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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瘋狂消費阿富汗、消費台灣，我只有兩個字：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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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臉的政黨，消費他國戰爭痛苦還自鳴得意，恥笑台灣人，自以為英雄，堪稱噁心界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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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國民黨噁心言論連發，趙少康和要選黨主席的朱立倫都說，「國民黨守護台灣」、「沒有1949國民黨就沒有今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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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抱歉，1928年，中共剛和國民黨在中國內戰時，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黨綱第二、三條即明文：「台灣民族獨立」及「建設台灣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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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中共還在和國民黨國共內戰時，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與其友好的美國記者史諾（Edgar Snow）採訪中發表「中國共產黨支援朝鮮獨立，同樣的立場適用於台灣（福爾摩莎）」言論。（《Red Star over China》，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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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北教大教授李筱峰指出，1941年6月，周恩來亦曾表示支持其他民族國家的獨立運動，包括朝鮮、台灣、巴爾幹、印度、南洋等。（《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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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後，中國報載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完全支援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贊成台灣獨立，我們贊成台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 （《解放日報》，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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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1949年，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敗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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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尚未逃跑中國時，中共支持台灣獨立，後來國民黨被中共打敗，跑到台灣當外來政權，才延長了國共內戰，國民黨正式把它們的戰爭帶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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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台灣，國民黨早就被中共趕盡殺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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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些國民黨大老竟還敢大言不慚、倒果為因，說國民黨守護台灣，令人哄堂大笑。國民黨是忘記自己來台灣後，如何血洗台灣、法西斯獨裁統治、白色恐怖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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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消費阿富汗、羞辱台灣人，不感謝善良的台灣人就算了，曾狂殺台灣人還敢自稱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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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林為洲最誠實，他說「外來勢力終究無法代替本土政權治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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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外來勢力終究只會毀滅一個人與其周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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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曾說：「要毀滅一個人，第一件事就是除去他的記憶，摧毀他的書籍、文化和歷史。然後就有另外的一些人也寫書，提供另一個文化及創造出另一個故事，然後人們就慢慢開始忘記他現在是誰或者曾經是誰，或者快一點，他將忘記在他周遭的世界。 」（《笑忘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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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現今台灣人的寫照，歷史不會被遺忘。國民黨不要以為現在還可以操弄歷史、壟斷歷史的詮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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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妄想虛幻大中國的國民黨，終究是外來勢力，永遠不會變成本土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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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黨主席若真的想要改革國民黨，就先對台灣人道歉、以及把中國黨名改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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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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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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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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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注意：文章內容提及食人，但食人太過恐怖，黑白相都頂唔順，故以圖畫代替

中國基因先天不足，物競天擇香港必勝

香港自有文化，與中國文化距離極遠。世人慣以中西合壁形容香港，可謂過時。香港民族擁有共同信仰，與缺乏靈性之中國人早已分流，未來立足東亞，亦必拋棄空洞無物之中國包袱，堂堂正正，以香港人之獨有文化為宗。自由即獨立，有愛即民族，即使未有一神宗教為基，民族之存在，已經足以自證神聖。

華夏食人，德性淪喪

儒家文化提倡之仁德，始終停留於空談，從未於現世實行。共產主義可以於中國落地生根，所反映嘅就係中國人本身就無惡不作，樂於擁護殺人暴政。暴君降世，從來唔係一人之責任，事關領袖從來都係集體意志嘅呈現——殺人食人之暴行若然只得少量黨羽依附，缺乏廣大無產階級全力支持，長久統治亦絕非易事。所以，要了解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之喪心病狂，大家必須從中國之失德文化之中尋找線索，追蹤源頭。

中國自古即有食人之事，並非中共建國後方有，亦非戰爭時期獨有。根據《封神演義》，商國紂王曾殺姬昌之長子伯邑考，製成餡餅，迫令挑戰自己權位之姬昌食用，以試探姬昌之忠誠，而姬昌亦果然照食無誤。紂王所言，「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證明中國人向來隨意挑戰人性底線，群體道德下限亦確實超乎尋常，而後來以周代商之開國者姬昌，亦絕非有德之人。傳說從來取材自生活，為後人於十六世紀中國明朝時期所創作，中國人食人習俗之流行，可想而知。

周室衰亡之後，食人之事未有間斷。齊國桓公稱霸一方，亦曾食人，根據《韓非子》，「昔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引得尚有人性之輔臣管仲批評：「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反映烹子求榮之事，於中國人而言實在未嘗不可。而《墨子》之中，「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亦有合理原因。後來，中原列國並立，各國為求擴張領土，不擇手段，戰爭成為常態之後，相食之事更加頻繁見於史書。觀《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將白起圍攻趙軍於長平，戰爭曠日費時，結果「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即知。由此可知，食人原因眾多，有說源自巫道獻祭文化，有說有關幼子繼承之權，如此行為從來不絕於黃河長江流域民間。

食人文化與部分原始宗教有關，故此以後世之尺寸，量度人類文化尚未發展至食人萬萬不可之世，未免不當。然而，深知食人之恐怖，故意以食人突顯自身之天不怕地不怕以樹立權威，則屬富有中國特色之事，理應苛責。劉邦以漢代秦，得天下之後，據《史記．黥布列傳》記載：「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一國之君可以將曾經與自己出生入死嘅兄弟剁成肉醬分食，事態本已荒謬，但更荒謬嘅係，何以在席諸侯皆可目睹各人咬合咀嚼，最後相安無事？究其原因，就係食人之事其實甚為普及，好易為中國人所接受。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人相食之場面，泗水亭長劉邦當然見慣不怪。

漢國開國功臣集團所作所為，絕對代表得到當時平民風俗。根據宮崎市定《中國史》分析，劉邦出身中等農民之家，出生地位於當時華中華北交界處，而同佢共同起事嘅蕭何、陳平、曹參等人，性格傾向都係受同一文化影響。以此為基，對照集團中之孤獨者韓國貴族張良，後人唔難想像到佢之所以一直因為自身為外地人而缺乏融入功臣集團之自信，更於天下統一之後即自行引退，大概就係因為知道大家品德有別，一於走為上著。果然，劉邦並非善類，與舊日戰友之間未有建立真感情，所以到後來出現利益衝突，殺死朋友，分食肉醬，亦唔見得有幾難落手。要適生於中國，必須敢於殘害他人，劉邦喺呢個群體裡面成為最成功嘅民意代表，原因昭然若揭。

漢有劉邦，明有朱元璋，食人族長一脈相承，女真族人民風純樸，絕對難以相比。華北曾經長年流傳之「紅蠅驅散」傳說，正係影射洪武食人，而朱元璋起義軍殺人食人之事，亦見於日韓之史書。食人傳統，直至戰亂平息之時仍然得以保留，明成祖朱棣之孫朱有熺，即以食用妙齡少女聞名。後來權宦劉瑾失勢，處決之後，百姓爭相分食屍體洩憤兼充飢之事，亦有流傳。而所謂名醫李時珍撰寫之《本草綱目》，其中亦有介紹人肉療效一部分，「舉凡毛髮、指甲、牙齒、屎尿、唾液、乳汁、眼淚、汗水、人骨、胞衣、體垢、月水、陰莖、人膽、結石……無一不可入藥」，可謂閱之膽寒。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軍置大鍋於市中，與幾百下屬一同享用人肉部隊鍋，其中佳餚正係活活煮死嘅朱氏皇室成員福王朱常洵。食人食出新意，大眾又毫無異議，人心難測至此，野史正史，已非關鍵。

中國文學界奉魯迅為名家，非因蘇聯中共合力造神而致，而係因為佢確實係文壇嘅毛澤東，深得中國人心。寫得出人血饅頭情節，全因中國社會的確以食人為尚，引人共鳴，而魯迅滿身血污，即使深受挫傷，亦無法逃出嗜血文化。劉仲敬形容中國為「內捲化社會」，認為中國文化無藥可救，中共勢必倒台，而中國人亦將落入自相殘殺之窮途末路，而我則認為中國人應該正名為「現代華夏食人族」，言明正身——所有繼續支持現今中國繼續奴役平民嘅人，都係魯迅化身，無論如何都難以辭去幫兇之罪名，差嘅只係食人數量多寡。中國歷史從來都係為粉飾太平而撰寫，食人竟然可以如此有恃無恐載於史書，不加刪改，反映嘅豈非每任統治者都認為道出真相，非但唔會影響自身名聲，更會有助於證明威勢？更加恐怖嘅係，隨意食人合乎社會人情，代表嘅係對現代華夏食人族而言，食人都有灰色空間。

共產中國，變本加厲

劉朱之後，暴君青出於藍，二十世紀之毛澤東，就係繼續上述中國社會食人文化嘅表率人物。正如管仲所言，「人之情莫不愛其子」，連家庭都可以放棄，輕視友誼，不守信用，變節出賣，又有何不可？愛，乃係人性本能，互愛互助而形成小共同體，乃係人類文明之本，但如此發展順序，早已經絕跡於中國。社會文化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佔據高位，形成君主獨裁及衰亂周期，正係中國文化之本質。當環境已經徹底污染，中國人擁有自然生成之情感，「莫不愛其子」，反而不利競爭，所以，中國人就演化出自私自利之社會基因，而如此演化結果，就成為共產主義嘅溫床。

共產主義要成功，就要解除人與人之間之信任，化整為零。若然社會有共同信仰，共產主義之解構病毒就會暴露毒性，無處容身。歐洲社會之基督信仰同民族建構，正係對抗共產主義嘅武器。蘇聯解體，表面上係因為經濟衰退而不敵美國，但事實上係因為經濟與社會信任直接相關，最後政治體制破壞社會產能。中國經濟之所以尚未完全停擺，並唔係因為國力比蘇聯強，而係因為中國社會文化本來就易於接軌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初，滿清政權倒台，曾受滿清管治嘅中國人終於意識到世界秩序已經降臨東亞。中國人去歐美日俄留學取經，見盡各種政治思想，提倡聯省自治者亦不乏人，但最後國共兩黨都選擇引入蘇聯共產主義，足證中國人私心之重。國共兩黨以愛國為名，虛構出大中華思想，亦即中華民族主義，為蘇聯無產革級革命加上糖衣包裝，政界大多數掌權者，都只係一心發展自己家族力量，安插自己親信圖利，如何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之想法，一直未有成為主流。國民黨拒絕地方獨立勢力，蔣介石得蘇聯軍事援助，四處攘內征伐，反映佢貪戀滿清版圖，只想肅清割據軍閥，確立自己位置。國民黨成為蘇聯代理人，以為可以從中取利，結果蘇聯喺二戰之後轉移扶植根正苗紅嘅共產黨，國民黨隨即成為廢物，只可以敗走台灣。

共產黨之所以贏得天下，原因極為簡單，就係佢地對中國人之醜惡極為理解，對蘇聯而言，更有利用價值。世界一分為二，一邊係資本主義秩序，另一邊係共產主義秩序，前者以自由主義為推動力，後者則以無下限解構主義為破壞力。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新教倫理流向歐洲，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巧妙結合，驅使大眾入世制慾，最終推動歐洲經濟急速發展。同時，宗教亦具有凝聚人心之功用，歐洲人難以接受無神論，亦自幼就有教會教誨護體，因而普遍道德觀念底線可保。如此富裕社會與社會共同體，正係共產主義寄生繁殖之豐收糧倉。有人口，方可奴役，有器官，方可活摘，食人賺錢，可謂一石二鳥。

列寧黨人白手興家，創黨資源來自搶劫貴族富人。中共黨內流氓雲集，模仿歐洲社會失敗者之發達手段亦駕輕就熟。西方及日本商人協助滿清及中華民國治下商人振興之經濟成果，因而由中共一手收割，日軍投降後留低嘅武備，亦令中共軍火變得充足。加上善用中國人品德低下之利而大量用諜，中共最終贏得中國政權，而毛澤東亦正式登基成為食人族長，紅地毯之紅，盡皆人血。其後，中共全力搜刮民間脂膏，地主之家十室九空，演至大躍進時期，寄生者財富集中，空前肥大，而一般人則三餐不繼，瘦骨嶙峋。三年大饑荒，死亡人口數以千萬計，隨處都係屍體，食人文化又再變得蓬勃——根據楊繼繩《墓碑》所引，家庭之內，十四、五歲嘅女仔，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都懶得，直接殺死細自己十年嘅細佬，煮咗黎食。而且，人食人如此恐怖之事，絕對唔係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共產中國，按照管仲之語而活，必然無法適生，對中國人而言，迫害自己家人朋友，批鬥獨當一面嘅有能之士，都係迫不得已。

身無長物，擁抱共產

中國人社會缺乏互信，人人各懷鬼胎，自掃門前雪，社會共同體關係如履薄冰。反觀香港民族，不但從未淪落到要擔心同胞會殺害自己嘅境地，更具有寧死不屈之民族氣節，以及齊上齊落之堅定信念。香港人相信，自己受到不公對待，同胞會討回公道，亦相信自己衝到最前，同胞會銘記在心，如此情感扣連，如此患難與共，已經達到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嘅高度。

中華民族概念野心過大，係近因。中國以中華民族包攬諸多民族，又以共產主義操控人心，最終報應，就係解體。多民族主義會消解難得形成嘅一切小共同體，寄生主義會榨乾難得滋生嘅改革開放成果，驚人而又合情合理嘅係，兩種情況目前正喺中國發生。社會主義重視民主，主張修正資本主義，理想中嘅局面係階級共生，同一國家內嘅富人窮人可以共榮，合力建構社會未來，即使最差情況都只係先鋒黨走火入魔，形成大多數人暴政，絕對唔會釀成文革如此級數之人道災難。共產主義強調仇恨，每逢察覺社會出現人性光輝就急於毀滅，然後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缺乏動員群眾之自然魅力，結果只有思想控制一途可走。階級之間，必須鬥到魚死網破，推倒重來，全因共產黨人無法加入小共同體，亦無法從中獲得保護或任何紅利。共產黨人長期陷於恐懼，長期唔相信他人，成長之後只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一係某領域精英而非貴族，二係依附某領域精英嘅小人，同中國人社會之君主士大夫關係不謀而合。

所謂貴族，初代不過凡人，但凡人透過自身努力，擺脫階級限制，最終就可以成為貴族。每日精進，時刻自省，堅定志向，實踐所學，誓死捍衛身邊所有人，就係貴族要承擔嘅義務。檢視所謂中國歷史中嘅帝皇將相，或中國人所崇拜嘅英雄好漢，具備如此特質者可謂寥寥可數。項羽戰力高強，天生威風，恥於暗算劉邦，到最後寧願接受失敗，亦唔願意歸去江東，就係因為佢知道顏面無存，退縮之後，就係懦夫，但中國人傾向欣賞劉邦之狡滑，更視之為機智，奢望成為另一個劉邦者大有人在。陳炯明認為城鄉鎮地方自治方為立國之本，救中國必先鞏固小共同體，睇穿孫中山政治理論之根基浮淺，但中國歷史，甚少提及如此具有遠見之前人。反觀孫中山專權獨斷，重視名位，不惜生靈塗炭都要發動多次戰爭以達致中央集權，反而贏得後人為佢隱惡揚善，如此發展，亦正符合中國社會顛倒是非黑白之文化。

中國人深信有國方會有家，疏習世界歷史，已經忘記咗世界各地嘅人類文明演化史。家庭為社會之本，大小家庭共同居住營生，不論形式為搜集、漁獵抑或農耕，都會形成聚落，其後聚落逐漸變成大聚落，就係自然而然嘅結果。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流域一帶所出現嘅獨立小國，正係以農耕為主而具有城郭為防嘅小型都市國家，而呢啲由一戶一戶人家合併而形成嘅小國，其實就係由姓氏制度結合而成嘅社會共同體。當時，擁有市民權嘅士都非常重視小國之內嘅農產，自然亦樂意關心政治，武裝護城——參與國政，履任官職，就係士嘅權利與義務。士嘅角色，並非新移民或戰爭降民可及，其實已經同貴族相距不遠。

士之精神，延續至春秋戰國，孔子重視所謂禮樂，亦係士之代表。而禮崩樂壞之體現，就在於國家之間篡弒頻仍，擁有武力之人戰勝代表傳統之人而稱王——本國道統失去神聖，傳承中斷，國家領袖亦無力鼓動身邊人重振家聲，最後宗教神話已經無助於解釋主權來源，武力就成為一切，唯物史觀果然警世。中國人之精神世界萎縮，源於春秋諸侯貴族輕易放棄道統；輕易放棄，源於道統本身輕如鴻毛，貴族不成貴族；而貴族之所以不成貴族，就係源如祖先之精神世界虛弱無力，無法將人類最寶貴之精進特質代代相傳，形成系統及文化。生態環境一但受損，復原就需要時間，唔去思考如何善用一地狀態而只知不停消耗地力，往後復耕就必定更加艱難。少數心性善良嘅中國人正正就係處於如此困局之中，生而為良種，但終其一生無法自拔，而無數民族入主中原都無法適生，亦係因為雙方對人性理解之差距太大，無法調和。家人之間，都會隨時煮咗自己填飽個肚，家族榮譽，又點會係佢地誓死捍衛之物？

若然中國文化確實存在，落戶黃河流域之農耕聚落，相信就係中國人之祖先，而中國社會基因異常之遠因亦告水落石出。人類得以存活至今，全賴演化出同理心，故此人皆有同理心，對現代人而言，可謂不證自明。然而，中國人祖先大概係世界上嘅少數例外，因為佢地嘅社會基因之中，未有保留利他精神。人必先相愛，方可推恩至萬物，社會共同體要形成，同理心可謂不可或缺。日本人認為神社巫女一職，其人必須善待他人，因為只有善待他人方會懷有敬神之心，正反映日本文化之中，人性與神性關係密切。信仰係社會集體意志之呈現，宗教即由個體形成之共同體之信念，換言之，中國人祖先之缺乏人性，正係中國無神論之源頭。而中國人只靠殘害環境以自利之農耕方式，以及中國人認為天子可以操控自然之世界觀，亦為上述理論之佐證。

精進自身，基因突變

生物學定義之基因會隨時而變，社會基因亦然。無可否認，香港人深受中國社會思想影響，缺乏可以自豪之道統，但香港人決心離開中國，就等於將佢地嘅後代帶咗去更安全嘅環境，於是香港人就一代比一代更聰明，更強大，更接近人類本性。植物種子散落於不同土壤，自然會生長出不同形態，香港人之優秀，道理亦同。

香港係適生之地，人類回歸本性，顯現人性光輝，善待家人親友，絕對唔會如同中國人一樣，變成引狼入室，招惹附近村人飛擒大咬，裂身而食。留喺中國，待人以誠，只會淪為他人充飢肉品。英治香港，平民日夜拼搏，必有回報，獅子山精神即向上流動之象徵，而流動路徑只因人身安全與私有產權得以保障。如此社會，早為普遍西方模式，移民從中國逃難南下香港，空氣流通，如魚得水，自然豁然開朗，復見真誠。人類應有善性，於香港人身上發光發熱，平民由基層變成中產之經濟起飛歷史，正係為自身及家人精進之成果。

香港家長全心全意養育仔女成材，樂於見到子女出人頭地，比自己行得更遠，並唔係為咗養兒防老，而係希望小朋友可以傳承自己曾經艱苦奮鬥嘅精神。艱苦奮鬥，係廿一世紀嘅人類，同二百五十萬年前嘅人類，所共同擁有嘅記憶，差別只係前者可能委身於辦公室或街頭巷尾，而後者則係忙於對抗惡劣天氣與猛獸襲擊。香港人一步一腳印，由遺民難民蛻變成為人民公民，就係因為大家一直堅持向前，希望同自己嘅小共同體過理想中嘅生活，而捍衛自己最重視嘅身邊人，即使最終未能流芳百世，震驚全球，都堪稱不枉此生。

香港喺世界上非常渺小，一家幾口喺七十億人之中更加渺小，但家庭同時亦可以係一切，香港同時亦可以係全個世界。世界之大小，唔在於平方公里，而係在於心之所屬。環遊世界，踏遍極地雨林，兜兜轉轉，香港人都係會心繫香港，正係因為香港消失，香港人嘅世界亦會隨之而消失。張愛玲嘅世界，係上海，係張家，但因為共同體無法成形，民族趕唔上時勢而早夭，小說成為佢寄情之載體，所以佢嘅小說，就係佢嘅所有，離開租界之後嘅美國生活，不過行屍走肉。沈旭暉生而為香港人，偏偏樂於以世界公民自居，強調國際視野，甚至積極提出各種顯得精明靈活之主張，其實都係用情未到深處，因而顯得遲鈍之表現。香港人比張愛玲同沈旭暉都要好彩，因為我地可以成為民族，可以擁有同喜同悲嘅同胞，相信未來會有希望。確認大家心意，相信民族之內無分你我，我地就已經有永不放棄嘅理由，亦自然毋須再自困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之類過氣比喻——所謂芝草無根，不過係因為有啲生物具有靈根，並唔係天良盡喪之人肉眼可見。

先烈遺愛，民族榜樣

萬物有靈，人性本善，自幼即窺見人性光輝者，成長之後自然具有能力佈施行善。相反，中國人猜忌成性，無法取信於人，自然亦需要相當時間至有可能重歸正道，而中國解體之後裂地而成之自由土壤，即為再生前提。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起，得享英人庇護，遠離中國食人文化，人性經一百七十年之順其自然自由發展，已經大異於中國人。故此，家庭有愛，手足有愛，同胞彼此心意互通，不離不棄——既以共同信仰為基，建構之社會共同體自然亦堅不可摧。

未來香港，尊重宗教多元必為立國基礎信念，只要教義導人向善，自然應該獲得傳播自由。然而，真正屬於香港人嘅共同信仰，必當自同胞互愛之中產生，由人性光輝之中產生，民族後進努力嘅方向，就係繼承先賢精神，承諾發揚光大。共同信仰來自個體之精進分工，勇於奉獻，反送中抗爭一役所有死難同胞，正正就係為仍然健在嘅百萬同胞同埋千千萬萬嘅新生後代示範人性。對抗中國統治，爭取自由獨立，現代華夏食人族必定有意吞滅我地，但香港民族團結一心，拒絕分化割蓆，戰意之高昂，信念之堅定，不但撼動中國，驚醒世界，更為自身前途突破樽頸，打開空前缺口。為撥開赤色極權迷霧，揭露中國一心擾亂世界秩序之惡意，香港民族不惜代價，鮮血流盡，但歸根究底，都係為咗守護香港，而香港之所以係抗爭者嘅家園，正係因為大家所愛嘅人事景物，都存在於香港。家園失落，香港淪陷，任由食人族肆意踐踏，分而食之，就係香港民族最無法接受嘅結果。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成於香港，係百萬香港同胞共有之情。先烈陳彥霖雖家人離異，但佢生前深受朋友關愛，一心以香港為家，故此至會參與抗爭，與食人族僱傭兵短兵相接。失蹤之後，精於泳術偏竟浮屍大海，慘遭虐殺之事實擺在眼前，就係佢為香港而犧牲嘅鐵證。先烈周梓樂為人樂天，生性好動，學業有成，就讀香港科技大學，本應前途無量，但因為關心香港民族自由民主，熱心抗爭，最終喺將軍澳一多層停車場內，受食人族僱傭兵迫害而墮樓身亡，沉冤仍然待雪。痛失家中獨子，雙親白頭人送黑頭人，哀痛可以想知，但最可貴嘅係，佢地始終相信愛兒之正氣凜然，珍重愛兒之義勇無畏，清楚知道佢係為香港人而斷送大好青春。兩位後生之所以觸動同胞甚深，正係因為大家都理解佢地係為香港而死，有信念而死，因而知道痛苦之無量以及靈魂之重量。

信仰雖無形，但想像非憑空。為國赴難者，數量累計不在少數，只有中國解體，香港獨立，與食人族劃界而治，苦難方會有終止。待主權確立，國體大定，後人必會為諸位先烈英靈立碑紀念，而保家衛國之不朽故事亦必會流傳於幼童之歌謠教科書，世代化育民族後生。人生際遇難料，禍福不明，人性光輝，未必可以隨處可見，但若然他日幼童可以從前人榜樣身上獲得心靈啟迪，喺日常生活之中耳濡目染，有朝一日，香港民族就會擁有前所未見之巨大能量，活出民族獨有之精神面貌，無懼風浪，堅定前進。共同信仰要傳世，所賴者無他，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就係每日提醒民族必須有愛之載體。

人類無法長生不死，肉身消亡，難免令人陷入絕望虛無。然而，擁有共同信仰，信仰內之個體就有可能擺脫有限，挑戰極限，通往無限。個體精進，可以感召他人，群體精進，則可以互補不足，如是者，即使認知到個體之極限，陷於一時脆弱，亦可以因為獲得他人之無條件支持而無畏無懼，整裝待發，繼續奮鬥。精進循環生生不息，互愛分工效果加乘，共同信仰亦會日益鞏固，最終民族就會建設國體，而國體之存在，就係民族信念之集大成。民族有愛，共同信仰不假外求，靈根自植，本性高於仁義道德，香港人之主體意識，過往或者淡如無物，但喺同胞決意交出生命去守護民族之時，香港奇跡已經發生。

https://gnimmm.com/2019/12/23/cannibal_chinese/

有一句話，叫做「親中、仇中、反中，都不如知中」。此話有道理，但是我們應該再往下挖一層 - 「知中不如知共」。

「中國」這概念太模糊、太龐大。即使精通中國歷史、文化者，未必能了解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要了解PRC, 你知不知中不要緊，但是你必須「知共」。

知共，就是得了解中共及其統治場域的本質 – 權本主義。

對「資本主義」沒概念的人，你很難使他搞懂2008年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同樣的，抓不到「權本主義」精髓的人，很難理解當下發生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

七年前我新創了一個詞，「權本主義」，用來捕捉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現象的本質；因為找不到相對應的英文字，也同時創造了「Powerism」這個字。常用的西方政治學概念，諸如「威權社會」、「獨裁社會」、「專制社會」，雖然經常被人用來形容中國，然而，這些概念或多或少都沒抓到要點；有些缺了一點什麼，有些又過於誇大了一點什麼。

【腦力犯中】系列，每週三在風傳媒播出，帶你認識卸妝後的真實中國。

范疇 Kenneth C. Fan
跨界思考者。終身創業者。小政府信奉者。平民精神推行者。「無印良國」倡議者。

1.抓不到「權本主義」，任何中國分析都是白搭

If you don't catch the Powerism, any China analysis will be useless. Discourse by Kenneth Fan. Powered by Joey Kuo 2018 @ Sum-Coo.com

腦力犯中精彩回顧：
與習近平聊天是雞同鴨講? 從被綁架的兩岸看見強國的自傲｜腦力犯中#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5Ac6FnFVlk
牛皮吹大?人民幣一路狂洩 中國虛幻經濟正在破滅?｜腦力犯中#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GRYQZ_SNU&t=242s
「沒有市場，只有黨場」從馬雲、李嘉誠大逃亡 看見的中國噩夢竟是？｜腦力犯中#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YDBLONbdFU&t=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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