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醫學系畢業、美國住院醫師訓練中的我,如何通過日本醫師執照考試(四)
2018年的日本語診察能力調查比往年的日期早了一些,完全打亂了我的計畫。
我們醫院准許住院醫師作兩次的outside rotation (外院訓練),讓我們能夠拓展視野,學習不同地方的醫療生態。在外院訓練期間我們沒有幫到本院任何忙,院方還是照樣付我們薪水。我們可以選擇去全世界任何想去的醫院見習,也可以作義診、執行醫療任務。
我原本打著如意算盤到日本東京醫院見習,先練習日文問診能力再參加考試,一舉兩得。八月底收到考試時間時,心涼了一半。考試居然在我見習開始前那個周末!! (9/25開始見習,9/22考試…) 想哭都哭不出來 ☹
雖然我的城市有直達東京的飛機,但我決定先飛LA、待一個晚上再飛 Tokyo。第一是(自以為)省錢,第二是直達飛機要坐好久好痛苦。但事實證明根本沒有省到多少錢,還多花了一個晚上的旅館費。行李很多拖來拖去簡直累死我了。Delta 7從LA到羽田12個小時,超過一定時間我的腳就麻痺了根本沒差….下次我絕不作轉機這種麻煩事!! Delta的東西跟想像的一樣難吃,空姐很資深跟臭臉,但長途飛機最重要的是隔壁的乘客!! 尤其是我坐在左右夾攻的中間位置(B)。這次很幸運的兩邊都是善良好聊、身材適中的好人:東西掉了A會馬上幫忙撿,看我在找耳機C主動遞給我耳機說她有自備。
C是一位日本女生,她去LA找朋友只待三天就回日本。 她幾乎不會說英文,但人相當親切健談又溫柔。很巧的她是一個護士,她說看我在讀醫學書、從上飛機開始就想問我作哪行。C聊完後A也差不多起床了。他是一個越南裔美國人ABV ,藥學系六年剛畢業打算一個人去日本遊玩三個星期再開始找工作。A幾乎不會講日文也沒甚麼計畫,他說他要到處參加meetup認識一些當地人再打算(年輕真好!),想去日本的理由當然就是......動漫。最後五個小時我就這樣左邊聊一下右邊聊一下(狀態顯示: 完全讀不下書😫),有時候又充當他們之間的翻譯。聊天時間咻一下就過了。下飛機前我開玩笑地說我們三個人乾脆改飛去非洲當志工好了,一個醫師一個藥師一個護士,根本絕佳組合🙌
從羽田機場下機、轉運走出浦田站外面正下著大雨,我一人拿著行李全身溼透的到了APA,才發現這附近有三家APA hotel !!
屋漏偏逢連夜雨,考試看來不太妙。
星期三到五我都關在APA Hotel那”有效率” (aka 超小)的空間惡補日文。時而想念起美國偌大的旅館,時而瞻仰令人敬愛景仰的
(挪抬) Fumiko社長美麗的肖像(印在礦泉水上)。
考試在9/22~9/24(星期六到星期一)這三天共有六個場次,分上午場跟下午場,每個場次約30~40人。雖然每個人實際考試時間只有30幾分鐘,但卻要被關在裡面四、五個小時。絕大部分就只是在等待、等待再等待。考場裡滿滿的穿著黑西裝的厚生省工作人員,都快要比考生多了。明明就是周末還要來加班(還三連休…9/24是秋分の日的振替休日)、考試沒收報名費真的好佛心。工作人員分工很細,其中有一個人是專門拿廁所指示牌的!! (指”廁所往這裡走 👉” 為了拿這個牌子不能三連休,不知道她心中作何感想... ) 待機時間桌上除了『印刷』的書本之外,個人筆記跟其他東西都不能放。要舉手才能去旁邊喝水,尿尿也有人跟著。日本人龜毛名不噓傳。
我的場次日本人跟外國人一半一半。日本人大概就是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回來的,外國人的話是中國韓國台灣 (就所看的書籍推測)。衣著規定要標準醫院穿著加白袍,但有個中國考生居然穿牛仔褲!!! 我本來以為至少她會在上場前去廁所換掉…….看到她直接披上白袍的瞬間非常震撼!!! 厲害了我的國 ,無所畏懼的狼性😳 OSCE考試敢穿牛仔褲上場,還是在日本!!
考試有三關,一關是身體檢查 + 寫病歷,兩關是問診 + 問醫師身體檢查結果 + 寫病歷。其中跟美國跟台灣最不一樣(也是我最慘)的地方就是問醫師身體檢查的結果。每關裡有三人: 兩個醫師當考官,一個人員負責錄影。考官一個當病人,一個當你的醫師同事。當問完病人後要轉過頭去問醫師同事: "病人PE有甚麼finding? " 醫師同事會給你scleral icterus、rebound tenderness、hepatomegaly等等的日文答案。這樣的考法還蠻有創意的,主要是看你是否有辦法以日文跟同事溝通findings。但這一分半鐘頭腦非常容易當機。考試當下我才發現沒準備到心雜音的說法 lol 我問了考官心音檢查的結果,他劈哩啪啦說了一長串…..請他重複一遍後才發現原來是在講心雜音 (但還是聽不懂🤣)。問診(病人)那裏四分半鐘很短,有時病人自己話都沒講完就結束了(病人自動漸弱音結束XDD) .........三關裡面我表現最好的就是身體檢查了,PE果真不分國界啊,哈哈。
日本語診察能力調查及格分數是60分,我自評表現在及格邊緣。老實說我真的不太知道他們的評分標準以及我的問診能力在他們眼裡到甚麼程度。後來我在日本醫院作rotation的時候提到考試的事,教授說研究顯示osce要10關以上才能看出考生程度,3關太短、誤差很大。(美國、台灣都是12關其實是研究的結果,還有台灣12關要有7關及格才及格也是研究結果。請看註解) Well…如果考試時間能拉長一點,我的確比較有把握可以及格。但我只能安慰自己過了最好,沒過就只是比較麻煩一點,加強自己的弱點明年再來一次就好,blah blah 不斷心理建設中….
註解: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s: A Critical Review": An early OSCE study suggested the need for 10 stations and 3–4 hours of testing to obtain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of 0.85–0.90. Other studies have found test lengths upward of 12 hours are required to yield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at the 0.7 or higher level.
視野檢查誤差 在 JC LIN 林振宇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你堅持在一個行業做到快五十歲,竟然還要擔心失業,真是夠了。不過電影環環相扣是真,自製片遇到好多好多的困難,我知道很多地方還不夠完美,但我真的沒辦法再重來一次,再一次就讓你燒掉預算,每個決定都變成一場豪賭。
可怕的是,重來一次,又遇到了新的問題。
【我其實是非常害怕的──專訪金馬獎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劉三郎】
一般電影的愛好者,可能對導演、攝影師等美學知之甚詳,卻未必知悉在電影拍攝環節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跟焦師」角色。在基本的攝影理論中,光圈、焦點可說是兩大要素,前者控制曝光程度,後者確保影像品質,而電影攝影屬於複雜的動態攝影,演員時而走動、時而奔跑,鏡頭時而全景或中景,時而近景或特寫,當光圈確定後,如何確保拍攝主體的清晰影像,便是跟焦師的職責所在。
劉三郎是台灣電影圈著名的跟焦師,1969年生於彰化花壇的他,於1988年就讀世界新專電影科,自此展開他三十年的電影人生。拍過數十部電影的他,曾經協助楊德昌、陳國富、林正盛、蔡明亮、鍾孟宏等導演拍出許多台片,也見證了如陳湘琪、劉若英等優秀演員的誕生與茁壯,那些導演所想要的影,那些演員身上的焦,皆是由他所把關。
今年的金馬獎將「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頒給劉三郎,不僅實至名歸,更是為許多在拍片現場打拼的人們打了一劑強心針。本文由與劉三郎的長訪整理而成,本想藉著他的豐厚經驗,耙梳台灣電影三十年來鮮為人知的拍片現場,卻也意外發現台灣電影從業人員的美麗與哀愁。
◎
問:
你接觸電影至今已滿三十年,想先聽你聊聊和電影是如何結緣的。
劉:
我高中就讀台中二中,每天都騎車往返學校,途中都會經過台中的一間戲院。當時,我會省下公車與喝可樂的錢,每個禮拜六都去戲院看兩部電影,那時便感覺自己很喜歡電影。要繳交三專志願卡之前,我看了《末代皇帝》(1988),非常震撼,便只在志願卡填了一個科系:「世界新專電影科」。
如願進入世新電影就讀,畢業後去當兵,退伍後第一天(1993),我就進了阿榮影業,給自己兩年的時間,想好好扎實地學習拍片實務。在阿榮工作是很拮据的,那時的薪水是一個月是一萬三千元,出班費一班也只有三百元,而那時我當兵一個月就可領到一萬零伍佰元。
在阿榮的日子,儘管辛苦,也學了很多。比方那時認識了李師傅(按:李龍禹,電影燈光師,第46屆金馬獎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於2014年過世),他是寫實派打燈的開端,早期的打燈會先考慮演員而後思考光應該從哪裡來,李師傅不來這一套,覺得要依照現場光線而因地制宜,才會顯得寫實與自然。另外,他脾氣超好,從不亂罵人。儘管和他合作的片子不多,但我從他身上學了很多,至今仍非常地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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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在阿榮時期,你首部入行電影是楊德昌導演的《獨立時代》(1994),從師於李龍禹師傅擔任燈光組的工作,之後也在《麻將》(1996)擔任攝二助,能否請你聊聊楊導呢?
劉:
我沒有什麼資格談論楊導,在那個年代,他對我而言是教科書上的人物。僅能談談點印象。
楊導是我看過最聰明的人,當他講戲的時候,你會知道這位導演腦袋非常清楚。而且我沒有看過一位導演一坐下來,整間房間便清空了,都沒有人,大家都跑光了。他是位非常有氣勢的導演。
在拍楊導的電影時,那年代還沒無線發射器,而楊導的攝影機運動又喜歡很大的,場景可能涵蓋兩三個房間,然後攝影機用Dolly(架在軌道或軌道車上左右移動)在地上推,那如何架設監視電視(Monitor)而不使電線穿幫,就變成很大的挑戰,有些場景甚至是無法插電的,我們還要設計不斷電系統……當時的我們,每天都在挑戰這些難題。
《獨立時代》由麥當勞的孫大偉投資兩千萬給楊導拍片,在九○年代初期是非常高檔的拍片預算,但楊導還沒拍完就把錢花完了,電影因此停拍約一個月,後來楊導又籌到了約七百萬,才繼續把電影拍完,所以這部電影的風格因預算關係而有點參差,有些華麗,有些則貧瘠:華麗部分(如Molly家)是在前半段拍的,而那些看起來比較窮一點的戲(如Molly的姊夫家),則是在後段半拍的,攝影師也換成展哥(張展)。也因為器材規格有落差,當時展哥面對楊導的要求時,多少感到有點委屈。
楊導在拍《一一》(2000)時,我在拍陳以文的《運轉手之戀》(2000),因此錯過再度合作的機會。當年《一一》拍攝期間,我們聽到蠻多狀況的,比方換底片一直出包;比方《一一》拍攝期間休息兩天,便把攝影機外租給拍廣告的,廣告圈習慣調成1秒30格來拍攝,結果機器還回來後,攝助忘了調回來,拍了一天的底片便全毀了……楊導當時幾乎把台灣業界的攝二助都換過一輪了。
◎
問:
很難想像看似精準無比的《一一》,背後還有這麼多曲折故事。那時候還是底片時代吶。
劉:
我蠻懷念底片年代的,那時候大家做事比較認真。當攝影機一roll起來,所有人也跟著動起來。底片拍攝的成本高,大家會更兢兢業業、聚精會神。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花蓮拍片,劇務送回台北中影沖印後再送回花蓮,然後包下某戲院的午夜場時段,相關人等就做好等著檢查片子。若看到燈在閃,那可能發電機要換人了;若看到刮片,那大概攝二助就不用來了;若看到失焦,這倒還好,但攝大助就要請客啦(笑)。
◎
問:
1995年8月,你在拍完《麻將》之後,便離開阿榮影業,開始自由接案至今,期間你有許多機會轉職為攝影師或燈光師,怎麼最後選擇跟焦師為畢生志業?
劉:
在片場,有時候攝影師還沒來,我們會預擺攝影機的位置,而這輩子我似乎沒有擺過哪個鏡位是能讓攝影師感覺很厲害的,但我跟的焦卻常常嚇到人。像陳懷恩、韓允中、中島長雄等攝影師都跟我說:與其當一個二、三流的攝影師,倒不如當一個一流的跟焦師。
我心想:好吧,台灣這塊技術人才也頗缺的,而我的確也能把這件事做得很好。離開阿榮影業後,剛開始還是燈光或攝影的工作都會做,直到2000年之後,就只專注在跟焦師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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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在你決定專注於跟焦師一職的剛開始,正好參與了《你那邊幾點》(2001)在台灣的拍攝。據我所知,參與這部片的經驗影響你很深?
劉:
《你那邊幾點》因為有法國資金,劇組工作人員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法國人,所以攝影師找來法國的班奈・德洪(Benoît Delhomme)。當時,葉如芬(台灣製片工作者)要我去看看外國人是怎麼拍片的,那時我領等同攝大助的薪水,卻沒什麼事做,就只是換底片,但當時那位法國跟焦師教了我很多。現今台灣普遍的跟焦方式,都是從那時候開始建立的。
這位法國跟焦師,會用一張上面有幾百條細條紋的檢測圖卡,當攝影機對準這些條紋時,跟焦師先調到最近焦,隨後確定四個角都是垂直的,然後以公釐為單位,一格一格用最大光圈試拍。拍完之後送去沖片,用約五十倍放大倍率的顯微鏡觀看這些底片,並檢查對角線的清晰程度是否一致,藉此找到該攝影機最精準的刻度是哪一個。
那個老外跟焦師非常謹慎,因機器在拍攝時,難免會有微小震動而造成誤差,他大概兩個禮拜便會檢測一次,那時收班後大家會留下來拍這個測試,沖完後送到旅館讓他確認……當時的他還蠻嚴格的。
比較可惜的是,《你那邊幾點》並沒有太多跟焦手表現的空間,因為幾乎都是用16mm或24mm這兩顆廣角鏡頭,所以主要學到的是「測試鏡頭」這招,而其他跟焦的本事,大部分是從後來與外國劇組合作而學來的。
◎
問:
與國外工作劇組合作,總能擴大你的視野,對吧?
劉:
《雙曈》(2002)讓我瞭解到正規的攝大助應該做哪些事情,而真正讓我感到震撼的,是《逆轉勝》(2014)。
《逆轉勝》我僅去協拍有第二機的場次,這部電影的主跟焦手是一位香港人,他是混血兒,其技術與設備都是從好萊塢習得的。我在台灣已經算是好的跟焦手了,但我要盡全力才能跟上他!當時給我很大的震撼,甚至可以說是很大的打擊。
之後,我就和鍾孟宏導演預支酬勞,陸續添購近百萬的設備。我不管之後劇組會不會租這些器材,總之我就是要用這些設備來拍片,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但我裝備還沒買齊,還有一段路要走,比方我想買光學測距儀,那個大概兩萬美金左右,恐怕還得存好一陣子。
◎
問:
所以你如何看待台灣目前的電影水平?
劉:
說實話,台灣的電影技術至今還是算落後的,我們還在盡量拉平這段距離。比方測距儀,我們至少晚了國外十年才引進,器材的不足使得攝影師不夠大膽,畢竟一想出來就得花大錢。就算器材公司有裝備(如伸縮臂),劇組也沒預算租,以致於創意只能放在腦子裡。
另外,我也感覺編劇這塊也有點不足,有時候我們技術人員拿到劇本,一看就覺得「這角色塑造未免也太不鮮明了吧,事件也平凡無奇」,台灣沒有足夠的專業編劇,這也是另一個有待加強的面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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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儘管產業條件尚不如人,而你參與鍾孟宏導演的片子,其攝影風格總屢屢讓人驚艷。鍾導目前的每部片,都是由你擔任跟焦手,對吧?
劉:
是的。我本是鍾孟宏導演拍攝廣告時常合作的班底,大抵是一種信任,後來他的第一部電影《停車》(2008)就找上我,一路合作至今。
和鍾導拍片,我想要的器材,他絕對給,而我有些跟焦的想法,也都在拍他片子的時候,得以實驗與印證。也因為他,我添購了不少器材。
鍾導同時擁有「中島長雄」的攝影師身分,我覺得他是個非典型的攝影師。一般常見的狀態是:攝影師到了拍攝場地,就架燈並擺好攝影機鏡位。但中島長雄不是這樣的,他通常拍的第一個鏡位,是攝二助擺哪裡就拍哪裡,然後直接rolling、演員開始走戲,機器就不關了。過程中他會一直插嘴,不斷地給予演員指導(也因此,他的燈光師也很習慣燈光不架在室內)。第一顆鏡頭像是排練,他需要拍完這一顆,才會開始找下一個鏡位。
中島長雄的攝影風格也是隨機且充滿直覺的,他的鏡位構圖常像是瞬間發現的,憑著直覺就把攝影機搖過來。或是我們在戶外休息到一半,他常突然快步走回攝影機──這時,不用言說地,我會把測光表、測距儀準備好,隨後開始測量,然後光圈一縮,我們就開始拍電影了。
◎
問:
這幾年,台灣電影生態看似好轉,但仍然還稱不上一個完整的產業。身為資深從業人員的你,有著怎樣的觀察呢?
劉:
在台灣從事電影業,其實危機感很深。我在拍完《雙曈》之後,跟焦技術益發成熟,但竟長達八個月都沒有工作,就是沒人找上門,那時心裡很慌,幾乎都要退出這一行了。
在台灣,「跟焦師」這個職稱是非常罕見的,台灣也沒有像好萊塢片場制度能給予工作人員一定的保障,像擔任馬丁·史柯西斯《沉默》(Silence,2016)的跟焦師,他六十幾歲了還能工作,而我快五十歲了,處在這個環境裡,卻非常擔心失業。
這幾年,國片產量依舊不高,前輩攝影師逐漸淡出,或轉移至國外發展,年輕的攝影師未必會找我搭檔,以前拍片空檔還能接廣告,這二年廣告業也幾乎沒有找上門。只要沒出班,我就是待在家,這時我就會非常害怕,擔心著下一餐是否有著落。
我真的是非常地害怕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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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片:劉人豪攝影,劉三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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