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絕兒虐悲劇,從推翻不當教養觀念開始】
桃園市中壢區傳出一起家暴毆打女童致死案。40歲謝姓男子疑因3歲女兒不聽話、說謊等,竟用「不求人」、甩巴掌方式,毆打女童直至全身瘀青,謝男6日凌晨發現女兒呼吸發生異樣,隨即送醫急救,但到院前已無生命徵象。
■女友竟認為正常管教
警方清晨6點左右接獲醫院通報,隨即到醫院帶回謝男偵訊。警方調查,謝男與其同住女友在醫院時情緒相當鎮定,一語不發。警訊時謝男供稱,兩天前因為女兒不聽話、說謊等行為加以管教,並強調「僅動手1、2次而已,沒想到會這麼嚴重」。被列為關係人的謝男女友,認為只是「正常管教」,所以沒有勸阻[1]。
■4成兒虐案是不當管教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兒虐案通報中,約有4成都是不當管教造成。專家建議,教養小孩應避免體罰,且應注意自身情緒,可先深呼吸再跟孩子講道理。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簡任視察林春燕表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2016年曾有一個全球的調查,發現2到4歲的幼童中,有75%受到經常性的暴力管教,呼籲國際政府能立法禁止體罰。林春燕簡任說,台灣的教育單位很早就有相關立法,禁止教育單位體罰學生,但在家長端,並沒有類似的立法。家長也普遍認為,孩子就是要管教才能避免做錯事。
但根據統計,保護司受理的兒虐案中,有約4成都是不當管教。林春燕簡任表示,家長的出發點是教養,但當孩子做錯事,家長可能一時情緒激昂,力道就失控。不當管教的方式包含甩巴掌、用水管、棍子等工具打小孩,可能造成孩子嚴重的身心靈創傷。
保護司建議,「教」孩子不應是「教訓」孩子,「教」是溫和堅定的溝通;「教訓」可能只是家長情緒的發洩。家長在面對孩子做錯事、需要給予教導時,應先深呼吸、平撫自身情緒,再好好處理孩子的問題。
阮綜合醫院身心內科林奕萱醫師表示,根據美國兒童精神科醫學會的資料,體罰可能造成孩子自尊低落、容易害怕家長或照顧者,也會認為「打人是被允許的行為」,有較高風險會霸凌其他小孩、有攻擊行為,或造成人格發展的一些狀況,如可能偷竊、虐待動物等,也可能比較容易憂鬱或焦躁[2]。
■不當管教與兒童虐待的界線在哪?
若把兒童虐待界定視為從黑到白的光譜,屬於「黑色」的兒童虐待案例,像是家庭內的亂倫、照顧者吸毒酗酒無法戒斷、長期毆打孩子成重傷和致死等狀況。此類加害人多是患有精神或心理上疾病,需要專業協助治療,而所觸犯的犯罪行為則須負法律責任,認定為兒童虐待是無庸置疑的。
而光譜上灰色地帶通常是家長的「動機」不是加害兒童,發生的狀況往往是面對孩子難以掌控的脫序行為,因為缺乏育兒知能,加上情緒失控,導致責罰失手形成孩子身心上的傷害,其傷害程度符合兒虐指標,若結果是符合兒童虐待指標,沒有灰色地帶,但何以兒保單位要考量「動機」,而認為是不當管教?
許多慈祥有愛的父母,當孩子脫序哭鬧、無法溝通又遇到自己疲累缺乏耐心的時候,也會開玩笑地說能夠體諒兒虐父母崩潰的心理狀態了。當然若能夠用開玩笑表達自己的情緒,表示理智還能控制自己,不會對孩子作出傷害的行為,而許多容易情緒失控出手過重變成管教過當的家長,多已是本身長期深陷婚姻失和、經濟壓力或缺乏社會資源等因素所致。
孩子「脫序」的原因,可能是長期生活在不穩定的環境,如:父母「跑路」,屢換居所而缺乏安全感、日常基本照顧,如:三餐不定,營養衛生不足的疏忽造成生理上不適、情感總是被冷漠對待,如:缺乏心理上的同理慰藉而沒有存在感;或是孩子本身有特殊狀況,如:過動傾向的孩子等,孩子最後只好用「脫序」來表達需求,但父母自己已無能量和能力了解孩子的需求。
針對明顯位於「黑色」地帶的兒虐案,完善的兒童保護制度一定會評估人身安全,立刻安置受虐兒童,安排寄養家庭或育幼機構提供適當的照顧,以修復心中的創傷[3]。
■父母親應如何區分合理管教與身心虐待?
▸「管教」指的是以正向、支持的方式示範或告訴子女其應有之行為。
▸「虐待」則是以憤怒、負向的方式對待孩子。
▸「管教」是父母與子女均知道管教的原因及其行為的結果為何。
▸「虐待」則是父母單向、強制的壓迫,子女無法知悉自己為何遭受不當之對待。
▸「管教」是出於協助子女學習自我負責需要、有合理管教原則(符合兒童的年齡及身心發展)、並給予具體說明。
▸「虐待」則是出於父母自己的情緒需要、以不當的方式(如恐嚇威脅)、缺乏一致或合理的管教原則、未加說明。
▸「管教」是允許子女去練習父母所期望的行為,錯誤仍有更正的機會,所以子女可從中得到成長、學習。
▸「虐待」則是當子女有錯誤即會受到嚴苛的處罰,而讓子女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壞人",子女無法內化紀律,反與父母關係更為不信任與仇恨。
◉例如◉
▸(管教)為了讓5歲小明學會吃飯前要洗手的習慣,當爸爸發現小明沒有洗手就來吃飯時,爸爸選擇帶著小明前往洗手間洗手並再次提醒飯前洗手的重要性。
▸(過當管教/虐待)為了讓5歲小明學會吃飯前要洗手的習慣,當爸爸發現小明沒有洗手就來吃飯時,剛好爸媽又因家用衝突,爸爸隨即拿棍子責打小明的手腳,並不准小明吃飯,因為他沒洗手[4]。
■親權與懲戒權的行使界線
當父母逾越親權和懲戒權的行使界線,可能帶來哪些法律後果?根據媒體日前報導,一名「虎爸」因為不滿女兒表現不佳,接連以電蚊拍、皮帶或腳踹體罰,導致女兒受傷,最後被高雄地方法院以傷害罪判處1年有期徒刑。
民法第1084條第2項和1085條規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的權利義務,甚至可以在必要範圍內懲戒子女。然而,上述的報導為民法規定帶來一個問題:「父母對子女的懲戒和教養權是否有界限?」
基於父母的親權和懲戒權,父母可以在必要範圍內處罰未成年子女,只要處罰的原因和手段是在必要限度內,就算處罰造成子女身體或精神上的痛苦,父母也可以阻卻違法。
但關鍵就在於「必要限度」,必要限度的標準,可以分成幾個層次來探究。首先是懲戒的目的,懲戒必須是為了矯正、改善子女的不當行為。而不是出於矯正目的的處罰行為,就不能認為是必要的懲戒。例如為了發洩情緒而痛罵或痛打子女,就不是必要限度的懲戒。
其次,手段的強度也必須斟酌,一方面當然是處罰手段本身不能太過激烈,例如用水果刀割傷子女、把子女倒吊起來抽打,無論如何都是太超過了,當然不屬必要限度。另一方面,手段的強度也必須與懲戒原因相結合,懲戒原因愈瑣細,允許的手段就愈輕微。講白了,就是殺雞不能用牛刀,孩子上課睡過頭以及在學校犯錯被記過,這兩種情況所允許的懲戒手段當然有所不同。
■逾越界線懲戒的法律效果
下一個問題就是,如果父母確實有逾越必要限度的懲戒行為,會帶來什麼法律效果?如果父母對子女的過當懲戒已經達到刑法可以處罰的程度,父母就不能免於刑事處罰。包括傷害、強制、妨害自由等罪,都可能是伴隨著過當懲戒而來的罪名。甚至除了體罰之外,若父母對子女的辱罵和威脅過當,也可能構成公然侮辱或恐嚇危安罪,而不能拿「管教小孩」為擋箭牌。
當然,對於子女的肉體或精神上處罰,也可能構成家暴。法院可以依聲請核發保護令,禁止父母繼續接近子女,或是採取其他保護措施。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特別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兒少福利法),如果父母對子女不當管教情節嚴重,依據兒少福利法第56條規定,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可以緊急保護或安置小孩。
甚至如果經過主管機關評估後,認為孩子不適合繼續在原來的家庭裡生活,可以依據兒少福利法第71條,請求法院宣告停止父母的親權,如此一來,父母對子女就完全沒有保護教養或懲戒的權利[5]。
■兒虐是從何時開始?最初有什麼徵兆?背後又有什麼原因?
關於「兒虐」我們不斷地探究與反思,姑且不論兒虐事件背後的脈絡與原因,許多涉及毆打、羞辱、甚至殺子自殺等兒虐行為的家長,往往具有某些傳統的不當教養觀念,諸如把孩子視為自己的附屬品,或認為「孩子是我生的,我想怎樣教就怎樣教!」、「孩子不聽話就要打」、「我只是恨鐵不成鋼,罵你是為你好」等種種的觀念下,不小心便頻頻以「愛」為名,合理化自己的情緒化打、罵行為,以「教養」為名,施行「恐嚇脅迫」教育。
兒虐是從何時開始的?也許最初只是家長偶發的情緒化教養行為,久而久之,它逐漸演變成一種慣性的過當教養方式,這些教養行為對孩子內心造成的傷害與陰影將隨著他的成長不斷累積,而我們更懼怕的是,當家長不當的教養行為演變得愈發嚴重,最後會否失手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
■根絕兒虐悲劇,從推翻不當教養觀念開始
我們相信,若要終結兒虐的發生,得從源頭做起,例如:近幾年「兒福聯盟」的橘絲帶兒保運動,開始嘗試與家長探討親子教養議題,並推動「不打不罵」的溫柔教養主張。提醒家長打罵教育對孩子造成的傷害與內心陰影,鼓勵家長們應多以尊重、傾聽、陪伴的方式,逐漸建立起與孩子理性溝通的良好互動關係,尊重孩子是一個獨立個體,覺察並處理自己的情緒後,再和孩子進行理性的溝通,以及若不小心做出懊悔的教養行為時,能勇於向孩子認錯等等教養觀念。
讓孩子理解父母也是凡人,偶爾也會犯錯,但能勇於認錯,做為最好的身教典範。讓孩子理解你尊重他的想法,也很努力想與他溝通,因為你愛他,所以願意好好跟他說[6]。
【Reference】。
1.來源
➤➤資料
[1](中時新聞網)「狠父不求人怒毆 打死3歲女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807000405-260106?chdtv
[2](TVBS 新聞)「4成兒虐案是不當管教 專家:教養小孩應避免體罰」:https://news.tvbs.com.tw/life/1124374
[3]「不當管教與兒童虐待的界線在哪?」:https://www.cgmh.org.tw/cgmn/cgmn_file/1803011.pdf
[4](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區分管教與虐待」:https://www.dvp.ntpc.gov.tw/home.jsp?id=4fae2e3470ce3aca
[5](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當父母逾越親權和懲戒權的行使界線,可能帶來哪些法律後果?」: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783
[6](兒福聯盟─孩子的守護者)【從兒虐談到教養】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挽救無辜的孩子?:https://orange.children.org.tw/news/news_detail/123
➤➤照片
(關鍵評論)「《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養》:孩子不當行為背後的四大錯誤信念」: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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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虐 #兒童虐待 #不當教養 #不當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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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聽不見孩子痛苦的人,才是真正的聽障。」
觀看《無聲》時,我不禁想起陳昭如的這段話,即便電影已拿掉了許多真實事件中的暴行與隱匿惡行,我卻仍不禁為這些孩子們的遭遇心疼落淚…
不論是電影或評論,許多的聲音都在期盼,台灣社會應該要更加重視電影帶出的議題及其原型——「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以下簡稱本起事件),我也整理了一些相關想法與資料,希望能與大家共同討論, #讓傷痛不再無聲:
1️⃣ 這些讓孩子「無聲」的老師、主任、校長最後怎麼了?有被懲處嗎?
勇敢站出訴說的傷痛,真能換來等量的公平嗎?
有時事實,遠比電影來得殘酷許多⋯⋯
2011年12月,教育部公布本起事件的懲處名單,人數高達33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主任藍順德也名列其中。這次懲處被認為是台灣教育界高層官員最嚴重的一次懲處;但實際上,這些懲處記過影響的,只是考績及獎金,而非工作職位,且未來還可功過相抵。
2012年7月,監察院公布調查結果,查出164件性平事件,彈劾了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主任、科長、督學、以及該校多位校長、主任、組長等共16人,創下台灣教育史上的紀錄,同時監察院並糾正教育部未盡督管之責,中部辦公室直到媒體揭露報導後,卻仍未積極查明事實,
#明知學校未依法處理卻放任不管 #致使校內性侵害與性騷擾案件持續發生。
然而,2013年8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公布懲戒結果,被監察院彈劾的16人中居然有6人「不受懲戒」,其他10人則只受到「降級改敘」、「記過2次」、「記過1次」等懲戒。
此遠不只是 #輕輕放下 的決議,立刻引發社會 #反對包庇 的抗議呼聲。
更嚴重的是,除了該校數位校長被調離、退休(順利領到退休金)、轉任他校外,
其餘該校被彈劾或懲處的正職教職員 #沒有任何一位被解聘或調離該校
校方並透過「功過相抵」,#讓被懲處人員的獎金考績完全不受影響。
甚至,校方還特別霸凌在性平調查過程中擔任調查的D老師(大家可想成是電影中的王大軍老師),
#在所有失職人員都考績甲等的情況下
羅織罪名 #將依法調查的他變成全校唯一乙等的老師
這樣的處置真的公平嗎?
我不這樣認為,更覺得其中有許多問題需要釐清。所以,即便這件事離現在已超過七年,我仍會要求教育部必須公開相關資料,並針對當年各種 #不當處置 進行全面檢討,不再放任不公義繼續沉默無聲。
其他更多資料,歡迎參考 人本教育基金會 的貼文:https://bit.ly/2InyMDx
2️⃣ 為什麼學生不向家人求救呢?為什麼他們願意繼續待在這間學校?
在討論為什麼許多受害學生未向家人求救前,或許我們可以先把問題中的「家人」換為「信任的大人」。
這些孩子真的沒有向他們身旁信任的大人求救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不論是電影或真實事件,我們都清楚地看見,其實孩子都有求救,但 #他們的懇求與眼淚卻被最信任的大人強迫化為無聲。
當孩子被一個信任的大人如此對待時,他將會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他有辦法繼續相信其他大人嗎?還是會認為自己講了也沒用,反正 #事情永遠不會改變,只好獨自忍耐到畢業?
在許多校園兒童性侵害案件中,受害孩子常因「擔憂」而選擇自我忍耐、不再訴說,這些擔憂包含:
(1) 擔心自己的話不被相信或事情不會被處理。
(2) 擔心講了自己會被處罰(因為缺乏正確的性平教育,導致受害的孩子認為自己髒掉了、自己做了壞事)。
(3) 擔心家人會因此擔憂難過。
(4) 擔心講了後,對方(行為人)會受處罰,他們平常都是「好人」,不想害到他們。
(5) 擔心講出來後,對方(行為人)或其他人會生氣,不再跟自己相處。
(6) 擔心講出來後會遭到對方(行為人)的報復、恐嚇、威脅或攻擊,特別是當對方是學校裡具有權力,可直接影響自己的人時。
(7) 雖然自己覺得不舒服或怪怪的,但因缺乏正確的性平教育而不知道這是性侵害,不知道該如何求救,只能忍耐。
(8) 之前講了都未被正視,被當成玩笑、誤會、亂說或謊言,再「多嘴」只會遭到更多責罵。
這些狀況不只發生在聽人小孩身上,在聾人孩子身上同樣適用,甚至可能因其身分而更加強化,更難求救,更難離開這個他既熟悉、既喜歡卻又極痛苦的地方,就像是電影中貝貝讓人相當心痛的一句話:
#我更怕被丟在外面的世界
對於聾人學生來說,特教學校和外面可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學校內的人更為相同、更能交流,就像張誠說的:「我常覺得我多餘,認識貝貝,我覺得我是有用的人,我可以保護她」。張誠和貝貝在「外面」生活中遇到的各種阻礙、偏見與歧視,相信讓大家清楚看見這落差的存在。電影開頭王大軍老師對張誠說:「他們都是笨蛋。都很同情你。」以及後續多次「好人」、「壞人」的對比:
放心, #這裡沒有壞人
都在強調,「我們」和「他們」之間的不平等及隔閡高牆,可能遠比許多聽人自身想像的還要巨大。「我們」何嘗不知道這些「在玩」很痛苦,但這些玩的人,他們其他時候都是「好人」,都是和我平等的人,都是會好好看見我的人。
這面牆來自我們社會對身心障礙仍有太多的不瞭解及偏見,不只是社會大眾,也可能包含部分學生的家人,從張誠反問媽媽「為什麼要一直比較?」,以及張誠爸媽不斷為其爭吵,到貝貝的爺爺奶奶曾因不知道怎麼照顧聾人小孩、又怕小時候的貝貝受傷,而將其鎖在家裡。
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面對學校裡最信任師長的不願處理,想到說出實情後,不僅可能會和大家關係破裂,甚至被迫離開學校,並讓「不見得那麼理解自己,但長期為自己辛苦付出」的家人更添困擾與傷心,孩子們的掙扎及無奈,完全可以想像……
3️⃣ 這些小孩不都受過這種痛苦嗎?會什麼會繼續傷害其他人呢?
🗣:以前同學也這樣對我
🗣:學長都說這是在玩
👩🏫:他們只是在玩而已
🧑🏫:他們都是好孩子,不會傷害彼此的
這些孩子及老師的話語如此殘忍,卻隱約道出了為何有些持續被迫受害的孩子,最後逐漸成為加害人。
轉變的因素很複雜,每個孩子的都不同,光我所了解到的因素就包含:
▶️ 覺得自己以前都被這樣「玩」、也沒人制止,現在玩其他人也是自然且公平的。
▶️ 因為其他人都說這只是在「玩」、沒什麼,包含老師也是,所以覺得這樣「玩」是自然的。有些學生是直到事情發生許久後,才知道這些「玩」其實是性侵害。
▶️ 覺得自己受害很痛苦,但不知道該怎麼辦,也沒有人相信自己,無法發洩,只好模仿性地繼續重複。
▶️ 只是想更加靠近對方,看別人都這樣做,以為是可以的。
▶️ 自己也這樣做.就比較不會被欺負了。
這些因素不僅反映出性平教育未真正落實的嚴重問題,更帶出制度面上的嚴重缺失。
看到電影中寶弟怒吼: #你們為什麼這麼晚才來
我腦海裡不斷浮現過去看過本起事件報導中(https://bit.ly/34GAPcC)的這一句話:「為什麼我這麼倒楣,法院判我的刑責,以前對我性侵的大哥哥大姊姊都沒被警察抓」
對我來說,該為這些事情負責的,該好好檢討這些事情的,其實是我們這些大人們。
4️⃣ 特教學校特別容易發生這類案件嗎?
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希望非常鄭重地請大家幫忙一件事:
在討論《無聲》或本起事件時,請避免 #標籤化 特教學校、特教老師及特教學生。
因為標籤化無法解決任何結構性問題,與其將某些場域標籤化為容易發生這類案件的地方,或許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去檢視為何這些場域會發生這類性侵害案件?
不論是本起事件,又後來爆出類似案件的社福安置機構,我們都可看見這類集體性侵害案件常發生的三大關鍵:
(1) 弱勢孩子:這弱勢包含:年齡、身心障礙、脆弱處境,以及被貼上各種汙名標籤的狀況,例如:單親家庭、隔代教養、觸法兒少、家暴家庭等。因為這些孩子的「弱勢」,因為社會對這些孩子的 #異樣眼光及偏見,造成他們的求救困難,甚至勇敢求救、說出後還被「大人」質疑及處罰,這問題在《無聲》中一再被強調。
#弱勢不是錯誤,#造成弱勢的常是社會上的不夠平等及友善
但這些孩子卻常因此受害,愈弱勢不僅愈難求助,也愈容易因此被挑上。
(2) 封閉且缺乏外部監督的環境:這關鍵導致事件發生後,只要場域管理者沒有「主動」通報或處理,案件就會被「隱匿」、甚至「吃案」,即便有人願意站出、就如《無聲》中的王大軍老師,但等待他的很可能不是支持,反而是被噤聲、被阻礙、甚至被霸凌,因為這類場域管理者可能認為:
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比跟本性解決問題要來得快且簡單得多。
在傷害被如此忽視、甚至默許的情況下,被害人愈來愈痛苦,甚至被迫轉為行為人.時間愈長,傷害愈廣,就像是我們每一起我們所看到 #過很久才被爆出 的案件一樣。
(3) 社會給予的資源及關注不足:雖然這些孩子都是弱勢,但其實社會給予的資源及 #真正關注 遠遠不夠,這點不論在本起事件的特教學校或安置機構的回應中,都可持續看到。這也是為什麼在上一點中我會提到,對有些場域管理者來說,跟本性解決問題說不定更難。就像是《無聲》中校長所說的:
「該做的我都做了,若學校關了,剩下的孩子該怎麼辦?」
這句話看起來有些推卸責任,但實際卻也道出台灣特教資源長期不足的問題,而安置機構「超收」更早已不是新聞,在嚴重超時工作(如本起事件中的宿舍生服員)、社會歧視偏見、專業培訓不足(特教老師不見得都熟悉每種障別的教育方法以及相關性平教育的落實)等狀況下,面對「可能會讓整個學校/機構關門」的聲音出現時,裡面的人到底會選擇保住自己的工作,還是為了孩子持續和體制對抗呢?
5️⃣ 為什麼這些老師都不願處理?他們是十惡不赦的壞人嗎?
每當有集體性侵害案件爆出時,我們總會聽到民眾驚訝地說:「我認識他們,他們是好人啊」、「他們看起來不是那麼冷血殘酷的人呀」,這些我相信都是事實,而這反映的正是漢娜。鄂蘭提出的「平庸的邪惡」。
「我們也要賺錢養家,沒有太多選擇……大家為什麼要苛責老師?」類似的話語在本起案件的訴訟及爭論過程中不斷出現。面對被性侵害女學生的求救,導師回覆:
「如果老師幫你,誰幫老師啊?」
另一位生輔員也提到:「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跟車,學生很多我很難管。……我曾經制止,但他們不聽,我告訴OOO,但他說是小事,叫我不要寫在紀錄簿上」
這些話語不僅反映了教職員內心的為難,同時更顯示了「漠視」、「服從」、「維持和諧」已成為這所學校當時的普遍氛圍。也難怪這麼多的傷害不斷被曲解成「在玩」,甚至有老師說出:「你們不懂這些小孩子,他們就是『那樣』啊!」的話語。
6️⃣ 打手語是不是真的很重要?跟案件隱匿有關嗎?
「校長,你會打手語嗎?」
王大軍質問校長這一幕讓許多人印象深刻,但現實中,被質疑的對象居然反了過來,實在令人覺得相當諷刺。
面對人本基金會持續開記者會砲轟學校及教育部處理有問題,校長居然指派一位會手語的教師 #公出 去記者會以人本基金會人員不會手語,質疑調查有問題的,相關事情始末,人本基金會已寫得很清楚 https://bit.ly/3naSQIe
在此我只想補充說明,啟聰學校的教師如果不會手語,確實會對教學造成影響,且老師用的是自然手語還是文法手語也影響很大。台灣至今相關師資及溝通資源仍舊相當不足,光特教學校就已不全,更別提實行融合教學的學校。對此我會盡力督促,務必讓教育部針對不足之處盡快改善。
7️⃣ 小光:「我不要喜歡他,我要恨他。」
小光最後的自白,留給我以及現場的大家,更為沉重的無奈。
如果我們連最基本的性平教育都未曾推動,如果性侵害案件都只能持續無聲,如果我們的社會仍在要求「完美被害人」,那我們怎麼能協助孩子正視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們要怎麼讓孩子逐步釐清自己的情緒、情感、感受及慾望?
「我覺得很丟臉。」
「我恨老師,可是畢業典禮那天,我看到老師...卻有點開心。」
「我不要喜歡他,我要恨他。」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變態?」
「老師,像我這種人,值得活在這世上嗎?」
當校園性平機制能真正落實,當學校能好好教導學生破除社會對於性、同志及被害者的污名,當學生真的能完整學習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多元性別的教育時,我想,小光就不會痛苦到必須靠自殘及傷害他人來自我求救,且將會有很多人告訴他:你不是變態,你值得活在這世上。
8️⃣ 性平教育真的有用嗎?
《無聲》中有一段在討論為什麼硬體改善了、性平教育教了,性侵害案件仍然持續發生?有些朋友看了可能會疑問:這是不是指性平教育教了也沒用?
答案恰好相反,這正點出台灣性平教育常只停留在表面 #真正落實仍然不足。
這個落實,首先教學內容要正確、充足且符合學生的需求,就像只談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防治,不去談根本的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多元性別的教育,是不會有完整成效的,但無奈的是,許多學校至今仍未完整落實性平教育,包含特教學校也是。
此外,教育部雖然持續有在推特殊教育中的性平教育,但我們卻收到障礙者的持續反映,因為不僅內容有些過時錯誤,且仍舊不足,像教育部出的「性別平等教育手語畫冊」中的「手語圖示詞彙」沒有「陰莖」、「睪丸」、「插入」、「陰部」、「下體」、「陰道」等詞彙。此外現有教材更嚴重 #缺乏障礙者的觀點,例如以明眼人的預設去看全盲的生活,居然是提供沒有觸摸教材或相關說明的投影片來進行教學。
最後,性平教育的落實不是只有一個老師教就好,更需要整個學習環境的一起落實配合,像是黃俐雅去本起事件的學校進行性平教育演講時,雖然學生反應相當熱烈.但共同參與的老師不少都低著頭打電腦、玩手機,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甚至講座結束後,有學生去和老師反映自己被性騷擾,老師居然叫學生不要再講,都已經有在處理,如此將學生「打發」離開。
以上這些問題正是為何這所學校「即使進行了幾場性平教育」,整體狀況仍無法快速改善的根本原因。
當時不是都已經有《性別平等教育法》了嗎?為什麼還有學校會這樣吃案?
本起事件其實並非特例,雖然《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年就已公告施行,但說實話,直到現在仍未落實,到現在仍有學校幾乎未推動性平教育,甚至持續進行違反性平的教學內容或「隱匿吃案」。這些問題雖然已逐漸減少,但真的太慢太慢,我會堅持要教育部加緊補全。
回到這所學校,其問題根源不是只在學校本身,更在於教育部的未盡責任,這也是為何監察院糾正教育部、彈劾許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官員的原因。舉例來說依法該成立的「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這所學校直到人本基金會不斷追蹤、為學生發聲,且都請立委出面後,這所學校才終於在2010年正式成立,遠比法定的晚了6年。且即便成立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這些案件也開始被調查處理,但調查告一段落後,人本基金會卻赫然發現,涉案70多名學生,居然只有2名接受輔導,這些問題,教育部不僅未曾監督,甚至還放任不管。
《特殊教育法》第47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三年辦理一次評鑑。但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卻以「還沒有訂出合宜的評鑑指標」為由,不願對這所學校進行校務評鑑,且自2003年後 #連續九年不曾進行評鑑,等同放任該校繼續發生問題。
更誇張的是,這所學校在2012年1月到2013年8月,其實仍繼續發生30多件校內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包括數件校外性侵害事件。但對此,教育部居然堅持,通報到教育部的32件性平事件中,沒有一件是性侵害,顯見該校的性平狀況已比過去改善甚多。如此 #欠缺教育理念 的發言,實在令人為之氣憤!
對於以上教育部失職的部分,我會繼續監督改善,同時,我也會要求教育部確實掌握全台學校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狀況,防止類似問題再發生在任何學校中。
9️⃣ 聽人距離聾人的距離有多遠?
《無聲》其實已算是相當靠近聾人文化的電影,但其實我仍收到聾人朋友反映一些「因為劇情考量而與現實有所落差」的情節,像是:
▶️啟聰學校其實幾乎沒辦過舞會,因為聽障朋友的狀況其實差距很大,對於部分聽障朋友來說,除非是能透過地板震動清楚感受到音樂節拍(像是林靖嵐),否則是有難度的。
▶️ 助聽器是聽障朋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價格也很高,所以多數聽障朋友都會保護助聽器不要淋到大雨,以防止受損或壞掉。
我收到這些意見時其實也有些訝異,這也正反映出我們社會聾人文化仍不夠了解,且不只是聾人文化,其他各種多元文化與樣態也是,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認識、包容及同理,想想張誠和貝貝的看電影經驗,我們可以更加友善。
🔟 這起案件我記得有申請國賠,現在狀況是?
其實,本起事件共有兩次國賠求償,求償案件內容詳細可看人本基金會的文章:https://bit.ly/3nfBSsq
我想強調的是,在第一次國賠,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偉寧居然同意校方 #不代位求償(https://bit.ly/2GL5zSk),造成所有違法教職員皆未做出任何賠償、以致全民買單後,第二次國賠的結果,教育部至今仍未公開對全民交代。對此,我會堅持立場,要求教育部必須盡速公開相關資料。
此外,我並會要求教育部針對第二次國賠協議過程中各種官員及校長的離譜作為,進行全面的檢討與懲處,包含:將這些案件說成是「學生要處理,學校校譽也要迴護」,私下去找家長「溝通」、要求撤回國賠請求,語帶威脅地警告生輔員不得說實情等,這些體制內的問題我們仍舊要面對,需修法之處我這也會研擬提出。
感謝 吳思瑤 委員的包場,讓我和許多教育及文化界的朋友一起觀看這部無聲 The Silent Forest。這部電影很沈重、很複雜,甚至最後柯貞年導演也未曾給予一個簡單正向的答案。但我想,這正是我們需要去看的原因,因為其中許多結構性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事件所留下的傷痛,不該隨著時間逐漸遺忘與無聲,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正視與實際改變。
我將持續在立法院內監督特殊教育、性平教育以及校園性平機制的落實,#不再讓特教成為性平的缺口,#不再讓孩子的傷痛繼續沈默無聲。
處罰 孩子 需 從 原因 處理 不是 嚇 阻 在 公民聯盟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歷史不可忘
關於武漢肺炎
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
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
求人不如求己
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
怎麼做?
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
昨天
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
歷歷在目
就好像回到了當時
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
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
但我覺得
時間過去許多年了
或許
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
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
所以
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
轉載於此
李院長的全文如下👇👇👇👇
==============================
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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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好的
我們有目錄
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
你乖
我過去寫過文章的目錄在這裡👇👇👇👇
https://drsu.blog/2017/12/18/super-list/
不然
置頂文也有
https://www.facebook.com/1737494576543429/posts/1807370666222486?s=1727931221&sfns=mo
對了
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
https://drsu.blog/2018/01/01/super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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