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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調高保費、打破保費天花板等解方、（不合理的匿名）核刪等因素，健保不斷擴大納保對象其實極為無必要，尤其這次武漢肺炎疫情期間的「小明」、「不入籍的拘留配偶或子女」、為血友病童「送藥到中國」等等都是問題。
　
因為每年健保的總預算就是那些，越多人使用，預算分配就會越不均、點數（打折）越稀薄。
　
博萮一直主張，「#全民健保」不是「#全球健保」，這是吃政府資源的「社會福利」（更理想的狀態應該是「社會保險」）而非「社會救助」，理當只有「本國籍🙄️」才能享有，無論有無繳稅，凡是非「本國籍🙄️」的學生、商務人士、配偶、子女等長短期拘留者，應該自購商業醫療保險來支應；而對於弱勢或無力繳納保費者，政府提供保費補貼，這才是「社會救助」。
　
在疫情期間，我們也看到以往有事沒事逛醫院拿藥看病當消遣的魔神仔也大幅減少，顯示全民健保的給付應該要保大（病）不保小（病），就醫頻率高、健康風險高者亦應調高保費，而不是任人如食自助餐般浪費醫療資源。
　
今天就好比同樣是可樂或啤酒，有些餐廳可以無限暢飲，有些卻要收到一杯幾百元，提供不同品質服務的收費本來就會不同，而訂定收費上限絕非「使民眾不花冤枉錢」的解決之道，最大的可能就是致使高品質、高成本的醫材退出台灣市場，讓你即便有錢也買不到，目前許多國際學名藥品已是這個狀況。
　
健保制度本身該檢討的項目多如牛毛，如何讓醫療院所能夠得到適當、合理的利潤得以生存、讓醫護人員不必過勞得以提供優質、穩定的醫療專業服務，才是健保署該費心去改善的。
　
楊斯棓醫師見解：
https://www.facebook.com/1570927747/posts/10216512288350979/?d=n
　
莫讓藥材收費上限成共業：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0287180288/posts/3329581420394731/?d=n

最近看到許多「左派」教授、名嘴談健保，有點弄不清楚健保作為一種社會保險具有的雙重共同體特性，所以把新新聞專欄的文章貼一下。

蔡宏政專欄
標題：健保制度是種雙重共同體

引言：實行滿二十五年的健保既是一種健康風險分攤的機制，也是公民身份的重要元素。它的資格賦予不單單是中華民國國民，也應該是長期居住在台灣，跟我們有健康風險連帶的成員。

主文：
武漢肺炎的爆發明顯地標誌出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健康風險共同體。對這個明顯的區分，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認為是民進黨政府「企圖利用疫情煽動台獨意識，完全暴露了以疫謀獨的陰謀」。中國政府凡事政治掛帥，這種政治語言是常態，但在「防疫」與「台獨」的連結這件事情上，這個判斷卻是正確。不過把它想成民進黨的圖謀則是過份誇大了民進黨在這件事情的影響力。

社會保險標誌現代福利國家起飛
台灣政學界談到社會福利體制總是推崇北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體制（social democratic regime），早在一九九一年「全國民間經濟會議」中，林萬億教授就引進北歐社會民主福利國家概念，成為政黨的選舉號召。但是北歐模式的創立得力於戰後高速的經濟發展，凱因斯（John M. Keynes）的國家導引發展模式，以及國內紅綠政治聯盟，才能建立一個涵蓋率普遍與給付優厚的社會權制度。六十年來沒有其它國家可以複製這個模式，顯然這是在諸多歷史條件匯聚下才成功的制度。

真正成為世界主流的社會福利制度是社會保險。從一八八三年在德國被制度化之後，一百多年來在世界各地被擴散，國際著名的福利學者Stein Kuhnle就說：「社會保險的出現標誌著現代福利國家的起飛。」

社會保險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社會安全制度是因為它有兩個特性：

第一、它提供了風險分攤的功能，能夠集眾人之力，把個人生活中遭遇的巨大風險，轉化成社會集體能夠分攤的代價。台灣的健保正是充分發揮這種風險分攤功能，才大大地改善了弱勢群體的「醫療近用權」（access to medical resources）」同時還減少了政府的財務負擔。

第二、社會保險在繳費與給付之間具有一種制度的彈性，如果給付水準與繳費完全對價，那就變成商業保險；如果給付優厚，保費為零（由稅收支出），那其實就是北歐模式。因為可以在市場與國家兩端游移，所以每個政府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稅收條件、發展需要、甚至於職業偏好來進行各種繳費與給付之間的方案調整。

一種精密的「經國之術」

因此，社會保險制度是一種精密的經國之術（statecraft），通過財務、人口、疾病盛行率等精算，達到用最低的成本購買到需要的社會安全措施，以維持統治權力的正當性。在良好的治理之下，社會保險不但可以是資本積累最有效率的調控手段，它甚至可以促進社會團結，讓不同階級的人認為國家存在的目的是人民的福祉，從而將階級認同轉化為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

在健保民意調查中，有七成民眾認為健保有醫療浪費的現象，但幾乎有同樣比率的民眾認為自己並沒有浪費健保資源的行為。這種「治療自己就不算浪費」反映的不只是人性的自私，更深一層的意義是醫療「應該」用在誰身上，「應該」照顧到何種程度才夠好，其實是一個實然的醫療資源限制與應然的道德態度相互交纏的難題。

今年三月，台灣推行健保制度滿二十五周年。健保制度在研擬時期一直不被看好，主要的理由就是過於容易取得的醫療資源將導致「浪費」行為，從而造成巨大的財務失衡問題。一九九五年立法院通過《健保法》時，還附帶決議在兩年之後再行檢討整個法案，當時的政治與學界菁英們其實就是認為兩年之後，健保制度就會垮台收攤。但實施兩年之後，民意支持率高達七成，成為台灣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公共政策。

即使財務支出節節上升，但通過提高費率，對醫護人員的勞動壓榨，總額支付制度，對非薪資所得課徵補充保費，甚至於「吸煙救健保」的菸捐等等，一路走來，關關難過關關過。健保制度銘刻的是台灣人對「普遍納保、高品質醫療、低廉費用」的集體實踐與努力。

做為一種健康風險分攤的機制，健保理論上應該把所有在台灣生活的人，不論有無國籍，全都納入考量，因為外來人口長居台灣，他們的健康風險自然會與台灣社會產生連帶關係。但另一方面，健保作為一種社會權（social rights）是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重要元素，它的賦與直接關連到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客觀的國籍身份（identification），以及主觀的國族認同（identity）。

小標：健保資格不限賦予國民

因此，健保制度同時體現的是健康共同體與國族共同體的交集。它的資格賦予不只是中華民國國民，而且應該是長期居住在台灣，跟我們一起承擔健康風險的「自己人」。血友病少年這個案例最大的爭議就在於，他們的家庭比一般台灣人更大地受惠於台灣這個健康共同體，但其母親熱愛的「祖國」，卻是長期打壓這個共同體不遺餘力的敵國。對許多親中人士而言，台灣本身沒有存在的價值，台灣的價值端視於它能為中國貢獻什麼利益，這種心態其實就是典型的帝國殖民主義。

【向世界展現成為一個法西斯主義國家──「寄生台灣」的仇恨式修法】

前外交官劉仕傑「起底」血友病童是「中國人」，台灣社會的同情瞬間轉為仇恨。PTT創辦人杜奕瑾，以血友病童「寄生台灣」為題，質問父母小孩全家都不是台灣人，卻可使用台灣健保給付。

杜奕瑾：寄生台灣　（註：請注意該文編輯次數）
https://www.facebook.com/PTT.TU/posts/10157378600051137

基進黨新科立委陳柏惟，更打出「專制共產禁用民主健保是台灣共識」口號，訴求修法排除中國人納台灣健保。

陳柏惟：專制共產禁用民主健保 是台灣共識！
https://www.facebook.com/3Q.PehUi/photos/a.543143852685277/1087554024910921/?type=3

不料劇情急轉直下，陸委會連夜澄清，血友病童與親生父母都是中華民國籍。此番無意中的釣魚執法，釣出了一大票沒有種族差異的種族沙文主義，實乃民主國家之悲哀。

作為一位重視法治國原則的自由主義者，我現在就可以斷言：仇恨式的修法，必然導致災難。不過，杜奕瑾有句話說對了，「台灣應該要好好的利用數據回溯清查類似案例。」

且讓我們撇開膝反射的仇中心態，將修法建構在數據基礎之上。我們需要的，僅是爬梳兩則新聞加上邏輯分析。

■ 中國人吃掉多少台灣醫療資源？

第一則新聞，「中國與港澳人士投保健保／近5年醫療支出 多過保費」（自由時報，2016年7月4日）。

中國與港澳人士投保健保／近5年醫療支出 多過保費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007385

該則新聞雖是舊數據，仍點出三個關鍵事實：

1.扣除中港澳的外籍人士，每年醫療支出僅占保費收入1/3左右。近五年累計醫療支出為112.46億元，保費收入則是370.17億元。

2.中港澳人士則相反，近五年累計醫療支出為49.85億元，但保費收入僅45.6億元，等於醫療支出高出保費收入4.25億。

3.中港澳人士投保以國人配偶或其子女為主，占比95%以上，其中又以20至39歲女性為大宗，結婚後就會生育，因此生產成為最主要醫療支出。

所以我們知道：外籍人士繳多用少。中港澳人士用多繳少，但只多10%。這個比例至今日應該不會差太多。

我國《國籍法》採屬人主義，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子女即屬中華民國國籍。如果這些族群的醫療支出大宗是生產，以保障國民的人道立場，無可厚非。

當然，用多繳少現象確實存在，保費水準是否提高，可以通盤討論，不應歧視性針對女性陸配。接著我們來看程度遠高於此的用多繳少問題。

■ 真正嚴重的用多繳少問題在哪？

第二則新聞，「老人健保醫療 年花2612億」（自由時報，2018年5月28日）。

老人健保醫療 年花2612億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204234

該則新聞同樣點出三個關鍵事實：

1.老人醫療費用常是一般人的三至四倍。
2.過去五年間，65歲以上老人占就醫人數14.26%。
3.花費醫療費用2612億元，占整體37.2%。

各縣市政府基本上都有老人健保補助，繳納至中央的健保基金。故可視為老人的保費由其他年齡層繳納的地方稅金負擔。

我們可以說，就醫占比一成五的老人，用掉近四成健保資源，是不公平現象嗎？恐怕不行。我國的健保制度設計，乃效法德國的社會保險制。或者說，更近似於一種社會福利，由全民分攤高齡族群的醫療風險。

杜奕瑾在「寄生台灣」文中，也承認「健保並不是商業保險，是國家挹注一年三分之一總預算支持的社會福利」。

那麼，我們該做的便是擴充保費來源，讓符合居留資格的人納保分攤支出，而非怪罪前朝政府放寬居留證明認定，盲目修法將青壯年台商與女性陸配排除在外。

■ 最後再補充一個社會安全網的觀點

如果你是一個外籍人士，你咳嗽發燒，掛號費100元拿藥50元，你會去給醫生看。掛號費500元拿藥再500元，你會去買退燒藥和感冒藥吃。

你吃了退燒藥和感冒藥，結果你得的不是感冒，是COVID-19。到你肺炎入院以前，沒人知道這回事。如果你有健保，搞不好早早在源頭就被抓住了。

現在把外籍人士換成中港澳人士。你是否會基於仇恨，反對在台灣有居留事實的人，讓他們加健保？在病毒眼中，兩岸人民可沒有種族差異。

以上分析，並不需要立委權限調閱內部資料，也不需要政府補助AI計畫經費。僅需要基本的邏輯，和多一點點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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