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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禁制令起警員底　僅判緩刑欠缺阻嚇力

2020-10-21 13:32

2019年10月份，高等法院就禁制警員被「起底」，而頒下「臨時禁制令」。

2020年6月17日，高院法官高浩文處理首宗違反該「臨時禁制令」的起底案件。當天，39歲的答辯人、女珠寶設計師陳藹柔於高院承認一項「民事藐視法庭罪」; 根據案情，陳藹柔在2019年11月5日透過臉書帳戶轉載警員及其家人資料，並加上「血債血償（警員名稱）及眾黑警」字句，該警員的友人其後於網上發現有關資料。答辯人於翌日被捕，警方於其住所搜查電腦。被「起底」的警員在案中的誓章表示，其與妻子在境外期間，因被「起底」而擔憂及不安，故無奈地延期返港 ; 警員夫婦返港後，更曾因被「起底」而入住了安全屋3個月。他倆更曾每天接獲不少於20個滋擾電話，弄至最後只得更換電話號碼。另一方面，在2020年初，警員曾被店舖售貨員認出，及因而慘遭辱罵！據悉，答辯人的法律代表在庭上曾指出，答辯人事發前曾到英國及日本，沒有留意禁制令一事 ; 至事發時，她因受到科大生周梓樂事件之影響，頓時轉載了有關警員資料，期間並沒有想及後果，其對事件深感到後悔，亦承諾不會重蹈覆轍。 答辯人最終被判監禁28天，但獲准緩刑1年。

陳藹柔一方面向法庭表示因其先後到訪英國及日本，故留意不到禁制令之頒布。另一方面，最自相矛盾的，竟是她卻可以知道周梓樂事件，並受其影響！唯一的合理推論，是她根本經常有從網上等途徑，不管身處何方，也密切留意所有與反政府暴動相關的消息，故其必然是清楚知悉禁制令的存在，但只是意圖狡辯，希望獲取法庭的輕判，其是否對違反禁制令有真正的悔意，也令人成疑！高浩文法官對她輕判一個緩刑，根本未能全面反映案件的嚴重性。

2020年3月24日，中西區區議會主席、民主黨區議員鄭麗琼在其臉書中，違反高院之前頒布的禁制令，將一名被指射傷印尼女記者的警員之個人資料公然披露，故被控藐視法庭。2020年10月19日，鄭麗琼的案件在高院進行聆訊，也是由高院法官高浩文負責處理。聽取雙方陳詞後，高浩文判處鄭麗琼與陳藹柔相同的刑罰，即入獄28天，但獲准緩刑1年。在聆訊中，律政司一方的代表於陳詞期間，曾極力邀請高浩文法官，在判處鄭麗琼時考慮以月計的即時監禁處理該案。律政司一方直指鄭麗琼聲稱不知道禁制令的存在，直至被揭發其曾於2019年於WhatsApp討論禁制令後，才改口 ; 除此以外，鄭麗琼聲稱自己不加思索便把起底訊息轉發，並加上「以眼還眼」的字句，令訊息快速傳播，正因為她從政多年，並身居重要公職，有逾3,000人追蹤其臉書，故公眾對她理應具有更大期望。而這些都是重要的加刑因素，因此被告應被判即時監禁。至於鄭麗琼的代表資深大律師則強調，其在轉發有關訊息時，確實是忘記了法庭禁制令的存在，故在犯案心理而言，屬嚴重性最低的一種 ; 另一方面，在她進行轉發時，涉案警員的資料早已被公開，並非由她號召其他人「起底」，儘管鄭麗琼初時的而且確曾經表示過不道知有禁制令，並會提出抗辯，但她在2020年10月初諮詢過資深大律師的意見後，已馬上決定承認責任，及在此基礎上請求法庭輕判守行為或罰款。

法官在判決鄭麗琼時就表示，被告稱轉發訊息時不知有禁制令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但法庭會接納當時禁令未必在其腦海裏佔上主要位置。法官又引述律政司一方的陳詞，指被起底的警員事後收到超過100個滋擾電話，個人資料亦被塗鴉在街道上，甚至曾被人冒認其名義，去登記捐贈器官及叫外賣等。而他的太太更收到約300個滋擾來電，至今仍不敢獨自離開住所。法庭強調，法庭命令並不僅是行為指引，而是必須遵守。而一個人的影響力越大，其責任亦越大，做任何事之前要更清楚考慮後果。然而，儘管法庭接納律政司一方的陳詞，並裁定鄭麗琼一案的刑罰，應該以即時監禁作為起點，但法庭也同意鄭麗琼在本案前行為良好，多年來參與公共事務，其在本案已是上了寶貴一課，其亦已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懊悔。最後，高浩文法官決定將有關的28天的監禁刑期，暫緩執行1年。

在自從2019年6月份開始的反政府暴亂中，黑暴大肆破壞香港 ; 唯一守護這片土地的，只有香港警察。黃絲港獨份子為了打擊異己，及除去阻礙他們推動港獨的「眼中盯」—─ 警隊，對警員予以「起底」及不斷的騷擾，便成為了他們達到目的之手法。所有有份參與非法「起底」的黃絲港獨份子，公然挑戰高等法院頒布的臨時禁制令，不管他們在「起底」事件扮演着那一個角色，例如發起人、轉載人，或張貼有關宣傳品在公眾地方的人士等，任何人只要在警員「起底」行為中有份參與，便責無旁貸，必須承擔刑責。慘遭陳藹柔或鄭麗琼「起底」的警員及家人，在過程中受到的傷害之大，根本是無法估計，也難以彌補！高浩文法審理兩宗案件時，手法也是如出一轍，即最初不停強調案件的嚴重性，其後卻替案中的答辯人說盡好話，再將監禁予以暫緩執行，將答辯人輕輕放過。如此輕判，又如何能夠構成足夠的阻嚇力及反映案件的嚴重性？律政司理應就鄭麗琼的輕判作出上訴，其最初表示對「臨時禁制令」不知情，着實令人懷疑其是否對犯案有深切及真正的悔意，及認罪只是其面對「鐵證如山」的無奈決定 !

高浩文法官在處理鄭麗琼的案件期間，曾稱其在案發前行為良好，多年來參與公共事務。正如時任裁判官、現任區域法院法官謝沈智慧在7年前的金句「警察唔係免費服務社會㗎！They are well paid for it！（他們獲優厚薪酬！）」，同樣地，鄭麗琼也不應因多年任職區議員而獲得輕判。擁有一份可以同時服務社會兼支取優厚薪酬的工作，到底是否該獲得減刑及輕判的因素？多年以來，不同的法官有着不同的看法及處理手法，也因而在相關的案件中造成了判刑上的分歧。要杜絕如此的司法不公，「量刑委員會」的成立明顯地已是刻不容緩。

文：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權力者以訟止謗的可恥惡行

【摘要：一個撒謊成性、失去公信力，而對提出合理質疑的新聞從業人員或看不下去的知識分子動輒以刑事毀謗訴訟大刑伺候的政客，值得信任嗎？ 如果這種政客告訴你司法改革是其執政的最偉大的職志，你會傻到相信嗎？別把大家都當白癡了？！】

正文：

江建祥律師：戕害司法者能主導司法改革嗎？

選舉期間，刑事毀謗罪的案子如雨後春筍。謀求大位的政治工作者常常採取所謂的「以訟止謗」的選舉策略，企圖利用擾人的訟爭，讓新聞工作人員或其他在公共論壇上經常發表言論者為了避免耗時耗費的訴爭而三緘其口，並依此達到充分的寒蟬效應。

公眾人物以訟止謗的可恥惡行

訴訟勞民傷財是屬凶事，對訟爭當事人往往造成無可彌補的金錢和身心耗費。筆者從事訴訟凡三十餘載，親眼目睹不少當事人因不堪訟擾和其所引發的精神折磨，而因此罹患癌症或其他不治重症的例子。

訴訟權屬於 「特別權利」（privilege）的一種。訴訟權和駕駛車輛的行車權同屬非絕對的權利。一個時常違規的駕駛者，他的執照在特定狀況下得以被中止或撤銷。同樣地，訴訟權也不得濫用，在特定情況下一個人的訴訟權可以被合理地限制。在英美法，一個經常濫用訴訟騷擾他人行使正當權利的人稱為Vexatious Litigant （訟棍）。加州民事訴訟法第391 條對這種訟棍有明文的處置。加州法院得主動地或經過系爭對手的動議，限制訟棍的訴訟的權利。這些訟棍的名字通常會被造冊列管，除非經過首席法官的同意，他們無法遞送案件，違者並受藐視法庭的嚴厲處罰。

政治人物擁有特權，本來就處於較一般民眾有利的地位。他們可以利用自己掌控的論壇和充分的話語權對批評者的言論做有效的反駁。握有這種優勢的政客，不思在公共論壇上做公平合理的論辯，竟然濫用訴訟，挾著他們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權勢對相對弱勢者進行精神和肉體的壓迫。這種美其名「以訟止謗」的政治手段，對這些擁有特權的政治人物而言，是一種極端可恥的無賴惡行！ 誰是此類的無恥政客，他們心知肚明，社會大眾也可以很輕易地指認。（歡迎對號入座！）（賀德芬教授、林環牆教授、彭文正教授、黃光芹女士、張雅琴主播、安幼琪主持人還有最近的陳東豪主編等等， 你們辛苦了！）

法律不完善造成司法敗壞

造成刑事毀謗罪濫訴充斥的原因，在相關的法律曖昧不明，讓當事人和法曹有過大的不當操作空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509針對刑法第三百十條刑事毀謗罪第三項是否違憲，曾經做出似乎企圖保障人民言論自由權的解釋。可惜為德不卒，在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大法官做了一種令人難以適從的解釋。雖然，大法官主張「行為人依其所提證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又稱合理查證原則）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再者，為了避免違反「刑事被告無需自證無罪」的原則，大法官又揭示如是解釋並未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但是，那「行為人依其所提證據」的用語，似乎暗示行為人仍有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確信所言真實的義務。要不然，一個堅持行使緘默權的刑事被告要如何「透過未曾呈堂的證據」證明自己的合理確信。

此外，大法官在釋字第509號解釋中也未如美國聯邦法院在其1964年 的著名案例New York Times Co. vs. Sullivan 375 US 254中將公眾人物和一般升斗小民做一明確的劃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一個公眾人物，將自己投射在攸關公眾利益的領域裡，企圖利用自己在公共論壇上的曝光率和幾乎無限制的話語權，去影響社會大眾對某些社會議題或爭點的意見。這種自己走入「熱廚房」的行為，無異於自動邀請社會大眾對他們公開批判甚或詆毀。換言之，活該！ 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人只要沒有實質存在的惡意 （Actual Malice），他們對公眾人物有關公眾事務的批評，均不負任何刑事責任。 所謂的實質存在的惡意, 依據上舉的New York Times Co. vs. Sullivan判例以及加州上訴法院在 Jackson v. Mayweather (2017) 10 Cal.App.5th 1240, 中重新闡述的，指的是： “with knowledge that it was false or with 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it was false or not” 「明知所言為誤或對於所言是否錯誤毫不在乎」。這種實質存在的惡意和大法官會議解釋第509號所揭示的「行為人依其所提證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合理查證原則），簡直天壤之別。

完善的法律可以避免訟棍的濫訴，也可防止不肖的政治工作者企圖利用訴訟引發寒蟬效應

在美國公眾人物如果要對新聞從業人員或所謂的名嘴依民事毀謗（New York Times Co. vs. Sullivan） 或刑事毀謗 （Garrison v. Louisiana （1964）379 U.S. 64起訴，必須證明行為人有實質存在的惡意。 而依據大法官會議解釋第509條，台灣的公眾人物如果想用「以訟止謗」的策略對付新聞從業人員或名嘴，只需證明行為人未盡合理查證，就可以刑罰伺候，逼迫其就範。（周玉蔻學姊應該最能感同身受吧？） 這種合理查證原則對新聞從業人員而言是一種枷鎖，因為新聞從業人員基於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倫理，有保護資料來源的義務，但是在司法公權力強制之下以及可了解的自保心理，新聞從業人員最終被迫地公布消息來源。 於是，以訟止謗所造成的寒蟬效應所及的範圍不僅止於新聞從業人員，還不當地及於「看不下去」的「深喉嚨」。 如此的寒蟬效應久而久之將完全扼殺媒體第四權摘奸發伏的神聖功能。

司法改革從刨根重新種植開始，不肖政客無權主導司法改革

審判工作是一項艱鉅而吃力不討好的任務。即使在民主成熟的美國，從事審判工作者也有誠信遭質疑的痛楚。 在美執業律師超過三十載，有很多機會聆聽審判者吐苦水。他們最大的抱怨是：不管如何小心謹慎，當審判或裁決的結果出爐之後，有一半的人會歡欣鼓舞地讚揚公義伸張，感謝上帝！（感謝法官的人卻不多！） 另一半人會聲嘶力竭地破口大罵司法不公侵犯人權 （沒有人敢褻瀆神明，說上帝不公！）

司法改革的重點在如何教化一般的社會大眾了解：人非聖賢更非神明，審判者只能在人的有限性內盡力而為，追求最大程度的人為公平正義。而真正的神的公平正義在這個充滿人性邪惡的人類社會，可能在人活的時候根本看不見。另外，主政者必須了解司法改革只能從根做起，也就是法學教育的徹底變革開始。 法學生從進入法學院的第一天開始就必須了解法學的訓練不是對繁複的法學體系的鑽研，而是常識的累積、邏輯思維的培養，以及最重要的公平正義理念的內在化（internalized）。不要告訴我：司法改革從改革法學教育是打高空，為時已晚！ 最好的種樹時機不是春天、夏天、秋天，當然更不會是冬天。最好的植樹節是今天！不是嗎？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Do the Right Thing; Do it Right! And, Do it Right Now!

一個撒謊成性、失去公信力，而對提出合理質疑的新聞從業人員或看不下去的知識分子動輒以刑事毀謗訴訟大刑伺候的政治工作者，值得信任嗎？ 如果這種政客告訴你司法改革是其執政的最偉大的職志，你會傻到相信嗎？You are insulting our intelligence! 別把大家都當白癡了？！

2019年11月2日於洛杉磯

——原載《台灣海外網》

【作者為加州執業的台灣人律師，前美國檢察官】

【有未來外母出場】

今晚8時，港台電視31；網上直播：http://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531678

//29歲黄浩銘碩士畢業後，擔任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助理。今年四月阿銘才離開赤柱監獄。他因新界東北案，及佔領旺角藐視法庭案，分別被判13個月及4個月15日，後來終院批准新界東北案減刑。他在獄中度過約六個月，他視坐牢為鍛煉。出獄後他繼續積極社運，他相信不斷發聲，才可以改變社會。//

稍後重溫：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

2014年佔領運動後，佔中三子戴耀廷，朱耀明及陳健民，連同其他參加者立法會議員邵家臻、陳淑莊；民主黨李永達；社民連黃浩銘；學聯前常委張秀賢、鍾耀華，11月19日接受審訊，控罪分別有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過往社會運動的檢控，較少引用這三條控罪，最高刑罰是監禁七年。這場審訊備受關注。

審訊前心情如何？黃浩銘及張秀賢道出這四年來心境的變化。

今晚 6pm 無線翡翠台
8pm 港台電視31

首先，我再講講拘捕的信息。我估計會控告過百人。以前曾經拘捕過很多人，但是告也是告很少人的。像2011年，也拘捕了百多人，但是只是告七人。其實警察和法庭都不勝負荷。因為那有很多事要做。其實告過百人已經是很嚴重。

昨日新被捕人士包括了陳雲。其實教造盾是否犯法，那原本不是犯法，但在示威區教造盾，又有人真的造盾，那就變做一種煽動的行為。這就是一個「矛盾」的故事。

第二，黃毓民議員也被捕。黃毓民議員自從出了禁制令之後，便沒有去旺角。但那時不去旺角只表示沒有犯藐視法庭。在禁制令之前，到旺角演講。其實網上很多他在旺角演講的片段，那些都是煽動及組織非法集結。

我昨日把這件事和「美麗島事件」比較。有人話「美麗島」嚴重很多。但美麗島實際參加的只有一萬幾千人。香港前後參加的有百多萬人。而且事件也持續了七十九日，比美麗島事件要長。佔領事件對香港影響之大，也大過美麗島事件對台灣的影響。因為這佔領事件太多人牽涉在內。美麗島主要告的八個人，有兩個無期徒刑，其他都是判十二年。當然我不是指香港也會這麼判。美麗島大審訊有十多廿人。香港會告百多人，又是會多過美麗島事件，但當然不會判這麼重。

我昨晚見到長毛、阿銘。他們都犯了一個嚴重錯誤，就是把以前判案標準來估計以為今次也不會判太重。首先，我要講這是錯的。當刑罰可以去到五年的時候，法官的量刑是要看那件事的嚴重性。如果盜竊罪，最高判七年，偷五毫和偷五億也很不同，偷五億嚴重很多。今次的非法集結和以前的非法集結不能比擬。以前只是霸路面一小時，已給人清了場，但今次霸了路面七十九日，對社會影響也大了很多。所以這是拖得長時間的後果。而且這也導致了不少人受傷。如果論嚴重性，是沒有一次事件嚴重過今次。既然法律定刑期是五年的話，參加了很多次，又有組織、煽動的話，合理刑期是以最高刑罰的一半開始量刑。五年監禁就是兩年半監禁開始數，初犯可以減三分之一，應該是這樣計算。阿銘這些又是初犯，更加大鑊，或者有人求情，又可以減一些。這次是去到最大的重要性，無一次非法集結嚴重得過這一次，所以基本上會以一半開始。所以我話一告那幾條罪，煽動、組織、參與非法集會，我不敢講兩年，但是在裁判署中判有一年以上是非常有可能，這是我進入法官的心理來講。

最嚴重的這一批人會有十多廿人，參與的人又因為這事件的嚴重性，如果參與得多的話，我估計都可能會判五至六個月。然後到策劃及組織非法集會的人，那些又可能是會判三數個月，然後有可能獲得緩刑。非法集會和非法集結是不同的。明明見到那個人在那裏講話，但那時大家只是靜靜地聽，那很難告人非法集結。非法集結是含有「兇人」的意思。如果只是到那裏做節目，那很難告人非法集結，只能是非法集會。除非他講話一齊去支援甚麼地方，或者叫大家一齊建障礙，要講這些煽動性說話，才會是非法集結。

非法集會是輕一點，參與非法集會從來都是輕微，只是罰幾百元。其實阿銘他們所講的經驗在今次行動是不適用。

這次那麼多反對派一網打盡，等於台灣的美麗島事件，結果整個反對派陣營會重生，台灣美麗島事件中，那班幫人打官司，像陳水扁他們是靠幫美麗島事件打官司而起家。昨晚長毛他們也不覺得有這麼嚴重，因為這被過去經驗誤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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