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鄭家純遭性騷擾事件之後》
雞排妹ili鄭家純日前在演藝圈拋下震撼彈，公開自己在主持尾牙時遭廠商老闆及知名歌手性騷擾的經過，除了老闆頻頻開玩笑說「我可以為了妳離婚」、「我們還沒約會就喊這個數字」、「怎麼沒有特別表現」外，也被現場員工起鬨要求親老闆，甚至同台歌手也在同個場子中突然觸碰她的腿部及臀部。
然而在公開這些事情後，鄭家純卻遭質疑「為何不直接提告」、「公審」，甚至被質疑是她自己平常開放的形象所造成的，怎麼能怪別人開玩笑？連後來挺身發聲的立委賴品妤品妤賴，呼籲「勿變相支持加害者」，卻也遭到許多網友留下性羞辱的留言。
▍法律觀點下性騷擾被害者能採取的行動
以律師的角度來看，尾牙場上老闆的言論已可能構成性騷擾防治法中第2條第2款的「敵意環境型性騷擾」態樣，而同台歌手襲臀、大腿的行為更可能觸犯強制觸摸罪，而有刑法責任。
性騷擾被害者在法律上可以採取的法律行動如下：
#刑事責任－「強制觸摸罪」：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
#行政責任：性騷擾被害者得向加害人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等提出申訴，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加害人新台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若加害人是對於受自己監督、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者，更可加重科處罰鍰至1/2。
#民事責任：請求非財產上之人格權損害賠償。
▍為何不選擇直接提告？
性騷擾，在法律上的定義其實十分抽象，並非很容易就可以判斷：
根據性騷擾防治法中第2條，「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這些要件連律師都要經過仔細思考了，在騷擾現場中，還要加上對方的職業社經地位、當下環境氣氛等因素，都會讓受害者難以馬上判斷自己是否正受到「性騷擾」，善良的受害者們更常是陷入「是不是我小題大作」、「我會不會誤會對方意思」這樣的自我懷疑中，更遑論能夠馬上提告、採取法律途徑。
再者，法律途徑也往往需要耗費許多時間、費用成本，還有面對法律程序的心理素質、精神壓力、及舉證責任等等，也都是被害人選擇採取法律途徑時，必須先行承擔的成本。
身為律師，我們當然都希望能用法律輕鬆解決所有問題，但事實上，採取法律程序需要浩大的準備工程，如果只一味地躲在鍵盤後面，從來沒有經歷過申訴、訴訟的程序，絕對是沒有資格說出「幹嘛不直接提告」這種話。
▍說出自己的故事，並非「公審」
鄭家純很勇敢的選擇說出性騷擾的經過，卻也遭到部分網友認為是「公審」、「網路霸凌」，但事實上鄭家純是將自己真實發生的經驗說出來，也並非只是涉及私德的事件，假使其中有造假，她也會自己承擔被追訴「誹謗罪」的風險（現在歌手翁立友已經表示要開始蒐證了），更重要的是，跳出來揭發這樣的醜聞，一定會惹毛某一群人，更是早已堵上她的事業，怎麼會是如網友說的沒有承擔任何責任呢？
其實很多受性騷擾、性侵害的當事人，面對受害經驗最有效的療傷方法，並不是漫長的法律流程，而是將受害經驗變成屬於自己的故事，並透過說故事的過程，成為影響社會的力量。
鄭家純此次發聲，確實讓許多曾有受性騷擾經驗的一般民眾，也在自己的社群上公開自己的故事，而她身為明星的曝光度，也帶來更多關注度，這些都有助於社會更加重視性別議題。
▍沒有所謂合格的受害者
今天如果有人被打傷了或遭偷竊財物，她若到網路上分享自己受害的經驗，大概不會遭到網友們質疑是她自己欠揍、或是被檢討「幹嘛不把錢包保護好」吧？
但今天換作是性騷擾、性侵害的受害者，社會往往對於這些受害者有一個無形的「被害者劇本」，對於沒有按照劇本演出的被害者，往往是去質疑她們的說詞，或是去檢討是不是她們應該負起某部分的責任？
鄭家純出道以來，風格一向大膽性感，不過這樣的個人風格也絕對不能成為合理化性騷擾的理由，總歸一句：「我可以騷，但你不能擾！」，每個人都是多元的，不論性感或保守，未經同意，都不應該對其做出性騷擾的舉動。
▍唯有傷口不再隱藏才有癒合的可能
光只有鄭家純一個人的勇氣，要去對抗長期存在社會結構下的性別問題，一定是不夠的。
這個社會需要更多同理心，接住這些受害者們，只有當多數人開始正視每個受害者的經驗，當受害者相信自己的經驗會被好好看待時，她們也才能有勇氣將自己的故事說出來，最後也是最難的— —決定採取法律途徑，讓加害者受到應有的懲罰。
#我可以騷但你不能擾
#沒有合格的受害者
#說出你或妳的故事
#Sunny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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