九七修憲體制」仍有尚未割除的盲腸，也就是沒有民意基礎、由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造成民選的總統不能享有充分的權力、卻必須負所有的政治責任，有違民主政治所強調的「權責相當／課責」的精神。
有關於台灣制定新憲法，大致可以從其正當性、以及必要性（可欲性）兩個層面來看。就正當性而言，『中華民國憲法』是戰後前來的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硬塞給台灣人的，因此，不管實質內涵是否適合當前台灣民主體制運作，總是不符Westphalia 條約（1648）以來的普世價值，國家主權屬於老百姓、必須經過「人民同意」，也就是「人民主權／主權在民」，是將人民由君王的臣民提昇為國家的公民，用來掙脫決對王朝加在百姓身上的枷鎖，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先聲。
不過，人民主權雖然也有對外宣示的作用，也就是主權國家平等的意思，出發點是挑戰君主王朝對於國家主權的所有權。一直要等到「民族自決權」的理念在19世紀出現，也就是所有民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安排，以擺脫外族的殖民、統治、或是支配。在過去，移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個無法回去祖國的失根政權；現在，雖然經過前總統李登輝的本土化、以及意欲將中華民國體制馴化的民進黨的陳水扁政府，畢竟還是借殼上市，而制定台灣新憲法就是台灣人向世人展現行使自決權決心的最便捷的指標。
再來，就新憲的必要性而言，如果我們要將人民主權、以及民族自決權具體實現，必須透過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構，將憲法作為台灣所有住民團結的象徵，也就是以憲法來凝聚我們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此時，制憲必須超越對外宣示的階段，還必須兼顧對內多元族群的整合，因此，要同時考量制憲的程序、以及內容能否被大家接受。如此以來，除了傳統的「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原則以外，也就是以憲法來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不被國家／政府壓制，還必須強調「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精神如何具體反映在憲法裡頭，也就是承認彼此在認同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揭櫫「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也就是在制定新憲的過程，作為公民的每一個人，應該有義務參與新憲法的制定，如此進行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才能避免民主淪為投票主義、或是讓少數族群擔憂多數暴力。真正能把上述制定新憲的正當性（人民主權、民族自決權）、以及必要性（憲政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共和主義）結合的（圖1），就是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住民是否想要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之下？台灣新憲將是回答這個問題的試金石。

憲政體制的分類
憲政體制主要分為中央政府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定位，也就是聯邦制、以及單一制的分野，而中央政府體制又可以分為總統制、內閣制、以及所謂的雙首長制三大類別；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憲政體制，就是政治人物所謂的中央政府體制。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最大差別，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究竟是分、還是合。
在總統制之下（圖2），選民有兩張選票，分別選出總統、以及國會議員；總統、以及國會議員有固定的任期，總統不能解散國會，而國會即使再怎麼不滿意總統，也不能進行倒閣，因為，總統是直接對選民負責、而非對國會負責；為了確保彼此的人員分離，國會議員不能擔任部會首長，除非先辭去議員身分。為了要讓避免權力集中，總統除了擁有行政權，也有一些立法權（否決權）、以及司法權（提名權），同樣地，國會除了擁有立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同意權、罷免權）、以及司法權（同意權），最高法院除了擁有司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彈劾權）、以及立法權（違憲審查權）；總之，除了說是要維持司法部門的獨立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透過彼此之間的相互牽制，以便達到相互平衡的目的。

在內閣制之下（圖3），選民只有一張票來選國會議員，再由國會議員推舉總理／首相；經過虛尊的國家元首（君王、或是總統）任命之後，最為最高行政首長的總理銜命組閣。此時，總理以兩種方式對國會負責：就形式上而言，總理所領導的政黨必須在國會獲得過半以上的席次，要不然，就必須籌組聯合內閣；就程序上而言，如果國會對於政府不滿意，可以發動不信任案，要求總理下台；不過，總理也可以訴之民意，動手解散桀傲不馴的國會，要求重新舉行國會議員改選。由於是權力合一，國會的主導權在於執政黨所操控的內閣，在野黨只能祈求下回大選增加席次；為了要確保行政權與立法權合一，部會首長必須先具備有國會議員的身分，否則，必須透過補選取得。
在雙首長制之下（圖4），選民有兩張票，除了可以選舉國會議員，另一方面，又可以選舉總統；比較特別的是總理的產生方式，除了說是由國會議員推舉，還必須由總統來任命。雙首長制在學術上稱為「半總統制」，意思是說比較傾向於總統制；端賴各國的憲政傳統、以及總統所署的政黨在國會席次，雙首長制的總統在運作上可能是具有強勢的支配性（法、俄）、必須與總理分享權力（芬、葡）、或是淪為弱勢的虛尊元首（奧、愛）（圖5）。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總統制與內閣制有「雙元正當性」、以及「單元正當性」的差別，不過，兩者至少還有一個共同點，也就是「單一行政權」；然而，在雙首長制之下，在制度設計的精神上就有「雙元行政」的本質，也就是說，政黨體系、以及政黨組織會影響行政權的分配。以目前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憲政體制來看（圖5），首先，總統權力的多寡端賴執政黨是否能掌有國會的優勢，如果是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下，到目前為止的做法，是由總統任命國會最大黨的黨魁為總理，也就是所為的「左右共治」，也有人稱之為「自動換軌制」。即使執政黨是國會最大的黨、卻沒有取得過半席次，此時，總統必須找自己的人馬組聯合內閣：如果執政聯盟的夥伴勢均力敵，也就是所謂的「對稱結盟」，總統對於內閣中的友黨比較能言聽計從；相對地，如果聯合內閣的小老弟只有少許席次，也就是「不對稱結盟」，總統比較膽敢強勢主導。即使總統能因為衣尾效果而讓執政黨取得國會過半席次，他的實質權力還要看黨內是否派系傾軋、還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由此可見，雙首長制的最大特色是雙元行政的權力歸屬不確定，還必須決定於外在的非制度性因素，不像總統制的行政權歸總統、或是內閣制的行政權歸總理，沒有一點模糊的空間。

憲政體制的選擇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似乎是內閣制比較適合民主發展，而總統制則比較容易走向威權、或是獨裁政權。乍看之下，這樣的印象式論斷好像言之成理，特別是由國人熟悉的民主國家來看，採取總統制的國家只有美國，採取內閣制的國家至少有英國、德國、以及日本，而採取雙首長制的國家只有法國。儘管如此，實證上未必獲得同樣的支持，以三波民主化的憲政發展軌跡來看，三種憲政體制被青睞的機率幾乎是不相上下；我們甚至於可以說，除了君主立憲國家（西歐、北歐）、以及前英國的殖民地（非、亞、加勒比海）以外，選擇總統制、或是雙首長制的國家遠超過內閣制，特別是在東歐民主化的過程，至少有一半的國家採行不同形式的雙首長制；在這節骨眼，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學理上的解釋，或許有助於我們的憲政體制選擇。
在政治學裡頭有關民主化的文獻，對於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優劣，有過兩波激烈的辯論。Linz與Valenzuela（1994）認為，總統制除了有「雙元民主正當性」、以及「贏者全拿」的特色以外，由於任期固定而造成體制僵硬，如果總統因為政黨體系零碎而無法掌控國會的情況下，尤其是出現所謂的「分裂政府」之際，朝野之間的角力反映在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拉鋸戰、甚至於總統動彈不得，在相互推諉下，選民不知要找誰負責，又因為缺乏解散國會／倒閣等機制作為解套的安全閥只有訴諸於體制外的力量來打破政治僵局，譬如軍事政變；而拉丁美洲國家在1970年代的民主政權崩潰，往往被視為總統制運作失敗的例子，特別是阿葉徳（Salvador Allende）擔任總統之下的智利。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則認為，由於除了貝里斯是前英國屬地以外，拉丁美洲國家並沒有其他採取內閣制的例子，因此，沒有辦法證明究竟是總統制的制度性缺陷，導致這些國家在1960、1970年代的動亂；事實上，在同一時期，採取內閣制的國家也有希臘、以及土耳其的民主崩潰，而西班牙要到1970年代末期才回復民主，更不用說民主政治曇花一現的緬甸、肯亞、以及索馬利亞在獨立後都採行內閣制；如果把考察的時間往前推移，在1920、1930年代出現民主崩潰的歐洲國家，除了德國以外，諸如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都是採行內閣制。他們懷疑，即使當年智利採取內閣制，聯合政府也未必能幫阿葉徳逃過一劫。再者，他們認為研究者如果沒有辦法抽離其他「背景條件」對民主的影響，譬如所得水準、人口多少／族群組成單純、以及英國殖民傳統（憲政體制以外的政治制度、文官體制、以及地主是否掌控國家機器），那麼，所謂內閣制比較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因果關係是假性的。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甚至於認為這些所謂總統制的缺陷，其實就是總統制的優點。首先，他們認為在總統制之下，選民有兩張票，分別選總統、以及國會議員，可以說有多一種選擇的機會，尤其是萬一擔心行政權獨大之際，可以進行分裂投票。再來，由於選民直接票選總統，由根據政績來決定是否賦予連任，責任清楚，不像在內閣制之下，選民只選國會議員，對於總理沒有約束力，尤其是在選後組成聯合政府，政策妥協未必符合支持者的授權。此外，由於國會議員選舉並不完全決定於總統的母雞帶小雞效應，國會議員在立法上可以有較大的自由度，國會才有可能制衡總統。儘管總統制因為總統任期固定、總統無法像總理可以解散國會、可能造成政治僵局，或是因為總統無法順利取得多數立法聯盟、容易出現弱勢行政，然而，即使面對在野黨在國會的牽制，政局至少還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尤其是民心寄望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領導者之際，不用擔心因為政府更替頻仍而造成人去政亡。至於「整碗捧去」的指控，其實，在內閣制之下，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佔有優勢、不用仰賴友黨的奧援，根本就不用作任何妥協性的分配，特別是在黨紀堅強之際；相對地，一個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他可以壓制黨內的異議，以超越黨派的人事、或是資源分享來形成執政聯盟。
總之，決定民主制度出現、以及其維持、或是崩潰的因素，包含制度性、以及非制度性因素（Frye, 2002）`；而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之間，彼此也有可能相互影響（圖6）。因此，當我們在從事憲政體制選擇之際，必須考察，究竟民主體制的出現，是否完全決定於憲政體制的差別；同時，民主體制的崩解，是否肇因於結構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進一步考察，究竟憲政體制的選擇，是否有助於其他目標的追求，特別是國家定位的確立、以及族群分歧的化解，也就是說，在思考如何進行國家制度打造之際，必須同時考慮是否能有助於國家的肇建、以及民族的塑造。

憲改的展望
由1980年代到在二十世紀，海外到島內興起第一波制憲運動，應該有二十部上下台灣憲法草案，百花齊放，包括總統制、及內閣制都有；鄭南榕就是因為刊登許世楷的台灣憲草，最後引火自焚。民進黨執政期間，陳水扁總統在2003年誓言2006年催生台灣新憲，連任後積極推動，相關部會配合研議專章，民進黨政策會銜命推出總統制、及內閣制兩個版本，號稱中華民國「第三共和」。另外，民間的二十一世紀憲改聯盟，經過一年半的研議，也提出兩個版本供選擇，代表由下而上的參與。
如果暫且不提憲改的方式，我們有三項基本課題。首先是菁英們必須相互說服，到底目前的憲法出在哪裡，特別是窒礙難行到必須通盤翻修、而非補破網就好。對於本土派而言，制訂新憲的最大共識是中華民國憲法並非我們自己定的，這樣的理由畢竟不夠充分，畢竟，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民主化過程，已經透過七次增修條文的方式進行漸進式的調整，當時一定有其特定的時空、以及政治角力及結盟。此番，昨是今非，到底是要擘劃一部可以適合民主鞏固、還是民主轉型的憲法，恐怕還是必須經過一番辯證。
換句話說，到底是車子不好（憲政體制）、駕駛技術太菜（新手上路）、路況顛簸（國民黨黨產）、還是天候不佳（政治素養），必須先有正確的問診，接著是合理的病理分析，最後才有可能提出有效的藥方。坦誠而言，我們目前看到的改革不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於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沒有藥到命除，已屬萬幸。或許，政治菁英爾虞我詐，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然而，學界未能本著專業良心、投懷送抱，把自己當作熱炒一百店的炒手，也是不可原諒的幫兇。總之，果真老車破舊不堪，我們也要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究竟這部新車是市區上下班、跑新竹科學園區通勤、還是週末家人出去遊山玩水用的？
接著是憲法的文本，基本上包括憲政體制、以及人民權利兩大部分。就憲政體制而言，除了中央政府體制，我們多年來只著重行政區域重劃，拼拼湊湊，往往忽略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就是到底現有的單一體制就好、還是有採取聯邦制的必要性？透天厝、公寓、大廈、還是別墅，功能不同，把大方向決定了，接下來才知道要用鋼樑、還是傳統的鋼筋就好。如果不能先釐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只是籠統的宣示地方自治，當然會頭重腳輕、諸侯爭霸，大家為統籌款吵半天，只看到「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馬太效應肆虐，更不用談合理的國土規劃。
就中央政府體制而言，由於1997年的增修條款，閣揆的任命不再需要國會同意，因此遠離雙首長制。儘管如此，由於國會缺乏調查權，加上預算及立法功能不彰，根本無力制衡總統，因此，與其說目前憲政安排為所謂的超級大總統制，倒不如說國會過於積弱，不算是真正的總統制；表面上，立法院被譏為令人生厭的憲政大怪獸，其實，只不過是藉著質詢權修理政務官的紙老虎，很容易被肉桶法案收買。我們必須指出，朝野政黨對於究竟要採取怎麼樣的憲政體制，卻又相當程度的共通點，就是執政的時候贊成總統制、在野之際支持內閣制，都是本位主義，未能替國家的長治久安著想。
如前所述，自從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國際上對於憲政體制至少有兩波實踐，先是1980年代的南歐、及中南美洲，再來是1990年代的中、東歐，學界已經累積相當的文獻，可惜，不管是閉門討論、還是公開的辯論，國內的爭辯多半停留在常識性層次，不能汲取他山之石、也未能作有意義的對話，當然就不會有整合。我們以為，憲法應當是為當代所用、而不是要交給後代子孫，因此，政治菁英此刻應該決定總統制、內閣制、還是雙首長制；如果本身都沒有辦法相互說服，把責任丟給一般的老百姓，那是問道於盲，也是不負責任的作法。這時候，我們也必須同步思考選舉制度、以及相關的政黨體系，看要如何與中央政府體制搭配，學理及實務的文獻相當豐富，必須找專家來幫忙整理分享，不是用常識作想當然爾的思考。在三月太陽花學運結束後，公民團體喊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為這回的憲政改造現出第一道曙光。
如果暫且不提制憲，目前各種憲改的看法包括國家定位、憲政體制、選舉制度、以及人民權利。就憲政體制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議是九七體制把行政院長當作幕僚長，國會對於總統莫可奈何，因此有不少人主張恢復閣揆的同意權，也就是所謂的「權責相符」，實質上回到雙首長制。姑且不論雙首長的優缺點，當年就有人以這樣的安排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內閣制，必須有更多的辯論輿論述。
中華民國把舉選制度置於憲法規範，莫可奈何。由於民進黨與國民黨聯手的2005年修憲，區域選舉由複數選區改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並讓選民自行投政黨票（單一選區兩票制），實質的影響就是壓縮小黨的參政空間，特別是台聯、以及親民黨。近年來，包括公民團體在內，主流的看法是將目前的日本式並立制調整為德國式的聯立制、同時將分配政黨比例的門檻由5%降為3%。就目前的社會氛圍來看，大黨為了取得小黨的背書，應該會釋出善意。
相關的配套是適度增加國會的席次。上回修憲將國會席次由225減為113席，經過將近十年的實際經驗，不管是委員會的運作、還是選民服務，大家應該都有立委粥少僧多、疲於奔命的感覺。然而，由於民間普遍對於立委的表現不好，直覺上反對增加席次；同樣地思維也出現在監察權併入國會，似乎未能獲得民意支持。其實，如果國會職權不變，增加席次是降低每個立委的權力；同樣地，如果要讓國會有效制衡總統，監察權是應該放在立法院，至於立委的素質，應該是把重點在選前提名、以及選後監督，而非削弱國會的職權。
可惜，我們目前看到的說法是為了配合走向內閣制、一些立委必須同時入閣擔任部會首長，因此必須增加酌予增加國會席次。人家是買菜送蔥，現在卻是為了送蔥只好買菜，本末倒置。其實，不管是何種憲政體制，國會的席次不外考慮運作效率、以及選民代表，政治學者的實證歸納是人口數的三次方根，以台灣2,300萬人口來看，應該是可以有285席。只不過，當年「國會減半運動」轟轟烈烈，敗腎割腰子，昨是今非，好像沒有人拉得下這個臉。
一般而言，憲政變遷要能成功，關鍵在於朝野政黨聯手。國民黨在潰敗之際高喊內閣制，是真是假？士氣正旺的民進黨沒有必要接招，「憲改會議」是虛與委蛇；只不過，萬一弄假成真，人民能接受沒有實權的民選總統嗎？至於由公民團體主張「兩步到位」、在2018年完成「全面憲改」，應該是著眼國會搶灘。整體來看，即使這次修憲有成果，大體還是「白牌車趴趴走」的憲政體制，且戰且走。
我們以為，如果只是純粹站在制憲運動的立場來看，為了要突顯對外的國家定位立場、強調人民主權，也就是以新憲的制定來展現來灣人實踐民族自決權的決心，或許可以不去關心憲政體制的選擇。然而，如果大費周章所獲得的新憲只是舊酒新瓶、未能跳脫現有體制的窠臼，既不能處理當前的治理困境、又不能有助於族群分歧的管理，作為社會運動者，豈不是淪為欺騙社會大眾的廉價代理商？如果政治菁英、以及專家學者都認為老百姓對於憲政體制的選擇缺乏興趣、或是無力判斷，那麼，又如何透過討論來培養負責的公民、以及彼此休戚與共的意識？
自來，台灣人民制憲運動主張總統制，其實，就是認為民選總統可以向世人彰顯台灣人獨立建國的意志力；此外，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可以抵制黨同伐異、族群分歧、或是階級鬥爭。在摸索民主鞏固的階段，如果讓行政權決定於國會內部的政治結盟，也就是採行內閣制，那麼，缺乏總統與國會之間的制衡，政治運作不過反應如何收買國會議員，也就是以國家資源來交換議員選區服務的業績，此時，總理將只不過是廉價的零售商罷了，不會有領導群倫的政治家出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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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z, Juan J.,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 1994.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hugart, Matthew Soberg, and Scott Mainwaring. 1997.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Rethinking the Terms of the Debate,” in 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eds.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pp. 12-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