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要接受「延攬」嗎?北京的戰略藍圖、解法、選定戰場的藝術】
林鄭引《緊急條例》押後選舉,人大常委指示「現屆全體議員延任一年」。坊間出現兩種反應,先是填詞人林夕兩度於《蘋果》專欄呼籲總辭,後有本土/抗爭派初選勝出者和議;而先被DQ後被「延攬」的傳統泛民,則有涂謹申「外界意見紛紜,但認為要求留任的聲音稍多」之說。
走或留的辯題,不將整個延期工程放在香港近代史的格局去看,只會被帶風向。延選當然與疫症無關,北京只是重覆 2016 年做過的事。當年初一發生旺角騷動,梁天琦在新東補選上來了。傳統泛民圈當年很訝異,為甚麼整個網絡都是文宣,四處都有街站幫梁天琦助選?於是他們開始耳語梁天琦背後是否有勢力在推波助瀾,其實是風潮一帶起,很多年輕人受到感召,免費去做義工、做文宣、課金做選舉經費,現在看來只是反送中模式的預演。
重覆 2016 年的棋盤
如此一人,大大震蕩整個光譜和票源,梁雖然敗給楊岳橋,但其一人之溢出效應,將會推動五區,亦即整個民主派革新,不管是意識形態還是物理年齡。2 月左右,本地建制圈已有風聲傳出會玩取消資格。局部取消資格,是在抵消梁天琦一人帶來的時間加速力。他們視梁天琦為一種病毒,DQ就是要阻止病毒進入議會,也要阻止病毒感染泛民。本土派當然被斬殺,之後眾志也被DQ,因為他們判定眾志只是包裝溫和的獨派,更為可惡。
北京在這一點當然高瞻遠矚,它用行政手段強行終止了 2016 年大選本應完成的新陳代謝,阻止了更難對付的敵人出世。所以16年之後,就是傳統溫和泛民繼續拿著議席,僅此事實,就是實然排擠著今日的「抗爭派」,失去了很多話語權。之後泛民大黨熱烈和應林鄭「大和解」、發出「不如特赦七警」之說;曾俊華成為新趙紫陽,成為黃絲和傳統泛民新寵,狂熱「薯粉」還批評不肯支持曾俊華的抗爭派死牛一面頸,只有理念而不肯選擇「lesser evil」……這些歷史,皆濫觴自 2016 年。不 DQ 泛民,只 DQ 本土和眾志,是為了阻止時間加速的工程,阻止民主派內部更新換代。
因此,2016 年的梁天琦,和 2020 年的整個初選,在中共眼中都是一件事:缺口又出現了,要去堵。初選結果如此,直接導致北京判定事態嚴重,因為那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沒有後台沒有履歷,既然佔有全港民意半壁江山,繼而盤算,未來四年難以駕馭這個議會,更不能坐視本土派餘孽和抗爭派全面感染黃絲,令大家越來越激進。
唯有看清這條心線,才能明白,為甚麼選舉主任幾乎對公民黨趕盡殺絕,但另一方面人大又似乎准許他們重新入去多做一年。當然北京從來有很多個「群組」在工作,但最重要還是「阻止時間流動」的大戰略。他們不在乎個別人士是否擁有關鍵小數。抓小事情的要幫忙立下「不能游說外國」的新紅線,故而先 DQ;抓大事情的卻最終還是要盡量維持現狀,要讓保守的、熟悉的、甚至懦弱的對手存在,作為平衡廣大反對派意識形態的紙鎮,故而主張接受四個被 DQ 泛民繼續延任。
全體議員陷入戰略被動
理性博弈,讓全體議員延任,並不是如一些人所說,是比較溫和甚至開恩的做法,而是將政治成本轉嫁於泛民,有「因糧於敵」的計算。初選結果已經出來,攬炒獲得授權,而泛民接受「延攬」回去議會,雖然保住了出糧,也保住了所謂的關鍵否決權,然而他們在受整場革命洗禮的民眾眼中,多賺到的光環,必會慢慢流失,矛盾也必然重新轉移到內部。如果將所有泛民逐出,世代鬥爭就不會出現,全體烈士擁有光環,則政治時間同樣一瀉千里;敵人的光環不能馬上燒盡,因為那同樣等於為革命添薪。最好當然是拒絕年輕人,繼續養著舊人,二桃殺三士,反對派在扣血,但不會造成政治大地震。
大地震有甚麼不好?當恐龍死掉,小型哺乳動物就上位了,稱王了。對於中共而言,恐龍只是 useful idiot,很容易對付;撒豆成兵的哺乳動物雖然小,生命力更碰強,更難對付。梁天琦出來之後,就發現不能換屆,要先把毒素根除,那就是 2016;初選結果出了之後,就發現同樣不能換屆,要先把毒素根除,藉疫情押後選舉,那就是 2020。四年前把毒素根除的方式是取消資格,讓《公安條例》收監領袖;四年之後,甚麼方式都有可能動用。
所以應該總辭嗎?
這其實是一個難以客觀辯論的問題。議會路線無法達成決定性改變,已屬事實,只不過現在談論的是議員本身的中產生活,以及議助的福祉。如果我是議員或者議助,我當然會支持不能放棄議會。而確實有些人一受到政治界豢養,就無法自拔。畢竟大部份人在私人市場也無法拿到港幣10萬月薪,叫他們自己放棄,確實是不現實的。
只不過,選擇入局自然也要面對上述的戰略被動。一旦接受招安,肯定又是扣血,你就沒光環了。面對面也許別人不會直插到底,讓你難堪,但大家心裡當然都知道,說議會有甚麼長遠意義或者有甚麼奇門遁甲,同樣不現實。若果你說自己要供車供樓,也許還比較老實。然而當你一旦行動上承認自己只是出糧,就會面臨更大的民意要求。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吃了人血饅頭,在議會內外,你有甚麼更強的表現呢?例如黃碧雲的議會生涯如果止步於 2019,對其人其黨,都會是止血;繼續多做一年,就是繼續扣血,因為你又多了一年甚麼都做不到,而大家會認為你名不正言不順地進去,便宜了一次,就要付出更多代價,才能 compensate,抗爭派內心也會這樣想。
大家不會將同樣的標準放在周庭身上,因為她不是議員,只是一個喜歡宅文化並且在日本好紅的年輕人,她的受難是「正受難」;假設黃碧雲被人拉,坊間的同情指數將會很不同,因為大家會翻舊帳,過去20年黃碧雲做了甚麼?在整個過渡期和後期一國兩制,事情變成如此,長期的局中人是否要負一定程度責任?於是黃碧雲被拉,都只會是「負受難」。因此,這整個民主派的延任,雖然賺了錢,但必然失去部份民意,可能拆散和勇 (其實是老嫩) 不分的戰略同盟。
錦鯉有咩高見?
抗爭派相對簡單,在初選裡面,他們賺到知名度和光環,只需要好好利用,不要自毀,做蔣經國死前的李登輝,等水退的時候,自然可能成為新世紀的哺乳類動物。傳統泛民就很難搞,因為他們很大機會接受延任。本質上,這是在沒有新授權的情況下,憑空做多一年;而當年參加「臨立會」的民協,曾經被泛民鬧到像是要下破門令,又說其他人是猶大,那今天自己是否嚴人寬己,只能想辨法自圓其說。王家衛的電影說過:「原來寂寞起來,所有人都是一樣」,今日的版本就是「當招安令來到,所有人都是一樣」。
入局的人其實要重新拿到授權 (可能是非正式投票,雖然時間未必趕得及)、由初選勝出者次級民主式投票決定、或者作出新承諾、或者捐人工……甚麼都好,總之是應該有新動作抵消北京設下的戰略陷阱,否則反對派陣營的緩慢分裂,幾乎可以預期。如果甚麼都不做,就默默接受,便是嗟来之食,這些老人大黨在民間眼中,只會更加不堪,將來也是會受選舉無情淘汰。如果是寄望政權開恩留命,做萬年國代,不如聽聽劉兆佳近來說的:「……必須釐清『愛國者』與『建制派』的差別,以前到現在仍有很多人將這兩個詞混在一起,認為愛國者治港就等於是建制派治港」,連建制派也不是親,那對於體制民主派又會有甚麼善意?長貧難顧啊。
最近蔡子強也在 《01》 放風反對總辭。我也不是支持總辭。雖然總辭不是沒有好處的,否則譚惠珠也不會開到口叫泛民「重返議會,不要拖後腿」,故可推測,全體總辭亦不是政權樂見。只是你很難叫人把口邊的肥豬肉吐出來,就不勉強了。只是蔡子強也發揮了一貫水準,他認為總辭論者有三大問題,第一是其一是今次延任立法會和 1997 年臨立會不能相提並論;其二是抗爭派若覺得制度不完美就抵制,為何不辭任區議會;其三是抗爭派至今無法解答,一年後如果選舉仍有DQ,是否仍會參與?
又問「然後呢」?
第一,真是太可笑,雖然迴字有四個寫法,但是次「重返議會」和臨立會,一樣沒有人民授權。如果以前是因為沒有臨立會沒有民主派,民主派就抵制;而今次有「自己人」,就不抵制,那其實有甚麼民主理念可言?蔡當然可以這樣說,但如果這是從政者的主流,別人說民主派只想做民主花瓶、做穩體制內「八大民主黨派」,也是合理評論。說到底我們不是關心個別議員能否多拿一百多萬薪金,我們是在爭論究竟香港人如何面對本來應有之「授權權力」遭剝奪,而不是在乎你們有多少友好入局做中產;
第二,區議會和立法會根本不能滑坡對比,雖然區議會也有 DQ (例如黃之鋒),但內局人都有民意一票一票授權。一個區議員走出來,可以大聲說自己代表某區某幾千個選民;而接受「延攬」的人,在未來一年走出來說自己是議員?別人說,你一票都沒有。689 有 689 票,777 有 777 票,你們號稱代議士,卻一票都沒有?
蔡子強的護航,好像在指控抗爭派葡萄現屆議員突然加簽一年合約,好多錢。這樣非常猥瑣。因為支持總辭不一定是坐穩另一份糧的區議員,還有林夕,還有很多政圈外的「沉默大多數」,只談個別區議員,略嫌打草人。
區議員獲得授權,拿公帑,倫理上一向如此;到略有路線分歧,友好就尤如發爛渣非常 Jumpy 地說:你們抗爭派也沒有很乾淨﹗
What ?現在談的是政治倫理而不是小眉小眼的議員薪金吧?下下講錢不是很模糊焦點嗎?
第三,蔡子強還是問,咁總辭之後點?
唔知架。我相信問任何一個政界中人,他們也跟我們這些小市民一樣,都係答你「見步行步」,問人「之後又點」,好像很 witty ,很縱觀全局,然而這在示威者超過勸阻的老人,衝入立法會以來,已經失效,上一代的專業神話已經結束。大家發現,其實強敵來到,職業政客不一定比他們更懂得形勢、不一定更有能力,「然後呢」能嚇唬 64 時的香港人、2010 年代的 80 後,卻不能嚇唬今日班 o靚仔,他們不幸看穿很多事情了。
選定戰場的藝術
你問「總辭之後又點,然後呢」;他們又問「那留守議會又點,然後呢」,此實屬耍嘴皮子毫無意義。要計算到全局演變才去做事?北京也不知道明天有多少人被制裁、全國形勢如何演變都好,但他們都會落力出招壓制香港,這就是 actor 和 audience 的分別,一個死也站著,一個到死前都沒有站立過。這是非常玄的「權力意志」,有與沒有,純屬天生。
所以我不會說總辭好或者不好,是否接受招安,處於道德二分之外的模糊水域,問題是從政者有沒有顯示出他願意選定一個戰場,並且賣力工作,對得起自己份糧或者無緣無故得到的一年合約;而不是永遠像個局外人一般,以「我不跟任何人同路」/「我不選定戰場」為榮,以一個偽裝的超然姿態包裝一具毫無意志力的從政者/論述者 deadbody?接受招安,亦是選定戰場,亦無不可,但之後的問題是,你能否證明你有可能成為哪怕只有十份之一的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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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或留的辯題,不將整個延期工程放在香港近代史的格局去看,只會被帶風向。延選當然與疫症無關,北京只是重覆 2016 年做過的事。當年初一發生旺角騷動,梁天琦在新東補選上來了。傳統泛民圈當年很訝異,為甚麼整個網絡都是文宣,四處都有街站幫梁天琦助選?於是他們開始耳語梁天琦背後是否有勢力在推波助瀾,其實是風潮一帶起,很多年輕人受到感召,免費去做義工、做文宣、課金做選舉經費,現在看來只是反送中模式的預演。
重覆 2016 年的棋盤
如此一人,大大震蕩整個光譜和票源,梁雖然敗給楊岳橋,但其一人之溢出效應,將會推動五區,亦即整個民主派革新,不管是意識形態還是物理年齡。2 月左右,本地建制圈已有風聲傳出會玩取消資格。局部取消資格,是在抵消梁天琦一人帶來的時間加速力。他們視梁天琦為一種病毒,DQ就是要阻止病毒進入議會,也要阻止病毒感染泛民。本土派當然被斬殺,之後眾志也被DQ,因為他們判定眾志只是包裝溫和的獨派,更為可惡。
北京在這一點當然高瞻遠矚,它用行政手段強行終止了 2016 年大選本應完成的新陳代謝,阻止了更難對付的敵人出世。所以16年之後,就是傳統溫和泛民繼續拿著議席,僅此事實,就是實然排擠著今日的「抗爭派」,失去了很多話語權。之後泛民大黨熱烈和應林鄭「大和解」、發出「不如特赦七警」之說;曾俊華成為新趙紫陽,成為黃絲和傳統泛民新寵,狂熱「薯粉」還批評不肯支持曾俊華的抗爭派死牛一面頸,只有理念而不肯選擇「lesser evil」……這些歷史,皆濫觴自 2016 年。不 DQ 泛民,只 DQ 本土和眾志,是為了阻止時間加速的工程,阻止民主派內部更新換代。
因此,2016 年的梁天琦,和 2020 年的整個初選,在中共眼中都是一件事:缺口又出現了,要去堵。初選結果如此,直接導致北京判定事態嚴重,因為那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沒有後台沒有履歷,既然佔有全港民意半壁江山,繼而盤算,未來四年難以駕馭這個議會,更不能坐視本土派餘孽和抗爭派全面感染黃絲,令大家越來越激進。
唯有看清這條心線,才能明白,為甚麼選舉主任幾乎對公民黨趕盡殺絕,但另一方面人大又似乎准許他們重新入去多做一年。當然北京從來有很多個「群組」在工作,但最重要還是「阻止時間流動」的大戰略。他們不在乎個別人士是否擁有關鍵小數。抓小事情的要幫忙立下「不能游說外國」的新紅線,故而先 DQ;抓大事情的卻最終還是要盡量維持現狀,要讓保守的、熟悉的、甚至懦弱的對手存在,作為平衡廣大反對派意識形態的紙鎮,故而主張接受四個被 DQ 泛民繼續延任。
全體議員陷入戰略被動
理性博弈,讓全體議員延任,並不是如一些人所說,是比較溫和甚至開恩的做法,而是將政治成本轉嫁於泛民,有「因糧於敵」的計算。初選結果已經出來,攬炒獲得授權,而泛民接受「延攬」回去議會,雖然保住了出糧,也保住了所謂的關鍵否決權,然而他們在受整場革命洗禮的民眾眼中,多賺到的光環,必會慢慢流失,矛盾也必然重新轉移到內部。如果將所有泛民逐出,世代鬥爭就不會出現,全體烈士擁有光環,則政治時間同樣一瀉千里;敵人的光環不能馬上燒盡,因為那同樣等於為革命添薪。最好當然是拒絕年輕人,繼續養著舊人,二桃殺三士,反對派在扣血,但不會造成政治大地震。
大地震有甚麼不好?當恐龍死掉,小型哺乳動物就上位了,稱王了。對於中共而言,恐龍只是 useful idiot,很容易對付;撒豆成兵的哺乳動物雖然小,生命力更碰強,更難對付。梁天琦出來之後,就發現不能換屆,要先把毒素根除,那就是 2016;初選結果出了之後,就發現同樣不能換屆,要先把毒素根除,藉疫情押後選舉,那就是 2020。四年前把毒素根除的方式是取消資格,讓《公安條例》收監領袖;四年之後,甚麼方式都有可能動用。
所以應該總辭嗎?
這其實是一個難以客觀辯論的問題。議會路線無法達成決定性改變,已屬事實,只不過現在談論的是議員本身的中產生活,以及議助的福祉。如果我是議員或者議助,我當然會支持不能放棄議會。而確實有些人一受到政治界豢養,就無法自拔。畢竟大部份人在私人市場也無法拿到港幣10萬月薪,叫他們自己放棄,確實是不現實的。
只不過,選擇入局自然也要面對上述的戰略被動。一旦接受招安,肯定又是扣血,你就沒光環了。面對面也許別人不會直插到底,讓你難堪,但大家心裡當然都知道,說議會有甚麼長遠意義或者有甚麼奇門遁甲,同樣不現實。若果你說自己要供車供樓,也許還比較老實。然而當你一旦行動上承認自己只是出糧,就會面臨更大的民意要求。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吃了人血饅頭,在議會內外,你有甚麼更強的表現呢?例如黃碧雲的議會生涯如果止步於 2019,對其人其黨,都會是止血;繼續多做一年,就是繼續扣血,因為你又多了一年甚麼都做不到,而大家會認為你名不正言不順地進去,便宜了一次,就要付出更多代價,才能 compensate,抗爭派內心也會這樣想。
大家不會將同樣的標準放在周庭身上,因為她不是議員,只是一個喜歡宅文化並且在日本好紅的年輕人,她的受難是「正受難」;假設黃碧雲被人拉,坊間的同情指數將會很不同,因為大家會翻舊帳,過去20年黃碧雲做了甚麼?在整個過渡期和後期一國兩制,事情變成如此,長期的局中人是否要負一定程度責任?於是黃碧雲被拉,都只會是「負受難」。因此,這整個民主派的延任,雖然賺了錢,但必然失去部份民意,可能拆散和勇 (其實是老嫩) 不分的戰略同盟。
錦鯉有咩高見?
抗爭派相對簡單,在初選裡面,他們賺到知名度和光環,只需要好好利用,不要自毀,做蔣經國死前的李登輝,等水退的時候,自然可能成為新世紀的哺乳類動物。傳統泛民就很難搞,因為他們很大機會接受延任。本質上,這是在沒有新授權的情況下,憑空做多一年;而當年參加「臨立會」的民協,曾經被泛民鬧到像是要下破門令,又說其他人是猶大,那今天自己是否嚴人寬己,只能想辨法自圓其說。王家衛的電影說過:「原來寂寞起來,所有人都是一樣」,今日的版本就是「當招安令來到,所有人都是一樣」。
入局的人其實要重新拿到授權 (可能是非正式投票,雖然時間未必趕得及)、由初選勝出者次級民主式投票決定、或者作出新承諾、或者捐人工……甚麼都好,總之是應該有新動作抵消北京設下的戰略陷阱,否則反對派陣營的緩慢分裂,幾乎可以預期。如果甚麼都不做,就默默接受,便是嗟来之食,這些老人大黨在民間眼中,只會更加不堪,將來也是會受選舉無情淘汰。如果是寄望政權開恩留命,做萬年國代,不如聽聽劉兆佳近來說的:「……必須釐清『愛國者』與『建制派』的差別,以前到現在仍有很多人將這兩個詞混在一起,認為愛國者治港就等於是建制派治港」,連建制派也不是親,那對於體制民主派又會有甚麼善意?長貧難顧啊。
最近蔡子強也在 《01》 放風反對總辭。我也不是支持總辭。雖然總辭不是沒有好處的,否則譚惠珠也不會開到口叫泛民「重返議會,不要拖後腿」,故可推測,全體總辭亦不是政權樂見。只是你很難叫人把口邊的肥豬肉吐出來,就不勉強了。只是蔡子強也發揮了一貫水準,他認為總辭論者有三大問題,第一是其一是今次延任立法會和 1997 年臨立會不能相提並論;其二是抗爭派若覺得制度不完美就抵制,為何不辭任區議會;其三是抗爭派至今無法解答,一年後如果選舉仍有DQ,是否仍會參與?
又問「然後呢」?
第一,真是太可笑,雖然迴字有四個寫法,但是次「重返議會」和臨立會,一樣沒有人民授權。如果以前是因為沒有臨立會沒有民主派,民主派就抵制;而今次有「自己人」,就不抵制,那其實有甚麼民主理念可言?蔡當然可以這樣說,但如果這是從政者的主流,別人說民主派只想做民主花瓶、做穩體制內「八大民主黨派」,也是合理評論。說到底我們不是關心個別議員能否多拿一百多萬薪金,我們是在爭論究竟香港人如何面對本來應有之「授權權力」遭剝奪,而不是在乎你們有多少友好入局做中產;
第二,區議會和立法會根本不能滑坡對比,雖然區議會也有 DQ (例如黃之鋒),但內局人都有民意一票一票授權。一個區議員走出來,可以大聲說自己代表某區某幾千個選民;而接受「延攬」的人,在未來一年走出來說自己是議員?別人說,你一票都沒有。689 有 689 票,777 有 777 票,你們號稱代議士,卻一票都沒有?
蔡子強的護航,好像在指控抗爭派葡萄現屆議員突然加簽一年合約,好多錢。這樣非常猥瑣。因為支持總辭不一定是坐穩另一份糧的區議員,還有林夕,還有很多政圈外的「沉默大多數」,只談個別區議員,略嫌打草人。
區議員獲得授權,拿公帑,倫理上一向如此;到略有路線分歧,友好就尤如發爛渣非常 Jumpy 地說:你們抗爭派也沒有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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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知架。我相信問任何一個政界中人,他們也跟我們這些小市民一樣,都係答你「見步行步」,問人「之後又點」,好像很 witty ,很縱觀全局,然而這在示威者超過勸阻的老人,衝入立法會以來,已經失效,上一代的專業神話已經結束。大家發現,其實強敵來到,職業政客不一定比他們更懂得形勢、不一定更有能力,「然後呢」能嚇唬 64 時的香港人、2010 年代的 80 後,卻不能嚇唬今日班 o靚仔,他們不幸看穿很多事情了。
選定戰場的藝術
你問「總辭之後又點,然後呢」;他們又問「那留守議會又點,然後呢」,此實屬耍嘴皮子毫無意義。要計算到全局演變才去做事?北京也不知道明天有多少人被制裁、全國形勢如何演變都好,但他們都會落力出招壓制香港,這就是 actor 和 audience 的分別,一個死也站著,一個到死前都沒有站立過。這是非常玄的「權力意志」,有與沒有,純屬天生。
所以我不會說總辭好或者不好,是否接受招安,處於道德二分之外的模糊水域,問題是從政者有沒有顯示出他願意選定一個戰場,並且賣力工作,對得起自己份糧或者無緣無故得到的一年合約;而不是永遠像個局外人一般,以「我不跟任何人同路」/「我不選定戰場」為榮,以一個偽裝的超然姿態包裝一具毫無意志力的從政者/論述者 deadbody?接受招安,亦是選定戰場,亦無不可,但之後的問題是,你能否證明你有可能成為哪怕只有十份之一的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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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發掘公子公主墓
自從兵馬俑陪葬坑在1974年被發現以來,始皇帝陵園的發掘和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秦始皇一生的種種疑案,由此獲得了文獻上得不到的種種寶貴線索。在始皇陵園,考古學者曾經發掘過一座甲字形陪葬大墓,規模等同王侯級別,地點靠近始皇帝陵封土。考古學者以為墓主當是皇室宗親,可能就是公子高的墓。前面我們已經談過,他自願殉葬,得賜錢十萬,以公子之禮埋葬於始皇陵旁。
在始皇帝陵封土東邊大概一里遠的地方,有一村落叫作上焦村,在村外的樹叢間,有十七座甲字形陪葬墓,坐東向西,南北縱列,面向始皇帝陵展開。其中有八座墓葬已經發掘,在陪藏品中,考古學者發現了秦少府工官製作的御物。少府是專門管理王室宮廷的機構,相當於皇室內務部。一般來說,少府製作的物品,屬於皇室用品。這些墓藏中出土的皇室用品,自然使人聯想到這些墓主與皇室宮廷之間,可能會有某種關聯。那麼,這種關聯會是什麼呢?
為了追查這種關聯,我根據考古發掘的報告書,將已經發掘的八座墓葬的材料整理出來,提供給大家如下:
上焦村陪葬墓簡況
第7號墓,墓主為男性,年齡在30歲左右,頭、身、四肢分離。
第10號墓,墓主為男性,年齡在30歲左右,頭、身、手、足骨分離,倒置於槨室頭廂內。
第11號墓,墓主為女性,年齡在30歲左右,骨骼完整,仰身直肢,上下頜骨左右錯動。
第12號墓,墓主為男性,年齡在30歲左右,頭骨置於槨室頭廂蓋上,肋骨及其他骨骼置於頭廂內。
第15號墓,墓主為男性,年齡在30歲左右,頭、身、四肢分離,置於槨室頭廂蓋上,頭骨在槨室外亂土中,頭的右顳骨上插有銅鏃一支。
第16號墓,墓主為男性,年齡在30歲左右,上半身屍骨在槨室內,頭骨在槨室頭廂的蓋上,下肢骨在填土中。
第17號墓,墓主為女性,年齡在20歲左右,頭、身、下肢分離,左腳與脛骨分離,兩臂伸張作趴伏狀。
第18號墓,有銅劍一把,未見人骨。八座墓中,出土七具屍骨,五男二女中,六人身首四肢分離,顯然是被酷刑肢解而死,一人屍骨完整但上下額骨錯位,顯然是被繩索縊死。這種非正常死亡的遺留現場,究竟向我們傳達了古代歷史的什麼信息呢?
著名考古學家袁仲一先生是八座墓葬的發掘者之一。他由這十七座墓葬,聯想到秦二世誅殺諸位公子公主的事情,推斷這十七座墓葬可能是被秦二世所誅殺的公子公主們的墳墓。
根據史書的記載,二世即位以後,命令趙高網羅罪名,將秦公子十二人戮死於咸陽,公主十人矺死於杜縣,財產一律沒收,親近多被株連。戮死,就是殺死後陳屍受辱。矺死,就是分裂肢體而殺之。諸位公子公主非正常死亡的慘狀,與十七座墓葬主人們的零亂遺體情況相當。
根據史書的記載,諸公子和公主被殺的時令,是在二世元年春天,秦歷當在一至三月的寒冷時候,發掘中發現有修墓人烤火的炭跡,文獻和實物互相得到了印證。
根據史書的記載,長子扶蘇接受偽造的遺詔,被賜劍自殺於上郡。第十八號墓只有銅劍一把,未見人骨,可能是他的衣冠冢。文獻和實物不僅有相互的印證,更令人感到神奇而有無窮的回味。
考古發掘,為秦二世屠殺兄弟姐妹的歷史慘案提供了實物的證據。這些實物的證據,似乎在向我們訴說,秦始皇的諸位公子公主,都死於骨肉相殘,他們都是在非正常死亡後單獨埋葬的。由此看來,他們死亡的時候,他們的母親,也就是秦始皇的有子女的後宮們,或許已經過世,或許還在人世間孤獨而悲哀地生活著。至於更詳細的情況,我們無法得到更多的線索。看來,追查第三線索人的這條路,也到此不通了。餘下的線索,只剩下第四線索人——秦始皇的幼子,二世皇帝胡亥和第五線索人——長子扶蘇了。我們先來考察胡亥。
廢長立幼的打算
秦二世胡亥是排名第四的線索人,我們在著手調查他以前,按照慣例,首先提供一份有關線索人的個人材料,請大家過目。
秦二世胡亥履歷表
名字:胡亥
性別:男
生年:秦王政十八年
父親:秦始皇嬴政
母親?
職業:皇帝
死亡:二世三年
胡亥是秦始皇的幼子,生於秦王政十八年。胡亥第一次出現在史書中,是在秦始皇第五次巡遊天下的時候,當時,胡亥二十歲。
秦始皇即位以後,曾經五次巡遊天下。第五次巡遊,從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開始,一直持續到同年七月病死於旅途當中,整整持續了十個月。(按:秦的曆法,以十月為歲首,就是每年第一個月是十月,九月是最後一個月,從十月到七月,在同一年度內,正是十個月。)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在開始他人生的最後一次旅行時,做了一個對未來的歷史有重大影響的決定,就是帶上幼子胡亥同行。那麼,我們為什麼說這個決定對於未來的歷史有重大的影響呢?一句話,這個決定直接牽涉到秦始皇究竟想選擇誰做自己的繼承人的問題。
關於這件事情,史書上只有這麼一句簡單的記載:「三十七年十月癸醜,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這句話是說,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醜這一天,始皇帝開始出行巡遊天下。政府百官分成兩套班子,左丞相李斯帶領一套隨始皇帝同行,右丞相馮去疾帶領另一套留守咸陽。幼子胡亥愛戴父親,請求同行,始皇帝同意了。僅僅由這句話,我們似乎看不出這件事情與秦始皇選擇繼承人的事情之間有什麼關係。但是,如果我們將有關這個決定的兩個背景情況加進來考慮的話,問題就出來了。
第一個背景情況是,這時候的秦始皇已經五十歲了,從他日漸衰弱的身體狀況來看,也許已經是時日無多了,選立繼承人的決定,可以說是刻不容緩的大事。第二個背景情況是,就在一年多以前,秦始皇的長子,皇位第一繼承人扶蘇,因為與秦始皇政見不合,被貶斥出京,打發到上郡的蒙恬軍中出任監軍。從而,秦始皇最終將選定誰做繼承人的事情,成了一樁懸案。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秦始皇有二十多個兒子,他們都是有皇位繼承權的可能接班人。始皇帝這次巡遊天下,長期離京在外,部分百官同行,帝國的重大政務都在旅途中處理,或者在車上,或者在行宮中。毫無疑問,秦始皇的巡遊,連帶著帝國政治中樞的移動,不僅是個人行為,更是重大的政治行動。在如此重大的政治行動中,秦始皇選取胡亥同行,意義就非同尋常了。
這種非同尋常的重大的意義是什麼呢?一,如果從父子之情來看的話,表明瞭秦始皇格外寵愛胡亥的親情;二,如果從皇位繼承的政情上來看的話,則是顯示了秦始皇有意立胡亥為太子的政治意圖。秦始皇有意立胡亥為繼承人的事情,是歷史上被忽略了的問題,實有其事而被視而不見。今天,我將這件事情作為問題提供給大家考慮,並且出示可能的證據。
秦始皇立胡亥為繼承人的考慮,在史書中是有明確的線索可以追尋的。這個明確的線索,有胡亥和蒙毅兩人可以作證。
胡亥即位以後,在趙高和李斯的慫恿下,決定殺害親近扶蘇的大將蒙恬和他的弟弟蒙毅。蒙毅長期侍從在秦始皇身邊,是秦始皇最為信任的親信大臣。他熟悉宮廷內幕,秦始皇帝晚年的心境,他是第一知情人。蒙毅死前,二世曾經派遣御史傳令指責他說:「先帝曾經打算立朕為太子,而你從中作難。如今丞相參劾你不忠,罪當誅滅宗族。朕不忍,賜你一死,也算恩遇有幸,你自己決斷吧。」
蒙毅痛感冤屈,自殺以前為自己申辯說:「如今指責臣下不能得先帝之意,然而,臣下年少就仕宦於先帝,多年蒙恩,幸得信任,直到先帝去世,未曾有所逆迕,可以說是知曉先帝之意了。又指責臣下不知太子之能,然而,先帝巡遊天下,獨有太子跟從,先帝親愛太子之情,遠較諸位公子深厚絕遠,臣下是盡知而無所懷疑。先帝舉用太子,不是一時之轉念而是多年之積慮,臣下何曾敢有過勸諫,何曾敢有過謀慮!臣下決不敢巧飾言辭、強辯奪理以避死,只是擔心事情不實而羞累先帝之令名罷了。懇願使者能夠有所考慮,使臣下死得明白。」
在二世的指責和蒙毅的辯解當中,都提到了晚年的秦始皇曾經打算立胡亥為太子的事情。在蒙毅的話中,更是明確透露出,秦始皇廢長立幼的打算,不是一時的念頭,而是經過數年醞釀的積慮。
看來,秦始皇格外寵愛胡亥,有意立他為太子的事情,應當是可信的事實,那麼,秦始皇為什麼會格外寵愛胡亥呢?
秦始皇為什麼寵愛胡亥?
人性本複雜,人心多變化。歷來論及身居高位的權勢人物,往往專注於政治政略,對於人情人性,多有所忽略。如同始皇帝這樣的權勢人物,他首先是有七情六慾的人。剝去層層外衣的人體,同你我一樣,都是由生帶來由死帶去的赤體;離開權勢利害的心情,同你我一樣,都是天地間常見的兒女親情。就始皇帝與胡亥的關係而言,首先是父子親情。
在家天下的父子繼承體制之下,政情由親情延展生出。帝王的隱私,就是國事的隱情;國家政情的隱秘,常常須要到帝王親情的隱私處去尋求。順著這種思路考察始皇帝之所以格外寵愛胡亥的理由,我們可以舉出三條來。
一、 幼子可愛的人情。
胡亥是始皇帝最小的兒子,他三十一歲生下胡亥之後,大概就沒有生育了,可能身體出了毛病,生殖系統有慢性的炎症或者是機能性障礙。俗話說,幺兒幼子最可愛,年少天真無嫌猜。愛幼的人情,不但平民百姓如此,權勢在手的人,更是如此。身在高位,逼宮搶班的危險,使人不得不有所提防,首當其衝的提防對象,就是最近的繼承人。父子繼承的體制下,長大成人的親骨肉,越是能力強,越是力量大,越是有逼迫的危險,也越是容易成為猜忌的對象。
與此相反,幼子繼承的可能性最小,利害上沒有逼迫的可能,年幼天真,與父親的關係多是難得的真情,不僅沒有嫌猜,常常滋生格外的愛憐。格外的愛憐,生於平民之家,不過是人間的親情;生於君王之家,往往衍生成王位繼承的政情。歷史上,老父愛幼子,廢長立幼的事比比皆是,舉不勝舉,漢高祖劉邦(廢長子劉盈立幼子如意失敗)、漢武帝劉徹(殺長子劉據立幼子劉弗陵)、曹操(一度想廢長子曹丕立幼子曹植,後來放棄)、袁紹(不立長子袁譚立幼子袁尚)、劉表(不立長子劉琦立幼子劉琮)……簡直可以寫一部廢長立幼的專門史。
二、胡亥頑皮直率的天性。
胡亥之所以格外受到父親的寵愛,也出於他可愛的性格。胡亥其人,本來是沒有政治抱負也沒有政治野心的青年,鹵莽而頑皮。《新序》中,留下了這樣一個戰國故事。胡亥還在做王子的時候,始皇帝設酒宴招待群臣,胡亥與諸位兄長一道得到酒食的賞賜,臨席完畢,諸位公子紛紛退席。古人席地而坐,就像現在日本人坐在榻榻米上一樣,入席脫鞋,出來穿上,脫了的鞋都放在門外。胡亥最後一個出來,大概是喝了點酒,又受了宴會高興勁兒的熏染,很有些興奮,看見滿地擺放著各種各樣的鞋子,一時發了猴性,將看起來招眼的鞋,都一一踩上一腳。諸位兄長無不嘆息雲雲。
《新序》是西漢末年的學者劉向所編輯整理的古代故事集,而這種古代故事是司馬遷編撰《史記》的史料之一。這個故事,《史記》中沒有,可能是現有古籍中有關胡亥少年時代的唯一記載。胡亥的諸位兄長,從扶蘇、公子高到公子將閭兄弟,都是比較規矩的人,或許與始皇帝對子女的嚴厲有關,也許與他們母親的管教有關。胡亥與諸位兄長不同,敢鬧事,不時搞點惡作劇。他的這種性格,用貶斥的話來說,是不懂規矩的惡少;用平和的話來說,是調皮搗蛋的頑童。也許,正是因為他個性比較直率莽撞,年紀又最小,才得到了始皇帝格外的喜愛?
三、胡亥沒有政治野心。
前面我們講過,始皇帝突然死於巡遊途中,趙高策劃沙丘之謀,勸誘胡亥銷毀始皇帝的遺詔,取代扶蘇,搶班奪權。這件事情,一開始被胡亥一口回絕。胡亥說:「父皇的安排是當然的事情。明君知悉臣下,明父知悉兒子。父皇去世,不言封賞諸子,我作為兒子沒有多話的餘地。」可謂乾脆利落,毫無戀念政治權力的思緒。
胡亥沒有政治野心的特點,在他做了皇帝以後仍然沒有改變。他即位以後,多次顯露出生命苦短、及時行樂的心理傾向,他曾經感嘆說過:「人生在世,宛若乘坐六馬快車馳過缺隙,轉瞬即逝。」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方才二十歲。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為什麼產生如此超前的人生遲暮感,實在是一個發人深思的事情。我曾經在《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中解釋這件事情說,多年來,胡亥目睹父親一生汲汲於政務,宛若堯王禹帝般勞苦,而當天下偉業大成時,卻面臨病痛的折磨,苦於生命的短暫,到處尋藥求仙,苦苦期求得不到解脫,終於違願逆情,突然撒手葬身於黑暗冷徹的地下。正是這種貼近父親一生真相而早早地生出生命苦短的強烈感受,影響了胡亥的人生觀。
胡亥的人生觀,是追求人生的享受,滿足自然生命的快樂,與政治權力和政治功業完全無緣。也許正是出於這種人生觀,相對於父親輝煌偉大的政績而言,胡亥更多地關注的是父親的生命和健康。他的這種關注,出於他的真情本性,直率而不加掩飾。想來,胡亥的這些特點,對於陷身政治漩渦中心的始皇帝來說,是一種難得的撫慰,或許最能使始皇帝感受到父子間的真情,從而對胡亥生出格外的憐愛來?
(三之二,待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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