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 篡位自立或抄家滅族|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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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王朝更迭只有兩種名義:禪讓和徵誅。權臣們奪國畏懼「篡弒」之惡,常借「禪讓」的名義。曹丕導演的「假禪讓」例子一開,晉、宋、齊、梁、北齊、後周、陳、隋、唐等等,無不借此名義。不過,曹魏,司馬晉,包括東晉的桓玄廢安帝,對前代帝君都沒有加以殺戮。漢獻帝,曹魏末帝曹奐,包括被虜的蜀漢劉禪,孫吳的孫皓,都得以善終。自南朝宋劉裕篡位,這位寒人出身的老頭子開始殺舊朝皇帝,再到沈約勸蕭衍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南朝北朝相蹈此習,末代的少年皇帝及鳳子龍孫們下場極慘,無一善終。
東魏權臣高歡逼走了北魏孝武帝,迎立孝靜帝,由於心裡有愧,對新皇帝恭禮有加。高歡死後,其子高澄襲位,對孝靜帝很是放心不下。史載這位青年皇帝好文學,美容儀,能臂下挾石獅子翻宮牆,箭術精妙,很像他的先輩北魏孝文帝。身為大將軍的高澄派中兵參軍崔季舒監視孝靜帝的一舉一動,連吃飯喝酒說什麼話都要一一細稟。有一次孝靜帝在鄴東打獵,馳逐如飛,監衛都督(應該叫「監視都督」)就叫嚷:「天子您不要跑馬,大將軍會怪罪!」還有一次,高澄侍宴,舉一大斛直抵孝靜帝下巴:「臣高澄勸陛下飲酒。」封建等級社會,真正的臣下怎敢能直接「勸」皇帝飲酒!孝靜帝也急了,不悅道:「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也不想這麼活著了!」高澄大怒,指帝大罵:「朕,朕,狗腳朕!」並命令崔季舒猛搗靜帝三大拳,然後奮衣而出。連打皇帝都不親自動手,令屬下代擊,真是聞所未聞。
不久後,高澄被家奴刺死,其弟高洋襲大將軍位,很快就上演「禪讓」戲。靜帝不得已,與嬪妃辭訣。高洋派輛破牛車在東上閣等著接靜帝搬家,值班的小班長趙德跳上車作押解狀從後面抓持,孝靜帝以肘擊之,最後發怒:「朕畏無順人,授位相國,你是什麼奴才,敢逼人如此!」而對跪滿庭院淚如雨下的后妃,風神俊朗的孝靜帝還忘不了自嘲一句:「此日之事能和漢獻帝、常貴鄉公(曹魏末帝曹奐)相提並論啊。」這句話錯了。漢獻帝和曹奐「禪位」後好酒好肉好宮殿活了多年。高洋當皇帝不久,就用毒酒鴆殺孝靜帝,並其三子。
高洋初當皇帝時勵精圖治,北中國大半為其所有。而後沉湎於酒,動輒肢解烹煮虐殺臣下,有一天忽然向他妹夫元韶發問:「漢光武何故中興?」元韶是魏朝皇族,因為是高氏女婿,一直活得還不錯,此時只得老實回答:「因為王莽沒有把劉姓皇族全部殺絕。」於是高洋把魏朝姓元(原姓拓跋)的二十五家直系皇族全部殺光,把元韶也囚入地牢,餓得這位駙馬爺啃自己衣服活活噎死。過了一陣,高洋又在晉陽把諸元疏屬也全部殺淨,或祖父為王,或身為顯貴,皆斬於東市,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槊,共殺721人,棄屍漳水,以至於後來剖魚的人常在魚腹腔中看見人的指甲,致使鄴城人好久都不食魚。高洋又留下東魏王子元黃頭一個人,讓他和一些死囚從高台上以席為翅,飄悠而下,事先講好摔不死就饒他一命。死囚們紛紛摔成肉餅,惟獨元黃頭靈巧身健,求生心切,竟能飛到紫陌慢慢降下(估計有點像現在玩滑翔傘的技術),高洋食言,全然不顧「君無戲言」的古訓,把元黃頭交給御史關在獄裡餓死,還不如摔死來得痛快……
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秦朝李斯、趙高,西漢霍光、梁冀,曹魏司馬氏,西晉司馬倫,東晉桓溫,東魏高歡,西魏宇文泰,南朝宋劉裕,齊蕭道成,梁蕭衍,陳朝陳霸先,北周楊堅,唐朱溫,後周趙匡胤,北宋高俅、蔡京,南宋秦檜、賈似道,元朝阿合馬、脫脫……朱元璋建立明朝,削弱宰相職權,最終閹堅弄權,宦官大成氣候,一個魏忠賢就已經「九千歲」了,種下亡國之禍。
有明一代,權臣只有張居正一人而已。清朝權臣差點當皇帝的只有攝政王多爾袞,後來的曾國藩、李鴻章小心翼翼,國柄在手仍一心忠於王室,最後的袁世凱一直被小溥儀念叨:他會不會是曹操?——果真是曹孟德之流,只不過世易時移,國人已不喜歡再有人當皇帝,春秋大夢,八十三天戛然而止。一代雄傑,活活憂死。
由此可見,權臣持國,只有兩種下場——一是先封王,受九錫,加黃鉞,然後搞「禪讓」,成為一朝開國之君;二是忠於王室,又戀於權力,或生時被殺,或死後宗族覆滅,鮮有善終。無論如何,子孫都難逃辱死。特別是南朝時期,王朝短命,幾十年就一個輪迴,可稱是「現世報」。
首先上場演出的是田舍夫劉裕。老頭子歲數大,把晉恭帝立了幾個月就逼其遜位,封為零陵王。怕被毒死,恭帝和褚妃自己在床前煮飯吃。劉裕讓褚妃的哥哥褚淡把妹妹騙出來。兵士乘機跳牆進去,讓恭帝喝毒藥。
恭帝說:「我信佛教。佛教自殺的人轉世不能為人身。」兵士們就用被子把恭帝活活悶死;六十年後,蕭道成把宋順帝立了三年就廢掉。禪讓大典時小皇帝害怕,嚇得躲在佛蓋下不出來,年輕的「太后」嚇得帶領太監們四處搜尋,讓小皇帝最後一次充當新皇帝就職典禮的道具。典禮完畢,小皇帝的身份已成為「汝陰王」,他自己不覺,臨走時問左右:「今天起駕時怎麼沒有像往常那樣奏樂?」無人回答。不多時,汝陰王門外有人跑馬,守門人怕有人劫持這孩子搞復辟,入堂一刀,然後上報說小王爺病死了。蕭道成知道真實情況後,很高興,對殺小王爺的人「賞之以邑」;又過幾十年,蕭衍命齊和帝禪位於己,封其為巴陵王。不久,蕭衍派親信鄭伯禽到姑孰,給和帝一塊生金讓他吃下去。
和帝說:「我死不需要用金子,醇酒足矣。」大醉以後,伯禽上前把這十五歲的少年生生掐死(也恰恰在同一年,幾十年後把蕭衍老頭子餓死在台城、並誅殺他上百子孫的侯景出生在漠北);陳霸先當皇帝後,封梁敬帝為江陰王,未幾就派劉師知去殺人。兵士追得卸任的小皇帝繞床狂跑,邊跑邊哭:「我本不願當皇帝,陳霸先硬立我為帝,現在為什麼又要殺我!」沒跑幾圈,劉師知就抓住少年的衣帶,兵士白刃交下,頭落於地……
宋武帝劉裕東滅鮮卑慕容超,西滅羌族姚泓,北朝大名鼎鼎的拓跋嗣和赫連勃勃皆望風而潰,以此大功而有天下,於情於理說得過去,但「其為神人所憤怒者」,莫過於弒君。自曹魏以來,一代篡一代,已成俗例,但弒鴆前代君王,則是自劉宋為始。晉恭帝欣然讓出國家,劉裕忍於殺戳,而殺人者自己想子孫後代免於被殺,這種想法則流於天真可笑了。一代一代,以前朝君王鮮血的豔紅作為開國顏色,估計每位開國帝王在鑼鼓歡慶聲中都有心存徬徨顧慮的黑色意念:我家子孫何時何處會怎樣被何等臣下所弒?
權臣們如果不做皇帝,報應更快,下場更慘,其中以霍光、張居正、多爾袞最為典型。
霍光身歷三世帝君。漢武帝死後,孝昭帝襁褓繼位,霍光匡安社稷身當大任,沒有異心。昭帝二十一歲死去。霍光迎立昌邑王劉賀。劉賀荒淫迷惑,無帝王禮儀,亂漢制度,霍光率群臣廢之,轉擁武帝嫡曾孫、被武帝殺掉的戾太子的孫子、時年十九的劉病已,是為宣帝。
這位漢宣帝即位前一直生長於民間,熟知世事,英果剛毅,「小來惟射獵,興罷得乾坤」(李商隱詩語)。但對霍光敬仰有加。霍光臨死前曾歸政,宣帝假裝謙讓不受。同時,霍光的醜老婆霍顯又買通人毒殺宣帝結髮之妻許皇后,霍光知而隱之,並依霍顯之計把自己女兒送進宮內作皇后。霍光死後,霍顯和女兒又千方百計想毒殺許皇后所生的皇子,最終闔族被殺,並連坐誅滅十多家。
霍光之禍,其實早在宣帝初立時已經種下。「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權臣陪同皇帝乘車,讓青年天子敬憚如此,滅族之禍,確實不遠。
霍光在漢朝兒皇帝孤立無援之際,擁昭帝,立宣帝,比周公伊尹差不了多少。「然光不學無術,暗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後,以增顛覆之禍,死才三年,宗族夷滅。」(班固語)司馬光對霍光的悲劇分析得十分清楚:霍光忠心耿耿輔助漢室,然而他最終不能全其宗族,為什麼呢?因為威福之權是人君的專利,人臣掌握,久而不歸,沒有好下場的;漢宣帝十九歲即位,知民疾苦,霍光大權久專,不知避去,多置私黨,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他自己能得善終就不錯了。接著,司馬光話鋒一轉,又客觀、委婉地批評漢宣帝:如果宣帝只以高位虛官任用霍光子孫,讓他們食大縣的俸祿,不掌實權,也足能報答霍光匡扶漢朝的盛德。可是宣帝給他們大權,任之以政,授之以兵,遂至怨懼以生邪謀,這不僅僅是霍家自招,也怪宣帝醞釀以成其禍。霍顯、霍禹、霍雲、霍山雖然罪應夷滅,但霍光的功營不應該抹殺;最後霍家被殺無遺,連一張吃飯的活口兒都沒留下,漢宣帝也真可謂刻薄寡恩呵。
有明一代,張居正功勞最盛。萬曆皇帝孩提登基,張居正已傾心盡力,使大明朝的國力達至鼎盛。同時他還身兼帝師之任,親自給小皇帝授課。太后、小皇帝接見張居正的母親,常常「行家人禮」,也真夠得上榮華富貴到頂了。萬曆十六年六月,張居正病死;第二年三月就被追奪一切官階,轉年又被抄家,兒子上吊,老母挨餓,一家人無尺寸立錐之地。神宗皇帝剛剛還講「待朕沖齡,有十年輔理之功」,轉眼卻恩將仇報,一切功名皆化為罪狀。其慘烈情景,不亞於霍光。
清王朝的多爾袞身為皇帝之子,皇帝之弟,皇帝之叔,本來在皇太極死後自己當皇帝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力排眾議,仍舊扶持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的福臨為帝,是為順治帝。
作為一代輔政明王,多爾袞降吳三桂,進軍北京,建立清朝,滅李自成餘部,射殺張獻忠,絞死南明弘光帝,擊破金聲恆、李成棟、姜瓖三位明舊將的反叛;他又革除前朝弊政,交好漠西蒙古,把藏原回疆一收宇內,實現「以漢治漢」的統治方針,又令滿漢官民可以互通婚姻,實現「滿漢一家」的治國大計,可稱得上是文武全才,智勇雙全的一代人傑。隨著權力巔峰的到來,本來就多癖好色的多爾袞忘乎所以。他以侄子福臨皇帝的名義給自己建碑記功。加封自己為叔父攝政王,自己的冠帶、帽頂、服用、坐墊、房基均專門設立一個級別,明顯與皇帝無異。後來,他又加自己封號為「皇叔父攝政王」,皇族見他都要叩頭,禮儀倍於其他王爺。
順治五年,封號又改為「皇父攝政王」,不僅僅是皇帝他爸,還兼攝朝政,此真比皇帝牛多了一大截。本來私下就傳他和福臨生母孝莊太后「有一腿」,這樣一來風影可觸,更加授人以柄。此後,此公還私役內府公匠,大修府第,廣徵美女,甚至向朝鮮搜求公主,其後又嫌人家不漂亮隨意丟棄。順治七年,三十八歲壯年的多爾袞暴死於喀喇城。死後第十七天,被追尊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哀榮達至頂峰。第二年二月,秋後算賬開始,大侄子福臨開始公佈多爾袞罪狀,共有九條,皆是「逆謀果真,神人共憤」的大罪,屍體被挖出,鞭打,砍去頭顱,原本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一百年後,乾隆皇帝才為多爾袞「追諡曰忠,復還睿親王封號」。死人無知,宗族零落,仍舊大悲劇結局。
由此可見,權臣秉政,如果依據古禮,不篡位,即使嫡親叔侄之恩,扶立之功,也難免死後掘墳挖墓之伐,宗族覆滅之慘;篡位吧,幾代輪迴,子孫骨肉又無孑遺,還不如平常百姓能百代不絕。這種歷史的黑色幽默,荒誕之中寓示著無盡的人生大道理。中國自古崇尚儒家倫理,使得一幕幕悲劇大同小異,走馬燈般旋轉不停。羅貫中基於君臣父子之義,把曹孟德大英雄描畫為千古奸雄。現在文學編劇大興「翻案」風,潘金蓮成為婦女解放先驅,朱元璋乃仁德天子,洪秀全也成為愛民如子的英明帝君……如果以荒誕劇的手法編排曹操,以倫理虛幻的劇情套用曹操,假設他芟夷群雄之後,歸政於帝,謙遜平和,高風亮節,像諸葛亮一樣,最終結果,又會怎樣呢?!
原文載於《歷史總是叫人惦記》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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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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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9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0:3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6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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