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請說明 我國就業安全體系的三個 主要 支柱 為何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張曉明：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裡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采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恆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准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凶器襲擊警察，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制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制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志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布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舍！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志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信息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制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了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了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信息系統後，對此都贊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准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像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像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道，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復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采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采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台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系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鬥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李登輝訪問全文：兩岸、台日、產經與我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能夠清楚分析現在產業經濟脈動，把台灣的未來當作畢生課題不斷奮戰，清晰分明呈現我們的過去與現在局面，為往後的台灣政治局面指引出路，扎實穩健的前進，這樣的躬行實踐持續向前，永遠讓人敬佩。

【2015.8.24 政治】
編按：時值終戰七十周年，李登輝日前接受日媒訪問，談及自身的歷史認知以及對台日關係的見解，引起各界熱烈迴響，支持有之，批評有之。以下為島弧對該篇文章的全文翻譯，希望能對進一步的深入討論，有所幫助。
又，Voice雜誌將本篇文章置於「不要讓安倍政權倒」專題當中，此一脈絡亦一併提供讀者們參考，感謝讀者提醒。(2015.8.25 00:10編輯)

揭開日台合作的新帷幕
李登輝

於以前的大戰時從軍

鎮魂之夏終於到來。今年同時亦是作為終戰七十週年的一年。七十年前，我曾是帝國陸軍的士兵。自舊制台北高校升學至京都帝國大學，然後在大學時志願進入陸軍，被分配到高射砲部隊。

我所經歷過的是大戰末期熾烈的戰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在東京大空襲之際，部隊的小隊長戰死了。由我代理指揮。那時因燒夷彈的碎片劃過鼻子而負傷了。在那場大戰中沒有喪生可以說是運氣好，也可以想作那一定是神的引導。

「你一定也殺了人吧。」

今年，來採訪我的台灣記者這樣問到。大概是他已經習於和平，所以提出了這麼無知的問題。我察覺到他的眼中彷彿浮現出責難的眼光。

「不這麼做的話，是我會被殺掉。」

若是無論如何都要表達我當時的心境的話，那只能說是人類所具有對於「求生」的一種本能性慾望。話雖如此，我並非一味地企求存活下去。若是不怕被誤解地直說，我那時所追求的反倒是「死」。以最前線的步兵為志願，也是因為想要盡可能地接近「死」而已。藉由這樣做，來替自少年時期便困擾我已久的「死是甚麼」、「自我是甚麼」這樣的命題來做一個了結。但是，學徒出身的我並未能如願以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身為一名高射砲部隊見習士官，我在名古屋迎來了終戰。我也聽了玉音放送。周圍盡是灼燒的荒原。

回到台灣、本想終生做個學者的我，意外地踏入了政治的世界。（在拙作《新‧台湾の主張》裡彙整了這段過程，煩請有興趣的人自行參考）。

過去雖然我從一介學者，一路成為作為台灣最高領導人的總統，但是當上總統後，可以說每天都在鬥爭也不為過。對內有與國民黨內保守勢力的爭鬥，對外有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問題。但是在我擔任總統十二年期間內，我從未膽怯。而我之所以能以生死置之度外的覺悟傾力於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原因之一是對神的信仰，另一個或許就是因為，我曾經有過在戰時徘徊於生死一線間的殘酷體驗吧。

作為「日本人」而戰的兄長與我

之前七月四日，在台灣新竹縣湖口鄉舉行了國防部主辦的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年紀念活動。那是由馬英九總統所推動的活動。話說原本一般的台灣人對此幾乎毫無關心，我也是在別人告訴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有這樣的活動。

我聽說日本對台窗口單位，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的沼田幹夫代表婉拒出席該場活動，我想那是當然的吧。該活動是「抗日」，但本來直至七十年前為止，日本和台灣原本就曾經「同為一國」(註1)。因為曾「同為一國」，故不存在有台灣與日本打仗（抗日）這樣的事實。我志願進入陸軍，而我的兄長李登欽則志願進入了海軍。當時我們兄弟倆無疑地是以作為一個「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的(註2)。

「武士道即是領悟死亡之道」

如《葉隱》的精神那樣，我們兄弟倆在當時有著若是為了保衛國家的話，死亦不足惜的覺悟。兄長和我所抱持的那般年輕的理想，在現實的巨牆前脆弱地崩壞了。日本輸了戰爭，而兄長作為海軍陸戰隊的一員，於馬尼拉陣亡了。沒有比血親的死更讓人悲傷的了。直到現在，只要一想起兄長的事，便會使我悲從中來，潸然淚下。然而我們兄弟倆曾作為日本人去作戰，在馬尼拉陣亡的兄長被供奉祭祀於靖國神社，這是歷史事實。扭曲歷史事實是不為眾人所容的。

另外，馬總統還發表了要在台灣建立慰安婦的紀念館。據說馬總統還說了「從大約二十年開始，我就一直支持著台灣以前的慰安婦」等發言。說到二十年以前，那是我還在當總統的時代。當時馬氏是我的英文翻譯，所以我跟他很熟。但是他一直支持著台灣慰安婦一事我則未曾聽聞。台灣慰安婦的問題已經了結了，這是很清楚的，現在才又炒冷飯實在毫無意義。

馬總統一連串的行動，可以說是在找日本的碴。他大概是想以終戰七十週年為機會，藉由與中國一同高唱「抗日」來討中國的歡心吧。但是習近平主席恐怕對馬總統未有好評。去年十一月，在台灣所進行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國民黨吃下了一九一九年創黨以來最慘烈的一次大敗。台灣選民對國民黨的馬政權清楚地說了「NO」。馬政權的支持率也跌至9%以下。對於史上最沒人氣的台灣總統馬先生，中國的領導部門大概早就放棄了吧。

馬總統因為焦慮於希望參加中國主導的AIIB（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因此表示不以主權國家，而以經濟體的方式參加，卻仍無法成為創立會員。此事在台灣國內招致訕笑，那只能說是不必要的丟臉。說起來台灣參加AIIB，也只有部分在中國經商的大企業能夠得利而已，除此之外毫無益處，現在美國和日本也尚未參加。台灣將目標放在參加美日所推進的TPP（環太平洋戰略性經濟合作協定）的話，還比較有益。

台灣與中國是個別的「存在」

眼下，台灣政治最受矚目的是明年一月舉行的總統選舉。台灣在一九九六年，首次進行了總統直選。其後，每四年舉行一次總統選舉。

二ＯＯＯ年的總統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勝選，發生了政權自國民黨轉移到民進黨手中的政權輪替。在二ＯＯ四年的總統選舉中，陳水扁以些微差距一樣打敗了國民黨的候選人。但是，二ＯＯ八年的總統選舉由馬英九拿下，奪回了政權。二Ｏ一二年的總統選舉中，馬英九也打敗了蔡英文，再次當選。在馬總統時代的八年間，台灣都一面倒向中國。

在明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已表明將再一次出馬競選。蔡氏是一位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取得法學碩士、並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得法學博士的才女，他於我擔任總統時擔任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員等要職。順帶一提，我其中一名孫女會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也是受了他的影響。

蔡的長處是理性而不花言巧語。雖說不只在台灣，最近有許多政治家只顧放大檢視對手的失誤，而未真正踏實地解決民眾所在意的政策問題。我所重視的領導者條件，就是「誠實自然」。不用華麗的演出來迷惑國民，而是盡可能地用平易的言語傳達給國民，失敗時則勇於承擔責任，這樣的磊落態度是最重要的。

《Time》雜誌亞洲版以「她可能領導華人世界唯一的民主」來介紹蔡英文，蔡可說是很早就被視為是二Ｏ一六總統選舉中的真命天女。當然，這並非毫無懸念。蔡針對中國與台灣的兩岸關係表明採取「維持現狀」的立場，對此，被民進黨內的獨立派批評其態度「曖昧」。但是此一批評實在毫無意義。

到底對台灣而言，維持現狀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就是指維持台灣（中華民國）是台灣，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思。換言之，對台灣而言的「現狀維持」即是表示著台灣與中國是個別的「存在」。那是因為高唱「獨立」而在國際社會引起摩擦是不必要的。我自己本身也從未主張過「台灣獨立」。

另一方面，國民黨在經過一陣混亂後，決定了以女性的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為候選人。也就是說，下屆總統選舉成為了一場女性的對決。在此之前罕有人提起的洪秀柱之所以被選上，除了是因為支持現任的馬總統以外沒有其他理由。這可說是馬英九企圖將洪秀柱當作自己的傀儡吧。洪氏所提的「一中同表（表明兩岸共屬中國的一部分）」是連中華民國的存在都否定了，以這樣的主張參選中華民國的總統，實在可以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在上次的總統選舉（二Ｏ一二年）的最高潮階段，我正在動手術，所以無法很充分地替蔡英文助選。在下次總統選舉中，包括提供各種建議，我希望好好地支持蔡英文。

「脫古革新」才是台灣人的道路

加速倒向中國的國民黨政權，是以所謂「九二共識」為根據的。日本人應該不太有聽過這個詞，但那其實完全是一個捏造的東西。

那是指在一九九二年的香港會談上，達成了「對於一個中國的解釋，由（兩岸）各自表述」的共識，但其實那共識原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九二共識」是自二千年後為了讓國民黨方便利用而由外省人（日本戰敗後自中國來台的住民）蘇起（前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捏造的，蘇起在之後也承認他「捏造」了這個東西。說到底，一九九二年擔任總統的正是我本人。我從未接到達成此一共識的報告，也未曾從誰那裡聽聞過這樣的共識。

但是，台灣人當中也確實有人深陷於「一個中國」的思考當中。我認為這是因為整個國家尚未確立作為台灣人的主體性。對此，為了確立台灣人的主體性、使台灣成為一個更民主的國家，我所提倡的就是「脫古革新」。那是指跳脫以往、將革新所有事物的思想。在此之際，重要的是立足於歷史，向歷史學習。

伊藤博文與李鴻章於一八九五年，在下關進行甲午戰爭的和談。那時的議和條件是割讓台灣。因為對清國而言，台灣是「化外之地」。翻開中國的歷史，皇帝制度被承繼了五千年。這樣的體系是「中國式的法統」，被排除於法統外的台灣，是一個中國文明所未及的化外之地，也就是一個野蠻的夷狄之邦。

當然，現在的台灣既不野蠻，也不是一個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現在的台灣是眾所公認的主權民主國家，民主程度也遠遠地比中國還要來得進步。在此之上，我們必須要透過「脫古革新」使台灣的民主化、本土化更進一步。

在此所說的「脫古革新」也可以說是一種為了超越中國式的「託古改制」的思想。託古改制是指「按照古時候的作法進行制度改革」，而正是這樣的思考，才為中國帶來了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思‧韋伯所說的「亞洲停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好幾次可以說是政治改革的行動，但可惜的是從未成功。因此，我認為韋伯所說的是一針見血。就此一意義上而言，可以稱其為「託古『不』改制」比較來得符合事實。

中國的這種存在之道，借用魯迅的話來說的話是「在封閉的空間裡亡靈附身而演出的一場戲，是這個國家蹣跚前進，一場無聊輪迴的戲。」中華人民共和國雖說發源自蘇維埃共產黨，但由於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國，也無法逃脫出魯迅所說的「輪迴戲劇」。在中國的共產革命不過是中國傳統中的霸權主義復活，具有誇大妄想特質的皇帝制度復辟罷了。

今年三月，李光耀過世了。他與我年紀相當，也被作為比較的對象。在此我想事先言明的是，李光耀和我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樣的。著有《文明的衝突》一書的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曾評論說「就算李登輝死了，台灣的民主依然會留下，但是如果李光耀死了的話，其制度將會消失。」新加坡現任首相是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家族支配現在在新加坡仍然持續著。我想強調的是，如新加坡般妨害真正民主化的支配體制，若被視為是一種「亞洲價值」的話，那另一方面我在台灣所推行的則是尊重自由與民主的「世界價值」。

改變政治的是「年輕的力量」

政治必須要日新又新。對現在的日本來說最大的課題是如何修正做為國家根本的憲法。由於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禁止日本保有軍力，所以現在的日本是將自己國家的安全保障，以半委託美國的方式來解決。日本如為了要做到真正的自立的話，則無法不面對修憲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六十多年來憲法隻字未改，反而是比較異常的。

一九八八年，我就任總統時，在台灣是由國民黨政權實行著獨裁統治。我那時認為會造成獨裁的根本原因，是在於不符合台灣現狀的「中華民國憲法」。雖說碰到許多困難，但過程中靠著民眾的支持，以經濟成長的維持與社會安定為背景，一滴血都沒流地完成六次修憲，成就了「寧靜的革命」，這是我一生的驕傲。

二ＯＯ五年，進行了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次修正，但是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民進黨）並未採用少數在野黨台灣團結聯盟所提出，以住民主體進行修憲程序的提案。這是因為陳水扁誤以為藉由與國民黨的妥協，便可永遠地維持權力。原本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門檻極高（四分之一以上的立法委員提出修正案，並需四分之三以上的委員出席，在其出席人數中得到四分之三以上的人贊成通過後，還必需要自公民投票中獲得過半數的贊成票）為了台灣民主化的發展，再更進一步修憲是有其必要的，然而可以預見國民黨、民進黨的協商是很難達成共識的。

如果台灣要進行修憲的話，第一階段我會提倡的將是把現行的具有選舉權需二十歲的限制，拉低到十八歲。因為在台灣承擔起未來的果然非「年輕的力量」莫屬。

二Ｏ一四年三月，由於持續親中的馬政權即將強行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之際，約三百人的學生們占領立法院，催生了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生運動捲動了一般的公民，最終膨脹至50萬人的規模，並包圍了總統府周圍。在台灣的新民主化潮流，可以說正是由年輕的力量所啟動的。

日本的明治維新，也同樣是由年輕的力量所成就的。坂本龍馬至江戶進行劍術修行時是19歲，並在外面的世界拓展了見聞。然後於二十七歲脫藩，二十八歲與勝海舟相遇。在京都遇刺身亡時，是年紀輕輕的三十二歲。雖說龍馬本身沒有出過國，但他從老師勝海舟那裡學到了歐美先進的制度。從龍馬所起草，被認為是新國家方針的「船中八策」裡，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由於有像龍馬那般的年輕人賭上生命，實踐了維新，才得以建立明治國家的基礎。他們的一生正可以說是「脫古革新」的過程也不為過。對我個人而言，在台灣太陽花學生運動的身影中，可以看見龍馬等維新志士般的行動。

對於台灣的未來令人擔心的是立法院的選舉制度是以小選區為主。小選區的制度下，若無政黨的推薦或支持的話，則很難實現當選。由此產生了不敢違逆黨中央的意見、以及年輕人難以進入國政殿堂的弊病。坦白說，從廣泛地反映民意這個觀點來看，我比較希望是採取中選區制。在日本也以為了建立利於政權輪替的兩黨制為名，導入了小選區制，但是否真正確實地反映了民意，現下也有檢視的必要。

IOT是接下來成長的關鍵

去年十一月，我有機會從素有安倍晉三首相頭腦之稱，內閣官房成員浜田宏一那裡，直接了解「安倍經濟學」。安倍經濟學據說是由不同層次的金融寬鬆（第一支箭）、積極的財政支出（第二支箭）、法規鬆綁（第三支箭）而組成的。在第一、二支箭方面，我想大致上是成功的。但是第三支箭，也就是僅鬆綁法規是否能達到經濟成長，我是有些許疑問的。

日本的股價雖然持續地急漲至今，但那也是多虧了日圓貶值之故。企業多以外幣來保有本身大部份的資產。日本股價的上升，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企業將因日圓貶值而增加的資產，投資到股票市場。另一方面，我則聽說薪資所得並沒有太大的成長。能夠成為經濟成長原動力的是創新，也就是新的技術。在這個領域值得被期待的，同樣也是年輕的力量。

最近成為話題的是「IOT（Internet of Things）」。所謂的IOT不只是在電腦或是智慧型手機，而是將感應器放入身邊周遭所有的東西，並使其與網路連結，藉此可以相互通聯而產生出新的服務與方式。世界高端企業都競相開發此一足以改變我們日常生活的革命性技術。

日本的京都以擁有革新技術的企業集散地為世人所知，其中我相當關注一家名為Connect Free的公司創業者，帝都久利壽（註:美國籍，原名為Tate Christopher）的活動。一九八八年出生的帝都從三歲開始接觸Mac，十幾歲時就於矽谷創業，因故於十九歲赴日，目前是以京都為據點的二十七歲年輕人。他到訪我在台灣的住處，說明他的研發計畫，相信IOT會是成為次世代科技霸者的革新服務。

放眼世界，日本的IOT技術雖然相當先進，但大多是封閉於自家公司內的技術，很難向世界推展。對此，台灣擁有能夠因應全球市場需求，大量生產所需零件的優秀技術。也就是說，日本企業的研發能力若能與台灣企業的生產技術合作的話，是有可能稱霸整個市場的。

無論是歷史或是文化面，日本與台灣有著很深的連結，世界上再也沒有哪兩個國家間有這麼堅固的羈絆了吧！我想向安倍首相傳達，台灣的IOT生產能夠成為安倍經濟學的強力支持。如此一來，日本經濟能夠重返成長，台灣藉由成為IOT的主要生產據點，也能夠增加就業機會。有趣的是，握有此一關鍵的人是一位美國的年輕人。我今年九十二歲了，還能夠活多少年不知道，但是為了台灣的繁榮與日台間的羈絆，我也希望我的躬行實踐，往後能夠持續下去。

註1：指當時台灣受日本統治。
註2：日文中的「祖國」，指自祖先時就居於此的國家、自己出生的國家、母國，在此即台灣。
(以上註解為應Voice編輯部要求所加，內容亦為Voice編輯部所提供，由島弧翻譯後追加。201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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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https://drive.google.com/…/0B9lvYLR5OCjiVGp3MGNySkFFa…/view…
圖片來源：
聯合報記者黃威彬攝(http://pgw.udn.com.tw/gw/photo.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