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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統觀看ASD及ADHD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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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林仁廷心理師。
分享我在面對孩子時使用的視野與觀點，我習慣從根本的源頭理解起，從了解孩子的心理層面開始（他到底是怎麼想的，又怎麼會這樣想…）。孩子自己很難表達這些歷程，但大人可以試著發問、嘗試錯誤，最後發明應對的方法。
這個觀點是「系統觀」。孩子所處的物理環境、人際互動是外在可見的，身體狀況、神經系統、人性表現、情緒需求及個人性格則是內在的，這些因素共同促發「孩子用什麼方式去滿足它」。所以我們要逆推整個系統，才不會被行為表象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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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D特質
ASD特質，有神經系統限制，又由於孩子個性不同，與書上典型表徵常對不起來，工作實務上需要常常說明這些差異，但仍然族繁不及備載，為想完整系統地向家長及案主說明，我寫了一本書來講亞斯，並以系統觀的視野，從了解孩子的心理層面開始（他到底是怎麼想的，又怎麼會這樣想…）。孩子自己很難表達這些歷程，但大人可以試著發問、嘗試錯誤，最後發明應對的方法。

孩子所處的物理環境、人際互動是外在可見的，身體狀況、神經系統、人性表現、情緒需求及個人性格則是內在的，這些因素共同促發「孩子用什麼方式去滿足它」。所以我們要逆推整個系統，不要只看見行為，因為行為只是最終端的結果/產品，才不會被行為表象迷惑。
本書希望做完整且有系統的說明，讓有需要的人自學，自己創造。
我稍微介紹一下本書的獨特切入點：

1.從情緒系統的使用品質與方式來切入
「亞斯特質」若要關鍵詞彙代表，我會用「情盲」，意思是意識上有情緒盲點
不要誤會，不是沒有情緒，是能感覺情緒訊號，但無法解碼。EX：亞斯人看到你的眼神不對勁，但對亞斯人來講，無法藉此訊號知道你的奇怪是什麼原因（他會逕自覺得你眼睛抽筋…）；亞斯能感受胸口悶悶的、不舒服、咬牙、呼吸困難，但很少意識或不知道這是心理/情緒所引起，以為是生病了。
情緒盲點是先天的神經系統限制。然而「情緒」被檔，在發展過程中，就會擋住後續很多社會化的學習。
「認知（理性）」則相對補償地特別發達，它採用「見理系統（看得見+有道理）」的物理性觀點來理解人生中的一切。亞斯人對情緒的理解是用「看/觀察」的，若對方流血、有傷口、居無定所、喪失至親等可見線索，亞斯人的同理心甚至比一般人強，但因不是情緒意識，當情緒後知後覺來了，有時就會出現前後矛盾的行為—其實就是「情、理各行其事」。

2.亞斯人的人際社交是物理性觀點，而非大量隱而未見的情緒訊息+社會共識，無法忍受模糊與臨機應變。
情盲的亞斯無法意識到社交需要情緒參數（心中根本無此選項可選），被擋的情緒系統也隨社會經驗而發展，最後造成（1）社交溝通困難（2）對自身較複雜的情緒也難解。
因為人際世界太浮動，故「固執行為（固定的行動與結果）」才能讓亞斯人在心理有所錨定，不會無所適從。同時也是種自我刺激的安全感。

3.亞斯系統與社會主流的社交系統是不同的理解系統，才導致格格不入。
亞斯平常是見理系統，但實際上「情」、「理」各行其事，身陷情緒的亞斯人會是另一種樣子，甚至會推翻之前理性的決定，才會令人覺得怎麼總是矛盾，前後不一；社會人的社交系統，是「情」、「理」整合再應用，不過實際上多數人都是情緒化或壓抑過度。
系統方向不同，理解與滿足的行動就會不同。亞斯人會給人「我行我素、自我中心」的印象，但他當然也關心對方，亞斯人的愛是幫你「健康、正確、安全」的活著與問題解決，社會人的愛則是體貼、同理、安慰等隱而未見的情緒接納。

4.若要亞斯人改變
系統不同，教學的方向會不同，現今亞斯孩子常常反彈，是因為用錯了方式，他們更感困惑，只想逃離。
改變需涉及亞斯人在（1）認知上的理解和同意（2）情緒上的實際體驗（如想知道別人心碎時有多痛，亞斯人可能要先有心碎的體驗才能對照，而不是用想像、類推）。
教養亞斯人擅用本身特質、具有彈性面對社交性社會，越早開始越好，否則他靠自己摸索得來的世界觀與操作一旦固定，面對改變就會超沒安全感。這是父母教養時的重點，幫亞斯孩子理解社會不可見的部分，避免他歸因都是自己的錯而自責，並增加應對的彈性，最終發揮所長。

5.亞斯特質只是亞斯人的其中一部分而已，請記得「他」還是「他」，有其性格、脾氣與個別性。
「特質」是心理工具的使用習慣，受神經系統影響，要調整需要「長期練習與建立新的習慣」，需要周遭的人以身作則、訓練、回饋，才能讓他學習、模仿、耳濡目染。記得長期練習才有效果，至於要多長，則每人都不一樣，原則上越早開始越好。
亞斯特質只是亞斯人的其中一部分而已，請記得「他」還是「他」，有其性格、脾氣與個別性，所有的方法與教導都需要「個別化設計」。

「當亞斯人來到地球」本書目的
1. 新的理解：
認識「情盲」、「心理工具」及「心理機制」等系統觀念去認識一個人。行為只是線索，請從此線索去了解他的所思所想
2. 新的觀點：
社會主流是社交系統，不是亞斯主場，因此我們需以「見理系統」的想像去推衍亞斯人在人生裡會有各種困境及建議解方，讓雙方知道怎麼正確相處。
＃部落格排版：https://sn094545.pixnet.net/blog/post/40529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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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特質
ADHD及ADD特質，有神經系統限制：「注意力不足」，指的是「操控能量的不足」，當孩子能控制自己在不喜歡的情境下不作亂，他才算有注意力去控制，當孩子能決定哪些資訊要、哪些資訊不要，他才算有注意力去選擇。缺乏注意力，會變成所有事都平等關注（會累死），會被情緒帶著走（情緒是立即的，想要舒服或不想要不舒服，因而「衝動」顧不了後果）。

在看ADHD及ADD的孩子時，跟看所有的孩子一樣，別忘了系統裡還有其他因素存在，最重要的三個觀念是「兒童心理發展」、「性別特質」和「他的性格（人的主動性）」。

1.「兒童心理發展」：12歲以下兒童的發展，每一年都進步很多，並在青春期達到生理成熟，開始想要自主（卻有不成熟的決定）。因此教養方式也要隨著生理與心理發展而變動，不是一招闖天下。

2.「性別特質」：男女有別，這是指生理性別會讓某部分區塊先發展，某區塊慢發展，如男生對動感較為優勢，語言表達是弱勢，女生則反過來，善用孩子優勢才能給予成就感，帶動其他面的學習動機。別擔心，成年後這些特質會平衡發展。

3.「他的性格（人的主動性）」：這部分最無法研究和預測，困苦的環境會出勵志青年，也會複製貧窮，富裕環境有積極向前的富二代，也有躺著的。人的主動性，捉摸不定，教養只能盡量給予發展條件，不揠苗助長，其餘就是孩子自己的事囉。

綜上所述，小男生好動、單純的自我中心、怕無聊，再加上注意力不足，就會演變出上課坐不住、等不及、勾肩搭背稱兄道弟（卻沒身體界線），做出自己覺得很有趣卻忘了社會規範的行為（ADHD特質行為）。小女生安靜、顧慮他人（較缺自信）、情緒敏感怕犯錯，再加上注意力不足，就會演變出上課很乖（可以忍耐）、聽話順從、沒動力，表面看起來像懶散的（ADD特質）行為。實務上兩者並不會單一呈現，是比例問題。

從此系統與原則去看，協助ADHD的學習動力是，引導他動得有條有理：將生活內容樂趣化，變得有挑戰（EX：試試看這次洗澡能否在15分內完成，同時要洗乾淨喔，計時器啟動！）；協助ADD的學習動力是，像推一台熄火的車子，要邊推邊發動，以肯定及鼓勵當汽油，引導她從生活中獲得更多成就與自信（EX：口頭鼓勵+實質鼓勵，多陪伴。）

從此系統與原則去看，協助ADHD與ADD做情緒管理的方式是，家長要成為軟墊與鏡子（客體關係理論，家長可尋求上課增強自己），接受他的情緒因注意力不足，而必須由外部的他人協助「接納與回饋」，家長不急著否認、責罰，這個情緒就能持平處理，孩子收到回饋就會慢慢學習下次怎麼面對自己的情緒，這是所有人都通用的情緒教育，但是ADHD要更久一點，要考慮到神經系統注意力不足的學習方式。一般注意力是長棍子，而過動特質是短棍子，工具不一樣，只要使用方法不一樣就行（切勿依樣畫葫蘆），而吃藥是輔助，暫時延長長度，適合孩童及欠缺自信的人先讓自己有所成就。

『引發興趣，點燃個人的主動性』，當父母知道原則原理，也知道ADHD的限制所在，教養的方向與行動就會改變，父母也可以創發與研究適合孩子的輔助工具，不必事事尋求專家建議，畢竟自己的孩子還是自己最清楚。

基於系統原理，我寫了關於亞斯的書，若評估孩子ADHD與ASD共病時，我會建議先以ASD為主則，因為「怕無聊」時ASD及ADHD都會有相似行為，ADHD是知道社會常規但缺乏注意力、無法控制所致，ASD則是無法意識到社會常規所以無視，但理解並認同後則可以自律，兩者不相同，教養方式也是不一樣的。

＃部落格（ADHD）排版：https://sn094545.pixnet.net/blog/post/40529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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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

呢排開始慢慢對錶有啲興趣

【締造歷史的勞力士品牌故事】

喜歡保值商品的人總會喜歡ROLEX勞力士，這個品牌手錶在大多人心目中都是好錶，重點不但款式不會過時，同時更可作保值投資。但並不多人真正知道「勞力士」這三個字背後的真正品牌故事。

很多人都以為Rolex是一個瑞士原創品牌，但其實品牌創辦人Hans Wilsdorf是個德國人。Rolex的前身為Wilsdorf and Davis（W&D）是研發自家設計的手錶公司，就是由德國人Hans Wilsdof與英國人Alfred Davis於1905年在倫敦合夥經營。三年後，Hans Wilsdof 在瑞士將公司更名為ROLEX，正式註冊勞力士商標。

ROLEX最初的標誌設計為一隻伸開五指的手掌，代表手錶是靠精雕手工細琢而成，後來才逐漸演變為皇冠的註冊商標，代表其帝王之氣、勝利和完美主義。

第一批勞力士錶憑其高超的技術質量，推出立即受到重視。 1910年，其中一款勞力士腕錶在瑞士成為首款腕錶獲得官方天文台精密時計證計。1914年，一隻相近的勞力士表於著名的英國矯天文台（Kew Observatory）的 「A級」精密時計證書。而天文台是世界上評定精準度的最高權威，Rolex的精確度自此得到了認證，使手錶在歐洲和美國頓時售價倍增。

直到1951年，官方認證手錶成為一種強制標準。這對勞力士而言是場勝利，因為品牌自1927年起便生產官方鑒定認可的天文台認證精密時計，比率接近90%。當時，勞力士的每只腕錶均附上刻有「Officially Certified Chronometer」字樣的紅漆印章。

1957年，勞力士推出了計時性能出眾的新一代機芯，名為1500機芯，裝配了金微調螺絲的平衡擺輪（現以星狀微調螺母所取代）。其精準計時結果比獲取證書的標準更高。為展示這項特質，勞力士更構思了「Superlative Chronometer」的概念。此名稱在後來亦加至錶面的刻字中，組合成聞名於世的「Superlative Chronometer Officially Certified」。此字樣亦於五十年代晚期在Datejust及 Day-Date錶面上首度出現，其後便一直沿用到今日。
1972年12月11日，阿波羅17號登上月球，這次是人類第六次也是迄今為止最後一次登月任務，雖然ROLEX並非NASA官方認定錶，但指令艙駕駛員Ron Evans將個人擁有的ROLEX GMT以個人意願工具包（Personal Preference Kit,PPK）戴上月球，返回地球後，他還自豪地於手錶背後親自刻上「FLOWN ON APOLLO XVII 6-19 DEC 72 ON MOON 11-17 DEC RON EVANS.」，2009年這支錶在Heritage Auction Galleries以$131,450（約42萬台幣）拍賣售出。
有趣的是，在另一張NASA檔案照片中，阿波羅17號指揮官Eugene Andrew Cernan明確地在太空衣外頭掛上ROLEX GMT，他也是最後一位行走在月球表面上的地球人。
不同於其他錶廠必須時常面對股東決策，聰明的Hans Wilsdorf於1945年就以自己的股份成立了Wilsdorf Foundation，同時註冊為慈善機構，讓ROLEX可以獨立運作，根據瑞士法律規定ROLEX可以完全不公開財務報表。因此，這間估計約有三千人，每年進帳數十億美金的品牌，獲利並不屬於任何一位實際存在的人，在以「不營利」的情況下，大部分的資金幾乎都運用在延續ROLEX這個品牌的前提下，讓研發及品質能夠永遠堅持下去。

2016年，ROLEX擠下BMW集團，奪得全球最佳聲望品牌，在此之前ROLEX也是十名之前的常客。對於許多人來說，「勞力士」幾乎是手錶的代名詞，保值、耐用、經典⋯⋯這些形容在消費者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

在2018年，《福布斯》將ROLEX評為全球最具價值品牌第71位。 另外截止至2018年，在世界前10的錶類拍賣記錄中，3款由ROLEX腕錶保持。其中，保羅·紐曼的ROLEX Daytona腕錶保持世界錶類拍賣第二高價、世界腕錶拍賣最高價，於2017年10月26日以約1775萬美金在紐約富藝斯拍賣行（Phillips）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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